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梦彤现场版（探索〡傅梦孜一带一路）

Risk assessment and solutions about BR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 Ⅱ)

文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一带一路报道》特聘专家

摘要：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有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即风险评估。从一般意义而言，能否准确评估、有效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与挑战，直接攸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本文从“一带一路”项目特性、总体性风险、具体风险、风险演变与管理几个维度来分析评估，厘清具有代表性的风险因素，用辩证地眼光看待风险，应对风险并化解风险。

Abstract: Risk assessment cannot be overlooked when study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n a general sense, accurate assessment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solutions on risk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are essential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BRI’s characteristics, general and specific risks, and risk evolution and management, identifies the representative risk factors, and provides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those risks and their solutions.

4月26日，在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3号隧道，工人们庆祝隧道贯通（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一、总体性风险与应对

一般风险理论中对于风险的分类有很多种。这里所言的风险具体指“一带一路”相关的总体风险，包括战略风险、整体与长远性风险。

（一）战略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在亚、非、欧几大方向展开。陆海通道构成“一带一路”的骨干性通道，以实现世界主要生产区、资源富集区和高端消费区连成一片。一条是陆上，经中亚、中东欧、中东抵达非洲和欧洲；一条是海上，西线经南海、印度洋抵非洲东部和地中海，东线自南中国海抵太平洋。“一带一路”陆海两大主要方向总体上均处于战略风险密集带。

今天的时代背景显然与以往不同，大国围绕地缘政治地带展开的博弈虽然仍在继续，但博弈方式与性质不同以往，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作为宏大叙事的“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局限，在赋予古代丝绸之路时代内涵的基础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丝路精神有利于推进当前国际合作和促进亚欧非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亚欧大陆陆海结合部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禀赋突出，各国政治、社会、宗教、文化、价值观多元，也是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地带，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最多，也为各方加大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整体性与长远性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性与长远性特点表明，其风险形成也必然具有某种整体性与长远性。对地区、国家或项目进行的具体风险评估，可以逐一展开进行，但仍应从总体上予以把握。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分离主义、民族歧视与偏见、因资源问题导致的利益不平衡和冲突，以及传染病的扩散等等，都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整体与长远的挑战。

因此，由于国家、民族间价值观、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差异，再加之历史、经济甚至自然地理的原因，一些国家间、民族间及民族内部存在着冲突、分裂甚至战争状态，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此类问题可能比较严峻且具有挑战。

10月27日，天津港集团正式开通运营今年第四条“一带一路”新航线 （图 新华社）

二、具体风险评估与应对

相对于总体性风险，具体风险更为多元与复杂。一般而言，对风险与挑战的认定并无定式做法，确定风险类别后，通过风险评估进行。实证方法仍是有效的，可以得到大致结论。量化评估是在实证基础上展开的，目的在于得出尽可能精准的结论。这里主要从实证角度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一般通过设定以下几大模块来进行。

（一）政治层面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风险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进入其国内的外资企业给予的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环境。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政治风险是指中国企业或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在进入对象国市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由于政治与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出现对项目投资、建设或运营不利的结果。政治风险是有范围界定的，其指标设计包括政局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国家制度结构、政党状况等，具体指标也可细分。政治与其他因素总是有关联的，但仍有最主要的指向。如果将其泛化为所有与政治有关联的风险总和，那么，在一个与母国不同的国度，无论对项目投资企业还是政府风险管理来说都是不利的。

（二）经济层面

“一带一路”是一项侧重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的经济工程。基础设施的短缺、产业水平的差异，以及各国都面临改善民生的迫切性等，这些现实构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充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共商共建共享总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一些项目可能面临建设周期延长、项目进展不顺、融资条件变化、资金回收缓慢等情况。这些因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或变化，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的消极影响，构成经济风险之含义。

经济风险的范畴十分广泛，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的风险、金融风险、贸易风险、债务风险等，各类风险还可细分。如金融风险中的汇兑风险、货币风险，以及通胀、税收、股市等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范围展开，各国国情不一、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因此，对沿线国家展开逐一的经济风险评估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三）安全层面

和平、安全的环境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今世界，尽管地区冲突、国家间的资源冲突等此起彼伏，以及现实主义者对于战争发生的判断也不乐观，即“战争仍将以我们过去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演变。目前只是开始阶段，渗透到军事意识之中尚需要时间”，但是，世界和平总体局面仍然可以维系，这为很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发展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没有安全就等于没有一切的角度而言，安全因素在风险评估中的地位趋于上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历史较长，对安全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十分敏感而几乎不予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进行资源开发还是产业合作，不少国家或地区都是发达国家十分敏感而避之不及的地方。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性质，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安全敏感地带。战争隐患、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等方面，可以大致评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安全风险。

中老铁路班纳汉湄公河特大桥 （图 新华社）

（四）社会层面

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社会相对稳定、种族和谐、充满活力、生活富裕等，同时具有主流价值、国家自豪感与向心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历史际遇、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差异较大。“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社会层面的风险与挑战也较大。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社会风险也可能因自身因素触发。企业应持续加大对当地风俗习惯、民情世态的了解与心理认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一带一路”项目顺利推进。

（五）外交层面

外交层面直接涉及对象国本身，也涉及第三方因素。因此，一国外交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与周边及与大国的关系等成为外交层面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评估的主要内容。

中小国家寻求平衡外交是其国家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加上长期秉承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倡导与时俱进的新型外交理念，与中小国家积极发展关系，有利于中小国家摆脱外部单一大国的控制。同时，中国处于积极的外交姿态，也会引发大国警惕及一些小国的担忧。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小国家存在政策的摇摆性及外部第三方的干预，使一些项目建设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从风险角度分析，也构成一种现实性挑战。

（六）实施层面

实施层面的挑战在于人口及人力资源状况、投资环境和腐败等因素。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决定其国内市场的前景，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助于降低建设成本，劳动力质量则可以保障建设的质量，这一点可以通过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和管理培训状况来说明。埃塞俄比亚、菲律宾正在推进工业化，这些国家也都是人口大国，都具有年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变得日益重要。

衡量投资环境的因素很多，它与经济、政治、安全等层面难以完全分开。如通胀率、政局稳定性和国内稳定程度等。在单独评估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主要参考其法律稳定性、税率等，可以通过量化指标体系评估营商环境。在这方面，全球营商指数可以提供某些参考。此外，信息不透明、执法不严，潜规则盛行，决策者、参与者与“裁判”身份的混合，利益集团相互制约，诉讼程序复杂，法庭判断或仲裁过程冗长，判案不公等都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严峻挑战。（未完待续）

来源：《一带一路报道》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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