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高低区别（学问因何贬值）

徐贲

有一篇来自2017年7月1日澎湃网的《互联网时代，学问变得越来越便宜》（以下简称《学问便宜》）的报道，是两位资深教授对话讨论互联网时代做“学问”的问题。（https://m.toutiao.com/is/6mNYTX1/?=复旦学者：互联网时代，学问变得越来越便宜 - 今日头条）

编辑的导言说，“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人们获得知识越来越容易，包括传统文化和经典作品，绝大多数也能在网上找到为数众多的电子本和研究材料。与此同时，读者甚至是学者，习惯了碎片化地获取知识，却也很难有之前埋头钻研的心态了”。[1]两位对话者都是资深教授，对做学问，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做学问都有亲身体会，他们涉及的话题和内容——互联网对获得研究材料、查阅资料、阅读方式、学术思维等方面的影响——当然要比编辑的这个简单结论来得丰富。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互联网时代“学问危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人们一般理解的“学问”不只是指局部专业知识的学术造诣，更是指完整人品修养所包含的聪明才智和思想见识。互联网对这样的聪明才智和思想见识带来了冲击和变化吗？受尊崇的学问真的贬值了吗？还是惯例的“学问”观念本身就有认知和价值的缺陷，只是在数码时代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一　什么是“学问”

2003年，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wrence Edward“Larry”Page）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说，“终结版本的搜索引擎就是像人一样聪明的东西——甚至比人还要聪明”。[2]互联网不仅改变我们的“聪明”观念，还在改变我们与记忆相关的“思想”观念，自从有了文字，人类就开始把并非来自本身（体现为记忆），而是通过外在符号获得的内容成称为思想，“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不断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出版物和文学作品的日渐增多，人们对个人记忆的依赖进一步减弱。图书馆里和个人家中的图书报刊成了大脑生物学仓库的有效补充。人们不必再事无巨细地记住所有内容，他们可以查资料”。[3]互联网正在使人的聪明和思想贬值，倘若连有学问的人都不能幸免，那么一般人呢？学者的学问危机不也是普通人的知识危机吗？

讨论“学问便宜”的两位教授是从互联网的便利和干扰来着眼的。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学问”，但从他们所举的一些例子里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位教授说，“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互联网让学生和教授（还有普通读书人）能够方便地获得他们需要的读物。他举的例子是《论语译注》和钱锺书的《管锥编》，都是他主讲的专业课参考书。从教授和学者的角度，他尤其体会到互联网的资料之便，他举的是《四库全书》的例子。这套大型丛书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必备资料，以前能看到《四库全书》，对学者就是一个学术优势，“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能写《四库提要辩证》，首先是学问好，第二，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能看《四库全书》，别人有那个学问也没那个条件做他那个东西”。在这些例子中，什么是“学问”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学问是对“经典”文本的研读成果，学问的高下是在通晓和掌握材料的多寡中比较出来的。

另一位教授也承认互联网带来资料的便利，但他认为，从深度阅读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这个东西很坏”。他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抱着手机刷屏已经成了年轻人主要的阅读方式，碎片化阅读取代严肃阅读成为主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2016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人均读书量7.86本。”这虽然比前几年略有提高，但他怀疑，“扣除心灵鸡汤、营销文字、成功学，每个人一年读多少书，大家最清楚”。互联网带来的主要是电子阅读——“如今手机阅读超过60％，数字化阅读接近70％，而纸面阅读只剩下40％”。这样的阅读有量无质，是消遣娱乐性的“悦读”，而不是做学问需要的深层思考“阅读”。比起人们现在阅读什么来，这位教授更关心的是他们不再阅读什么，不再阅读的例子是美国记者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所举的《追忆似水年华》或《战争与和平》。他言下之意的“学问”是与严肃阅读联系在一起的。

确实，自古以来，什么是“学问”，怎么才算是“做学问”，都是与阅读和写作分不开的——阅读什么？怎么阅读？如何呈现阅读的成果？一个学人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样的回答，他实际上也就有什么样的“学问”观念。因此，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学问”等待着学者们去追求和完成。

今天的学问包含个人学术造诣和公共人格两个部分，不仅要在学术上优秀出众（但不需要所谓“博大精深”），而且要对现实问题有敏锐的感知和关切（不必用“教人立为圣为贤之志，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志，立成己成物之志，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这类套话）。因此，讨论什么是学问，经常实实在在地包含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和理解。就学术造诣而言，学问是一种高境界的知识，一种深刻、独到、有创见、与众不同的知识。学问更是对知识的目标有成熟、深刻的理解，能自成一家之说或体系。简言之，学问是特别有价值或者有特别价值的知识。

