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最引人深思的20句话（一部被伟人读了17遍依然值得再读的好书）

毛泽东研读《资治通鉴》17遍后，一针见血指出搞政治离不开历史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言其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宋神宗以其所编之书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赐书名《资治通鉴》。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校长，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符定一亲自面试录取。符定一认定毛泽东是“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特地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毛泽东爱不释手，由此开始奠定他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研习兴趣。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印行的。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毛泽东谈及《资治通鉴》这部书，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谈到《资治通鉴》为什么写政治军事多，经济文化少，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作‘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相砍书”，即写战争之书。也正如毛泽东所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资治通鉴》写了不少大战争场面，如战国时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刘秀与王邑、王寻的新汉昆阳之战，东汉末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东晋苻坚与谢玄等人的淝水之战，等等，记载生动传神，不仅使读者如历其境，如闻其声，更使人在阅读战史中领略战争艺术魅力，寻求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作为举世公认的军事天才，在研读《资治通鉴》记述的这些群雄逐鹿场面时，往往圈圈点点，评点令人惊叹。

毛泽东关于“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的结论，是一个兼具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特质的伟人，对亲身领导几十年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当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味强调“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同意打赣州，毛泽东还是坚决反对。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闽粤两省咽喉，敌军必将死守；赣州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守城敌军虽相对较弱，但其南北都驻扎敌军重兵，利于其支援策应；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攻城，很可能屯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但周恩来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红3军团担任主攻。结果，1.4万红军攻打33天，陈诚部队入城驰援，赣州未破，红军伤亡3000多人,情况万分危急。中革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作为预备队的红5军团，才解了红3军团之围。此役后，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闽西发展。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攻打闽西的龙岩，还率部到长汀给毛泽东做“后卫”。1932年4月10日，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龙岩，10天后攻占福建东南重镇漳州。漳州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张贞第49师大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2架飞机，取得重大胜利。打赣州之败与取漳州之胜的鲜明对比，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毛泽东）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毛泽东无人可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步得到周恩来等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的衷心认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听毛主席指挥就能打胜仗”，成为全军共识。这样，在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当选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此后，在毛泽东统帅和指挥下，我军历经无数次战役战斗，战胜国内外敌人，取得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也充分验证了：毛泽东评点《资治通鉴》所讲的“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的论断，确为千古不刊之论。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不但“叙事有法”，而且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国就是治吏”。对于《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很少有人探及，但毛泽东对此却有独到看法。周威烈王（公元前425—前402年），周考王之子，名午。其继承王位时，周天子的实力已降至中小诸侯水准。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灭掉智伯后，三分晋国，同时请求周天子正式封其为诸侯。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周朝初期便严格奉行的礼义名分等典章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诸侯国各自为政，但周威烈王竟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于二十三年封其为魏、赵、韩三国国君。毛泽东说：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毛泽东还说，“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是赞赏，并据此得出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治通鉴》“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1954年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吴晗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法正，字孝直（公元176-220年），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后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法正其人，很有才气，连大名鼎鼎的诸葛亮都每每称奇他的“智术”；但其心胸狭窄，报复心重。《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说他“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于是有人劝诸葛亮:法正太嚣张了，将军应向刘备汇报，对他加以节制。但诸葛亮却认为，法正在刘备内外交困之时，出谋划策，辅佐刘备，使其自由翱翔，成就大业，不能因这些小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史至此，批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表明他赞同诸葛亮的做法：看人用人要重大节，不必过于看重人才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和其他“小故”。后来，刘备采纳法正之计，乘曹操北返，亲率诸将进军汉中，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平定汉中。其后，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大举伐吴，战败退至白帝城。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用人无数。他总是强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人才不应求全责备。战争年代，林彪是他麾下爱将，23岁任朱毛红军主力红4军军长，但要为他选个军政委却很难。皆因这位“常胜将军”性格古怪，个性十足，听不得批评，从担任红军赫赫有名的第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并未因此嫌弃林彪，而是多方考察，最后选中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又具灵活性的罗荣桓任军政委。罗荣桓老实厚道、宽容忍让，顾全大局，弥补了林彪性格偏狭、难以共事的不足，把红4军锻造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