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的内涵是真实和信任（话语权与话语权评价解析）

话语权与话语权评价解析

作 者：

赵蓉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博士，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教授；张晓曦（通信作者），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生；刘卓著，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朱伟杰，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要：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尽管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但几乎很少有佛教学者敢于正面直视“经济问题”，造成了诸多的误读。星云大师以其几十年的弘法体验，向公众“开示”佛教的“财富课”，对现代经济学而言既是一种纠偏，也是一种超越。星云大师从“经世济民”的高度综合地看待经济问题，用“圣财”、“净财”来界定财富，用“因果法则”来指导“经商伦理”，并用“惜福”、“环保”来理财，不仅涵盖了富兰克林提出的“赚钱格言”，而且颠覆了“韦伯难题”。也许人们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佛教经济学”，但对于佛教的财富观念、生财、理财之道，当一定不敢轻视。

“话语权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专题导言

当前国际形势下，话语权代表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世界大国博弈的重要利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实力。因此，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对话语权评价进行研究在当今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赵蓉英教授，依托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国话语权的评价科学理论、方法与应用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ZDA325)，对话语权、网络话语权、专利权人话语权的内涵、特点、评价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其中，《话语权与话语权评价解析》以“话语权”和“话语权评价”为研究对象，从概念解析、特征分析、类型划分和评价指标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并以学术话语权为例构建了话语权评价指标框架。《网络话语权评价理论框架构建》以网络话语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网络话语权的内涵、产生机制、特点，从指标要素、研究框架、评价原则等方面对网络话语权评价进行研究。《网络安全领域专利权人话语权评价：框架与模型》解析了专利权人话语权的内涵和主要构成要素，依据专利计量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专利权人话语权评价体系。《基于ATM模型的专利权人话语权评价研究——以网络安全领域为例》使用ATM模型对专利权人进行主题分类，验证了该评价方法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专题主持人：赵蓉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仍有待提高。”[1]因此，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当今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话语权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当今时代国际形势下不同领域内的一种话语或权力之争，话语权是当今世界大国博弈的重要利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领域内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实力所产生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使用了“话语权”的概念。随后针对这一议题，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中国话语权的认识和建设提供了参考。张传泉[2]从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和建设路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了增强综合国力、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开展话语权外交活动4个扩大中国话语权的路径选择。陈曙光[3]提出了中国话语目前的问题、构建以及愿景，并将现代化构建和中国话语相结合，总结了现代性话语的中国贡献[4]。殷文贵等[5]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话语权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逻辑和提升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然而，现有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话语权的政治意义和提出提升建议，却缺少话语权的整体认知和实践依据，以及对话语权评价体系的构建。为了弥补现有话语权研究中对话语权认识和实践理论的不足，本文立足于话语权的概念、特性、类型的解析，构建话语权的整体认知框架，并在话语权产生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信息计量学和评价理念，提出话语权的评价指标框架，为话语权的评价和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1 话语权的内涵解析

1.1 话语

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也是一种话语的冲突。”话语是行为主体发出的语言，在社会环境中起着传递信息的重要功能。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话语逐渐具有了多样的功能，如表达情感、陈述观点等。而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交流的壁垒被打破，国别、种族、语言已经不再是人们互相表达的障碍，话语发生的主体越来越多，辐射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愈渐复杂。话语之间除了对等的交流之外，还有倾轧、遮蔽、覆盖、掩饰等消极作用，从而形成了话语霸权。因此，话语也逐渐超出了语言学上的概念，成为了一种权力的代表，具有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从静态的角度而言，话语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6]。卢永欣[7]认为“话语”是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行动者的语言，也是社会现实和社会秩序的产生、维持和再现的主要媒介，理解话语是理解语言的政治社会学。而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话语”是特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人们运用语言及其他手段和渠道所进行的具有某种目的和效果的社会交往活动[8]。

除了语言学上的概念，“话语”还涉及其他学科。高玉[9]采用思想史的方式来追溯“话语”作为概念的内涵，分别考察了福柯、巴赫金、哈贝马斯、海登·怀特等不同领域学者关于“话语”的观点及其理论基础。本文将摘取代表观点进行叙述。福柯[10]指出：“话语是间断的、偶然的和有形的特殊事件”。话语的本质是社会事件，诞生于社会实践，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话语，作为特殊的实践，又将这些规则现时化”。福柯不是在语言学上，而是在思想和哲学的意义上谈论话语，或者说，他的话语是一个思想史范畴或方法，而不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与福柯同时期的学者巴赫金[11]认为，形式和内容在语言中得到统一，而这个语言应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所活动的一切方面及其一切要素，从声音形象直至极为抽象的意义层次，都是社会性的。对于巴赫金来说，话语不同于语言，两者可以是同一对象，但内涵不同，思想基础不同，认为语言是传统语言学的对象，而话语则是社会科学的对象。历史学家怀特[12]则指出：“在现实主义话语如同在想象话语中一样，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这种语言内容必须被看作与其他的(事实的、概念的、类属的)内容一样，构成了整个话语的总体内容”。

