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父亲的第一个生日(父亲在世的最后77天)

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病痛折磨后,我的父亲终于放下一切,一个人孤单地走了,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父亲去世后父亲的第一个生日?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第一个生日(父亲在世的最后77天)

父亲去世后父亲的第一个生日

1

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病痛折磨后,我的父亲终于放下一切,一个人孤单地走了。

这对我们做儿女的来说,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沉重是因为最爱我们的那个人走了,从此人生已无来路,只剩归途。复杂是因为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让我们在难过的同时有了些许的欣慰。

年前,从医院回去后,父亲的精神状态和身体都有不同程度地好转,我以为他肯定能再多活些时日。开始是盼望他能把春节度过,接下来就盼望他能过完自己的生日,再接下来就盼望他能过端午中秋,甚至我们已经在计划春暖花开的时候,带他出去游玩一下。

可一切都是猝不及防,父亲在过生日的时间,精神已经有些不行了,特别是吃饭困难,没有什么胃口,什么东西也咽不下去,所有来看的亲戚都安慰他,“过了这个生日,就会好起来的”。按我们老家的传言,男怕生前,女怕生后,意思是男的只要过了生日,就没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父亲听多了,或许也就信了,因为他一直感觉自己只是腰疼的老毛病,最多就是起不了床,其他问题没有的。

二月初二,民间传说龙抬头的日子,目的是敬龙祈雨,让老天佑保丰收。从这天起,阳气回升,大地解冻,春耕将始,一切都将欣欣向荣。而这一天,就是父亲的生日。潜意识里,我们兄弟姐妹也都认为,只要过了这个生日,父亲应该逐渐会好起来的。

生日这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吃的,还专门买回来的一个三层的生日蛋糕。父亲一生很爱热闹,也很好客,但他很反感过生日,他觉得这是巧立名目收礼的路数,从来不允许我们为他举办生日宴。虽然父亲不能吃,生日的仪式还是要有的,我们要让他看到希望。我们把蛋糕拿到父亲面前,父亲尝了一口,说太甜了,没继续吃。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不喜欢吃甜食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没有胃口,吃这一口,也是不忍心拂了子女们的意。

生日的下午,父亲精神还蛮不错,我们陪他聊天。不知道怎么聊起来,说什么时候砍木头不会有虫蛀。父亲随口说,这个是有口诀的,春夏秋冬四季同,庚寅辛未已卯逢,丙申壬申与甲戌,砍伐竹木不生虫。父亲说木匠都特别讲究这个,之前的房屋都是木头做成的,如果砍伐时间不对,木头很容易被虫蛀坏掉。父亲一生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可惜我很多都没有记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东西也许永远也没人知道了。而这一条,算是父亲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生日过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基本上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有时候小半碗,还没有婴儿吃得多,有时候只喝了点水。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头,面部也出现了浮肿,呼气起浮动作也挺大,晚上明显地感觉有些气紧,好像喉咙中有痰,可是咳又咳不出来。晚上在他房间,我都不敢合眼,他吸气后没及时呼出来,我马上紧张地屏住吸引撑起身子静静地听着,只有等他呼出来我才敢倒下去。

父亲的声音开始嘶哑,渐渐地他已经没办法和我们交流了。有时候他说的话,我们要听几遍才能听明白。到后期,吐字不清,又不连贯,他说什么,我们连揣测都已经无法揣测了,他急我们也急,可有什么办法呢?或许他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事想交代,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看着父亲越来越虚弱,我知道父亲已经快撑不下去了。人生最残酷的事,莫过于隐瞒父母生病的危险程度,让他们满怀希望,而我们却知道那是末路。

父亲走的前四天,我感觉到死神在逼近,他虽然神志依然很清醒,但他的眼神已经有些涣散,他会静静地看着天花板,眼睛一眨不眨,眼睛已经没有神采,神情也有些落寞。我每天晚上不敢睡觉,连着坐了四个通宵。心存最好的希望,但要做最坏的准备,姐姐哥哥都让我去休息,我摇头,我怕我一去睡觉,父亲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姐姐哥哥劝不动我,他们坐到半夜就去睡了。只有等天亮了,他们起来重新来到父亲房间,我才敢去睡一会儿。

这种预感源自于我的一丁点迷信知识,我发现父亲二月十三、十四有一劫。属于三丁冲一卯的不利时刻,父亲属兔,今年庚子年逢太岁,二月十四日是已酉,卯酉相冲,属于比较危险的日子。我将我的预感告诉了姐姐,本来姐姐们有的准备回自己家换洗衣服,听我这样讲,她们也都没回去。

每次父亲看我半夜十二点后还守在他床边,就会责怪我,问我半晚上把他守着干嘛,又没什么事,让我去睡觉。我嘴上答应,但并没有行动,我偷偷地关了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一有翻身或者动静,我就赶紧打开手机电筒,这时候父亲又会催促我去睡觉,我照样关了灯坐着。

到了二月十五,父亲有点好转,我感觉他又将缓和些时日。当天是三姐的生日,大家聚在一起,吃了个午餐。

天气非常好,下午三点过,我正在后院洗衣服。姐姐叫我赶紧过去,说父亲病情突变。

我急忙放下衣服,来到父亲的床前。父亲呼吸急促,全身发冷发抖。之前也出现过两三次,每次都让我们手足无措,把能盖被子衣服全都给他盖上,他依然觉得冷。但这次有些不一样,父亲的脸色全变了,我坐在床头,紧紧地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不停地唤他,安慰他。

父亲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刻也不愿意放下。这样过了半小时,父亲才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以为他有些好转,就把他头放在枕头上,想让他休息一下。

可才过了几分钟,父亲的呼吸就变得很不正常起来,大声而又缓慢,大家一下慌了,姐姐们都哭出了声,我们一下整个人都预感到了不祥,整个屋子里的人哭作一团。慌乱中,听到堂弟媳妇小声说,这次倒有点像了,她让大家不要哭,忍一下。

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难,亲戚们说,可能是父亲还有挂念,所以一下无法咽气。二姑让我们兄弟姐妹向父亲告别,让父亲放心地走。姐姐们说,孩子都已经大了,成家的孩子都挺好,没成家的也快成家了,让父亲不要牵挂。哥哥说,孩子们都已长大,马上也要工作了,让父亲不用担心。父亲依然还在喘气,姐姐们都哭着让我和孩子给父亲说,我握着父亲的手,告诉他,我自己也找到了心爱的人,你也看到了,孩子也很听话,我们都很好,您放心地走。孩子也向爷爷告别,让他不要牵挂。

每当我们和父亲告别时,就有亲人提醒,不要看着父亲的眼睛对视,不要哭。不对视可以做到,但不哭是万万做不到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收都收不住。

当我们所有的人告别完后,父亲的气息越来越弱,慢慢地他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2

回想起来,父亲的最后时间,和很多特别的日子相关。冬至他住院,哥哥生日他出院,三姐生日他却离我们而去,前后一共七十七天。

我从来没准备过冬至,因为那天是周末,儿子放学在家,前一天晚上,我和他约定,第二天中午一起吃火锅,也算过个冬至节。结果到了第二天,他上完吉他课后,直接去吃了快餐,回来说自己搞忘了,父子俩约定的聚会就这样没有了。

父母子女一生,一方总是在牵挂,一方总是在遗忘,一方总是在盼望,一方总是在忙碌。生存的压力,让亲人的陪伴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儿子和我的来去匆匆,就如同我和我的父亲一样。我一年才回去看他一次,我们的聚会也越来越少,我和父亲也有很久不见面了。

平时,我是个怕给家人打电话的人,每次都是相同的日常问候语,找不到什么话题。但我更怕的是父亲或者家人打电话给我,每次看到父亲或者哥哥来电,我都胆颤心惊。因为他们是没事不打电话,打电话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我非常怕听到的是不好的事。在这种心理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隔几天就给父亲打个电话,知道他平安,我也就心安了。之前非常羡慕有个东北小老弟,他和父亲通电话,每次都能聊一个小时以上,从国家大事到鸡毛蒜皮,聊得不亦乐乎。可我们南方人还是有些内敛,爱都只在心中,不会怎么表达出来,也很少有人在电话中这么畅快地聊天。

这些年,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外面打工,父亲一个人在家。从去年以来,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一次次在脑海中出现父亲突然离世的情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的身体也并没有出现突变,但我的脑海中总是不自觉地跳出这个念头,让我感到惶恐和无助。

去年国庆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家乡,也陪父亲呆了几天,没有其他原因,就是想陪陪他。

在国庆后, 我给家人微信群里定了个规则,以后每周五晚上七点是家人聚会时间,大家拿出至少一个小时,一起和父亲视频聊天,这样兄弟姐妹也可以互相问候,也能让父亲看到我们大家。

没想到这才一个多月,一向硬朗的父亲,突然就病倒了。有一晚,我打电话回去,父亲本来要去吃喜酒的,他说答应了别人的一点活还没做完,要加班做出来,可能晚上得做到很晚。结果第二天他就病倒了,喜宴没参加,病也越来越重,吃不下东西,发起了高烧,不得不去堂哥的诊所输液。

与其说他是病倒的,不如说是累倒的。听说父亲病了,姐姐们都去看望他,父亲已经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没有胃口,四肢无力,高烧不断,还出现了几次颤抖,输了几天液,还煎了中药,虽然有些好转,但并没真正得到诊断和治疗。我们都让他去医院,他不去。后来终于答应了,说等哥哥回家后就去。哥哥21日到家,第二天一大早就送他到了医院。

25号是西方传统的圣诞节,上午哥哥打电话,讲了父亲的病情,医生经过初步检查,发现肺部有结节,脊椎有两节出现问题,初步认为是肺癌骨转移,需要进一步诊断。并认为,父亲之前吃得少,营养跟不上,电解质紊乱,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我听到这里,人整个就崩塌了,自己深爱的父亲,难道就要这样离开了吗?眼泪瞬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和哥哥的通话也泣不成声。