求学问和做学问是一个过程，唐君毅将这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4]学问的第一阶段是相信他人的话：父母、师长、学问大家，“或是所佩服的今人古人，或是公认的圣贤，依他的话去思想”。在许多人的心目里，钱锺书就是这样的人物，所以值得学习、研读和效仿。

学问的第二阶段是疑惑或怀疑。“人因愿信，欲求有所信，而听人之话或读古今人之书。然我们对持论相反之各种话与各种书，不能皆信。而人之话与书中之思想，亦可与自己之经验及思想相与或相矛盾，而不能不疑。”例如，从崇拜钱锺书开始到怀疑他的学问取向，并疑惑今天该不该用此取向来引导青年学生。

学问的第三阶段是开悟，也就是自己有所领悟。人通过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领悟一点一点积累，达到相当程度便能进入学问的第四阶段，“一点一滴的心得，连系成线，成蛛网，成面，成体”。例如，思考知识分子学术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并从这种关系来思考钱锺书学问的时代局限。

学问之第五阶段是“知言”，“知言是知真者之所以真之各方面之理由，而又知错者之所以错，与如何使错者反于真，由此而后人能教人，能答人之疑问，能随机说法与自由讲学”。也就是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学术问题（如所谓的“钱锺书研究”），而是能对人的认识、道德、政治、社会、历史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把个人学术转化为公共言说。这也就是杜威所说的，反思不仅是个人思考，而且是把思考的结果公之于众。学问的社会作用与启蒙意义皆在于此，学问乃培养超出个人利弊因素的“思索之心”，意义也在于此。

学问是一个有价值内涵的观念，学问之所以是特别有价值的知识，是因为它能帮助和促进社会共善。因此，一个邪恶之人不管他多么学识渊博，我们在道德感觉上都难以将他与学问联系在一起。学问不只是一种知识实在，而且更是一种观念的构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什么是特别有价值的知识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也会有不同的“学问”观念，当然也会引导求学之人选择与之一致的求学问和做学问的方式。

文艺复兴的学问是博学，博学的人文主义者——称“humanists”，那时没有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的概念——把复兴和保存前人的知识放在学问的第一位。他们致力于搜寻和汇集所有能够找到的古代文献，整理、编纂、印刷传播，发展完善了与之一致的学问方式——做笔记、编文选、选择各种文学和修辞精华来汇编参考书。用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布莱尔（Ann Blair）的话来说，这么做学问，在那时被“视为对公共之善（public good）能有所贡献的事情”，学问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古代的知识丢失了太多，再也不能丢失了，要善加保留才行，一点一滴都不能再丢失。[5]

迄今为止，互联网和数码传媒时代并没有形成什么崭新的学问观念，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主要学问观念都还在影响今天的不同学问取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和数码传媒对今天的学问观念没有发生影响，恰恰相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会越来越深刻。这是因为，无论什么学问观念都会涉及对知识信息的处理和运用。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本身就长期被视为一种学问，例如，学问的高下经常是在博闻强记的竞赛中决出胜负的。钱锺书素有博闻强记的美誉，就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单凭这一点，他就被视为“有大学问”之人。互联网正在或已经改变了许多人对这种学问的看法。《学问便宜》的对话也谈到了这个，钱锺书在《宋词选注》里考证“春风又绿江南岸”，提到唐人早就把“绿”做动词用，并举了四个例子说明，“但是有人从互联网一查，轻易挑出十几个例子，比钱先生要多得多”。像这样的知识处理，如果机器能够代劳，而且做得更好，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学问了。数码技术正在以它自己的方式挑战我们传统的学问观念，也促使我们对一系列与学问有关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什么是学问？学问是做什么的？学问对于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或意义？

二　互联网的“功利阅读”

《学问便宜》的对谈中，除了快速和相对免费取得资料这两项便利之外，互联网剩下的基本上就都是干扰和危害了。归纳起来有两个，第一个是助长了“轻阅读”，“在学术圈，也不乏这种互联网阅读带来的功利性阅读”；第二个是“现在占据的材料越来越多，但消化的功夫、融会贯通的功夫势必越来越少”。[6]这两种对互联网的指责都是目前很常见的，但其实并不像人们普通所想的那么简单。这里先讨论第一种，第二种放到下一节里讨论。