从信息计量学的角度来说，话语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信息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和运动状态的表现形式[13]，而话语是社会意识的展现和表达方式，换言之是社会意识的存在和运动的表现。信息化的话语理解可以使得话语成为可量化的存在，为话语和话语权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供实证的空间。

综上所述，话语的发生由来已久，其概念却涉及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信息计量学等领域。对话语的认识和定义不同，就会引起对某一领域的重新认知。然而，不论话语的概念属于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哪个范畴，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意识产生关联，在这一点上的共同认识是话语权概念形成的基础。因此，从定性的角度说，话语是社会意识的映射；从定量的角度说，话语是一种信息。

1.2 权力

“权力”是话语权的内核，关于权力定义的讨论历来也是争论不休。赵全军等[14]从能力、工具、结构、关系4个角度梳理了不同学者对权力的解释，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权力”不仅仅是社会机构的权威与控制的单一内涵，从不同的角度，“权力”的含义也就不同。从权力的本源来看，权力是一种能力或力量，这种权力的主体可以是个人或主体。从权力的作用来看，权力也是工具。从上对下，权力是统治的策略与方式；从下对上，权力是人们表达诉求的出发点。从权力的构成来看，权力具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此权力是一种结构属性。从权力的交互作用来看，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个体都可以支配与被支配。综上所述，本文将权力定义为一种维系社会结构的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力，这种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关系称作权力网络。

1.3 话语权

话语权从字面结构来看，是“话语”和“权”的结合。这里的“权”有两个含义，“权”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权力。话语权意味着一种主体的权利，即资格或自由。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意志自由表达的权利，为个人意见的表达与传播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使个人或群体都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权利是与生俱来的，由此赋予了话语权一种自然属性，即任何个体都有表达话语的自由。而话语权的“权力”意义由于话语本身包含着特定的社会意识，话语主体对话语受众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从而对社会行为主体形成压力，这种影响力是建立在社会规约和意识氛围里的，因此“权力”可以说是“话语权”的社会属性。话语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表示了我们每一个社会客体都具有表达观点、影响他方的权利，但同时也不断接受着来自其他个人、机构、国家等话语的影响，构成了话语权内部的双方互动的过程。

权利是话语权的基础，权力是话语权的核心。权利保证了每个社会主体拥有话语权，而权力决定了社会主体话语权的大小。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话语是权力的外衣，权力是话语的内核[15]。权力只有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重要载体[16]。权力产生话语，话语实现权力的运作，话语存在之处也存在权力。因此，社会可以说是话语的社会，更是权力的社会[17]。由此，话语和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话语是权力的映射，而权力通过话语不断加强。谁掌控了话语，就意味着谁有资格和能力说话，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掌握了话语主动权的一方，也就必然在影响力上处于上风地位，其就能支配、影响和左右处境不利的其他方[18]。这就是本文所认为的“话语权”的内涵。由此，可以界定话语权的定义：话语权是社会主体利用话语的形式来传播和引导其影响广度和深度的能力。图1为话语权含义解构图。

图1 话语权解构图

2 话语权的特性解析

2.1 话语权的产生过程

话语权的特性需要从话语权的产生过程进行分析，本文依据哈罗德·拉斯维尔[19]提出的“5W”传播模式对话语权的产生过程进行解析，具体如图2所示。话语权的生成主要包含了5个要素，即话语权主体、话语内容及载体、话语传播媒介、话语权客体、话语权实施效果。这5个要素分别对应哈罗德·拉斯维尔提出的“5W”，即话语生产者(Who)、话语的内容(What)、话语的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话语的受众(Whom)、话语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效果(What Effect)。话语权的产生过程其实是从话语的产生、传播到对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形成影响的过程，话语通过一定的载体和传播渠道将其思想使受众可以接收并接受。根据话语权的构成要素，话语的特性可划分为主体性、传播性、影响性和引导性。