我马上请了假,买了第二天一早的机票。

离开家乡已经十六年了,每年只有一两次回去看望父亲的机会。之前有同事问我,过年回不回家,我都说肯定要回去,只有这个时间,我才能和父亲团聚,我怎么可能不回家。父亲那时候六十多岁,我说如果老爸能活一百岁,从现在算起,我和他相聚的时候也就三十多次了,一年只有一次,我必须回去。每年过年,我都至少在家陪他一周,哪里也不去,陪他烤火,陪他看电视,陪他聊天,即使不聊天,陪他静静地坐着,也是很幸福的感觉。

父亲的腰一直就疼,据他自己讲,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全民炼钢,他在一次抬钢铁的过程中,被钢材撞伤了腰,从此就落下了病根。后来一遇到天气不好或者下雨,腰就会疼。但那时候,父亲的腰总是挺得直直的,一米八几的个子,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显得特别高大。

也就是这几年,父亲的腰疼越来越严重,后来就疼得完全直不起来了。但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尽管这么疼,他却还是不分昼夜地忙,四处帮别人做工。

父亲是一个有手艺的农民。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会所有的农活;他又是技术工人,他会木工、泥瓦工、篾匠、裁缝、纸活,会做舞狮耍龙灯用的狮和龙,擅长书画雕塑,甚至还学过医。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不会做的,在农村,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他基本都会自己做,而且做得非常好,很多废弃的东西,经他的手一拨弄,马上变废为宝。

随着腰疼的加剧,父亲已经不能做那些重点的活了,他做得最多的就是纸活,纸活是一种为死去的人做祭祀用品的技术活,用竹和纸做一些房子、人物、福兽,在我们当地叫灵龛。用竹子做成房子的骨架,外面用纸糊成,房子一般是三层仿古建筑,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牌坊狮子,阁名对联,一应俱全。在逝者三周年的时候,以火化之,主要是让逝去的亲人有一处安身之地。

父亲一辈子就没闲过,他把所有闲暇的时间,全拿来做了工艺品。之前主要是做木雕和泥塑,后来就主要是纸活。家乡很多地方的寺庙,都有父亲的作品。大老(我们当地把叔叔伯伯叫老老)家的药王菩萨,也是他纯手工雕刻的,在一尺高的木头上,除了孙思邈起及以前的十三代药王,还有龙虎及童子等,唯妙唯肖,栩栩如生。父亲还做了很多人马鸡鸭,每年过年回家,我们都会看到屋里摆了一角落,这都是别人定做的。

3

在回家前,我已经和哥哥商量好,这次我就一个人回去,不带孩子。怕把孩子带上,引起父亲的疑心。父亲一辈子见惯太多事情,心细如尘,如果看到我和孩子都回去,他肯定会想到自己的病情很严重。

为了让父亲不怀疑,哥哥提前在他面前说,我可能要回来,说得没那么肯定。父亲听后,嗔怪哥哥说,才回来一个多月,要不了多久又要放假了,现在又回来干嘛呢,浪费钱,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哥哥说,听你病了在住院,就是没问题他也想回来看看你。

我到了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看到我回来,父亲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十分虚弱。虽然他嘴上说不想让我回来,但我知道,看到我回来,他还是有些欣慰的。

我在和父亲聊了一会儿天后,就去找了管床医生,询问了父亲的病情。一如哥哥之前所讲,医生也说不出来所以然,他们只是通过X光知道肺部有结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病,如果消炎无用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肺癌,那只能通过活检去做。而腰椎的问题,现在需要做的是核磁共振,确定脊柱上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又去拜访了科主任,他也是同样的看法。

在医生的检查清单上,我看到了纤维支气管镜。我问医生这个是查什么的,医生答复说,这只是建议做一下,是检查肺部结节的,但这个只是放大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不能最终确定是什么病,最终确定还是得做活检。当医生的朋友和堂哥都说没必要做这个,因为无法确诊是什么病,这个做起来人很难受,一不小心还会把气管刺破。

按道理说,父亲是因为腰痛住院的,要么是骨科,要么是老年综合科,可父亲住的医院却是风湿全科,据说是因为这个科室条件好一点儿,据我看后,可能是这里平时病人比较少,所以把老年病人,全部集中到这里了吧。

当天晚上,我就让哥哥去休息,我在病房陪父亲。

核磁共振检查需要排队,在没有检查的时间,医院每天都给父亲输液,用的是主要是消炎的药,主要是针对肺上的结节,在其他病情不明朗的情况下,医生是当炎症来治疗的。

陪护其实也没什么事,除了帮父亲洗脸、打饭,偶尔倒倒尿,扶他起来上厕所,其他大部分时间只能静静地在那里陪着他。

每天从老家来的亲戚络绎不绝,我很多时候都在陪他们聊天。亲不亲,故乡人,在这里,你就知道亲戚邻居间的情谊是多么的深厚。他们隔山岔五就从乡间来到市里的医院看望父亲,让我们做子女的感动莫名,多么好的亲戚,多么好的邻居,当然,这也和父亲一辈子忠厚待人有莫大的关系。

在我的央求下,核磁共振很快就通知检查了。有一天晚上,医生通让我们去检查,我和哥哥几个人推着父亲,去了另一栋楼的检查室。其实,医院是有护工的,推一下病人30元,他每次和我们一起推,但实际上,他们基本上没用上什么力,只是引导我们去哪里,我们几兄弟已经足够了。

检查结果出来,显示是两块脊柱坏死,但经过医院几位骨科专家的会诊,排除了肺癌骨转移的可能。接下来就是去检查,为什么骨头会坏死,医生怀疑两种原因,一种是结核病导致,一种是布鲁氏杆菌(布病)引起的,要逐一筛查。

很快,结核病也排除了。医生一再问我们,是不是有经常吃牛羊肉,是不是放牛放羊,我们都否认了这种情况,他们还是不放心,建议我们做骨穿刺,看是不是布病。但医生也表示,由于父亲年龄大,穿刺手术风险大,因为骨头已经坏死,如果在穿刺的过程中,不敢保证一次就取到所需的病灶,有可能要几次,如果伤到脊髓,或者说骨头碎掉,都会导致瘫痪,因此他们医院没有这样的条件,要去省华西医院。

我问医生,如果确定是布病或者不是布病,又怎么办?医生答复,如果是布病,就得按布病去治疗。我说,那父亲现在这种骨头坏死导致的腰痛、无法支撑站立,该如何解决。医生说,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做钛合金支架手术,替换掉坏死的骨头,但这个手术风险巨大,要六七个小时,他年纪大了,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住。当然,这个手术也需要去省一级医院,我们这里无法实施。

中心医院实际上是我们市最好的医院了,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他们无法解决,一是可能医疗资源真的不足,二是医院怕承担风险,毕竟这都是高危的手术,凡是风险大点儿的,都推到省级医院去。

现在的医院,基本上是无法一下检查出你得的是什么病,而是通过排除法,一项项去筛除。检测费构成了整个医院的支柱性收入,这也是很多人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病情还没出来,已经花了几万的检测费用了。而很多医生也不能称其为医生,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仪器操作工和检测结果分析员。

经过一周的输液,父亲重新做了CT,肺部的阴影依然没有变化,医生说基本确定是肺癌了,只是需要做活检确诊一下。

通过前面不断地排除,我对医生的话虽然半信半疑,可当所有的医生会诊后还这样讲,我也没办法不相信。即使有一万个不愿意相信,经过这一周来的心理适应,我基本上认同了医生的判断,现在主要任务是怎么劝父亲去做活检,因为这个一讲,父亲必然知道自己可能是癌症了,那样的话,他一定不会去的。

和哥哥姐姐们商量后,我们告诉父亲,腰部穿刺,要去省医院,到时也随便把肺上的问题再查查。

虽然我们尽量说得轻松一些,可父亲一听,马上就否决掉了。前几年,大老因为去省医院做了手术,结果回来没多久就肺部感染离世了。父亲当时曾说,如果自己病重,就接回老家去养,坚决不去大医院,他怕一去就回不来了。他知道,需要去省医院的,一定不是什么轻的病。

在我们老家,老一辈人还都是土葬,基本上不会火化的,除非死在外面或者医院,政府不允许拉回家。而父亲和叔叔都想叶落归根,不愿意被火化,所以他们一定要活着回到家里,要死也要死在自己家的床上。

父亲认为,去省医院,即使手术成功了,到时可能也起不了床,疼痛依然难免。而且医生都说结果有可能瘫痪,和现在并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成功,那就回不来了。既然难免一痛,还不如回去静养。

恰巧那时候刚输完消炎的药,父亲的精神和身体都有些好转,他一再要求出院。其实在医院的几天,父亲虽然有时候很痛,但他一直都很乐观,从来不表现出来。同病房有一位病人,因为痛风,每天理疗的时候就叫。父亲开玩笑说,你这点疼都叫成这样,如果是我这样,你估计得叫得死去活来的。

我从朋友那里打听到,如果不做活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做派特CT。问主治医生,他说,派特CT可以大致确认病灶为良性或恶性肿瘤,但也有假阳性,或假阴性,最明确的检查是病理穿刺,最有依据,当然,如果愿意做也可以做。不过,他也问了一句,如果做了确定是肺癌,那又怎么办呢?