对互联网阅读的第一种指责包含了两个问题，一、互联网真的带来功利性阅读吗？或者，互联网该为功利性阅读负责吗？二、互联网上的“轻阅读”是功利性阅读吗？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互联网真的带来功利性阅读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功利阅读，而要弄清楚什么是功利阅读，则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功利”。在一般人的使用中，“功利”几乎总是一个贬义词——虽然伦理学的“功利主义”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相信决定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在于其结果的效益程度。

贬义的“功利”有动机卑下（至少不高尚）、急功近利、见风使舵、不择手段这类的含义。但核心的问题不是功利，而是拜金，一切向钱看，为钱不择手段。这样一个带有厌恶和鄙视情绪的用词并不能拿来客观地评价阅读。就算一个人读书是因为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想要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升官发财，那也不过是动机而已，不能证明他就不能有深入思考的阅读。你认为这样的动机不纯，那是你高尚，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别人动机卑鄙。许多人自称有高尚动机——振兴中华文化、振奋革命精神、又红又专——但他们的阅读未必就有更高的质量。

评判阅读的质量和品质有它自己的标准（实事求是、尊重文本原意、结论要有证据、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等），是可以在搁置或不揣度动机的情况下进行分析和讨论的。只是在阅读破坏和践踏这些标准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去批评它是“功利阅读”。“文革”中史学界的“儒法斗争”“批《水浒》”，《李白与杜甫》和文艺界的种种“批毒草”都是过来人记忆犹新的例子。今天的互联网上确实有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风使舵、断章取义、肆意曲解、信口雌黄的功利阅读作品，但是，让那些不入流的功利写手走红网络的并不是互联网，就像造就几十年前那种功利阅读的元凶并不是印刷文字一样。

互联网上的“轻阅读”是功利阅读吗？恐怕不能这么说。如前所述，“功利”是评价，而“轻”则是描述。因此有必要将“轻阅读”与“功利阅读”分开讨论。轻阅读可以理解为消遣、娱乐、破碎和不求甚解的阅读。互联网上主要是这种轻阅读。轻阅读的对立面是严肃、专注、深层理解和批判思考的阅读。严肃阅读比轻松阅读更可能是功利的阅读。

轻阅读是为了轻松快乐，严肃阅读有难度，是很辛苦的阅读。对许多人（包括学者）来说，激励严肃阅读的不只是知识的乐趣，还有功利的目的：精进学业、出成果、做学问、搞科研等。自古以来，功利就是人们做学问的一个动力，就像自利心从来就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驱动力量一样。古人读书和做学问不辞辛苦，头悬梁、锥刺股，为的是求功名，大学问家也不例外。功名心其实就是功利心，无非是三个因素：名、利、权力。不管是单独的，还是结合在一起，都可以归结为知识人的影响力欲望。这是一个普遍的知识分子和知识政治问题，并不是互联网带来的新问题。

如果认为互联网时代使学问变得功利或更功利，那么，证据是什么呢？是用什么方法比较出来的呢？当今中国学界和学术人士确实有功利主义的问题，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弄虚作假。有批评者称中国学界为“学术江湖”，列举了其七宗痼疾：会议学术派（开会、串会的能手）、职称学术派（学问上并无所长，职称学衔上别有功夫）、项目学术派（项目是名利双收的紧缺资源）、媒体学术派（善于自我宣传，精通造势炒作，利用媒体自我炒作）、关系学术派（学业上粗通皮毛，却是精通关系学的行家里手）、泡沫学术派（不坐冷板凳，惯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抄袭剽窃）、概念学术派（没有学理探微的功力，但有曲学阿世的本领，善于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7]这样的功利主义的学术是在错综复杂的学术制度中产生的，有社会价值和个人操守的原因，责任不在互联网。

自古以来就有读书是为了轻松取乐还是严肃求学的不同看法和争论，“功利”在这一区别中的含义是模糊的。功利涉及对阅读“目的”的理解。即使是那种为了自身乐趣随意而为、不带目的的阅读，追求和享受阅读的那种轻松自在、闲情逸致和自娱自乐又何尝不是一种目的？

古人把阅读当作追求智慧和道德真理的途径，当作修身养性的美事，阅读因此成为一种有目的的作为，而不只是文人雅士的自娱自乐。古代罗马人对诗的态度是充满暧昧的，一方面觉得诗美丽动人，一方面又觉得诗轻佻不庄。对罗马人来说，“只有能有助于写作，尤其是有助于道德用途的写作的时候，阅读才是有用的”。[8]虽然罗马人在“有用”（utilitas）和“快乐”（voluptas）的对比中倾向于有用，但他们对阅读的美感也是津津乐道。诗人贺拉斯说，阅读要能让人同时获取教益和愉悦；“既能让读者快乐又能对生活有用的诗人”是最能够成功的。[9]追求成功，那不也是一种目的吗？

