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航海跟欧洲大航海（为什么明朝主动退出世界航海舞台）

导读：三十年后，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对此很感兴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郑和航海的档案。由于担心皇帝会有再度远航的计划，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悄悄将档案藏了起来，并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左起：郑和，朱棣，姚广孝

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及中外关系上的一场夸张的表演！这场大剧的主角是郑和，幕后导演则是明成祖朱棣。

永乐帝登基后不久，即派宦官作为使节到海外宣诏，鼓励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国家前来与明廷建立关系。朱棣一方面四处征战，冀图以丰功伟业来改变自己“篡位”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还希望各国前来朝贡，营造一种“万国来朝”“四海一家”的盛世景象，烘托自己作为“天下共主”的气势。在他统治期间，他至少派遣过七十五个由宦官率领的使团进行海外探索。郑和下西洋，是朱棣信用宦官的体现，更是积极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人们有更直接的解释。人们说，朱棣派遣亲信宦官郑和多次远下西洋，真实的动机是要到海外寻找建文帝。据说 1402 年朱棣夺取皇位后，建文帝朱允炆并没有死，而是潜逃出宫了。为此，朱棣即位后，从永乐五年（1407 年）便派胡濙借寻访道人张三丰的名义，四处探寻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郑和传》似乎相信这种说法，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不过，《明史》的纂修者并没有完全局限于这样一种解释，还添了一句：“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著名的东南亚史家王赓武先生说：“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理由足以解释明朝何以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此类远征。寻找宝藏、炫耀实力与财富、希望了解帖木儿和亚洲极西地区的蒙古人在做什么、扩大朝贡体系、永乐个人的虚荣自大和对荣誉的贪求、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和政治事态，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导致永乐做出此项决定的原因。”这些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在政治和外交上，招徕各国前来朝贡；二、在经济上，重新打开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通道。

永乐二十年（1422 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此时， 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通常无益的物品耗费了巨额的金钱。两年后，永乐皇帝朱棣在出征蒙古回师的途中病逝于榆木川。继位的洪熙皇帝朱高炽对远洋航行没有兴趣，命令停止远航，并且将郑和安置在南京。郑和在南京提督南京城外大报恩寺的修筑工作。

1430 年，宣德皇帝朱瞻基决定第七次派郑和下西洋。1433 年，第七次远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中国。然而，关于此时郑和是否还活着却是一个谜，因为据说郑和在当年航海途中逝世于印度的古里。然而，郑和的逝去，却似乎标志着明初大航海时代的结束。由于文官们的强烈反对，以及宣德皇帝于宣德十年（1435年）逝世，整个明朝帝国对于海洋的热情迅速消退，远航的计划从此被取消了。

三十年后，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很感兴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郑和航海的档案。由于担心皇帝会有再度远航的计划，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悄悄将档案藏了起来，并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这一说法只见于严从简写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录》，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学者们对刘大夏是否真的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表示怀疑。然而，在儒家保守主义日益占据上风的明代中晚期，昔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成了被儒家士大夫批评的“弊政”，大约是事实。

亨利王子以国家名义持续性地鼓励航海事业

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此时，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1394—1460年）做出了撇开地中海、面向大西洋的海洋探险计划，尽管他的船队只能在非洲西海岸——西撒哈拉的博哈多尔角附近逡巡，但寻找印度和试图进入印度洋的决心却没有动摇。然而，此时明帝国却从印度洋领域完全退出了。

对明朝的人来说，郑和远航也扩展了他们的地理知识。跟随郑和远航的随从人员马欢和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载了所经历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增加了中国人民对它们的了解，丰富了人们的地理及航海天文知识。郑和所用的航海图原本虽然早已失传，然而明人依据郑和下西洋的路径，绘制了二十四页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保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之中。为此，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感叹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

1905 年，梁启超先生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盛赞郑和是与哥伦布、达 • 伽马并时而兴的“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

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郑和的船队“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郑和远航停止以后，有着许多优点的“中国帆船”，从此“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而且，由于明朝政府禁止民间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中国的商船已在多年之前停止了对苏门答腊以西的贸易。明朝政府在向海洋迈出一大步后，退了回来。

郑和下西洋之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朝贡贸易衰落了，海禁政策抬头。僵化的朝贡贸易体系，已不足以应对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需求了。私人海外贸易却因此受到刺激而繁盛起来了，海外移民的热潮也兴起了。万历时代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引用嘉靖《广东通志》的话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从这条记载来看，明朝人确实认为16世纪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受惠于永乐初年的“遣使四出”。

和平使者郑和受到海外热情款待

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在16 世纪到达亚洲，东西方的经济圈就此接轨，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即将来临。1573 年，第一艘满载白银用以交换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来到马尼拉。中国的生丝、瓷器等商品，经由澳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中转港，运往欧洲，而欧洲殖民者从美洲掠夺到的大量白银，由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到马尼拉，陆续流入中国。由今天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尔普尔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到中国的澳门，构成了16 、17世纪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美国学者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 世纪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但是，富庶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评价彭慕兰《大分流》时说：“18 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是，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与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