图2 话语权产生过程图

2.2 话语权的特性

分析以上话语权产生过程可以发现话语权具有以下4个特性。

1)主体性。话语权具有主体性。主体性本身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个人看法以及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20]。而话语权的主体性就是指话语是主体发出的行为，话语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产生作用的能动性。因此，主体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话语权的拥有者必须是有着主体意识的存在；二是主体具有产生话语、拥有话语权的能力。

2)传播性。话语权具有传播性，因为话语权的产生必定会伴随着话语传播的过程。话语权的传播性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话语权的产生一定会伴随着传播行为的发生，不论是讲话、宣言、会议、文字表述，话语这一行为的发生会伴随着传播同步发生。第二，话语权发生作用的过程需要借助传播工具和传播平台。因为话语是个人、民族或国家的意识的映射，具有树立权威、构建话语阵地的意图。而为了实现这一意图，话语必须借助工具和手段来更远更广的影响和辐射话语范围，因此话语权也具有传播性这个特点。

3)影响性。话语权具有影响性。影响性是话语权主体对话语客体的影响，表现为客体在接收主体话语后产生思想或内容上的改变。但是话语权的影响是一种非强制的作用力。不同于来自政府、国家通过法律、政策、军事、外交等手段施加影响的世俗权力，话语权力则是以传播、扩散的方式发生效力的。换言之，话语权对受众的影响不是通过规则来实现，而是通过话语受众的自我接收来实现。

4)引导性。话语权具有引导性。引导性是话语权主体对某个领域发展方向的引导能力，表现为话语权主体自身的实力和权威。值得注意的是，引导性是由于话语主体的影响而产生的客体对主体的积极反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引导性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效用。引导作用具有正向性和负向性，正向性即主体对客体的影响能够使得客体在支持、追随、模仿话语主体的过程中对客体及其他主体产生积极作用，而负向性即主体对客体的影响能够使得客体在支持、追随、模仿话语主体的过程中对客体及其他主体产生消极作用。

3 话语权的类型解析

话语权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有着不同的类型，话语权的类型可按照话语主体分类，也可按照话语领域分类，还可按照话语媒介分类。现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将话语权的类型阐述如下。

3.1 按照话语主体划分

话语权可按照话语主体具体划分为个人话语权、机构话语权、国家话语权。

1)个人话语权。个人话语权指的是以人或群体为主体的话语权。邓浩[21]认为博客的出现为个人获得平等的话语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总结了博客个人话语权实现的流程、制约话语权实现的因素和滥用个人博客话语权的监管。马永双等[22]则聚焦于教师群体的话语权，认为教师话语权在教育改革中弥近消释，对此分析了教师话语权缺失的表现和重塑教师话语权的方法与路径。张睿[23]对辅导员的话语权弱化的困境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高校辅导员话语弱化的表现，提出了应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理性层面以及互动层面重塑辅导员话语权。吴前进[24]以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为视角，探讨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海外华人学者在国际舆论界、学界涉华议题中的话语内容、作用及其局限。

2)机构话语权。机构话语权指的是以机构为主体的话语权。霍星明等[25]提出了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下的图书馆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并勾勒出图书馆话语的三条生成路径。李蜜[26]研究了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机构性话语，提出以高校为代表的机构话语可以借助多模态话语策略构建身份、提升形象和获取话语权。

3)国家话语权。国家话语权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话语权。左凤荣等[27]研究和总结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认为谋求国际话语权需要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并通过有效的手段传播话语，把舆论性话语转变成制度性话语。王秋雯[28]认为国际竞争规则的区域化演进有利于西方大国竞争法制的单项输出。中国需要在引领国际竞争规则体系重塑的进程中，扭转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的问题，矫正现有国际竞争规则的异化，以增进消费者福利为导向，以兼顾不同国家发展程度的“国家承诺”为进路，以国内法治和国际规则的“共益性法治互动”为立场，在国际竞争规则重塑的进程中凸显话语权、发挥领导力。

3.2 按照话语领域划分

话语权可按照领域具体划分为学术话语权、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文化话语权。

1)学术话语权。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交流中拥有学术成果或学术资源的学术主体，通过各种话语表达形式对外传播其学术成果所产生的足以影响乃至引领其他行为体认识和行动的能力。学术话语主体包括学者、学科、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学术媒体、学术机构，等等。在学术期刊话语权研究方面，王旭[29]依据评价科学理论、话语权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按照“理论、方法与应用”的思路，对学术期刊话语权评价理论框架进行建构研究，并提出从多维度、多要素、多指标、多方法融合评价学术期刊话语权的设想。在学科话语权研究方面，李莹[30]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讨论了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社会学在政策话语体系建设和政策研究话语权所需要逾越的障碍。金星霖等[31]通过对2008-2018年教育学综合类CSSCI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揭示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学术话语权现状及发展趋势。在国家学术话语权研究方面，胡兴华[32]认为自主建构学术话语体系，反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是学术共同体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从高校社科学报的角度提出了4条构建我国学术话语权的路径。