功利阅读把合乎目的的“用”（致用）放在首位，这个“用”是主观价值判断下的“重要用途”。因为主观，所以必然会有所争议，也会不断有所变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今人眼里是“没有用的”，在那时却有最重要的用途。早期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阅读之用：复兴古代的学问和学术。他们为此积极主动地阅读，其方法就是阅读时勤记笔记、加以整理、提出新见。著名的文艺复兴研究学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称赞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是首先进行这种阅读的文艺复兴学者之一。同他那个时代（14世纪）的被动阅读不同，彼特拉克的积极主动阅读把书籍文本看成有待思考的材料，而不是单纯供欣赏或消遣的文字物件。阅读者对文本用记笔记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拆卸和重新组装。

在人文学者那里，书籍文本是拿来派用处的，阅读离不开阅读的目的。阅读的目的必须与理性的原则一致。如果在阅读中理性怀疑文本有伪，那就需要阅读者加以验证或去寻找原始文本。阅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知道和记住一些可以称为知识或智慧的有用东西，这才是积极主动阅读的成果。马基雅维利就是这样一位积极主动的阅读者，他赞同但丁的见解，“虽然阅读，但记不住，那就不是知识”。他说自己就是靠记笔记，积累了一笔“资本”，写成了“一本小书”，那就是今天我们当政治哲学经典来阅读的《君王论》。[10]

在英国，文艺复兴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阅读是“功利和分析性”的，不只是为了“欣赏”，而是非常注重理解和思考。这才有了莎士比亚。一百多年后的英国，“读者还是把阅读当作对前程和事业有益的求知手段”。[11]弗兰克·菲雷迪在《阅读的力量》一书里写道：“一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对阅读的功利态度仍然是西方阅读文化的特征，阅读主要是被当作一种为某种实用目的服务的技术能力。20世纪发明的‘功能性读写’（functional literacy）表明，一直到今天，阅读还是以工具的用途为主。”[12]现在，有的研究生导师一面教导学生不要功利阅读，一面又承认自己的阅读都是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这是自相矛盾的。

菲雷迪所说的20世纪“功能性读写”指的是，军人读写是为了读懂书面命令，工人读写是为了读懂机器说明，农民读写是为了读懂如何使用农药或化肥。中文系开“文秘专业”，外语系开始“翻译专业”，就是这种性质的功能性读写。

功能性读写是狭隘的，但功利性阅读却未必如此。功利阅读讲究的是目的明确和与目的一致的阅读效益，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使用，以确保阅读效益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可取的阅读策略。以独立编撰字典出名的18世纪学者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建议根据书籍的不同把阅读分成四种，研读（study），细读（perusal），一般阅读（mere reading）和好奇阅读（curious reading）。[13]不同性质的读物需要不同的阅读方法，这种区分本身就带有阅读目的，是为了让阅读最“有效”，从阅读得到最大的“好处”。这样的考虑是实用的，也是功利的。

批评互联网阅读的“功利主义”会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那就是，漫无目的的网上“悦读”反倒比带着目的阅读更值得提倡，因为“悦读”不像阅读那样功利。随心所欲的“悦读”不是不可以，但不会因为没有“用”的考量，而变成一种比“功利阅读”更优秀、更值得提倡的阅读。

三　互联网的“信息太多”

互联网的巨大信息量被看成是对学问知识的一个威胁，其负面效应是，知道得越多，学问越差。因为太多的知识材料让人没有消化的功夫，所以必然导致不能“融会贯通”。但是，在下这个定论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知识信息量巨大与不能融会贯通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两个同时发生的现象之间，真的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吗？

知识信息量巨大，带来了知识信息处理的难度，这并不是人类在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新经验。文化历史学家布莱尔（Ann M．Blair）在《知识太多》（Too Much to Know）一书中指出，觉得信息太多，驾驭不了，在早期现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是如此了。人们感觉信息太多，并不就简单地意味着信息客观上真的太多。感觉到信息太多，可能是好几个原因恰好碰到一起的结果。一个原因是，现有处理信息的工具不合适，处理不了或者不能有效处理这么多信息。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信息的期待与实际涌现的信息量不符，实际信息超过了人们的期待。再一个原因是，需要吸收或管理的信息质量有问题，信息量看上去很大，但对你有用的很少。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至今还不清楚，人的头脑记住信息或唤回信息的能力究竟如何，我们也还不清楚大脑的记忆能力是否会由于我们对知识的期待或操作的工具有所发展而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来解答。

