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是哪一天（197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

公元9世纪埃塞俄比亚就闹过饥荒，1540年至1742年，发生过10次大规模的饥荒。发生于1972-1973年的大饥荒，直接造成20万人死亡。

1971—1972年的雨季相当反常，1972年中的主要雨季雨量过少，1973年春的雨季中几乎是滴雨末落，这给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尤其是沃洛省带来了严重的干旱，对低地地区的影响更具灾难性。沃洛省和东北部的干旱直到1973年雨季才结束，但较南部地区的旱情仍在进一步发展。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农作物生长主要依赖雨季，因而东北部地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很早就露出端倪，其原因很明显，即1972年的主要雨季少雨和1972年12月的农作物减产，这两项共同造成了这次饥荒。

毫无疑问，到1972年末，危机的迹象开始显露出来。1972年12月，来自沃洛省的1000多难民受到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的鼎力相助；此时，这些难民已经到达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1973年初，位于沃洛省一段两侧的东北高速公路出现了大量拦车乞求食物的难民。

1973年3月，一个由1500人组成的农民队伍被警察从其前往亚的斯亚贝巴的途中拦回。1972年11月，农业部在当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严重警告，但官方却固执地认为这场饥荒不会那么早到来。事实上，政府本来可以在早期阶段中减轻饥荒的严重程度。虽然当地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瑞典资助的埃塞俄比亚营养机构在反饥荒行动的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国际组织也没能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一次严重的饥荒——因此没有及时采取适当的救援措施。

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沃洛省是这次饥荒受打击最严重的省份，此外，饥荒还影响到了更北部的提格雷省以及该国的其他地区，如哈勒尔盖省饥荒在1973年达到了最高峰，但灾情于此年末已有明显恢复的迹象。提格雷省和更北面的其他省份的情况基本与此相似。但是，哈勒尔盖省直到1974年饥荒才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实际上发生了2次饥荒，第一次发生在1972-1973年，其中心在东北部，尤其是沃洛省；第二次发生在1973-1974年，主要影响较南边的哈勒尔盖省。1973年的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主要发生在沃洛省。

在1973-1975年这一时期，各省受影响的人口比例分别为：沃洛省41%，提格雷省17%，哈勒尔盖省8%，施瓦省2.6%，格穆戈法省0.8%，其他忽略不计。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建立难民营是当地所采取的唯一援救行动。主要是由地方城市委员会组织，并主要依赖于地方发展委员会官员和公共卫生工作者所做出的无私努力。关于难民营过分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和不重视疾病防治的报告更是令人震惊，但在问题众多、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1973年8月，饥饿危机达到高峰，“6万多人挤在本来只能容纳2万人的难民营中，同时还有更多的人涌入城市”。两个月之后，当国际援助大规模抵达时，饥饿危机的高峰期已经过去，难民营中的人数已经减少到1.5万人。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无不在告诉我们，这次饥荒对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1876年中国大饥荒

1877年一场特大旱灾降临中国华北大地。此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广、后果异常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和1878年两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学界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于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干旱的预兆，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发生的迹象，一直持续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1877年（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更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出现蝗、雹、疫等灾情。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直隶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1876年就有181个县受灾，1877年为274个县，1878年达285个县。

这次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要数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的旱灾，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区的水旱灾害和广东、福建的水灾，而南方其他地区和长城以北却获得了较好收成。在这连续三年的大灾荒里，受到天灾严重袭击的饥民达二亿，已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当时清朝人口据估计在四亿左右）。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数量在一千万左右，从重灾区逃荒外地的人数达到二千万以上。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万居民中，死亡五百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

中国古代史书中，对较大灾荒总是有“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描绘。“丁戊奇荒”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腐败反动的清王朝统治下，灾情更为严重，灾区一片凄惨景象。

以京师及河北地区为例，两省都因旱情加重而导致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天津以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瞬间残存的庄稼已被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遭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这一年，据史书记载：“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往年的三成。持续不断的灾害，痛苦似乎看不到尽头。

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奇灾，古所未见。”

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农户蓄藏一空，愈来愈多的灾民被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延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

随着旱情的蔓延，食物越来越少，“人食人”的惨剧随之发生。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活人吃死人，把老人或孩子活活杀掉吃的……无情旱魔，已经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至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只有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此时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在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人在天灾中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过程中倒地而亡。“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杀伤力极大的瘟疫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隶、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上天眷恋地降下甘霖，干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重新滋润，四处泛起了绿意。终于，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宣告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悄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更重要的是地震所波及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丁戊奇荒”因为瘟疫和地震而将人世间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遭受旱灾的州县，山东有222个，山西402个，直隶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灾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近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

晚清的这场特大旱灾，堪称清朝甚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中华民族在这场灾难中经受住了考验与磨练，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显示了无比坚强的勇气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