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沈阳造币厂鼠年纪念章（沈阳造币厂800两黄金失窃）

1961年3月的一天，沈阳615造币厂的金银包装组长郭家惠在车间办公室内拿着一把扫帚扫除，这天是星期一。

此时615厂正在承接一项上级部门布置的重大秘密任务——把从民间收集来的散金散银熔炼为成块的金银。风趣的工人们给黄金和白银各起了一个代号，黄金叫100号产品，白银叫200号产品。

黄金白银

“咚咚咚——咚咚咚”。突然，跑动的声音由远及近，组里的年轻人高兴贵冲进了车间办公室，“不好了，组长，100号产品不见了！”

郭家惠脑中一道惊雷响过，他是保管金银的直接责任人，金子失窃他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他赶忙和小高一起赶到存放金银的车间，一进门就看到一只木箱被人拉到了地上，木箱的一面已经撬开，窃贼就是从这缝隙之中拿走了金子。

高兴贵拿来撬棍把木箱完全打开一看，摆放整齐的金子中有深深的两个坑。

这可是一件大事！被盗的金子总重约有800两，用今天的价值估算，价格达数千万人民币，郭家惠不敢怠慢，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615厂内部迅速开始了调查，公安机关也介入侦查。

这就是曾经轰动全国的800两黄金失窃大案，由于涉案的金额特别巨大，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李先念都被惊动，下令彻查此案。

然而，这一桩窃金案经过公安机关的掘地三尺，615厂在内部调查中还造成许多恶性事件，牵连无数无辜的人，甚至为了破案挖开坟墓，取出逝者的棺材检查，却仍在案件发生19年后方才告破。

黄金窃案究竟为何迟迟无法告破？案件解决过程中又引起了哪些风波呢？

风波不停

黄金失窃的消息，很快在厂里传开了。

郭家惠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成了第一个被怀疑偷窃黄金的人。厂长的理由也很充分，郭家惠负责保管金银，是作案最方便的人。

面对厂长严厉的责问，郭家惠一个三十岁的大男人委屈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赌咒、发誓、写自我澄清报告、像幼儿园小孩儿给老师背书那样向公安解释自己案发当天的行踪。

可是，完全没有用，厂长还是让保卫科把郭家惠关到了禁闭室。他的包装组组长的位置被撤了，他的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他心痛到要吐血，可是他全不怕，他最怕的是他一直被关禁闭，甚至丢掉工作，一家子人还要靠他养啊！

郭家惠在禁闭室被关了三个多月，期间他的妻子全靠捡废品养活三个孩子。

他从禁闭室出来后照常回到厂里上班，可原本一个很有前途的基层干部，背上了“黄金失窃案重大嫌疑人”的名头，到案件被侦破为止，郭家惠都只是个普通工人。

案发当天，沈阳市公安局就派出了几十名干警到615厂侦查，经过对案发现场的详细调查，刑侦人员发现了两个重大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犯罪嫌疑人穿的鞋子，通过对现场的脚印进行采样，公安机关拓印出了嫌疑人的脚印，而且可以确定嫌疑人穿的是自己家制作的棉鞋。

第二个线索是从捆着木箱的铁线上被拧断的痕迹推断嫌疑人使用的作案工具是铁把的羊角锤。

615厂几乎全员出动，到所有职工家里以卫生检查为名搜索棉鞋，成箱成箱的棉鞋堆在各个车间的空地上。

但是，不管比对多少次，这数千双棉鞋里面竟然没有一双的鞋底，和留在案发现场的脚印一样。

至于铁把的羊角锤，根本就是量产的，厂里的许多职工都使用这种铁把羊角锤，不少人甚至还有不只一把，尽管厂里也象征性地收上来数百把，可谁也不敢打包票说哪一把就是窃贼用的那把。

两条最重要的线索断了，在整个615厂和所有职工家里搜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失窃的两块黄金，调查陷入停滞，可是案件没有不了了之。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很多无辜的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被怀疑、猜忌和打击，甚至走向了悲剧的命运。

审问郭家惠的厂长李榆自己，也很快尝到了被冤枉的滋味。黄金失窃这是一个“严重错误”，李榆是要负“领导责任”的。

两年之后他就被降职，贬到农村的银行工作。其实照理来说，能够远离金案的风波，对李榆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特殊时期，有些人却成了疯子，盯着看得到的一切东西开咬。

在特殊时期内，有人根据外地一个领导监守自盗的案件“经验”捕风捉影地把窃金案算到李榆头上。

正在农村银行上着班的李榆，被造反派抓回615厂批斗，他们给李榆戴上铁质的高帽，向他扔臭鸡蛋和烂菜叶，曾经的下属对着曾经的上司拳脚相加。

李榆被打到只剩一口气了，可是别人问他，他还是只有三个字——“不是我！”

造反派在李榆的家中一无所获，就想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法子，李榆准是把黄金藏在他过世的老母亲棺材里了！