因此，信息太多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感觉，但这个感觉却能让人以为，这是一种前人未曾有过的新经验，在数码和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今天，我们确实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都能接触到比古人更多的信息，我们也有了前人所没有的处理信息的新工具。但是，我们处理信息的基本方法与古人是相似的，用布莱尔的话来说，无非也就是储存（storing）、分类（sorting）、选择（selecting）、概述（summarizing）这四种方式。[14]

互联网时代，许多人因为感觉网络信息太多，所以也觉得与信息有关的知识陷入了危机。布莱尔指出，“在学术界，批评者们也已经开始讨论大学生产散播的知识是否在总量上超过了我们能够实际使用的程度。在最近的畅销书《浅薄》中，作者尼古拉斯·卡尔担心数字信息的洪流所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习惯，更会改变我们的心智极限：为了跟上时代，我们囫囵吞枣，却失去了持续关注、深入反思、记忆所学的能力”。[15]人们的这种担忧虽未必准确，我们从这个忧虑却可以看到，知识在互联网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这场产生于现代技术创造的变革面前，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大脑都对新问题感觉到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也无法处理已经察觉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类似的信息变革时代，及其可以提供的有用经验和启示，便对我们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得到推行，打开了书籍洪流的闸门，这个信息汹涌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突然间，世界上的书本量远超过了当时人们在经验范围内能够消化的能力，而且，越来越快速发展的趋势还没有结束，人们不知道未来还会发展成什么模样。起初为信息新途径所振奋的人们开始因为太多信息而产生了知识的危机感：太容易获得的信息会不会让知识和学问贬值？如何才能有效地在知识价值观上区分“廉价”的知识和“含金量高”的学问？如何找到有效的知识处理方式，才不至于因为知识信息太多而感到束手无策？

需要是发明之母，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喷涌酝酿出了处理和管理知识信息的新方法——图书馆和付梓图书的通用书目，可以在学校教授的笔记法，杂记指导手册，积聚优秀篇章和段落的文集，供演说或写作之用的参考书，简略介绍所有学科基本知识的教科书（称为“百科全书”），用于评注和笔记的内容“标题”（headings）系统，便于检索和交叉互证的索引，笔记用的纸条和卡片，保存和组织笔记的盒具甚至专用柜，等等。所有这些知识处理的新方法都得到了普遍运用，并在运用中有所改善。文艺复兴时期的学人利用这些新方法对书籍进行归纳，根据标题内容进行分类，再加以总结和筛选，并通过索引与目录检索有条不紊地调取需要的知识信息。这些技术后来成为现代文字处理的基础。

然而，今天的信息过载与近代早期所经历的信息过载之间毕竟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人士才对信息太多、太杂有所感觉，日常知识活动受到影响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今天，至少是在发达国家，几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依赖互联网获取大部分的基本信息，也都或多或少地因为感觉到知识太多和太杂而束手无策。而且，知识的危机也被普遍视为教育的危机，不只是知识人士，就连普通家长也都焦急地在为子女教育的出路问题寻找答案。他们对现有教育的不满，也都是因为觉得教育部门在新的知识形势面前因循守旧、无所作为。

我们今天在知识或学问上有危机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个体知识者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太有限。与五百多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今天个体知识者也觉得互联网搜索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他所能处理的限度。然而，这主要是因为网上的知识信息良莠不齐，而好东西还远远没有达到足够多的程度。从一开始，“坏东西太多”或“没用的东西太多”就成了抱怨信息过载的潜台词。因此，同16世纪的知识者一样，我们需要的其实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知识特征的有效筛选、总结、分类方式。未来学家未雅迈·卡肖（Jamais Cascio）指出，互联网时代尚处于婴儿状态，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发展出新的知识信息处理机制。人类是在应对和适应各种挑战的过程中进化而来的，今天人类因互联网而又一次面临挑战，正处在应对和适应的过程之中，我们应该对互联网的未来发展保持信心。[16]

第二，我们今天的知识目的也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文学者有所不同，形成知识目的的条件，包括互联网和其他数码技术的条件，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例如，16世纪的人文学者以“丰饶”或“丰富”（copia）为学问的境界，这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很容易利用算法和数据结构的搜索查询来完成，不再可称为一种独门学问。就连“丰饶”这个概念也是绝大多数当今学人所陌生的了。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把知识的积累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太为知识人所在意。当时的人认为，如果一个人能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不必是他自己的意思），那他就是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就同时收集多种知识，包括成语（1500年初版题为《成语集》[Collectanea Adagiorum]，1536年的扩充版中收有4251条成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他的《论词语的丰富》（1512年第一版题为De duplici copia verborum ac rerum，后改题为De Utraque Verborum ac Rerum Copia，简称为De Copia）。这部著作所提出的人文学习方法对当时欧洲学校的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著作在伊拉斯谟活着的时候就至少发行了85版。[17]