是啊,如果确定不了,我们还得做活检,父亲不同意。如果确定是,我们又该怎么办,治疗也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我把这种情况也和父亲讲了,当然,我只是说可以做派特CT查一下肺部。父亲听说要七八千块钱,就不愿意了。他一直觉得,自己只是腰上的问题,肺部只是炎症(因为怕他担心,我们也一直告诉他肺部有点炎症),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检查。

所有的检查父亲都不愿意做了,医生一来,他就要求出院。我们去问医生,医生还是如之前一样,告诉我们兄弟俩:如果老人家想回去,就回去吧。他也这么大岁数了,不管是肺部还是腰部的病,都是很严重的,我们的建议是少折腾,回去静养,想吃啥喝啥,就给他做,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按说,作为医生,我们不该这样讲,可我们也是希望老人家能快快乐乐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本来按父亲的意思,腊月初七当天就出院,我其实也想那天能出院,七不出门八不归。后来才知道,这种说法是误解,所谓七不出门八不归,意思是出门前,有七件事没办好不要出门。这七件事是“柴米油酱醋茶”, 八不归说的是出门后,有八件事没做好不要回家,这八件事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之前父亲办过新农合,医院的手续只有等第二天才办得了,加上医生又多开了一天的药,所以最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初八回就初八回吧。直到中午,我们才办理好出院手续,把父亲接回了家。

4

初八是哥哥的生日,回去的路上,女朋友还买了个蛋糕,她说,哥哥最近辛苦了,应该犒劳一下,顺便庆祝父亲出院。当然,后来父亲生日的蛋糕,也是她买的。

女朋友婷年纪虽然不大,但非常懂事,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国庆节是我第一次带她回老家,那也是她第一次和父亲见面,我本意是想让父亲放心,我有了心爱的人,可那次时间太短,我回来没两天就走了。婷说,她永远也忘不了我们离开时父亲的眼神。父亲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跟着我们的脚步,调整着自己坐的方向,看着我们一步步从院子里走到公路上,再到车上,神情充满的是落寞和不舍。

这次回家看望父亲,也是婷来车站接我的,她到了医院,就偷偷地帮哥哥们开了两天的客房,她知道我肯定是要守在床前的,她想让哥哥嫂嫂休息一下。她每天都来看父亲,还做了很多好吃的,虽然父亲也吃不了多少,她还是在家炖好了带过来。

父亲回家后,我请假的时间也到了,在父亲和公司的双重催促下,我不得不踏上了上班的行程。此时,距离过年放假也只有半个月了,如果不是单位催得紧,孩子还在异地,我是真的不愿意那时候回去上班。

到单位后,一边上班,一边还天天挂念着父亲,天天都打电话问父亲的情况。一切都还好,父亲除了不能坐和站立起来,吃睡都还不错,就是有时候疼得厉害。

腊月十八我们放假,我十九到市里,和婷买了一车年货,马不停蹄的就赶回了家。

父亲和当初医院回来差不多,翻身困难,每天都间断性地忍痛。不过父亲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他会偶尔自己翻手机上的抖音看,也会为里面的人点赞。有时候他累了,我就帮他举着手机,倒在床上和他并着头,帮他翻着看,给他讲解。我给他下载了听评书的软件,这样就不用拿着手机。

从医院回来后,姐姐们就和哥嫂一道,轮流在家服侍父亲,除了偶尔回家换洗一下衣服,基本上都没缺席过。这让所有的邻居都羡慕,他们说父亲养了几个孝顺的儿女,现在没有几个为人子女地能做到这样。

听哥哥姐姐私下给我讲,父亲还是有点心病,邻居来看望他时,安慰他说,没什么大病,多养养就好了。父亲忧郁地说,虽然不是癌症,也和癌症差不多了,这下起不了床了,和瘫痪有啥区别。

因为大姑瘫痪了一年多,吃喝拉撒完全不能自理,父亲是看着大姑受罪的人,所以他最怕自己也这样。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疼痛,而是如果自己这样,就需要人照顾,孩子们就不能出门赚钱了。

我回家的第三天,有位公司的客户打电话来,说之前约定的借公司商务车的事,现在因为武汉新冠肺炎严重,无法成行,借车的事取消。本来我对新冠肺炎没什么概念,但这次电话中客户所说的感染人数,让我有些吃惊。接下来几天,这情况越来越严重,每天又增加了多少人,仿佛一夜之间,从武汉回来的都是危险人物,让我这个从武汉经过的人都心有余悸。

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一下让所有的湖北人以及经过湖北的人都紧张起来。那几天,和父亲聊天,也很多时候聊起这次瘟疫,父亲总是淡淡地说,该死的跑都跑不掉。

因为父亲要强,他虽然翻身困难,无法坐起,但他坚决不让我们喂他饭,不让我们扶他翻身。他会自己侧着身子,让我们把碗放在床上,他自己用勺子舀着吃,吃累了就休息一下,接着再吃。

我看他这样很难受,想起他在医院用的那种护理床,可以坐着吃饭,比这样好多了。我就跟父亲说买张那样的床。父亲有些抗拒地说,那是病床,买回来放家里怎么行,让别人说家里放了个病床。

我就打开网站开导他说,这叫护理床,不是病床,这个床主要是方便坐起来吃饭。以后您好些了,天气好,我们可以推出门去晒太阳。堂哥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以后方便些,可以买一个。

父亲便不再拒绝,我马上在网上订了一张床。这张床到家后,我们立即安装起来,给父亲换上。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将床摇起来的时候,父亲说自己腰部痛得厉害,完全支撑不了坐起的上身。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他放了下来,坐着吃饭已经没有了可能。唯一的好处是,这个床好移动,洗澡换衣服、换床单,都挺方便,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父亲推到门边,让他晒晒太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草草地过了一个年。

5

年后,疫情也越来越严重,感染人数已经上升到上万人,每天都有几千人被确诊,全国各地都有被感染的人存在。

山村的人烟稀少,空气新鲜,也没有武汉回来的人,全县没有一例感染。全村的人根本没当回事,依然走乡串户,而且我家的人来得特别多。每天晚上都有至少七八个亲戚邻居来看望父亲,满满地坐了两个房间。

村里的公路已经设了卡点,禁止人员出入。婷很担心我的安危,每天都批评我,说我接触了那么多人,也不知道注意一下。我说我每天在家里,邻居们要来看望父亲,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可能不见他们,即使我不见,家里人也见,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而每天人来人往,很多时候他们会坐在父亲的房间里,一坐就是几小时,父亲每晚都要强忍着和他们说话,回答他们的问候,听他们在房间里聊天,有时候我想他应该特别烦。病人最想清静,这样吵闹的环境,让他很难受。我就把父亲房间里的椅子全搬走了,只留下一两个我们自己坐的。来了人后,聊几句,就请他们到另外一间屋子去坐,这样最大限度地避免嘈杂。

按照之前公司的放假情况,我预订的是正月十二的机票。但因为疫情的影响,航班取消。延期再订,还是取消,反复几次。后来想想,也许天意让我们所有的子女都在家陪伴父亲吧。

正月一天天过去,我们也一天天地盼望,父亲的生日就快到了。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他经常感觉到疼痛难忍,有时候是背痛,有时候是胸痛,有时候是下肢痛,有时候是上肢痛,原因可能来自受伤的脊柱,可能来自肺部,这些痛让父亲冷汗直冒,不停地翻身,伸腿缩腿,开始他都强自忍住,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他不想让我们担心,不想让我们难受。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才轻轻地叫一声。

每天白天还好,父亲吃了饭,睡得都很香,一到晚上,就疼得翻天覆地睡不着。我们兄弟姐妹每天都在他的房间,轮流陪伴他,每晚都保持在两个人,一听到他想上厕所,或者想喝水,或者听到翻动,就马上起来。白天,我们有时候坐在他房间,有时候他睡着了我们就到另外房间去烤火。

但很多时候,我们从父亲房间出来后,都忍不住痛哭,看到父亲被疼痛折磨,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他每顿还能吃一碗饭,虽然这些饭是没有营养的玉米糊糊,但他只想吃这个,其他的都没有胃口,吃不下去。他受不了牛奶的味儿,太甜的东西也不爱吃,从小养成的吃酸习惯,让他对酸菜情有独钟。但其实吃这些东西真的没有营养,只有碳水化合物,没有蛋白质,营养跟不上,免疫力很弱,拿什么去对抗穷凶极恶的病毒呢!这可能也是加速父亲离开的原因之一。

每当父亲说没胃口的时候,我们就劝他,人是铁,饭是钢,只要能吃饭,身体就会一天天恢复,不吃饭就没有营养,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垮掉。我们甚至举大姑的例子,如果大姑吃饭吃不下去,哪里还能活到现在。我们想的是,不管有没有营养,只要吃东西,就会好点儿,能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兄弟姐妹劝,来看望的亲戚邻居也劝他。被说得多了,父亲有时候也很烦。有次,有个来看望他的堂孙女这样说的时候,父亲就有些生气,他说:我原来觉得大姐(也就是我大姑)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是挑食,是故意找子女的茬,我还劝她不要这样,但我真的到了这时候,才理解了她,有时候确实没胃口,我也知道人要吃饭,可嚼不动咽不下,你让我怎么办?

在正月的时候,父亲每天都还能勉强吃得下去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给他兑的核桃粉、果汁、酸奶等,可到了二月份的时候,父亲就有些吃不了了。他的舌头有些发肿,上面厚厚的一层舌苔,都结成了干壳,收缩都成问题,怎么能咽呢。我们想帮父亲刮去,可连着舌头,又怕弄疼了他,始终无法弄下来。

父亲痛得实在受不了,我们劝他吃止痛药,他就吃一片。后来吃了药就发热出汗,衣服全湿透了。父亲一生爱干净,湿了就得换衣服,就得洗澡,我们又担心父亲感冒,这样就会反过来加重肺部感染的可能。那时候,我们基本是每天都在矛盾中度过,又希望让他少疼点,又怕他吃了药出汗感冒了。

后来父亲说,止痛片也没啥效果。二姑那时候也在我们家,她说她自己腿痛的时候,吃布洛芬胶囊就好了,建议给父亲吃点。我们征求医生意见后,又给他开了布洛芬缓释胶囊。继续 疼的话就给他打针,或者输液。

对子女来讲,父母生病,很多时候我们都面临两难的选择,谁也无法确定哪种选择是正确的,哪种选择是错误的。每一次决定,有所得,也必定会付出代价。是药三分毒剂,镇痛药的主要副作用就是影响消化系统,且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性,在经过吃药打针后,父亲经常处于昏睡中,疼痛减轻了,胃口却弱了,越来越不想吃东西了。

那段时间,问父亲吃什么,成了横亘在我们和父亲之间的一道难题。父亲也怕我们问,我们也怕问父亲,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吃什么,我们都显得小心翼翼。有时候问两三遍,父亲都想不出来吃什么,默然不答。

