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典故:宋代科举试策中的三国故事

援引和效法前朝故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突出特点,其表现途径和形式多种多样。宋人喜好“说三分”,在科举试策中讲述三国故事尤为典型。这些被引为先例的三国故事内容广泛,包括魏蜀吴时期的人物、事件、制度、行为、处事原则和施政精神等。科举试策对三国故事的凸显,与两宋君臣借助三国往事旧例以求“论古补今”的经世目的紧密相关。宋代科举试策频频以三国故事命题,并聚焦于人才选用、战争方略、边疆防御等议题,引导和启发应试者“多言时政阙失”,提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案。科举试策中三国故事的关注倾向和意义阐述,映照出两宋士人对现实的关怀与思考,可为我们观察宋代政治文化提供一个新视角。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典故:宋代科举试策中的三国故事(1)

  第一,“其要安在?”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是王朝政务运行和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宋人提出“为治之道,必由于人才”,突出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三国时,诸般英雄杰才辈出。关于这一时期选人用人的故事,成为宋人借鉴的重要历史资源。两宋科考策题以三国时期的人才选用为素材,启发应试者追寻“其要安在”的缘由,以期为现实政治提供经验教训。这是宋人讲述三国故事的重要形式。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自有其制度缘由。将三国有关人才选拔和考核等制度作为素材予以评判,频频出现在两宋科举策题之中。元祐五年(1090)九月八日,哲宗亲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即以曹魏等考课、中正法为命题内容。策题要求考生细致分析,以求“有于今而可以救失”。(《宋会要辑稿》选举11)乾道四年(1168)王十朋任职泉州,其间办官学、建贡院,培养人才。其《策问》以诸葛亮荐马谡“失于知人不明”(《梅溪前集》卷13)为例,引导应试者借此反思现实中人才荐举之弊端,以选拔出有识之士。恪守忠义气节,是士人的道德准则。胡铨的策题根据三国故事谈论士人的忠节观,极力宣扬三国时期荀攸、顾雍、诸葛亮等“以身殉义”之士(《澹庵文集》卷5),旨在借助三国时期的典范来培育宋代应试者的忠节观念。

  呼唤明主识英才是历代读书人的共同心声,刘备三顾茅庐等故事屡屡成为宋代策题的关注点。例如,许景衡向应试者发问:刘备得人“其要安在?”(《许景衡集》卷11)陆九渊亦以此启发应试者思考刘备与诸葛亮“相知之处安在?”(《陆九渊集》卷24)显然,让应试者答出刘备知人善任,是试策设计的初衷所在。策题以刘备任用诸葛亮这一故事发问,应举者也往往以此故事作答。绍兴三年(1133)张嵲应试馆职,就以刘备“得人”的故事再三致意,向策题者表明其已洞察到“其要之故也”。(《紫微集》卷21)以上试策,或关注选才之制,或强调士人的忠节,或期盼识才之主。对宋代科举试策的拟定者而言,挖掘三国故事中选用人才的经验,是其要义所在。

  第二,“其术如何?”两宋时期外患频仍,长期处于“战时”或“战备”状态。三国之时,魏蜀吴政权在纵横捭阖的战争中留下了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深为后世重视。为选拔优秀的战略人才,宋人在科举试策的拟定中常常结合三国时期的战略战术予以命题,这是一个突出现象。作为拟策素材的战略战术,其中包括化解华夷矛盾的怀柔之术、严明军纪的治军之术和强化军事判断的谋断之术等。科举试策中借由三国时期的战争,要求应试者深入分析并评判“其术如何”,将三国故事对宋人的镜鉴意义揭示出来。

  北宋中后期,宋与西夏时战时和,朝野人士多主张以怀柔方式予以化解。这一处理宋夏矛盾的主张,也影响了当时的科考命题。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哲宗御集英殿亲试谢悰:“诸葛之服夷众,威怀禽纵,其术如何?”(《宋会要辑稿》选举11)哲宗要求应试者“悉意以陈”,从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战术中寻求化解华夷矛盾的经验。宋代科举试策也注重从三国故事中寻求治军之术。例如,唐仲友应试馆职,举出诸葛亮屯田时“军民杂处,又无秋毫之犯”等前例(《悦斋文钞》卷2),试图为严明宋代军纪提供借鉴。