《论词语的丰富》（De Copia）的学问在于，知识丰富让人“能说会道”（eloquent）。能说会道不只是口齿伶俐，而且是对任何话题都可滔滔不绝。人文主义者把知识全面当作渊博，同时还要求善于用文字言辞表达知识。因此，写作的能力也就格外重要。在伊拉斯谟那里，知识的丰富分为三种，第一是丰富的词汇（Copia Verborum），如果用了一个字或词以后，还能用其他不同的说法来代替它，那就算是词汇丰富、表述多样。但是，伊拉斯谟认为，只有词汇还不足以使一个人雄辩，所以还要具有第二种丰富——丰富的修辞手段（Copia Rerum）。他列举了各种可以用来说明一个意思的手段，如隐喻、提喻、类比、寓言、虚构故事、警句、格言、箴言，就是说，为了增加说服力，需要使用多种说明手段。第三种丰富是话题和题材。他举例道，同一件事情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道理，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一个写作者应当小心使用自己的例子。例如，苏格拉底在受审时被人以不真的指控害死。这个事情可以用来说明“真理招人憎恨”；但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不凡的美德招人嫉妒”或者“法官裁判不考虑受审者是否优秀”。[18]

在互联网时代，《论词语的丰富》这样的学问已经过时了，不能再为莘莘学子提供值得效仿的学术范式或理想。2017年10月，有小学生用大数据研究苏轼，虽有数据结果和堆积的材料，却了无新意，引发教育界和其他人士的讨论，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知识在今天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即使是在16世纪，追求这种堆积型的知识也只适用于极少数的人文学者，作为一种普遍的教学方法，它在一般学校里的效果与原来的设计有很大的距离。学生往往只是机械模仿，学到一点皮毛而已。

四　学问因何而有价值

《学术便宜》的两位讨论者忧虑“学问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出书太容易了”，“以前的学者如邓广铭做辛弃疾研究，用了一辈子时间，先编年谱，再注他的词，一首一首考证清楚。而现在的年轻学者，选一个比辛弃疾还著名的宋代人集子，比靠着互联网马上有注，一注出来以后马上就出书”。这样的著作是机器时代类似于《论词语的丰富》的那种积累，互联网使这样的学问变得容易，也因此贬值。

那么，学问的出路在哪里呢？这两位讨论者给出的答案是，现在的历史、文学、哲学著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其实许多“都是不需要读的，最值得读的还有陈寅恪的书、钱穆的书、钱锺书的书”。学问之途真的在于研读或精读这类“大师”的书吗？互联网时代的年轻学术人真的应该接受这样的学问指导吗？

对于做学问的阅读，是专注于经典还是博采众说，从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其实也就是对知识信息的不同处理方式。公元1世纪时古罗马道德家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就抱怨说，“书多则分神”（The abundance of books is distraction）。书不要读得太多，只要盯住一些权威的著作就可以了。而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则认为开卷有益，没有一本书是糟糕得你不能从中学习到一点东西的。[19]多读书当然不等于杂乱无章地读，普林尼总结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读书方法，那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系统地做笔记和评注。他每读一本书至少要做一条笔记，然后把这些日积月累的想法写成完整的著作。塞内加和普林尼的两种不同方法形成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变化的精读和泛读之分。做学问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学科或关注的问题，兼顾与平衡这两种阅读，而不会单选其一。

阅读与写作是做学问的两大主要部分，阅读不会自动转化为写作，写作是需要特殊训练和讲究方法的。每个写作者都会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工作习惯和特长的写作经验。但是，每个时代的写作者们又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与别的时代有所不同。在相当程度上，这与他们使用的写作工具有关。例如，使用毛笔的写作就会与使用自来水笔的写作不同。

电脑写作对写作的影响比毛笔和自来水笔的不同更加彻底，会影响到人在写作时的思考和思绪。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里描述了他手写文稿和用电脑写作文稿的不同。他写道：“我开始感觉到，电脑绝不只是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简单工具，它是一种能以微妙而又确定的方式对你施加影响的机器。电脑用得越多，它对你的工作方式的改变就越大。一开始，我无法在屏幕上修改任何东西。我会先把文件打印出来，用铅笔在纸上改好，随后再输入电脑，形成数字版。然后再次打印出来，再用铅笔改一遍。”但是，在习惯在电脑上操作之后，他的写作流程发生了变化，“我发现自己再也不会在纸上写东西、改东西了。没有删除键，没有滚动条，没有剪切和粘贴功能……我感觉茫然若失，不知所措。我的所有编辑工作，全都要在屏幕上完成了。在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变成了一个文字处理器”。[20]