幸好姐姐们也不担心,特别是三姐,她心非常细。每当父亲说不出来吃什么的时候,她就想着办法给父亲做吃的,这样做好让父亲尝尝,父亲不喜欢,马上又去另外做一样。有时候一顿就做三四种,父亲每种尝一点,最后下来也多少有点儿东西垫肚子,总比什么都不吃要好。还有就是每次吃饭后,我们只是让父亲漱口,或者刷下牙,三姐就会用自制棉签帮父亲把整个口腔清理一遍。在我还没回来的时候,据说那时候三个姐姐们轮流在家服侍,当三姐回去后,父亲就时常念叨。二姐私下伤心地说,父亲喜欢三妹服侍,可能是我们服侍得不周到,做得不好,不合爸爸的意,所以他才念叨。

母亲去逝时,父亲才五十岁,正当壮年。可他没有再婚,他压根可能就没想过,他不想让孩子们难过。他就这样既当爹又当妈,把我们三姐弟拉扯大。那时候,大姐二姐已出嫁,只有三姐,为了照顾母亲,不得不辍学在家。三姐的学习成绩好,她自己也很努力,如果不是因为家庭条件和母亲生病,她应该会出人头地的,可惜一切都因为母亲的生病而变了。我和哥哥都还在上初中,父亲一个人既要赚钱,又要操持家进里,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三姐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为这个家操劳。

父亲不想吃东西,后来甚至药都不想吃了。当我们看他痛得发出嘶嘶声的时候,我们就劝他吃点药,少挨些痛。父亲就会马上否认自己痛,他说:谁说痛了嘛,我一点都不痛。有时候要劝几次,几个人劝,他才会吃一颗。不知道是他觉得药效不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6

父亲走的时间是农历二月十五日下午四点过五分,阳历是3月8日。这个时间并不是预测的日子,可时间正好是酉时,终究没有跨过卯酉相冲这个坎。

对于三姐来说,这可能会成为她最伤痛的记忆,母亲父亲都是在她的精心照顾下离开的,而她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现在又成了父亲的忌日。

父亲闭了眼,姐姐们说,说刚才父亲拉着我的手不放,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了,你和尧(我儿子)跟他说了话,你看他就走了,当初妈也是等到你回来才闭眼的。

每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愧疚,我成了父母最担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太不孝了。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亲人临终前,家人不能与他对视,主要是怕让他产生留恋,迟迟不能走,经受更多的痛苦。不能哭则是怕引起病人伤心,让病人受刺激。这个时候,所有的亲人都盼望能安详地离开,走得越快受得折磨才越少。

父亲闭眼的时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全在床前,还有很多亲戚邻居,大家听到我们家哭声震天,都赶了过来。

父亲的呼吸已经停止,神态还算安详,因为喘气,父亲的嘴还是半张着。姑姑让我赶紧帮父亲合上,我一遍又一遍轻轻地用手促紧,直到完全合拢。

父亲生前已经选好了坟地,做好了自己的寿衣和棺材,衣服是他自己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棺材也是他一斧子一斧子劈出来的。按我们那里的风俗,很多人在过了60岁,都会把这些准备好,无非是父亲多才多艺,都是自己做的。寿衣讲究穿单不穿双,而且棉布丝绸搭配、单衣夹衣都得有。

把遗容整理好后,姐姐们把父亲箱子里的寿衣拿了出来,一共是九件上衣五条裤子,听说要趁身体还热乎的时候穿。直接穿是没办法穿的,得有个人一件件穿在身上,套好了再脱下来,再给父亲穿上,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身上。姑姑姐姐们急急忙忙一件件拿出来让我穿,大家掉着泪哭着忙着,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接着就是安排去给舅舅家族和本家族长辈说信。说信是很文雅的说法,就是报丧,得让家族和母亲的娘家人知道。舅舅家是必须儿子亲自去的,其他的人则可以安排亲戚邻居去。说信分为说活信和说死信,对舅舅,活信也是免不了的,父亲去逝的前一天,因为病重,已经给舅舅说过一次,舅舅也来家看过父亲。

我的亲舅舅只有一个,表弟在外面安了家,现在也是一个人生活。他也一直常年病着,行动不便。幸好表弟虽然在外安了家,但回家还是方便,我们给舅舅说了活信后,表弟连夜就开车回来接上舅舅直奔我家。

说信的好安排好了,村里的邻居也很快就过来帮忙了。因为疫情,大部分人今年还没出门,基本都在家。大家七手八脚,等父亲穿好衣服,直接就抬到了堂屋布置好的灵堂里,免不了大家又是一场痛哭。

邻居问还要不要把父亲的衣物留下一下,哥哥可能不想睹物思人,说全拿去烧了吧。我说,把床上的物品和父亲穿过的都烧了,原来姐姐、哥哥及我买的新衣服,还有很多,父亲一直没舍得穿,这些就留下我们穿吧。我们想给父亲的温暖,他都留给我们了,我们就留着,姐夫能穿的就让姐夫穿,我们兄弟能穿的就我们兄弟穿。

在灵堂的摆放也是有讲究的,寿鞋一般也是棉制,底上有莲花,意思为脚蹬莲台,去往西方极乐世界。手里不能空着,会放上手绢或者金银元宝等物。两脚并拢,前面靠着一只犁铧,这个具体什么含义,我也不懂。

放好后,又用竹子做成一个半圆形的罩子,蒙上买来的罩面,放在遗体上。前面供桌上放上水果等,点起清油灯、蜡烛和香,再放一个烧纸的器物(一般用的废弃的铁锅),门外放上奠字和挽联,整个灵堂就算布置好了。孝子女要不时添加清油,或者点香,保证不长明不断。

这时候,姑姑开始给我们每个人戴孝布,这是一条长的白布长巾,上面系的有麻,需要包裹在头上,孙子辈就戴上孝套。这个戴上后,是不能进别人家门(车门)的,如果要进去,就得先取下来。

父亲的葬礼,就近有两个吉日,一是当天下午,二是三天后。因为当天下午太赶了,不可能完成,最后就定在三天后,也就是二月十八。

中间隔了两天,邻居们都在帮忙,去买菜的买菜,去砍柴的砍柴,去搬桌椅的搬桌椅,外面的事都交待给队长安排,厨房的事由二老家堂弟媳负责。他们都会安排得非常妥当,基本上用不着主人张罗。

这时候,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将棺材搬出来清洗。棺材一直就放在旧的堂屋里的板凳上,长时间没怎么打扫,全是灰尘。棺材做好后,在到墓地前是不可以直接落地的,一般是放在板凳或者木头上面。农村一般的都用柏木做棺材,柏木质地硬,有一定香气,可以防虫。

古代有钱人,棺材据说有用一根整木的。现在一般都没有这么大的树,即使有,也像父亲老家康家沟那里的三根几百年的松树,早就被国家保护起来,不准砍伐了。现在好的棺材一般为十、十二或者十四块木料制成,父亲的棺材是全柏木,用料十四块,其中盖三块,底三块,两边各三块,前后各一块。柏木生长缓慢,能长这么大,至少都要几十年,这在我们家乡已经不多了,很多人都是小的时候就开始栽柏树做准备了。

农村的葬礼一般都是分为两天办。头一天歇客,一般亲戚邻居就到了,第二天主要就是安排下葬。

疫情期间,政府要求红事停办,白事简办,附近的村子死了人,早期的就找了几个帮忙的人掩埋了事,不准办酒席。后期也有办的,但都要求从简。父亲一生好客,他走了,我们不希望草草了事,但我们也不能大操大办,幸好疫情在老家并没扩散,管理还算人性化,父亲的葬礼得以正常进行。所有的事都还算圆满,这是上天对父亲一生为善的最好回报吧。

二月十七下午,本族的人先到,接下来是母亲的娘家人。几十个人一路,举着花圈,排着队,由家族德高望重的人带队。他们一般都提前通过主人家说好,大概什么时间到,家族和外家亲戚到的时间差距不大。当快到的时候,唢呐要吹起来,锣鼓得敲起来,姑姑和姐姐们,包括堂姐等,都在灵堂哭,表达哀思。我们作儿子的,要前去跪迎,双手捧着一柱点燃的香,跪下磕一个头,站起来后退三步,再跪下磕一个头,站起来后退三步,再跪下磕一个头,立在门边,让亲人们进到去,然后我们再进去跪在灵堂边,本族的长辈兄弟姐妹们开始焚香烧纸,子孙辈的跪下磕头。

半小时后舅舅带着母亲的娘家人到,照例再迎接一次。娘家人到灵堂拜祭后,就被支客请到提前安排好的桌子上。这些桌子也是临时根据人数搭起来的,娘家人坐好后,家族的人也会被安排上去,我们这些孝男孝女,侄男侄女,全部披麻戴孝,跪在旁边,要举行一个“说话”的仪式,也就是农村的追悼会。

之前的“说话”仪式,孝子是不允许讲话的,由主持人来汇报生前死后的情况,然后由娘家人和家族的长辈提批评意见。我记得小时候参加别人家的葬礼,有时候那些人完全是无理取闹,故意找茬。不过这么多年来,现在已经完全改观了,大家也不再苛刻,除非确实做得不好,可能会批评一下,一般都不会说得太难听,毕竟以后还会经常来往。

主持人一般是村上有些名望的人担任,节奏完全由他掌控,我们的这个娘家人“说话”仪式是由村书记担任的。根据之前我们兄弟姐妹商议,让我来代表家里人讲述父亲生前治病、回来在家休养的情况,然后介绍了父亲穿了多少衣服裤子,棺材是什么材料的等,然后就是由他们提意见。

所有人在听了我们的介绍,都没有什么可讲的。很多亲戚之前也来看望过父亲,他们也知道我们兄弟姐妹照顾父亲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说的是夸奖的话,没有一句批评的,他们说现在做到我们家这样照顾父母的人已经不多了,很多家庭本来孩子就少,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家庭父母病的时间一长,态度也会不好,给父母脸色的也很多,而在我们家,从来都没看到谁在抱怨,都是任劳任怨的。

