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先来后到（公共资源要随人走）

刘尚希：公共资源要随人走，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公共资源先来后到?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公共资源先来后到

刘尚希：公共资源要随人走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历程来看，“人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十四五”时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势仍会继续，这会对社会就业、城乡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提出新的挑战。这意味着各项公共政策要进一步“瞄准”流动变化的人口分布来动态匹配基本公共服务，在建设项目规划、资金投入方向、转移支付坐标、公共消费供给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这好比从以往的“打静靶”进一步转向“打飞靶”，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考验。

一是坚持项目规划“跟人走”原则，进一步优化行政区划和区域发展规划，提升以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空间形态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二是坚持财政资金“跟人走”原则，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配置绩效。以人为本的财政投入，最终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不是简单地“铺摊子”、一味地上项目。

三是坚持转移支付“跟人走”原则，进一步推进财政改革与社会改革的衔接融合。转移支付应避免追求绝对化、短期化的“公平”，有必要调整转移支付瞄准农村、中西部等特定地域的静态倾斜，转向基于人口流动的动态倾斜，让转移支付“跟人走”。

四是坚持公共消费“跟人走”原则，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各级政府应使各类资金投入更好地与公共消费结合起来，适度扩大“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类消费性支出占比，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公平性和质量。

原文链接：推进城镇化要学会“打飞靶”

中国人对“家”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人，家庭的联结纽带除了横向的、契约性夫妻关系外，更突出的是纵向的、血缘的代际联结，这使得家内发生种种复杂的民事关系，而家之治理也成为国之治理的基础，故《大学》曰：“家齐而后国治”。因计划生育的推行，当下的家更多地是由父母以及独生子女组成，规模减小的“小家”成为了社会的普遍趋势。民法典则将“小家”面临的父母扶养问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体现出立法者对家庭伦理道德的引导，以此鼓励人们培育优良家风，创建和谐婚姻家庭关系。

例如民法典将“亲属”概念的范围从由自己和配偶、子女、父母所组成的“小家”，扩展到了包含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在内的“大家”；第1128条赋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以代位继承的权利。通过扩大亲属关系与遗产继承主体范围来加深亲情的凝聚力，提出了解决“小家难顾大家”问题的中国方案。

原文链接：民法典的中国特色与制度自信

如果说系统演化的内生动力是各单元要素之间矛盾关系的变化，那么，其外部动力则源于开放所带来的信息能量流动。依据耗散结构理论，有机系统是开放的，系统只有在对外开放条件才能产生“负熵”，以此抗拒“熵增”。人体组织的新陈代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同新生儿的免疫系统，随着外部各种抗原的入侵，抗体必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应对新抗原的挑战。经济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其整体性和协同性依赖于内嵌单元要素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的聚集调整和相互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我们建立起了开放的经济社会系统，当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后，就代谢掉了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充满生机活力。

原文链接: 坚持系统观念的理论逻辑

深圳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历史，也是一部新老深圳人持续迁入并开创精彩人生的奋斗史，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新增人口和劳动力不懈开拓进取，深圳才得以由一个偏僻小渔村迅猛发展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超级大都市。因此，改革完善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对于推动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础性社会管理制度，自1958年确立以来没有作出根本性改革和调整。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基本户籍管理制度属于中央事权，涉及到各种复杂情况，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因为这种与社会权利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挂钩的户籍制度在较长时期内与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从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和基本方向来看，应该是回归到管理住户人口基本信息以服务全社会的基础性管理制度。深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可以争取中央授权，选择一定区域探索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同时剥离户口上附着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权利，并基本放开落户限制。从近期来看，逐步降低门槛，将积分入户由事实上的人才引进制度转向吸引和留住劳动人口的主要政策成为更迫切更现实的选择。

原文链接：完善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

在国家大力推动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以“19 2”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区域发展格局，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既是我国新兴产业集聚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也是承载未来发展要素、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当前，19个城市群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9%，总人口的72%，GDP总量的83%左右，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推进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提升其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各种市场壁垒，推动各地区市场运行和经济治理规则相互衔接，提高城市群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在城市群内部推动形成基于市场力量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二要建立完善城市群产业发展规划统筹机制。要从城市群整体利益出发进行各成员城市产业发展规划的统一编制，明确各城市功能分工，促使各成员城市产业发展规划相互衔接、相互协调。

