浅析文艺电影中的悲剧元素（怎样体现时代环境下的悲剧意蕴）

“家国同构”本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特征，同时又是中国文化心理最核心的构成。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形成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叙事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家国叙事”就是鲜明而深刻的体现。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作者都将自己和国家社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通常以家喻国，书写了无数家国同体的悲歌。

由于清朝末期中国开始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个人与民族的生存成为最大的危机，基本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目光投向挽救民族危亡之上，这个历史时期的家国关系是文学作品中不得不体现的内容。

而晋商题材电视剧是基于家族的商战故事，更突出了家国叙事的特征，通过描写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往事去反映一个社会的变革，所以在晋商剧中的家国叙事不仅有政治内涵，也具有了伦理意义，通常是以一个家庭的代际冲突来反映当时的社会转型。

比如父子之间的权力矛盾，以及女性与男性的冲突。晋商题材电视剧通常以家族的商业竞争和利益纠葛为主线，同时增添了丰富的情感线。

《白银谷》中是康家与秦家是生意上的死敌，出发点是康家父子与杜筠清的感情纠葛；《乔家大院》中讲述乔家与邱家的竞争的同时，还表现了乔致庸、陆玉菡与江雪瑛三人的爱恨情仇。这种矛盾通常在结局中通过三言两语就瓦解冰消。

晋商电视剧的时代背景基本都发生在清末民初，时代背景就已经暗喻了社会悲剧，许多电视剧反映了家庭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展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的不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晋商电视剧中的商业演义充分的展现了这一部分。中国自清王朝政权颠覆之后，一直以西方为目标努力赶超，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民族工商业，从而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种努力在晚清与民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下更像是一场幻想。

在面临外国银行的强势入侵和商帮之间的竞争时，严重依赖清王朝的票号也无力招架，同时清王朝也无法给予他们任何援手。因此，我们看到了在《白银谷》中，虽然拥有了如此开明的觉醒者邱泰基和康三爷，也无法再现晋商辉煌的历史，只能无奈退出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而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就必须要与“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纲领决裂。由此，文艺作品中不仅有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开始描述这种封建的家族制度在革命中摇摇欲坠的现状，同时还塑造了一批敢于与旧的家族制度作抗争的新人们。

革命，作为他们摆脱旧制重获新生的唯一途径。晋商剧中革命话语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在家族秩序的解体上，一般表现为小辈对家族制度的不满，《白银谷》中的康六爷就是这样的形象，受到过西洋文化熏陶的他，无论是康家的家族制度还是经营理念，他都十分厌弃。他与剧中先进文化的代表杜筠清志同道合，最后与妻子出国留学，彻底与这种腐朽的制度告别。

与此同时，家族内部自身的腐朽堕落也加速了家庭的衰败和崩溃。中国传统宗法制度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伦理之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家族秩序就是靠这些伦理道德来维系的。

而子辈新人的反抗冲击了这一套伦理道德体系，这些旧的传统在新事物的出现以及冲击下，虽然负隅顽抗，阻碍了进步的发展，但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必然在历史的进程中谢幕退场。

晋商剧中的悲剧性主要表现为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与毁灭，它暴露了封建礼教制度对人的戕害，同时也批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腐朽，动摇了家族制度的根基，期盼新的制度出现，但这种期盼很快就被民族危机所覆盖，所以自此叙事的重点不再是仅仅批判家族制度，反而以西方文化作为参考，开始挖掘传统家族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同时继续批判家族制度的糟粕，进行创造转化，为救亡图存提供精神思想，成为电视剧新的叙事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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