几个长辈推辞不过讲了几句,其他人基本上都没发言。书记说,父亲是个老好人,没有几个不敬重的,他活了八十一岁,在我们农村,已经是高寿了,也算是个喜丧。他在总结了父亲的一生后,很快就结束了仪式。

7

父亲生前,也常常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孝。

他说,孝顺孝顺,首先是孝,然后是顺。孝就是尽心尽力侍奉父母,顺就是不忤逆,顺就是最大的孝。孝顺是让父母生前吃好穿暖不受气,而不是死后大操大办,又是办周年又是刻碑的,那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只有活在的时候对父母好,才是真的孝顺。

这些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有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有些道理,一个人长期生病,久而久之,可能照顾的人就会有些疲劳疏忽不耐烦,这种情况现实中很多。但我也看到了有些人不管父母病多长时间,依然尽心尽力,包括我大姑的子女。当然,妈妈病了一年多,父亲病到两个多月,可能真不算长时间,我们兄弟姐妹也不能称算孝子,只是做到了为人子女的一些基本要求罢了。

之前,邻居家有老人病了,子女媳妇给脸色,或者说些不合适的话,父亲就会回来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很多时候,他也会站在子女的角度,讲怎么样当好父母的角色。

邻居中有两个老伙伴比父亲小几岁。一男一女,现在都七十多岁了。男的叫张武,女的叫李雯。这两个人现在所遇到的事,基本上也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了。

张武年轻的时候,非常忤逆和蛮横,我们那时候还是小孩子,经常看到他打骂父母和老婆,孩子更不消说,经常打得死去活来。他就是家里的土皇帝,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谁也不敢在家里唱反调。

后来有一次,因为打父母,家族的长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带了几十个长辈及兄弟,赶到他家,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暴打,后来还开家族会议,让他跪了一晚上,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最后才饶了他。从那以后,他对父母收敛了些,但对妻子和孩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狠。

在这样的环境中,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长大了,女儿嫁出去,儿子也成了家。按说家庭很圆满的,可他的本性依然没变,对子女依然呼来喝去的。孩子大了,自然不太听他的,他现在不可能打了,如果打的话,儿子们就有可能还手,上了年纪的他有些力不从心。

后来,张武的妻子得病去逝了,因为和子女们生活不到一起,他就一个人自己生活。从这以后,原来经常回来的女儿们也很少回来了,过年回来也是兄弟姐妹一起过年,最多就是给他打点饭菜送过去。

再后来,二儿子因为在煤矿出了事故,年纪轻轻地就死了,留下一个女儿,跟着她妈妈生活去了。那些年,村里发现了无烟煤,热量很高,质量不错。为了发展农村经济,村委开办起了煤矿,很多老板闻风而动,也来村里办煤矿。最多的时候,有四五个煤矿同时生产。一辈子种地的青壮农民,没经过任何培训,一跃变成了煤矿工人,忙的时候在家种地,其他时间就在煤矿上班。他们的安全意识淡薄,除了矿长懂点外,其他人都是边做边摸索,这也为以后的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埋下了隐患。

这些煤矿为了抢资源,互相都在抢进度,有时候为了拼产量,根本顾不得安全。不但操作不规范,有时候职工还在巷道里抽烟,张家老大就因为抽烟引发瓦斯爆炸,幸好只是烧伤了点,没有其他大问题。也就是那几年,煤矿经常会出事故,村里很多青壮劳力就把命扔到了井下。我曾经计算过,算上后来外出打工在煤矿死的人,大概有近二十个,全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其中有五六个都是我的同学。

也就是事故太多了,加上后来很多人得了矽肺病,这才让大家觉得,煤矿上班虽然赚的钱多,但这危险性太大了,渐渐的大家就不再去煤矿打工,转而都去搞建筑了,虽然也苦,但总归没有煤矿那么了危险了。

张家老大,也就是在煤矿上班落下了矽肺病,那时候挖煤,所有的人都不戴口罩,不得矽肺病的很少。前年,张老大在与矽肺病抗争几年后离开了。张武这下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养儿防老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我叫张武表叔,我们小时候,他们偶尔会和我们争点地界什么的,总体还算和睦,因为的父母都是非常谦和的人,不会太计较。他小时对我们也很好,闲暇时会去打猎,打回来的野物,都会做好了给我们吃,从小到大,没少吃过野兔、野猪、野鸡之类的。

现在每年回去,看到他一个人,每天在村子里东家走走,西家坐坐,累了就回去,一个人孤单而又落寞。

李雯老太太也算个苦命人,她老公死得早,也没有再嫁人。抚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挺有本事的一个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三爷爷推荐他去乡里上班。那时候,大家其实对在政府上班没有多少渴望,一般都是推荐贫下中农去的。儿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懂事,很快就靠勤快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出任了副乡长,移民局副局长等。

儿子长年在外工作,家中只有李雯和儿媳妇、孙女儿一起。婆媳矛盾是中国大多数家庭不可避免的难题,李雯也一样,媳妇刚嫁过来的时候,就很强势,儿子疼老婆,凡事也不跟她计较,久而久之,家里就是媳妇管家了。婆媳之间难免有很多摩擦,刚开始那些年,也没少吵架,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再后来,孙女儿长大成人,也在外面成了家,有了重孙子,儿媳妇也去城里带孙子了。本来儿子让她也去城里住,可她总也住不习惯,住一段时间就回了乡下老家。儿子没办法,只好把家里老房子拆了,重新建了楼房,时不时回来看望父母。

李雯人也挺善良,就是和农村很多妇女一样,平时没事,喜欢东家长西家短地说闲话,这是现代很多人最不喜欢的。有时候也会说到儿媳妇,结果传出去了,被儿媳妇听到,难免时不时为一些小事争几句,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争论多了,她就说孩子不孝顺。其实,很多农村的老人都是这样,孩子出去赚钱,不在身边,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父亲每每劝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不要以老一套的方法看问题,要想得开。

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年纪这么大了,还不得不一个人在家做饭工作,这算起来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孝。父母在,不远游,我们却都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没有人在家照顾他。

父亲从医院回来后,李雯每天也会来看望。大概父亲去逝的前两天,有一天我中午在那房间睡觉,突然被说话声吵醒了。只听她在问父亲,如果有啥话,有啥没交待的,都告诉孩子们,他们都在这里。那时候父亲声音已经嘶哑了,根本说不出话来,听到这样问,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后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我让哥哥姐姐们让她不要再问父亲这事了,人还没走,就在让父亲交待后事,这算怎么回事啊。这时我才听说,之前有几次她一个人在父亲房间的时候,也问过父亲,是不是给子女留的有钱,放在哪里的。父亲很不耐烦的告诉她:少操那么多心,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没想到她还念念不忘,生怕父亲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到时钱放在哪里也找不到。

据说,姐姐们也问过父亲,也是担心这事。不过姐姐们问得很小心,就是说之前三姐借过父亲几万块钱,问父亲是存起来还是放哪里的。父亲说,他已经放好了一个地方的。但没透露在哪里。而那几天,我每天通宵都在父亲房间,我已经通过父亲知道了钱放在哪里,只是我从来没想过要得到父亲这一点点辛苦钱,我知道地方,但我没去看过。

当然,这个事我在父亲去逝的头一天晚上已经告诉了哥哥,我只是不知道具体数目。我的意见是这钱我一分不要,就留作父亲办理后事。父亲去逝后,我和哥哥才把父亲的钱从他藏的地方拿出来。钱虽然不多,只有一点点,但这都是父亲一点点攒下来的。

在父亲后事办完的那天,李雯和我们在家烤火聊天,说着说着她拿出了手机,说要把父亲的电话号码删了,反正以后也没法打了,听得我们都红了眼。

8

父亲的下葬定在二月十八的中午。

前一天,我们子女都要守夜,就是通宵守在灵堂,陪伴父亲最后一晚。其实,应该是从去逝开始到下葬,每天都应该如此,轮流值守。

早上,来帮忙的邻居早早地吃了早饭,就开始去打井。打井是我们老家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挖个坑,用来放棺材的。

墓地是父亲原来生前选好的,和懂风水的老师看过。据说是一块宝地,本来山是很贫瘠的,可在风化石中竟然有一股泉水流出,该地左高右低,前面开阔,形如圈椅,这就是龙脉。

阴阳先生拿着罗盘,先确定方位,看今年哪个方向能安葬,还要求前面没有高山白岩,最后确定了是卯山酉。用两根木棒,系上绳子,将这个方向完全对好后,插在要打的井的两头,然后取掉绳子,就可以开挖了。

这打井也是有讲究的,首先是形状,宽打明堂直打井,要直直地挖下去,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长方体形状。人员上要求是八把锄头九个人,不能多也不能少,具体原因不知道,一直流传下来就是这样。

婷比我懂的多,她早上告诉我,要带上烟多去给这些帮助打井的邻居们发发。我问哥哥,他说已经把烟给专门发烟的人了。婷说那还是需要你们自己去发一下,毕竟这些人很辛苦。我听了赶紧带了几盒烟,给这些帮忙的邻居发了几圈。

我之前一直在上学,后来上班,再后来就来到了外地,没怎么经历过农村的喜事丧事,对这些礼数是一点都不懂,完全是生活中的白痴,幸好婷会随时提醒我。

按农村的风俗,坟墓前面必须用石头砌起来。一部分人在打井,一部分人就去抬石头过来。石头是从很远的地方用车拉上来的,幸好不是很远,人又多,一会儿就全部抬到了井前。

大家都以为这个地方是石头,估计比较难挖,但在开始挖以后才发现,全是黄泥,并没想象中的困难,所以很快大家就把井打好了。

出殡前,阴阳先生专门交待,说我们要安排三个人,一个人端升子(一种口大底小的木制梯形容器,农村原来办红白喜事时,亲戚邻居都互相送粮食,就用这个容器来衡量,一般是送一升),一个人拿公鸡,一个人拿遗像。升子里面装的是五谷,都是祭祀要用的物品。还有衣禄罐、刀头肉、水果等,专门有人会带去。衣禄罐,之前用的是陶制的罐子,现在很多是用的玻璃罐头瓶,每日在里面放上一些饭菜,出丧时,与棺材同葬,免得亲人饿肚子。