2)政治话语权。政治话语权指的是话语主体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以社会阶层作为权力主体，金太军等[33]认为政治话语权影响经济的增长和收益，强调政府要实现长效社会稳定需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自由平等协商的制度，实现政治话语权在阶层之间的均衡配置，并以国家作为政治权力主体，政治话语权对特定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发展制度、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做出规定性说明的能力与资格，及对国际政治秩序、标准、规则、时代主题的历史叙事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力。韩雪晴[34]从类型学角度对制度性话语权加以解构，并从来源与作用、内容与属性、功能和结构3个角度对制度性话语权进行了类型划分。

3)经济话语权。经济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在经济领域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李琳等[35]对经济话语进行了定义，认为经济话语是经济活动中用于提出经济主张、表达经济思想、促进经济交流、沟通经济信息、增强经济话语权的话语体系，并论证了加强经济话语研究、增强经济话语能力、提升国家经济话语权的必要性。陈启清[36]梳理了西方国家以经济实力和西方经济学为基础构建了经济话语权的历史，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超越西方经济学的优越性，并能够引领中国经济话语权的复兴。

4)文化话语权。文化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地位，也是“软实力”的表现。根据社会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而衍生出了多种话语权。骆郁廷等[37]认为在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文化话语权凸显出重要的时代价值，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文化话语权包括文化话语的创造权、文化话语的表达权、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文化议题的设置权以及文化发展的主导权。谢清果[38]则从话语内容层面、话语的言说主体层面、传播渠道层面3个维度提出了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方法。

3.3 按照话语媒介划分

话语权按照传播媒介来划分可以分为传统媒体话语权和网络话语权。

1)传统媒体话语权。传统媒体话语权指的是以新闻、广播、报刊、书籍等传统媒体来传播话语权的话语权种类。传统媒体话语权的特点是由传播媒介的特点决定的。受制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传统媒体话语权的特点是构建主体以机构为主、影响范围受地域影响、影响效率较低等。传统媒体在信息时代仍然发挥着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然而受网络信息的冲击，传统媒体的发展和话语权建设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张爱军等[39]发现后真相时代新闻业面临着一种困境，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以及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被一定程度地消解，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接收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薄弱。新闻业公信力的重塑有赖于主流媒体的引导，主流媒体如何在后真相时代书写新闻以增强主流媒体的权威话语权、构建媒体公信力、增益信息传播环境是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张立新[40]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新媒体的繁荣和媒体融合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垄断，传统媒体面临着话语权被颠覆的危机，因此提出了传统媒体话语权重构的4条路径。杨扬[41]认为从传统媒体角度来看，媒体融合既带来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只有树立互联网思维，主动创新，一方面继续保持传统媒体在权威性、公信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借鉴新媒体在时效性、亲民性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输出优质新闻内容，才能巩固和提升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话语权。

2)网络话语权。网络话语权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平台来传播和建立话语权的话语权种类。与传统话语权不同的是，网络话语权的构建主体更加多元，可以是个人、机构、国家；网络话语权的影响范围更广，因为其传播的对象突破了地域的界限，话语环境更加复杂；网络话语权的传播更快，这一点是由信息技术决定的，互联网技术使得每个个体的言语能够以分秒之内传播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地。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新时代，通过网络传播话语已成为一种普遍和便捷的方式，网络话语权成为新的话语权种类。徐东[42]研究了网络环境下话语权的产生，并定义网络话语权为以网络为平台，对现实世界产生强制的话语权。赵云泽等[43]通过社会分层理论探索了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阶层结构。毛旻铮等[44]对网络话语权的含义、特点、性质进行了研究，并细致分析了网络话语权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魏晓文等[45]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话语权的视角，探讨了建构和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话语权的策略。

4 话语权的评价解析

为响应国家的顶层设计，如何提高国家国际话语权已经是当下学术界及各类智库的重点研究内容。然而，要想提高话语权，关键是要明确如何衡量话语权，所以话语权的评价在提高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只有明确了话语权的评价科学理论、方法，才能科学、客观地衡量话语权，才能进一步得知从何处着手提高话语权。