李榆愤怒、嚎叫，他拿头撞那些想出这个伤天害理主意的人，可是他被绑着。他想到了死，想冲出禁闭室死在马路上开过的轿车车轮之下，可是造反派们又把他抓了回来。

公安机关找到李榆母亲的坟墓，挖出了墓中的棺材，可是打开棺材一看，里面除了已经朽坏的李榆母亲的尸骨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还是没有消停，又怀疑起1959年从李榆家辞职回老家的保姆——可是窃金案发生在1961年。保姆从老家被叫回来，接受审查，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个结果。

李榆呢？他就在农村呆着，直到案件告破的前两年才得以调回城里工作。

黄金加工

真相大白

“100号产品”失窃大案，到了19年之后才真相大白。然而这一个真相，却让无论是因案件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还是侦查案件的公安机关，都大跌眼镜、震惊万分。

1980年，国家提高了金银的收购价格，到银行卖出金银的时候，也不必出示任何证件，只认金子不认人。

这年的4月15日上午，中国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来了一个奇怪的中年妇女。这中年妇女脸色黯淡，身上的花袄旧得好似落了一层灰，总之看着绝对不像有钱人。

柜员管凤昆瞥了一眼这妇女，肚子里不禁犯嘀咕，不知道她究竟要办什么业务。

今天来银行办事的人不多，一会儿就叫到了那妇女，她却像聋了一样，愣了一阵才慢慢走向管凤昆所在的七号窗口。

在窗口前坐下，她从腰间搭链似的东西里取出了老大一块黄金，表示要把这块黄金出售给银行，换取现金。

管凤昆心说，这可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了，有钱人该长啥样？这脉她可真把不准了。接过这块金坨子，上秤一称，足足有三斤多重。

管凤昆热情地说：“大姐，您这块儿黄金按现在的金价能卖两万多元，这么多现金带在身上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不如就在银行存着吧！”

这妇女也不答话，拿出储蓄单，用六个名字把钱分别存进六个户头。诶，这可奇了怪了，她为啥要把钱分开来存呢？

刚才手上摸着那块金子，管凤昆心里就有疑虑，这金子闪闪发光，都能映出她的脸，不像是寻常人家金饰融的，倒像是工业用的黄金。于是管凤昆马上向保卫科干事刘国臣和上级部门报告。

女人存完钱就要离开银行，刘国臣马上拦住了她。问她姓什么、叫什么、黄金是打哪儿来的。她只是沉默不语。

刘国臣解释说，因为她提供的黄金重量特别大，解决了辽宁省黄金储备的燃眉之急，要联系有关部门对她进行表彰。她才稍稍神色平和了些。

银行的工作人员又表示，为了保护她在回去的路上不被抢劫，银行可以派人送她回家，但她一直不肯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之下，她终于松口说自己家住在城外不远的苏家屯。

中年妇女上了小轿车，但是小轿车却并没有开往苏家屯，而是开到了沈阳市公安局。

面对公安局干警的审讯，女人一开始还态度强硬，可是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语言一威吓。

又亲眼看到检测报告上“高纯度工业黄金”的字样后，她终于崩溃了，坦白自己叫黄淑珍，自己的丈夫叫关庆昌，家住哪里云云。

公安局在和615厂确认关庆昌和黄淑珍都是615厂的员工后，认定关庆昌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兵分两路，一路赴615厂抓捕关庆昌，另一路到关庆昌家里进行地毯式搜索。

在关庆昌家里垫衣服箱的两个大箱子里，公安干警发现了全部的失窃黄金。被逮捕时关庆昌正在厂里开会，见到公安，他的表情愕然，他还满心沉醉在第一次销赃成功的快乐之中呢。

得知真正的窃贼是关庆昌，无论是曾经被冤枉的郭家惠、李榆等人，还是厂里的普通员工，第一反应都是讶异。

关庆昌以细致的作案计划和十九年来巧妙地伪装，骗过了所有人，直到在出卖黄金时才露出马脚。

十九年前

时间回到十九年前，当时关庆昌是615厂计划劳组科的副科长，他的妻子黄淑珍则是厂内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

生产“100号产品”、“200号产品”的任务期间，因为金银产量特别大，很多废料碎金碎银被随意地留在地上，一些不自觉的工人就会偷偷把它们拿回家。

关庆昌听得眼热，就让黄淑珍也偷点碎金回家，可是黄淑珍几个月里偷来的几两黄金，在关庆昌眼里只是九牛一毛。人心不足蛇吞象，他横下一条心，打起了仓库里金块的主意。

偷盗开始之前，关庆昌做了周密的准备。他利用自己和妻子的职务便利，连续多日打听到因为仓库空间不足，郭家惠把一批包装好了的金块暂存在车间。

他又确实地探知护厂队队长贾清吉这两天刚刚卸任，615厂警备较松懈，是作案的最佳时机。

1961年3月18日星期六，晚上六点，关庆昌来到厂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特地去公共浴池洗一个澡，让所有洗澡的同事都看到他，以便制造不在场证明。

