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剧经典唱段小辞店（庐剧中的一朵奇葩）

作者：杨庆江

《小辞店》，又叫《蔡鸣凤辞店》、《买饭女》，是全本《菜刀记》中的一折。

光绪年间，湖北浠水县人蔡鸣凤，父母早亡，自小与朱秀英订下婚姻，不曾想朱秀英在未嫁前便和肉铺的后生陈大雷相好，做父母的硬是逼着女儿嫁给了蔡鸣凤。婚后，蔡鸣凤受不了妻子的冷漠和没完没了的数落，负气出走，来到三河镇二龙街（庐江县境内）做生意，戏里说是贩红花和草籽，长期租住在胡记客店里。客店的店大姐胡翠莲婚姻生活也很悲催，小丈夫吃喝嫖赌不管家，还时有家暴，街上的邻里姐妹十分同情，出面为她融资开了家客店。胡翠莲不辞辛苦用心打理客店，撑起了一个家。

蔡鸣凤诚厚敦实，相貌堂堂，闲暇时在店里帮帮忙，但从来都恪守礼法，绝无越轨之举。胡翠莲哪遇过这样的男人，在闲谈中，得知他无父母兄弟，尚未婚配（蔡鸣凤说并无妻室，应该是气话，绝非刻意隐瞒）。于是，他们日久生情，互相倾慕，瞒着众人做了三年的露水夫妻。

接到乡邻带来老岳父的口信，说家里人都很惦记他，要他即刻回家，于是他便辞别店大姐回家。不料到家后遭到妻子朱秀英和奸夫陈大雷杀害。店大姐一路找来，最后殉情在蔡鸣凤墓旁。

《小辞店》，是庐剧中的一朵奇葩。

谋杀亲夫，栽赃陷害生身父亲到死囚牢，“蔡鸣凤案”无疑是清末的奇案。山东巨野的传奇老奶奶姜淑梅写的《乱时候，穷时候》中，记述的一件命案，人物关系与“蔡鸣凤案”有些类似。说的是：1927年，一位父亲去东北挣了些钱回到巨野，路过独生女儿的村子，天已黑了，他想在闺女家住一宿再走，与女婿喝了点酒后老头就睡下了。为了贪财，闺女和女婿两个人提着灯拎着刀去把她爹给杀了。相较巨野1927年命案，“蔡鸣凤案”时间要早，案情也奇得多了,更让人好奇的是这样的剧情那个年代被搬上了舞台。

《小辞店》剧情有可能经过了文人的加工，特别是黄梅戏《小辞店》的剧情一波三折，环环相扣，扑朔迷离，好像推理悬疑片一样吸引观众的眼球。当然，“蔡鸣凤案”本身就是清末民初的一件奇案。

《小辞店》应该归于爱情戏，但它又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本爱情戏。《小辞店》所展示的爱情更加大胆出格，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程度。蔡鸣凤、胡翠莲，一个有妻子，一个有丈夫，说到底这就是一段畸形的恋情，即使放在今天，也不合规合法，更不用说在当时了。

但是男女主人公对这段感情都很享受，特别是胡翠莲，对外面的风言风语议论，对丈夫的打骂，对公婆异样的目光毫不理会。这样的畸形恋情，本就见不得阳光的，像背地里为他延医治病抓药熬药，洗衣浆纱做饭做菜，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等，似乎都好理解，而胡翠莲居然主动公开曝光他们的关系，就让人咋舌了：为了挽留蔡鸣凤，她不顾阻拦，公然骂街，骂那些她臆想的挑拨他们关系、怂恿他回家的人，顺带骂那些勾引过他的女人；光天化日之下，无视别人存在，无视纲常道德存在，自然大方地送自己的“野男人”回家，要知道那时候即使是送自己丈夫出远门，也没有这么张扬送到三岔路口的；蔡鸣凤回家后，她左思右想放心不下，丢下公婆丈夫和生意红火的客店来到浠水，殉情而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男女主人公的家乡，几代人对《小辞店》的故事讳莫如深。黄梅戏名剧《小辞店》在鄂东很受群众欢迎，唯独在浠水太平寨山一带，朱蔡两姓却不准人演；据说在三河镇，也有同样的反应，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剧团来演出，也都不能唱《小辞店》。不难看出，在这个故事男女主人公后人的价值体系中，感觉自己的祖先让自己蒙羞了。

《小辞店》在那个年代能被搬上舞台，值得研究。更值得研究的是，一百年来被广为传唱、为听众（观众）喜闻乐见，并发自肺腑地同情这一段畸形恋情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流传下来的庐剧剧目中，真正属于庐剧原创的是少之又少，而《小辞店》就是庐剧中少有的优秀原创作品。

在庐剧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曾受“嗨子戏”影响，后来又吸收、融化了湖北花鼓戏和淮河一带的“端公（男巫）戏”等剧种的部分剧目和唱腔，一度还与徽班、京戏班合作，在演出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如：“端公调”唱腔和《休丁香》《张相公打嫁妆》等剧目来自“端公戏”；《讨学钱》等戏来自湖北花鼓戏。

蔡鸣凤的墓碑立于清光绪29年，也就是公元1903年，而《小辞店》被编成庐剧搬上舞台，应该是在民国初年。理由是：清末民初，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剧烈冲击下，封建的思想价值体系大厦将倾，“蔡胡恋”这种畸形的恋情已经不再人神共愤，没有多少人把她看作大逆不道，基本上能够得到社会的包容，这就为《小辞店》的演出提供了可能；再者剧中的一段民国初年流传的民谣也可以作为旁证，在几个版本的《小辞店》剧中，胡翠莲的唱词里都有一段：推翻了大清朝民国到，现在的女子赶时髦，特别是一班嫂子都爱标，巴巴头不梳剪个二道毛，前面梳个望郎招，后面梳个狗舌条，花布褂子不穿穿个什么旗袍，那些裁缝师傅手艺巧，做的旗袍穿在身上一身俏，正好勒出杨柳细腰，高跟皮鞋一走咕咕叫，嘴上又把香烟叼，坐在三门口绣荷包，大腿就往二腿上翘……虽然用词不尽相同，但所描述的都是清末民初的社会现象。