在信息化的时代中，话语权从产生、传播到发挥影响作用的整个过程通常都会以某种信息化的载体呈现，例如学术话语权在产生时会以学术成果为载体呈现，经济话语权会以货币信息为载体呈现。话语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对话语权的评价需要将话语权量化，使话语权以某种可计量的信息状态呈现。信息计量学是采用定量方法来描述和研究信息的现象、过程和规律的一门学科[46]，而对话语权在信息数量上的评价则需要根据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评价的理论方法进行定量研究。

构建话语权的评价科学理论首先要明确评价对象，本文首先从话语权的产生过程入手，结合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讨论话语权产生过程中的每个构成要素，话语权的产生过程包含了5个构成要素，即话语权主体、话语内容及载体、话语传播媒介、话语权客体、话语权实施效果。这5个要素对应话语权的主体性、引导性、传播性和影响性4个特性；其次根据话语权特性构建话语权的评价指标体系，话语权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设计要能合理科学的体现其特性，由于主体性是一个定性概念，话语权应针对话语权传播性、影响性和引导性3个特性进行评价，结合信息计量学和评价理念，将话语权的3个特性对应3个“力”建立话语权评价的一级指标，引导性对应引导力，传播性对应传播力，影响性对应影响力；最后对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进行解析，建立其对应的二级指标，构建话语权的指标体系，为话语权的评价和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4.1 传播力

话语权的传播力是话语权通过传播渠道所达到的传播效力，即传播的范围越广、受众越多，话语权的传播力越强。传播力的评价有3个二级指标：一是传播平台的类型和规模，不同的传播平台面对和服务的对象不同，所载的资源数量不同，平台活跃度不同，传播效力就会不同。二是传播的效率，不同的传播工具也会导致传播力的参差，传播工具的传播速度越快，传播力越强。三是传播受众的数量，这是传播力最直接的表现，受众越多，传播力越强。

以学术话语权评价为例，传播平台的类型与规模，表现为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学术传播平台的资源及数量、用户人数等。传播效率表现为学术主体利用的传播工具的传播速度，如发文周期。传播受众的数量表现为学术主体被查阅的数量，如下载量等。

4.2 影响力

话语权的影响力是话语权主体通过话语内容对客体行为的作用力，作用力越大，影响力就越强。影响力有两个二级指标：一是主体对客体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表现为客体在主体影响下做出某一行为的频率，频率越高，影响力越大。二是主体的合作幅度、强度，合作是推动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合作幅度和强度越高，影响力越大。

以学术话语权评价为例，学术影响可以用学术论著的被引用频次表示，如被引用数量、影响因子等。学术合作表现为学术主体的学术交流广度、频次、效果等，如合作机构、学者数量、合作论文数量、合作项目数量等。

4.3 引导力

话语权的引导力是话语主体引导一个领域发展的能力，能力越大，引导力就越大。引导力有两个二级指标：一是主体的权威，由于社会对主体等级和能力分级的客观存在，不同的主体具有大小不一的引导力，等级和头衔越高，引导力越大。二是主体具有的实力，实力代表了主体的专业能力，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主体的引导力，实力越大，引导力越大。

以学术话语权评价为例，权威表现为学术主体的学术等级，如学术地位、职称、头衔等。学术实力表现为学术主体的学术能力，如学术成果数量等。学术话语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5 结束语 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新兴媒体作用，进一步提升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为响应话语权构建的需求，本文首先对话语权进行解析，从思想史的角度分别解析了“话语”和“权力”的概念与内涵，最终确定话语权的含义；其次结合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对话语权的产生过程进行分析，将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分为话语权主体、话语内容及载体、话语传播媒介、话语权客体、话语权实施效果；再次从话语权产生过程探讨了话语权的特性，根据话语权产生的前提得出话语权具有主体性的特性，结合话语权的产生过程，得出了话语权的传播性、影响性和引导性；然后从3个维度分析了“话语权”的类型，根据话语主体维度将话语权分为个人话语权、机构话语权、国家话语权3种类型，根据话语媒介维度将话语权分为传统媒体话语权和网络话语权两种类型，根据话语领域维度将话语权划分为学术话语权、政治话语权、经济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4种类型；最后对话语权的评价进行解析，结合信息计量学和评价学理论明确了话语权的评价要素，以话语权的3个过程特性得出了话语权评价的3个一级指标：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初步构建了话语权评价指标体系，为话语权的定量分析和应用评价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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