回到办公室，穿好雨衣隐蔽身形，戴好手套，拿起作案用的铁把羊角锤。关庆昌迅速跑到厂房，在黑暗中匍匐爬过数百平方米面积的厂房，翻开木板爬进包装组，撬开木箱，取走黄金，用一根绳子将两块金块绑住，绳子搭在脖子上，金块藏在裤腰里，再按原路返回，直到跑回家。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这两块黄金重达近百斤，关庆昌身材瘦小，竟然能一口气把它们搬回家，我们不得不震慑于利欲熏心情况下人能爆发出的惊人能量。

在家简单藏好黄金后，关庆昌又急匆匆地回到厂俱乐部参加舞会，制造案发后时间段的不在场证明。

因为身处计划劳组科副科长的要职，关庆昌很容易地得知了公安机关掌握了鞋印和铁把羊角锤这两大证据。

他让黄淑珍连夜改制了作案时所穿棉鞋的鞋底，又乘机会把作案时用的羊角锤扔到了一个学校的厕所里。

在615厂，关庆昌夹着尾巴做人。无论和谁起了争执，他都率先让步；遇到有额外的活要干，他总是抢先第一个干。

他把自己精心伪装在一副好好先生的面孔之下，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劳模”、“顺毛驴、三脚踢不出个屁”等等。

连那些因为涉嫌窃金而被所有职工疏远的无辜受害者，关庆昌也是为数不多愿意给他们关怀的人。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关，恰恰就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

对于藏金，关庆昌更是苦心孤诣。

刚刚窃到金子回家时，他把金子藏在箩筐底下。

后来又移到烟囱里，烟囱是两户人家共用的，虽说邻居没事看烟囱干嘛呢，可是关庆昌不这么想，晚上睡觉前唉声叹气，甚至半夜把妻子吵起来诉说他的担忧，搞得黄淑珍不胜其扰。

于是关庆昌又很快把金子埋到院子里，他又转而害怕有人来掘他的地。十九年的时间里，关庆昌给金子换过不下数十个藏匿地点，却始终藏得提心吊胆。

终遭报应

关庆昌为了这八百两黄金，费尽了心机。为此他没有一刻享受过钱财带来的快乐，反而时时经受着恐惧的折磨。

关庆昌的儿子结婚时，他生怕到访的宾客无意中发现他藏在家里的黄金，斩钉截铁地表示不请酒席。

儿子和他大吵一架，黄淑珍在没人的地方偷偷抹眼泪，他都不管不顾。

最后儿子还是因为没有房子被逼无奈同意了关庆昌的婚礼方案，结婚时关庆昌家一共就四个人——关庆昌、黄淑珍、儿子、儿媳。在窗棂上贴一个喜字，这便算成了礼。

怕外出采购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新媳妇没有新衣服，洞房的被褥都是黄淑珍很久之前藏着的一套。

关庆昌在“婚礼”上放声高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心中没有一丝对儿子的亏欠，反而颇为得意地把这场闹剧，称之为“革命婚礼”。

单位分配住宅的当天，小关就搬出了关庆昌家，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同关庆昌说话。

关庆昌的老父亲，原本身体很硬朗。关庆昌的爷爷，民国时期是资本家，在沈阳开着一个规模甚大的客栈。

关父跟着他的父亲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客栈里南来北往各色的人又很多，在孙子小时候，关父最爱跟孙子讲自己年轻时见识过的各种奇闻轶事，也爱去离家隔着两条马路的“聚福全”茶楼喝茶，和住一起几十年的老街坊吹吹牛，谈的无非还是江湖传说、狐精鬼怪那一套。

可是自从那一天关庆昌神秘兮兮地把老父亲拉到家中一角，从床底下拿出镶着大块金子的几个木箱之后，关老爹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知道这几十斤金子肯定是儿子从工作的615厂偷回来的，这是要枪毙的！

小关的记忆里，他小时候爱说爱笑的爷爷有一天突然就变了，变得终日眉头紧蹙、忧心忡忡，那些吸引着他的故事都消失了。

他无数次晃动着爷爷褶皱的手臂，说着：“爷爷，爷爷，给我讲故事吧！”

可是爷爷回应他的，只有一双呆望着前方的空洞眼睛，好不容易有那么几次说动了爷爷，可是他说了一会，又“啧”地一声起身，走到旁边房间默默点起一支烟。住在关家附近的老头子们，也再也没有在茶楼见过关老头。

当年调查案发生不久，公安机关在全厂员工范围内搜索羊角锤，也曾到过关庆昌家。关父拿出家里的木把羊角锤为关庆昌遮掩。他不可能检举关庆昌，不可能亲手把自己养大的儿子送进监狱，他别无选择。

包庇的罪名，在关老头已经蒙尘的心灵上再添一道枷锁。盗金案发生后没几年，关父就在忧虑之中咽了气。

对父亲的死，关庆昌心知肚明，他是被盗金案吓死的！但是，关庆昌心里虽苦，却无处可诉，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他继续像一个影子一样，背负着秘密活在世界上。

尾声

关庆昌和黄淑珍被抓获后，沈阳市中院判处两人犯贪污罪，关庆昌被判处死刑，黄淑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后来又经过多次审理和改判，认定两人的罪行是盗窃罪而不是贪污罪，最终改判关庆昌无期徒刑。八百两黄金失窃大案的真凶，在19年的曲曲折折后，终于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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