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式，其中包括如何处理终稿中看不到的“中介过程”部分，电脑写作对这些部分的影响最大。我自己的写作也经历过与卡尔类似的从笔写文稿到电脑打字的变化，但这个变化的最大影响是它多多少少改变了我在写作过程中处理中介信息的方式。由于我的吴语发音妨碍我正确熟练地使用拼音，我会尽量避免拼音中的某些困难，所以会更多地使用剪切和粘贴功能，这是出于尽量维持思绪连续和流畅的需要。为了保证写作速度和思路的流畅（二者经常互为一体），我会把一些信息剪切下来，直接粘贴到文章中，等回头再做不同的具体处理。

这是我快速处理知识信息的一种简便方式。这些信息包括对具体事件的陈述（剪切和粘贴可以节省叙述或组织细节所花的时间），一些我自己已有的想法（剪切和粘贴的材料可用作提醒，回头再做准确表述）、一些尚不能决定是否用得上的材料（可有可无，视能否顺畅而不冗赘地纳入行文而定）。这样的信息来源可以是别人的上网文章、网上百科、新闻报道、评论文章等。这些都是临时性的信息处理，就像手写文稿时，如果需要，就在未定稿上标上记号或几个字提醒自己；或者如果提笔忘字，那就索性先用注音或别字，而不是马上花时间去查字典，打断思绪。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将这种剪切和粘贴当作电脑写作时代的临时“代劳”或“外包”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那里，代劳和外包是常见的工作方式，谁也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21]他们让别人替他们阅读一些自己来不及阅读的书籍，往往是家人、仆人或花钱雇来的助手（amanuenses）。作家与助手之间是主仆关系。助手的工作与今天的首长秘书有些相似，他们把主人口授的内容写到纸上，替主人阅读指定的文本并写出摘要或笔记。著名人文学者伊拉斯谟1528年最多的时候雇用了8个仆人。[22]文人的这种工作方式在罗马作家普林尼那里被发挥到了极致。他是个手不释卷的勤奋之人，连洗澡时都有仆人念书给他听，他有什么想法，仆人就会给他记下来。文艺复兴时，人文学者的仆人助手是经过挑选才雇用的，有的知识水平令人刮目相看，但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属于主人的，他们只是“代劳人”和“外包工”，自己不能在作品上留名，当然也就没有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这一说。

对四百年前的人文作家来说，知识代劳或外包只是有效处理知识信息的一种方式，不存在什么剽窃和剥削的问题。今天，互联网上可以当作代劳的信息非常多，谷歌翻译承担的便是“翻译代劳”的工作，虽然未必尽如人意，但方便且免费。有的明显不是谷歌翻译的产品，而是翻译者的作品，质量相当不错，但网页刊载时不提译者的姓名（布莱尔的《信息过载》一文就是一个例子），是否也可以当类似谷歌翻译代劳来同等处理？记者对事件的叙述——若只是事件的发生，不是记者自己发掘结果或他自己的分析——是否也可如此对待？

然而，这么做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何在呢？是否符合今天人们对“知识产权”的看法和规则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网上信息（连同它的部分文章表述）当作无知识产权归属的公共信息呢？互联网时代，有关知识产权的这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固然可以在自己写作的过程中把网上的一些材料权且当作代劳或外包，但在定稿时仍然应该按照规范注明出处，以避免剽窃或侵犯知识产权之嫌。

互联网所提供的代劳和外包便利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着我们对学问和学术产品的观念，正如《学问便宜》讨论者所说的，如今学者选一个比辛弃疾还著名的宋代人集子，借助互联网的资源，很容易写成一部“专著”。那么其他类型的材料性学术呢？一些以前被视为高端学问的产品（如《管锥篇》）现在看来不过是笔记的汇编，当时做起来相当艰难，材料功夫很深，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或思想营养。尤其是，作为学术象牙塔里的展品，这样的学问既没有现实的问题意识，也不在乎有没有社会作用。这样的学问是否真的很高端，也就成了疑问。

