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有哪些（乡村道德失范乱象）

核心提示：当城镇化大浪潮席卷而来时，农村传统道德观念正面临严峻考验。如不孝敬父母、迷信盛行、拜金主义等一些农村道德失范问题，严重侵蚀着传统乡村秩序。

在乡村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出现违背村规民约的行为，导致道德示范的现象屡屡发生。记者 李晓磊 /摄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李晓磊 报道

2018年12月28日，安徽省灵璧县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案件，当地农民魏纯洁，因犯组织淫秽表演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而他实施犯罪的地方，是在葬礼上。

上一年9月的一天，灵璧县黄湾镇张龙村前李庄村民李来凤父亲去世后，他联系了魏纯洁的喇叭班前来助兴，魏随即给曹银银打电话让去表演。曹银银与另一个妇女石巧云在正常演出半小时后，开始跳起了脱衣舞，台下有数十人观看，并报以热烈掌声。

不久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也判决了同类案件，当地无业人员刘新滨雇佣、指使熊某的歌舞团，在龙岩市新罗区进行“脱衣舞”淫秽表演，现场聚集了百余人观看。

一样的案例还出现在安徽省泗县，该县大路口乡邓公村村民袁某家孙女过12天时，李大柱组织高小妹和王某，在舞台上进行淫秽表演。

在我国乡村，这种利用节日活动、特殊时间节点进行色情表演的事情频频发生，尽管屡被打击，但仍无法阻断其蔓延与发展。

事实上，乡村脱衣舞只是乡村道德失范问题的一个缩影。随着时代发展，有悖于村规民约、伦理道德的怪象绝不止于此。

害人害己的封建迷信

相比“小众”的乡村道德失范问题，“脱衣舞现象”远没有封建迷信带来的影响严重，由此衍生的交叉恶性循环，也正侵蚀着乡村道德文化。

近日，山西省繁峙县人民法院对“刘青诈骗案”进行了判决。1985年出生的他，本是山东新泰人，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8月，刘青在山西多个乡村利用封建迷信诈骗。

最早时，刘青称从被害人任某眼中看到了婴灵、小鬼，需要做法事才能消除为由，骗取任某人民币600元。之后，刘青又分别以请狐仙、送狐仙、请法牌、送法牌、向菩萨忏悔等封建迷信活动为由，先后5次骗取任某人民币4400元。

此后几个月内，刘青不但未收手，还继续以这些理由进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前的2018年8月，他还骗了甘某人民币11066元。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张志强，此前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大师”，他忽悠人的方式，比刘青更加荒唐。一李姓女子的孩子患上精神疾病，经人介绍找到张志强，根本无行医资格的他，称自己是孩子已经去世的父亲，因为想孩子，所以缠着不放。当时，张志强告诉李女士，想要给孩子治好病，必须把孩子父亲鬼魂送走。所以，在不到半月时间，他以“驱邪”“求药”等名义，共骗取李女士12.9万元。

在该案中，像李女士这样的受害者还有9人。

让人忧心的是，在城镇化浪潮大背景下，这些乡村“大师”也在转变骗人方式。吉林省公主岭市人安立军，就利用快手直播给人看“癔病”。

受害者李喜峰通过“快手”与安立军联系后，称妻子赵晓庆有抑郁症，安立军说能包治。2018年6月28日，他在线下，以跳大神、驱鬼的方式给赵晓庆治病，骗取其人民币1.2万元。后期，安立军、王春子又去延吉给李喜峰家佛开光等。为此，李喜峰又买烟酒、佛像及车票、住宿等，花去6000余元，妻子的病未见好转。

诸如此类案例，虽然经常被曝光，但这种封建迷信的低俗文化仍在乡村大肆蔓延，并成为思想道德改善的顽疾。

有学者指出，农村地区不应成为低俗文化“死灰复燃”的沃土，建设和谐民主、富强文明的新农村，不仅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更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使其能够主动判别何为低俗下流、何为阳春白雪。

“同时，政府和社会对于农村文化的帮扶与关注，是不可或缺的，提高文化软实力，使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才能消解农民在文化上的‘饥不择食’。”该专家说。

父母状告子女不孝顺

除封建迷信外，这些年有关乡村孝道的建设也出现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孝文化被不断边缘化，孝意识出现淡化，孝实践趋向弱化等。

不久前，年近80岁的河北省魏县农民韩某某和老伴儿，将儿子、儿媳告上法庭，原因是儿子不孝顺，韩某某希望法院判决其搬出家中老宅。

据韩某某介绍，近几年来，由于他们夫妇年老多病，三个女儿及次子还算孝顺，但长子韩某不履行赡养义务，“有时还对我们夫妻二人辱骂，特别是在前一段我住院期间，被告根本对我不理不睬，还骂我老不死的。”

后来，韩某某经多人与儿子说和，让其来医院照顾他，但儿子置之不理，“我病情好转后回家治疗期间，他故意开音箱，闹得我无法休息，后来我就叫他搬出去，可他就是不搬，还与我吵闹。”无奈，韩某某通过法院解决此事。

对此，韩某某的儿子也很委屈，他说父亲没资格对其提起诉讼，“更没有权利要求我搬出房屋、清除屋内物品。”

按照他的说法，自己对父母已经尽到了义务，“相反我父亲的性格十分孤僻，经常为一些小事，非打即骂。曾经为一件小事，抡起木棒猛击我的头部，把我打晕后经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不过，这些狡辩没起到作用。最近，魏县人民法院判决韩某某的儿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搬出所占房屋，并清除屋内物品。