  两宋士人科举试策中,还经常将三国军事人才的谋断之术作为讨论的话题。例如,王十朋《别院省试策》称:赤壁之战前,吴人以寡不敌众为忧,张昭“乃劝(孙)权迎之”,试策进而发问:孙权“果从其谋,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国乎?”(《梅溪后集》卷27)体现出王十朋试策拟定中对谋断之术的重视。绍熙初年,周南任职池阳,所拟《月试策问》举出曹操不从司马懿灭蜀之计、曹丕不从刘晔伐吴之计等,引导应试者总结“抚机不断”的后果。(《山房集》卷6)从上所见,宋人策题中津津乐道的三国战争往事,侧重对怀柔、治军和谋断之术的总结,以期从中汲取有资于治的经验教训。

  第三,“形势何据?”宋人之所以喜好“说三分”,深层次原因在于当时有着与三国时期相似的历史境遇。宋朝先后同辽、西夏、金、蒙元等政权对峙,与三国时期的立国形势具有相似之处,这一时期被学者称为“后三国”时代。时至南宋,立国于东南,其疆土多为三国时期吴蜀旧地。时人清晰地意识到“我国家自建炎南渡,事体适与吴、蜀、东晋同”。在相似的政治局势与立国背景下,宋人提出“据形势而争天下,莫如三国之际”的论断,并以此命题,要求应试者从“形势何据”这一角度展开分析,体现出宋人讲述三国故事的现实指向。

  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时期,江淮、荆襄等为枢纽之地。无论在曹魏与蜀、吴联盟的争战中,还是在南宋与金、蒙的对抗中,莫不如此。南宋对金、蒙的防御中,江淮、荆襄、川陕三大战区的布防设计,同样体现出对三国故事的借鉴。因三大战区多属三国时期吴蜀故地,南宋试策中对其地理形势尤为关切。高宗朝时,薛季宣任职武昌期间所拟策题称:吴蜀联盟之所以能抗曹魏,占据的地理形胜起到了关键作用。(《浪语集》卷28)这一基于整体防御角度的认识,与时人所谓“吴蜀相与为唇齿”“吴蜀相应如左右手”等看法如出一辙。试策借由讲述三国故事而对南宋现实边防策略的思考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南宋三大战区中,江淮之地距离都城临安最近。南宋时人的科举试策中,借助魏蜀吴争夺江淮之地的故事,突出对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特殊性的认识。宁宗嘉泰元年(1201)前后,程珌任建康府教授,其所拟《策问江淮形势》援引孙吴政权“无淮”而不敢“目望中原”的前例,进一步询问士子“今独有淮东西尔,可不垂意乎?”(《洺水集》卷5)“可不垂意乎?”这一反问,对宋人边防经略而言是一个重重的警示。荆襄地处南宋三大战区的中间环节,发挥着连接川陕、策应江淮的作用。绍兴三年三月,綦崇礼入翰林院,奉诏起草诏令、策题等。例如,《召试馆职题策》通过分析三国时期荆州“得之奚利,失之奚害”的战略地位,并转向对南宋立国形势“利害所急,何所当务”的思考。(《北海集》卷33)士人试策中,三国“往事”成为南宋“当务”之急的前车之鉴和宝贵经验,具有强烈的现实镜鉴作用。

  要之,两宋时期科举试策对三国故事的讲述,实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关心和回应时代问题的反映。对宋人而言,三国故事是他们应对现实难题的“资源库”。宋人讲述前朝“故事”,始终戴着一副以资于治的“眼镜”。他们讨论着三国时期之事,始终不变的是对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稽之往事,验之当今”。宋人科举试策中的三国故事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和实用原则:在人才选用方面,关注“其要安在?”;在战争方略方面,强调“其术如何?”;在边疆防御方面,注重“形势何据?”有关三国的科举议题,直接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可以说,三国故事既是宋代科举试策的历史素材,也是时人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力论据。科举试策对三国故事的选择和讲述,体现出两宋士人忧心国运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缪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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