时辰一到,帮忙的人都进了灵堂,开始将父亲遗体外面的罩子取下,抬起来将他放在梯子上。小的时候,看村里的人出殡,一般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在棺材里装好,抬出去放在井里。一种是和父亲一样,用梯子垫上垫子,将人放在上面,用盖布盖住,用绳子系好,直接抬到墓地,棺材也会提前运到墓地,然后再装棺。现在基本上都用后一种,前一种已经不再使用了,主要原因估计是装在棺材里不好抬,而且抬的时候容易把里面的人弄移位。我小时候看他们几十个人抬,而且大家跑得很快,很容易伤到人。

父亲在梯子上放好后,阴阳先生开始嘴里念念有词,然后说声出发,我们在前带路,哥哥边走边撒引路钱,我提着鸡,儿子抱着遗像,邻居们抬着父亲遗体跟在后面,姐姐们紧跟其后,一路哭声震天。

因为墓地就在不远的地方,很快就到了。棺材已经放好在井里,只有盖子没盖上了。父亲的遗体一到,就被抬进了棺材,然后就是我们子女们去帮助父亲最后整理一下遗容,将抬乱的衣服弄平整,将鞋子穿好。身体一定要放正,身体周围可以放些衣物,或者柏枝。然后把衣禄罐放在头上棺材后面的专门地方。因为父亲生前喜欢酒,顺便放了两瓶酒给他。

等一切整理好后,我们向父亲告别,然后就会盖上棺材盖。从这一刻起,我们再也看不到敬爱的父亲了。

阴阳先生开始超度,并将升子里的五谷撒出来,这时候,我们孝子孝女都背朝棺材跪在前面,将衣服后摆用两只手牵住,来接阴阳先生撒出的五谷。阴阳先生在墓穴内画八卦符号,用公鸡(也叫登棺鸡)和桃条柳棍念咒扫墓穴后,我们再依次将接的五谷撒在灵棺上。至此,整个仪式基本完毕,邻居们开始掩埋和垒坟,我们开始在坟前烧纸钱。

垒坟头全是用的石头,一块块交错叠起来,不用水泥,但还是很结实。坟头最上面有个三角形的石头,叫坟帽,一般是择吉日或者大寒之日才放,安葬当日是没有的,空在那里。

花圈太多,大概有三四十个,全部用火烧在坟旁。只留了一个哥哥敬献的,插在坟后面,等复山后再烧掉。

父亲就这样入土为安了。

9

我在医院看望父亲时,父亲说,今年是很不顺利的一年,我们这兄弟姐妹都不太顺。

首先是大姑,一直卧病在床,这个就不用说了。

二姑突然腿痛难忍,基本上无法走路,到医院治疗了没什么效果。后来听说镇上有个叫龙显灵的医生,用草药敷的效果不错,于是去找龙医生开了几副药,进行了包敷,终于有了些好转,虽然还是痛,但能走路了。

接着是大妈,大妈本来身体还挺硬朗,有天晚上,她半夜起来,忘了开灯,结果出门后一脚踩空,从台阶上摔了下去。虽然伤不严重,也在医院休养了十多天。

对于大姑的病,父亲一直耿耿于怀,他心里也一直有些愧疚,可这也是没办法改变的事。

父亲的腰痛是个老毛病,前两年,村里组织老年人体检,父亲去检查了下,后来就在医院里输液。大姑那时候身体还不错,她听说父亲病了,就和三姑约着去医院探望父亲。

两个人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突然窜出来一辆小型货车,避让不及,把两人都撞倒了。大姑骨盆撞裂,三姑的手臂受伤,两人都住进了医院。后来,虽然都治好出了院,但大姑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这让父亲心疼了很久。后来也是因为骨盆的旧伤,导致大姑再也无法坐起来。

父亲那一代人,兄弟姐妹的感情是非常好的。父亲排行第二,大姑比父亲大四岁,大姑二姑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别人家,但他们兄妹间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平时都经常都会打电话问候,或者互相看望。

大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一辈子喜欢到处走走,和别人聊天。可病倒在床,哪里也去不了,这可苦了她。开始还经常有人探望,她还可以摆龙门阵,后来人少了,她每天就一个人躺在床上,孤寂而无助。大姑没有亲生子女,表哥表嫂都是小时候抱养的。自从大姑病倒后,表哥表嫂就没去工作了,天天保证有个人在家照顾她。

但凡人老了病了,就容易多心,容易烦躁和生气,大姑也不例外,尽管表哥表嫂对她照顾得挺不错,比很多亲生子女都要好,但她还是有些不满意,说做的这样不好吃,那样不好吃。每当父亲去看望她,她都抱怨一通。父亲就劝导她,你这已经很好了,好多人亲生子女一大堆,老了病了没人管,你已经很享福了。大姑其实也就发发牢骚,她主要也不是有多不满意,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在家呆得时间太长了,不能出去,无人时时陪伴,心里便滋生出许多不满来。

去年的时候,大姑病重,医生说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父亲那时正在山东外甥女家玩,本来我计划过几天接他到温州,可等我刚要去的时候,他说他要回去了,大姑的病让他完全没有了玩的心思。

大姑虽然病重,但胃口挺好,吃饭还不错,身体没有其他问题,很快就缓了过来。每年过年,我回去看望她,她除了不能起来外,完全是一个健康人一样。

三姑那次手受伤之后,也留下了后遗症,无法提重物。三个姑姑中,二姑最远,三姑最近,和我们在一个村,距离不超过一千米。

离得近也是最亲近的,三姑把我们都当亲生子女一样,尽心尽力帮助我们和二老家。不论我们两家有大事小事,三姑都尽全力来帮助,当自己家的事一样,这让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包括二老家的孩子,一辈子都感激不尽。其实三姑和二老并不姓康,她们是祖母改嫁后生的,和父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但他们的关系,早已和同父同母的兄弟一样。这种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信条,值得我们家族永远传承下来。

在家里照顾父亲期间,姐姐们说到三姑,也都很是敬重。哥哥说,当时家里建房子,三姑每天都帮着做,在家里做了三四十天,还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肉类等都带了过来。我当时就开玩笑说,我们的三姑是最苦最累的,为我们这些家庭操碎了心。而我们孩子们的三姑,也是一样,离得最近,操心最多,为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帮衬最多。我的三姐,就像三姑一样,把这些重情重义的亲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姑是离我们最远的,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没去过二姑家,每年都是二姑回来才能看到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年都看不到一次。

二老和二妈是一对苦命人,一辈子省吃俭用,勤劳能干,可惜天不假年,五六十岁就得病去世了。不过堂弟很能干,成家后把自己的家建得很不错,夫妻俩都是吃得苦的人,当家早,在同年龄的村民中,都是排在前面的。

父亲的兄弟中,最亲的是大老,大老和父亲是同爷爷的,比父亲小三岁。父亲和大老的关系,那比亲兄弟还亲,一辈子红脸的话都没有说过。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是从小就好。

父亲在两岁时,他的父亲就因为国民党抓壮丁(强行将青壮男子征去当兵)离开了家,从此便杳无音讯,他的母亲改嫁,父亲就成了孤儿。九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帮他一个远房大姑婆当长工。父亲的大姑婆是一位奇女子,能干泼辣,是个地主,名震一方(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也是因为大姑婆的帮衬,才让父母没有挨到多少饿)。可由于父亲当时年龄太小,根本承受不住繁重的农活,后来就回到老家,跟着一位没有孩子的奶奶生活了几年。在此期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本房名医康克俊,按家族辈分,应该算我伯父,他很喜欢父亲,让父亲跟着他学医。父亲也跟着去学了一段时间,父亲虽然心灵手巧,但背诵还是不行,最终并没学会。

再到后来,大老的父亲,也就是我三爷爷,让父亲跟着他们生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和大老就真的成了一家人。父亲是和母亲结婚后很多年,才独立成家的。三爷爷后来在村里当大队长,他觉得我们家里还是得有个医生才好,否则以后村里人看病是个大问题。父亲没学会,就让大老去学。这一点,足以证明三爷爷的眼光还是非常长远的,大老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

三年前,大老生病,医院检查后,说可能只能活半年了。堂哥兄弟姐妹商量后,说服大老去做手术,希望能延续他的生命。大老是医生,他很清楚自己的病,在没检查的半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他也判断出来是癌症,他连大妈都没告诉,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和堂兄讲,说自己身体可能出了问题。这时,堂兄才知道大老已经病了很久了。大老开始是不做手术的,后来是因为同病房有位八十多的老人,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加上堂兄他们的恳求,最后大老答应了,做了手术,挨了疼,可最后依然没能看好,反而术后产生了并发病,加速了他的离开。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包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当时就对我们说,如果以后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坚决不去做手术之类的,不去受那个罪。

父亲和大老很多相法都是相同的,包括对后事的安排也都一致,两个人都坚持叶落归根,坚持去世后不剃头(我们老家的风俗,死后是要把头发剃去的)。更为巧合的是,大老和父亲都是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而且三个女儿都是大的,两个儿子都是小的。

父亲走后,他的兄弟姐妹中,就只剩下三个姑姑和大妈了。父亲走的时候,二姑三姑都在现场,只有大姑蒙在鼓里,完全不敢告诉她。我后来去看望大姑的时候,她问起父亲怎么样了,我都强作笑脸说,父亲就是腰疼得起不来,其他都挺好的,等他腰到时不怎么疼了,就送他下来看您。我们都知道迟早她会起疑心的,但能瞒多长时间,就瞒多少时间。大姑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10

