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四月危机（毛泽东与四月危机）

1950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广大私营工商业者因此产生了恐慌心理和消极情绪，民主人士也慨叹人心丧失这种状况，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四月危机”，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毛泽东与四月危机?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毛泽东与四月危机

1950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广大私营工商业者因此产生了恐慌心理和消极情绪，民主人士也慨叹人心丧失。这种状况，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四月危机”。

困难面前，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政治和经济双管齐下、生产（供给侧）和消费（需求侧）密切联动的方法，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历史证明，毛泽东指导解决危机的格局、逻辑和做法，直接影响了人民共和国以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进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来者应该具有这样的历史观。

（一）“四月危机”爆发的原因

政治原因。首先是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上有偏差。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内部分干部骄傲自满，宣称要与民（资产阶级）争利，扬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忘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忘记了民族资产阶级仍是团结对象的定位，排斥和挤垮私营工商业的“左”的想法抬头、做法频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歧视（民主人士出身的官员作用有限）。其次是部分工人以翻身解放的国家主人自居，提出较多过高要求（提高工资标准、减少工作时间）或采取过火行动（上海就发生了工人包围经理厂长、破门强入资本家住宅的事件）。

经济原因。首先，前期稳定金融和物价的政策暴露了也停止了社会上的虚假购买能力。其次，长期战争致使民生艰难，民生凋敝，人民购买能力降低。再次，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许多出口商品失去了国际市场，奢侈性商品也不符合人民大众的消费层次和消费能力，国内市场也有限。最后，新中国的税收制度不完善，征税过重。征引《陈云传》的数据以为佐证：

“中财委提出的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中，公粮收入（农业税）虽仍占第一位，占全部收入的41.4%；但工商税已经明显增加，占全部收入的38.9%，提高到第二位，仅次于公粮收入。”

“1950年的国家决算中，城市税收占总收入的45.8%，已超过公粮而在财政收入中居第一位；公粮占总收入的29.3%，降为第二位。”

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城市税收之重的确是历史事实。因此，这种情况不可持续。激活农村消费大市场，提高农民消费能力，进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才是发展经济的长久之策。

（二）“四月危机”的解决路径

人民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大方向，一是物价必须要稳住（绝不能重演国民政府物价飞涨之恶政）；二是要减轻税收、发展生产。少征税与稳物价之间如何做到对立统一就成为了考验毛泽东等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的必答题。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大格局和大逻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这样论述：

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首先，推进土地改革的完成。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法有序推进涉及亿万人民利益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既减轻了地租支出，又在劳动积极性空前激发的加持下，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一减一加之间，农民的购买能力随之提高。有数据为证：

“全国农民增加的需求潜力合计620亿斤小米，比原来（400亿斤）提高了155%。”

因此，农村这个规模巨大的原料和消费市场被培育起来了，一方面可以充分实现与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换，打破原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状态，促进城乡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与城市互动中，有效加强工农联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其次，合理调整工商业。强调干部要从政治高度执行《共同纲领》，要做到公私合作，各得其所。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要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同时针对经营确实有困难的工厂企业，还在上海尝试由国家提供原料、收购厂家商品的做法。这实际上就为后面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了“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先河，经济和政治作用、现实和历史意义都十分巨大。有史料为证：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增加11.9%，零售商品总额增加36.6%……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三）历史的经验

用大历史的视野，理性解读“四月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解决的路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导解决危机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着眼于从政治规则的角度思考经济热点问题，从需求侧（藏富于民和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和供给侧（市场主体公平合法经营和治理无序竞争等）两个方面入手破解经济困局，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进步一边的必然选择。读史者，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