互联网可以为学问省去许多材料功夫，让学问更多地专注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在不同学科知识之间建立更广阔的联系，更多地思考与人的存在有关的意义、价值、信仰、创造力、自由意志，以及类似的其他人文问题。互联网也给知识人士提供了一个比纸质传媒更广阔、更多样化的平台。如何运用这个平台考验知识人士在专业之外的另一些学问素质：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审时度势的策略，原则与妥协的平衡，视对象而定的话语调整能力，精湛的专业知识与时代问题的结合，等等。

在哈佛大学教授布莱尔那里我们就能看到这样一种学问的例子，她的《知识太多》是一部学术精湛的专业研究著作。她对这部专著的主要观点做了概述，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上。专著是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里观点的概述则刊登在大众媒体上。由于专著和报纸的读者不同，她对同样的内容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话语。专著的写作是学术的，媒体文字的写作是启蒙的，优秀的知识者应该同时通晓这两种写作。

而且，她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意识，那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太多，是不是使得人类知识陷入了危机？她的书研究的是16、17世纪的知识信息处理，但与今天互联网知识信息时代之间有着现实的联系。再者，她的书虽然很专业，但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她虽然通晓拉丁文，但写作使用的是清晰、明确、优雅的英语，几乎完全避免了专用术语。这是一种普通读者都能读懂的语言。相比之下，钱锺书的《管锥篇》使用的是在中国早已不再使用的文言文。今天，能够用拉丁文或古文来写作，也许会被视为一种学问，但除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才华不凡之外，这种学问对于使用当今语言的普通读者来说并没有意义。用读者能懂的语言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哪怕知识是专业的，那才是一种有学问的公共写作。

有学问的学术人士懂得如何根据不同读者的不同知识需要和接受方式，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话语和言说方式。他还知道，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的读者也有着不同的知识需要、阅读习惯、接受方式，这些也是他在写作中，尤其是在介绍有关外国的知识时必须考虑到的变通因素。因此，相比起直接翻译来，他更愿意用自己的话来对这样的知识做更符合读者对象的重述或改写。他的学问不是要贬低翻译，而是更愿意以他自己的方式最大地发挥翻译的作用。他更懂得在逆境中如何顽强地生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18世纪在王权专制审查下的那些《百科全书》作家们一样。布莱尔称这些为懂得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并发挥影响力的学问，“正是因为（启蒙哲人）对大胆观点采用了巧加掩饰的办法，大胆观点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面世。他们把大胆的想法暗暗藏进看似无害的文章里，他们避免言及一些敏感作家的名字，却悄悄地采用他们的观点，他们运用交叉引证的办法来引导有倾向性的联想”。[23]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在不自由制度下写作所需要的真学问。

[1] 《互联网时代，学问变得越来越便宜》，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724845。

[2] 尼古拉斯·卡尔：《浅薄》，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

[3] 尼古拉斯·卡尔：《浅薄》，第195页。

[4] 《唐君毅论学问之道》，http：//www.baoxian.edu.gr/paper/sociology/004/7531.html。

[5]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p.12-13.

[6] 《互联网时代，学问变得越来越便宜》，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4845。

[7] 王海光：《“学术江湖”之七大派别》，http：//www.sohu.com/a/196203678_467304。

[8] Peter Watson，Ideas：A History of Thought and Invention．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5，p.32．

[9] Peter Watson，Ideas，p.32．

[10]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p.51，53.

[11]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34.

[12]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34.

[13] Robert DeMaria Jr.，Samuel Johnson and the Life of Reading．Baltimore，ML：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14]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3.

[15] Ann M．Blair，“Information overload，the early years”，http：//archive.boston.com/bostonglobe/ideas/articles/2010/11/28/information_overload_the_early_years.

[16] Jamais Cascio，“Get Smarter”，The Atlantic Monthly．（July 2009）.

[17] Callahan，Virginia W．“The De Copia：The Bounteous Horn”，in Richard L．DeMolen（ed.），Essays on the Work of Erasmu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p.99–109．“Copia：Foundations of the Abundant Style”，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pia：_Foundations_of_the_Abundant_Style.

[18] Erasmus，On Copia of Words and Ideas（De Utraque Verborum ac Rerum Copia），trans．from the Lati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onald．B．King and H．David Rix．http：//blogs.iac.gatech.edu/bellyful/files/2012/11/erasmus_De_Copia.pdf.

[19]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p.15，13.

[20] 尼古拉斯·卡尔：《浅薄》，第11—12页。

[21] Ann Blair，“Early Modern Attitude toward the Delegation of Copying and Note-Taking”，in Alberto Cevolini（ed.），Forgetting Machines：Knowledge Management 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Leiden/Boston，Brill，2016，pp.275ff.

[22]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108.

[23]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p.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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