母亲去逝后,我曾经写了一篇文字怀念母亲,是用笔写在本子上的,大概有三四页的样子,写好了就放在我房间的抽屉里。有一天,父亲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篇文字,据说父亲还为此吃母亲的醋,说我只是爱母亲,不爱他。其实他不知道,男人之间的爱,父亲与孩子,孩子与父亲,只是没有说出来,爱的程度一点都不会比母亲少。我当时就心里对自己说,将来如果父亲百年之后,我一定会写出更多的文字来怀念他,因为他和我们生活的时间更长,给我们的爱更多,可回忆的地方更多。最近几年,每年过年回去,我都让父亲讲讲他的过去,我希望能更全面地了解我的父亲。

父母俱在的时候,我们家也算当地比较好过的家庭,虽然孩子多,但父母非常能干,家境还算不错。在我还没出生,家里就有了缝纫机,也是当地最先拥有自行车、电视机的家庭。

缝纫机是上海牌的,父亲一生都在使用。我们小时候,衣服基本上都是父亲缝制的,村里也有很多人找父亲做衣服,那时候的衣服款式主要是中山服,要么是的确良的衬衣。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还曾经为我做过一套西服,这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就完全不知道了。父亲村里有名的裁缝,很多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一般都是妇女。父亲自己是自学成才的,让他教别人做衣服,其实他也不太会教,就是让别人看,记住具体怎么量体,怎么用画粉在布上面画线,怎么裁剪,怎么缝制。很多人学会了,但时代变化太快,市场上卖衣服的多了,也便宜了,自己缝衣服的就很少了,这门手艺也就淘汰了。

父亲的手艺,教过的人很多,但真正带徒弟的,除了缝衣,就是做纸活了。这一块主要是丧葬用品,父亲先后带了四五个徒弟,到他去逝时,还有两位徒弟为他戴孝,这两位一个姓郑,一个姓罗,是镇上两大丧葬用品商。

自行车是大姐夫家拿来的旧自行车,是“五羊”品牌,应该是日本产品。这个主要成了我的代驾,那时候个子小,只能把腿从三脚杠里伸过去踩蹬。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用我家的自行车练会了骑车的,印象中过年的时候,我家后面学校的操场,就是大家练车的场地,一大群人围着看,有的帮忙扶车,换着练,非常热闹。我上初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往返的。

人们都说艺多不养家,但父亲却就是靠着手艺,养着这个家。农活忙的时候,他就和母亲一道做农活,不忙的时候,他就专心做他的手艺活。

父亲一生和邻居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全村没几个人和他能发生争吵。听人讲,前几年修公路,因为占地,和一家人产生了误会,那家的女主人,就在那里骂,我们没人理她,她后来又跑到家里来吵。父亲一句话没说,只管自己忙自己的事,还给对方倒了杯水,让对方润润口再吵,中午还让对方吃午饭。那人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也不好意思,最后自己悻悻地回去了。后来,对方知道是误解后,就特别不好意思,给父亲和哥哥道了几次歉。

父亲和母亲一生为善,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厨娘,不论哪家过大事小事,做饭都是她来,她做得又快又好,深受邻居们喜爱。父亲由于手艺众多,邻居也多请帮忙,包括和大老他们一家,在村里那是有口皆碑。据说当年去康家沟拆旧房的木头来建新房时,因为路途遥远,有十多公里的山路,搬的东西多,需要邻居帮忙。结果我们两家打了声招呼,来了一百四十多人,这在当时及以后的这么多年里,没有谁家做事有这么多人自愿前来帮忙的。

这些关系的维护,一方面是三爷爷当大队长时帮了很多人,一是父母换下了很多功夫,也有一部分是大老当医生救治了很多人,虽然我们在当地同姓的只有两家,却依然有非常好的声誉和威望。这些都和我们家族的家训有关,这个家训是父亲由毛笔写在族谱上的,原文如下:

亲善居家,睦族敦亲,孝心尽力,智德育人。

克勤克俭,谦虚谨慎,自强自立,不谋非分。

施惠勿念,受恩常铭,不骄不谄,微言笃行。

守法尊俗,自爱洁身,不为恶小,守正为心。

康氏后裔,牢记家训,克绳祖武,永续康宁。

十多年前,有位德高望重的堂叔,想重修族谱,找了家族里的一些人,做了很多调研工作,最后计划把族谱重新修订一下,父亲也是筹备人之一。当时没想着是用印刷本,而是采用了最古老的办法,用布做成书,然后用毛笔在上面书写,父亲成为了执笔人。这次族谱的序是我写的,家训也是堂叔和我们一起确定的。可就是这么一件为家族做的好事,最后却不了了之,很多人根本不理解、不配合,父亲他们费了很多精力,最后做的也是勉强能用。没能做到更好,这也让父亲一生耿耿于怀。

父亲没学多少文化,他只上过几年的私塾,但他绝对算我们当地的文化人,主要得益于他自己非常爱学习。他的毛笔字、他的文化程度,除了本地的民办老师,其他人是完全无法相比的。

家乡办红白喜事要写对联,基本上都父亲去写。父亲的毛笔书法,以正楷为主,据说这都是小时候通过树枝在沙地上练出来的。我小学时学毛笔,经常被父亲批评,说握笔手心要空,能放下一个鸡蛋才行。家里有一本字典,是民国时期的,标价三万伍仟圆,我的启蒙教育,都是靠翻这个字典得来的。

父亲小时候还遇到过一位叫沈冈新的成都人。因为在家里犯了事,就跑了出去,后来被迫加入国民党,成了一名军人,在部队经过我们那里时,他因为不愿与国民党为伍,偷偷开了小差,溜了。成都老家是不敢回去的,最后就留在康家沟,当了一名先生。他看父亲聪明乖巧,就认父亲作了义子,带父亲学习文化。父亲的这些文化功底,有一半的功劳是受他指点得来的,也为父亲后来大队当出纳打下了基础。父亲一直告诉我们,这个干爹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说起父亲的这位义父,也算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他一辈子嫉恶如仇,在文革期间,受别人蛊惑,帮着写控告信揭露地主,最后被人陷害判了刑,在伊犁劳改了几年。后来刑满释放,他可能觉得自己反正也老了,加上劳改的身份,让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亲人,父亲说去接他回来,他不回来,但每年都不断地给父亲寄衣物等回来,父亲有一本相册,多半都是他的照片。沈爷爷在成都还有一个儿子,后来在成都中医院工作,叫沈德禄,他让父亲去找过,曾经有段时间,来往比较密切,如兄弟般,后来沈爷爷去逝,就逐渐断了音讯。

母亲生病后,家里的钱都拿去给母亲治病,可最后依然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母亲去逝后,家里的重担全在父亲身上,那时候应该是他最艰难的时候,但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起。只是有时候睡觉半夜醒来的时候,常常听到父亲在辗转反侧、轻声叹气,那声音多年以后都让我觉得格外清晰而难受。

常言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这一点母亲表现得比较明显,但父亲是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即使这样,我最终还是家里享受到照顾最多的一个人,我是家里上学最多的人,也是花钱最多的,我从初中开始,就把所有花的钱记在本子上。我记得初中一共花费了600多元,高中花了3000多元,大学一下就用去2万多元。这些都是父亲通过一角一分辛苦赚来的,但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有些不珍惜,特别是大学的时候。当我毕业上班后,我就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能让父亲为我花钱,只能是我为他花钱了。可这个愿望还是没有实现,结婚的时候,父亲还是给了我六千元,这在当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本来不收,但父亲一定要给,说是他的心意。

父亲的一生,无依无靠,全靠自己。所以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他也经常告诉我们:养儿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养儿强过我,留钱做什么?在父亲的观念里,孩子读书,只要他能念起走,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去,孩子成人了,就让他自己去努力去奋斗,而不应该总想靠父亲给自己留多少钱,挣下多少家产。我想,这也是每个长盛不衰家族生生不息的法宝,每代人都要靠自己,不然不会有“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所以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是,父母只能供养到你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需要你自己去努力。

初中的时候,父母比较忙,三年下来,连家长会都没参加过。高中上学在另外一个镇,那时候比较穷,没有钱,也舍不得买菜吃,都是自己带咸菜。有一次,父亲和三姐来学校看我,正好我在吃午饭,当时是打的白米饭,用家里带的油辣子下饭。据三姐说,父亲回去后说起来还流泪了,觉得自己对不起我,让我生活得太苦了,所以后来在给钱的时候,父亲总是会多给,让我不要操心钱的问题。但其实那时候我自己没觉得有啥,我不需要比谁吃得好,学习成绩好才是最重要的。

父亲对自己从来都不是个大气的人,他一直省吃俭用,一天都舍不得用上十块钱,但他对我们当儿女的,对其他人,从来不吝啬。每年回家过年,他给孙子、外孙、重孙红包,每个人几百上千地给,如果不收他就会非常生气。这劝收红包的事情,每年都在上演,给的人使劲往兜里塞,收的人不断地取出来还,往复几次,像打架一样。后来家里人都学聪明了,反正给了也不收,直接提前悄悄地放在一个地方,有时候是抽屉里,有时候是枕头下,有时候是衣服里,走了后再告诉对方,这样大家都不用劝来劝去的了。

我记忆中父亲打过我一次,那也是为数不多的挨打记录。小时候特别勤快,家里放牛,总是喜欢拿把柴刀上,放牛的同时得砍一捆柴回来。也是因为捡柴,忘了看牛,结果牛跑去把别人家的玉米苗吃了。那时候,农民把粮食看得特别贵重,吃了就再也长不起来了,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回来后就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当时用的是小竹枝,特别疼,感觉手指都要断了。多年以后,当我和父亲聊起小时候这些趣事,父亲显得特别不好意思,他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但他的心里一定很后悔,不该打得那么狠,让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告诉父亲,我这并不是记恨您,而是童年中的趣事而已。