三要构建城市群要素协调配置机制，提高要素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根据城市群各城市经济与人口密度确定相应的土地指标供给、产业平台与园区空间布局以及公共投资支持等，引导产业集中布局，充分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提高国土空间开发效率。

四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群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水平。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的要求，努力实现城市群交通、能源、水利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提高基础设施投资与使用效率。

五要探索构建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发展利益共享机制。要在兼顾城市群整体发展目标和各地区发展利益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各地区在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共享机制，着力打造区域发展利益共同体，鼓励城市群各成员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活动。

原文链接：以城市群为主体大力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当今的小康中国是以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前提的，是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道路达成的；而那全面建成了的小康社会，在消除贫困的同时达到了较为富庶的普遍状况，并且从这种状况的完成开始启程迈向更高的社会理想。如果说，小康中国所面向的具体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这一建设进程的实际展开，同样将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更加富足，而且将意味着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造就出更高的社会原则。新文明类型的社会原则是怎样的呢？它的中国式表达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表达本质重要地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它意味深长地指示着从小康中国通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方向。

原文链接; “小康中国”的历史方位与历史意义

在当下“流量为王”的年代，太多的人为了能火、为了有流量而不择手段、不顾底线，甚至有一再突破人性底线的人与事屡见不鲜。比如，有的直播火葬，甚至“直播妈妈去世”，说“妈妈去世了，可以给我一万个赞吗？”有的拼命包装自己，不惜花钱买流量，给流量注水；有的则大肆炒作自己，“恶搞”自己，“黑”自己，甚至毫无廉耻在大街上或风景区里大尺度裸露，引发大量“围观”等等，让人大跌眼镜。“捞钱最重要，下线节操旁边靠。”只要能红有流量，一些人可以不顾节操地去做，而一旦有了众多流量，成了网红，则一夜之间可能赚得钵满盆满，被人追捧。流量的“含金量”，让不少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为了能多“收割”一波流量而煞费苦心。这些人，流量上去了，人格人品却下来了。媒体“流量观”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映，也是是非美丑的折射。扭曲的流量观，让人们的是非美丑模糊颠倒。人世间的是非美丑是有标准的，千百年来，很多公序良俗是变不得、乱不得的。

原文链接：该有怎样的“流量观”

历史理论一般又称作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呈现出“转向”（turn）与“回归”（return）层出迭见的现象。如果说“转向”意味着趋新或变化，那么“回归”则是对旧有史学现象和方法的重新审视和再次利用。在众多的“回归”中，历史理论的回归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历史理论的兴起与社会的危机和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视为人们对这种危机与转型的自觉反思，以及为了提出因应之道而对未来进行的设想和规划。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和环境恶化问题等促使西方历史学家重新反思当前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意义及合理性，历史理论问题因而受到重视。此外，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问题，它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反而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造成了更多本可避免的动荡与不安。最后，后现代主义、当下主义和短期主义对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持续解构。

历史理论的回归虽然是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动向之一，但它对中国历史学家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在中国，尽管历史学家一向轻历史理论而重史学理论，但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使得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理论问题有着天然的热情和持久的兴趣。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更有志于将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融入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的探求之中，寻找它对国家、社会和人生的意义。

原文链接：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中的回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打通堵点，对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堵点是什么？就在于能不能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

现代流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一种运行方式，才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整体效能的提升。所以，现代流通体系的构建，是可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效果的最大基础性保障能力建设。为什么说现代流通如此重要？需要从五个“全”认识现代流通的新内涵，即全要素、全过程、全球化、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现代流通规律和原来所讲的流通规律有本质不同。原来流通的起点是生产，流通从商流开始，开始与之相伴生的流通过程。现代流通是从需求开始，中央提出需求侧管理，就是从需求开始进行流通畅通的管理。

原文链接：打通双循环的关键堵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创新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全面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各级领导干部就要自觉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在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中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守其道以待其时，与时偕行，因势利导，相时而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

原文链接：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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