《小辞店》搬上舞台后，不仅给庐剧舞台带来耀眼的光芒，丰富了庐剧的色彩，而且让整个戏曲界耳目一新，为兄弟剧种输出了庐剧经典剧目和庐剧个性元素，扩大了庐剧的影响力。

一百多年来，庐剧《小辞店》逐渐成为庐剧地域家喻户晓的剧目，深得百姓喜爱。由于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渐渐被黄梅戏、楚剧、汉剧等多个剧种移植改编。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凭着《小辞店》，15岁就唱红了安庆城，成为她的成名作，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至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有比较成熟的黄梅戏《小辞店》的演出了。

庐剧《小辞店》在艺术表达上也可圈可点的。

演员善于抓住人物的心理来塑造人物形象。内心的矛盾，让蔡鸣凤始终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妻子的逼迫下，新婚不久就无可奈何地离家经商，落魄之时遇到知冷知热，精明能干，且年轻貌美的店大姐，心生怜爱，且愈陷愈深，欲罢不能；另一方面，蔡鸣凤毕竟是个读书人，他明白礼义廉耻和那个社会的道德规范，胡翠莲不知道他已有妻室，但他知道胡翠莲是有丈夫的，这就是他相对于胡翠莲，在公开场合倒显得胆小拘谨的原因，毕竟他底气不足，而且他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早已红杏出墙。所以他拒绝了店大姐的情真意切的挽留，坚持要回家。对于蔡鸣凤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也是一次理性的抉择。

店大姐胡翠莲的形象则更为饱满。先前遭遇家暴后，她不敢反抗，只是像个怨妇一样哭诉，从内心里，她还是想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女人的。在一次次的哭诉后，她对丈夫已经死心了，特别是在开店后，她已经不再指望丈夫，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客店的经营上。是蔡鸣凤的出现，唤起了她对爱情的追求，这是一个一旦遇到真爱，就会无所顾忌，敢爱敢恨敢为情而死的女人。在得知蔡客人已有妻室并要回家后，思想上有个很快的渐变过程：惊愕，简直不敢相信；愤懑，自己倾心爱了三年的人竟然骗了自己；不舍，虽然此时恨爱交加，但已经离不开他了；渴求，正因为爱，所以放他走，只是渴求能带上自己一起走，在遭到否定后又渴求能送送他，渴求他不要忘了自己，还能再来三河镇。正是有了前面这些铺垫，她后面的一路艰辛赶到浠水，哭坟并撞碑殉情才不显突兀，剧情发展顺理成章。

庐剧《小辞店》中，不乏令人难忘的经典唱段。在剧中，“骂街”、“离别”、“哭坟”三段，一路把剧情推向高潮。

“骂街”一节，前文已有介绍，不再赘述。

在“离别”中，店大姐、蔡客人难舍难分，走三步退两步，在后来的演出中多用“赶路调”的唱腔，喋喋不休诉说衷肠。最为突出的是那一段“酒色财气”，店大姐列举了大量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酒色财气”，黄梅戏《小辞店》里也沿用了这一段，只是简洁了许多。其实，庐剧的本戏中存在大量类似于“酒色财气”这样的段子，我称之为“补子”。“补子”本来就是以民间小调形式存在的独立的段子，在民间世代流传，有起教化作用的，如教人不忘娘恩，及时行孝的：“十月怀胎（见《荞麦记》《皮氏女三告》）”“十月怀胎苦（见《秦雪梅吊孝》）”“走山岗来我到山岗（见《皮氏女三告》）”等，也有反映当时生活类的花腔小调，其它剧种里也存在这样的“补子”。“补子”是根据剧情需要加进剧情中的，“补子”丰富了庐剧的剧情，特别是在以前的草台上演出，一本戏要唱三天、五天，本来剧情就不复杂，又要求唱那么多天，只好多加些“补子”，而庐剧的剧情又加速了“补子”的传播，否则，许多“补子”会很难流传下来。

“哭坟”一节，我更喜欢听孙晓云唱的。她用大段的慢板唱腔，有时慢到像车子快要停下来了却又没有停下来一样，若断若连，着实展示着演员唱念做的高深技艺。这段唱腔，后来大多采用“哭灵调”转“寒腔”的。情到深处，所有的伴奏乐一齐停下，任凭演员在清唱中纵情挥洒，整个舞台甚至于整个世界都鸦雀无声，一片寂静，连演员的喘息声都能清晰听见。大悲无泪却字字血泪，如泣如诉，尤其是其中的一段里，“渐弱”后面有长达几个小节的休止符，好像哭死过去了一般，再慢慢缓过气来，让人体会到“大悲无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精妙之处。

庐剧《小辞店》已然是庐剧中的精品。剧本也不尽是起初的“水词”（演员根据剧情的发展，按照韵脚自己编词，类似民歌里的“望风采柳”，那时的演员少有识字的），多少有了些文人编剧的气息；在唱腔上，也不再是局限于二凉、三七、寒腔、丑调等主调，而是根据剧情大量引入花腔小调，丰富唱腔形式，甚至引入了“调寄向阳花”的调子。不难看出，《小辞店》走向成熟，经过了几代庐剧人的精心打造，不断完善，凝聚了几代庐剧人的心血。

最忆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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