我的母亲在家是比较强势的,她是个急性子,父亲恰好是个慢性子,两个人也经常为小事争吵。不过一般都是母亲唠叨,父亲不说话,家里的人都怕母亲,除了我。因为我最小,可能恃宠而娇吧,我是唯一一个敢在母亲责怪父亲的时候为父亲讲话的人,姐姐哥哥们是不敢的。父亲并不是怕母亲,他爱母亲,爱孩子,爱这个家,他不愿意为这些小事而争吵,即使母亲去逝很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母亲时,依然难过得泛起泪花。

他是一个称职的丈夫,更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11

我们已经习惯了父亲在的日子,完全没想到他有一天也会离开。即使想了,也觉得没这么快,包括对他生病,听到医生断定他随时可能走,那心里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治疗,再天天听医生分析,慢慢的心里才接受了这个现实。但这次突然离开,还是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在父亲生日的那天晚上,家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姐姐、哥嫂和我,还有大老二老家的孩子,议题是以后谁来照顾生病的父亲。当时我们都想着,父亲一定还能活很长时间,我们研究一下接下来怎么安排照顾他。

农村的作法,是父母跟着哪个人的,就由哪个人来照顾,主要是由儿子来承担赡养的义务。如果没有儿子,一般会把大女儿留在家招婿上门。出嫁的女儿,可以轮流回来看望,但一般不会长期在家照顾。而在老家,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父母都跟着这个儿子。如果有几个儿子,一般都是老大先成家后就分家出去了,最后父母跟着小儿子的。兄弟多了,就轮流照顾父母,只有两个孩子,父母就一人照顾一个。从这点上来讲,父亲应该跟着我,可我上学后就一直没在家,父亲就跟着哥哥生活。

我没有在家,这也是我欠父亲最多的,我没有为父亲尽到孝心。当然,父亲也没让我们照顾,他身体尽管不好,但他一直都在自己赚钱,自己生活。早期,哥哥和我孩子上学,父亲帮忙照顾,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带着孩子上学。我们兄弟都出去打工,父亲依然一个人在家生活,他把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蔬菜,平时就帮徒弟们做作纸活。

父亲这一生,最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拖累整个家庭。前几年,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哥哥嫂嫂就怎么出去打工,被父亲催促了好多次。说自己身体还可以,让他们赶紧出去赚钱。三姑常讲,别的人都在抱怨子女跑到一边,不管父母,只有我们哥哥,总是在劝子女出去,不要留在家里。父亲虽然打心底里不愿让子女为他守在家里,但每次听说在外打工的哥哥嫂嫂要回去,父亲总是早早地准备好了凉粉、豆腐等家常菜,让哥嫂一回家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我之前回去也一样,记得很多年前我回家去,父亲高兴地亲自下厨,他说要给我做我最喜欢吃肉馍馍。

父亲病倒在床,一时半会起来行走的可能性是没有了,我们唯一希望的是他不要瘫痪,少受些痛苦,照顾的事由我们想办法。

家庭会议的提议是由媛发起的,媛是大姐的独生女,她的意见是,因为现在父亲不能起床,侄子还在上学,哥嫂都在家,没人去赚钱,肯定是不行的。她说现在是新时代,你们当女儿、儿子的都有照顾外爷的责任,三姨照顾得好,加上我妈和二姨都要带孙子,表弟还没结婚,三姨稍微空闲点,就让三姨留在家照顾外爷,大舅舅母留一个人在家,另外一个人去挣钱,其他没有在家的兄弟姐妹给三姨拿一些钱,当然,这个钱可能比不上在外面挣得多,只是作为弥补。

然后一个个地表态,大姐二姐都没意见,三姐说她照顾一段时间没问题,长时间可能也要和姐夫商量的。我看三姐为难,赶紧说,照顾父母的责任,主要还是我们当儿子的承担,姐姐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回来看望,但让三姐来照顾父亲,我个人感觉不妥,一是三姐还有一家人,也刚建了房子没几年,本来和姐夫一直在外面赚钱,现在我们决定让她留在家里照顾父亲,那姐夫会怎么想?二是父亲这病,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好的,只能由我们兄弟来共同承担,我的意见是哥嫂出力,我出钱。哥嫂在家照顾父亲,要花钱的地方都我来出。

哥哥嫂嫂则表示,照顾父母是他们应尽的职责,而且现在就侄儿一个人上学,现在已经在实习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兄弟姐妹的情谊领了,但让三姐照顾,他们也过意不去,也不可能接受。

这些年来,哥嫂也成了父亲的依靠,在哥哥没回来之前,不论我们怎么说,父亲都不愿意去医院,只有听说哥哥回去了,他才答应去医院的。哥哥嫂嫂都是老实本份的人,这一点非常像父亲,我曾经最喜欢唱《北歌之春》中的一段,就是“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而且这个场景经常在我梦中出现。中国的父子,一般很少谈心聊天,父亲和哥哥则不然,有时候经常聊天到半夜。

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都非常好,有一年,父亲把我们兄弟叫在一起,他说要帮我们分一下家。我上学后基本就没在家,我就告诉父亲,家里的什么我都不要,包括房子、田地、林木,这些主要是哥哥在家使用维护,都给他。父亲说,你要不要是你的事,但我必须分给你,你们两兄弟都有一份,现在分好,免得到时争吵,不管什么话,都说在明处,希望你们也要像我们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和睦,切不可为了些小事争来争去,互相算计,伤了和气。

这么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误会,但大家都会把话说出来,不会在心里长存芥蒂,更不会使出阴招损招,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作风。

具体到照顾父亲这事上,除了哥嫂,其他人的难处相对更大,但即使大家不能长期照顾,也都想为照顾父亲出一份力。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最后,还是堂姐夫和堂弟媳说了几句,他们说,看到别人家的子女,都是为不愿意照顾父母而推来推去,再看你们兄弟姐妹,都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真的让人感动,但这事可能还是让哥哥来才合适。最后大家都同意了,照顾父亲还是由哥嫂来承担,如果要花钱,其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出。

我们都做好了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包括父亲心理上也准备好了,可病魔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希望。

12

亲人死后,最重要的节日,在老家主要是复山、头七到七七,然后是百期、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

据说人有三魂七魄,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后,灵魂开始踏上一条不归黄泉路,前三天,灵魂迟迟不肯离开亲人,不肯离开家,所以日夜在家和亲人周遭游走。只有过了第三天,才会上路,而这路上也是不平坦的,传说人都有三魂七魄,每七天遭受一次痛苦,散去一魄,一年散去一魂,亲人为了让其有力气承受且顺利到达波岸,就每七天为其送些吃的和钱财,就有了“七期”与“三周年”。农村三周年一般比较隆重,很多会再办一次周年酒,会给逝去的亲人做灵龛,并请阴阳先生来进行“迎亡”仪式。

“迎亡”两个字怎么写,我也不清楚,估计是迎接亡灵,大概意思是通过念经,去逝的亲人就会化身回来看看家人,然后放心地离开。化身经常是些蛾之类的,会在念经的过程中飞到灵龛处,这其实是一种迷信活动。也不是乡亲们真的相信亲人会回来,只是通过这种仪式,再一次缅怀亲人而已。因为过了三周年,也就算服丧结束了,死者长已矣,生者自生存,再也不用每天沉浸在亲人去逝的悲痛中。

在安葬后,到复山这几天,每天都要烧一次柏树枝,俗称怄号火。柏树枝含油丰富,即使刚砍下来,一点就着。但怄号火不是让他燃烧起来,而是让他没有明火,只是慢慢地怄,这样就会导致产生大量的浓烟。复山那天下午,是最后一天怄号火,据说看烟的走向,来判断下一位去逝的人是哪里的。

复山是人安葬后的第三天,这一天要去将墓穴周围整理一下,给坟上土,摆上食品等进行祭祀。因为井都是直直地打下去的,在盖上土后,并不成形。需要将两边削下去一部分,免得雨水渗透到墓穴里,同时也让两边和前面宽阔一点,坟墓形状更好一些。

这种事一般都是自己人去完成,没办法请邻居帮忙,除非邻居自愿前来。父亲一生与邻为善,到了复山那天,邻居们自然就有七八个人来帮忙。很快就将坟墓清理得有模有样,坟头也进行了加固。

老家的风俗,子女在七七后才能离开家,而且这期间儿子是不能理发的,这叫养孝。只有等到七七那天,才能理了,烧在坟前。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忙,都在外地打工,大多数不可能在家守四十九天或者更长,但也是有要求的,最早也需要在复山后才能离开家。

我因为上班,复山后就离开了家。哥哥则在家养孝,一直到七七以后。

父亲在,家就在。我知道,我这一走,今生再也无家。

后记:

今天是6月15日,父亲走后的一百天,也就是百期。他走了这么久,但我潜意识中,一直认为他还活着,和平时一样,我现在背井离乡,只是见不到他而已。

我很不愿意回忆起与父亲相关的点点滴滴,因为很多次自然而然地想起,都会让我伤心。我情愿逃避,也很少与姐姐哥哥打电话,因为说着说着就会泪流满面。

人的死亡有四次。第一次是身体死亡,也就是没有了呼吸,心脏停止跳动。第二次是生离死别,以下葬为标志,和亲友告别,再也无法相见。第三次是社会死亡,就是去派出所注销户口。第四次就是被亲人遗忘,再也没有亲人上坟祭奠。前三次死亡,父亲都已经经历,但最后一次,一定不会出现,父亲虽然走了,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这么久,就是因为父亲这一生,我知道得太有限,我没办法写出他的经历,也没有办法写出他的心路历程,我只能通过葬礼,通过父亲在世的最后77天,再现和父亲最后在一起的点点滴滴。6月21日就是西方的父亲节,谨以此文,纪念我伟大而又平凡的父亲。

心灵手巧,佛道门中多杰作,三星作证

德重恩弘,康庄路上写人生,四海同辉

注:父亲一生雕塑了很多菩萨神仙,佛教道教的都有,三星既是地名,也是福禄寿的统称。康庄,既是因为我们姓康,也指小康社会。

PS:父亲一生从不信迷信,对于玄学,他始终半信半疑,他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关于葬礼仪式的一些内容,纯属孝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并无宣扬迷信之意,敬请谅解。

#父亲是孩子永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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