将子女告上法庭的还有四川省宁南县的龙某，她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全部推上被告席。龙某表示，丈夫于2011年10月29日病逝后，她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刚住了几个月，就被其殴打赶出家门长达7年之久。

2018年5月14日，儿媳将龙某接回家后，刚过两个月，她的儿子在电话里面多次咒骂母亲，龙某实在无法忍受，所以将儿子告上法庭。

让人费解的是，开庭期间，龙某的儿子说母亲卖房后有钱花，“根本不存在需要子女支付生活费的问题。”龙某称，母亲现在生活能够自理，若不能自理了，才应当给赡养费，“我们也是挣的血汗钱，我们承受不起，如果生病了我会出钱医治。”同为被告的龙某两个女儿，在法庭上未做答辩。

宁南县人民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不应当附加任何条件进行限制，“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年，因赡养问题，父母将子女告上法庭的行为频频发生，而且在乡村的比例越来越高。可有的子女被起诉后，态度依然坚决。

1948年出生的驻马店西平县农民王某，起诉两个儿子时称：“妻子于2012年去世，现留我一人单独生活，由于年老体弱、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两个儿子不管不问，请求依法判决。”

在法庭上，大儿子表示，在合理范围内同意父亲的意见，二儿子却不以为然。

“不同意给付赡养费，愿意直接赡养，我生活困难、欠有外债，没能力每月出赡养费，父亲从2011年一直在外打工，从2018年才从外地回来，在外打工几年攒得有钱，不需要赡养。”王某的二儿子称。

专门研究农村孝道文化的江苏省宿迁市政协退休干部陈国友曾表示，近年来农村孝道文化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比较明显，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子女不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

“不论是经济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老人能动的时候，就‘啃老’，什么活都让老人干，等老人老得动不了了，就感觉成了家庭的累赘和负担。”陈国友称，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遭遇，但害怕丢人，往往不愿意对外人谈起。

主流价值观扭曲的“犯罪村”

在封建迷信、不赡养父母等乡村道德怪状愈发严重时，更多人认为，对当下乡村秩序侵蚀最严重的是主流价值观扭曲，这导致金钱成了最高衡量标准，而不注重财富获得过程，以至于出现多个“犯罪村”。

例如，被长期称之“毒品村”的广东陆丰甲西镇博社村，此前在其原党支部书记蔡东家等人带领下，它的冰毒产量持续高居陆丰地区榜首。

博社村民不仅有仿制枪支，还有AK-47、土制手雷、弓弩等杀伤性武器，在遇到执法时，甚至用盐酸、硫酸从高处撒下。村内不但油、电、水全部自足，连炸药制造点都有。

由于主流价值观缺失，博社村全村直接或间接参与制毒家庭超过了20%，制贩毒处于半公开化状态，“禁止随意倾倒制毒垃圾”标语贴满全村。

此外，全村基本都姓蔡，制贩毒也都在同族内进行，不让非蔡姓者参与。而在毒品加工的过程中分工也很明确，剪麻黄草、剥康泰克胶囊的手工活交由老弱妇孺，妇女工作一天可得三五百元，小学生利用寒暑假剥康泰克倒出粉末，一个月也能挣1万多元。

可以说，在博社村，参与制贩毒的蔡姓宗族成员早就形成“帮会组织”。当年，广东省公安厅悬赏通缉涉毒人员，博社村有37人被网上追逃，其中18人竟躲藏在村子里，从未离开。

除“毒品村”外，还有“诈骗村”。以“机票退改签”为例，该骗局多来自海南儋州乡镇的普通村民，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见过飞机。当地公安部门与村民的较量，至今持续了12年。

据儋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市专项办主任周有武介绍，当地电信诈骗的土壤曾广泛存在，“村民普遍对这种犯罪行为认识浅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而儋州电信网络诈骗，也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初的发布QQ中奖信息，到后来的小灵通、手机中奖诈骗，再到2014年以后的航班改签诈骗，冒充娱乐节目诈骗及网络招嫖诈骗，逐步形成了以木棠镇高犁村、中和镇萍塘村、南丰镇南茶村、兰洋镇南罗村等村庄为代表的专业“诈骗村”。

类似“诈骗村”还出现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上蔡县公安局曾发布通缉令，对113名上蔡籍冒充军人电信诈骗犯罪的涉案人员进行通缉。在这113名被通缉人员中，崇礼乡人员占98人，下辖孙庄村占25人。一个百万人口的县，同时有上百人被通缉，舆论为之哗然。

在各类挑战主流价值观的村落中，云南“杀人村”更令人毛骨悚然。这是因为在轰动全国的“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案中，74名被告人中,有40多人来自盐津县石笋村。

当地有关负责人估算，石笋村所在的盐津县庙坝镇近年累计涉嫌“盲井式犯罪”的约有90余人，夫妻、父子、母子、兄弟、兄妹等近亲共同涉案亦不鲜见。

有学者称，“整村犯罪”的类型日趋多样，主要原因就是价值观的扭曲，“这样才会造成道德不断滑坡。”

“新时代乡村‘德治’要有新机制。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和保障，新时代的乡村‘德治’要完善乡村法治体系，发挥法律的道德规制作用。”另有专家指出。原标题《乡村道德失范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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