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历史身份（陕西商洛的城市精神代言人）

在商洛市的丹江右岸，有一座仅次于大雁塔广场的陕西省第二大广场—商鞅广场，广场中心有一座高9米的商鞅雕塑，左手持简，身佩宝剑，刚毅果决，庄严威峻。那么商洛为何要建商鞅广场？商鞅又有何等功绩能让成为一座城的形象代言人？要找寻这些答案，我们就要深入了解2300多年前，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的商鞅在执政秦国二十余年，使秦国大治，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进而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商鞅变法”。

陕西省第二大广场—商鞅广场上的商鞅塑像

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从上面简历我们可以知道，商鞅本名公孙鞅，据中国追溯姓氏的起源而言，大多数姓氏都来自于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或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即周朝施行的分封制，王族贵族子弟封土建国，诸侯可建立自己的宗庙，并且从原族姓集团中分化出去时，需要单独立氏。而姬姓正是中华上古八大姓之一，周朝的国姓，而公孙氏，据史料记载：“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而商鞅之祖是为卫国君，故又名公孙鞅、卫鞅。

商邑是商於古道（即武关道）上的交通隘口

商洛市下辖的丹凤县，这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土石山区县。

至于为何又称商鞅，“商”取自其受封商於之地的商山，人以地名，得号商君，地以名传，故商洛声名鹊起。其实准确来说，商鞅的封地并不在商洛市区，而在商洛市下辖的丹凤县，这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土石山区县，秦时名为商邑。而商邑是商於古道（即武关道）上的交通隘口，特别是商邑南的武关，是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合称“秦之四塞”，古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商鞅的封地并不在商洛市区，而在商洛市下辖的丹凤县，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土石山区县，秦时名为商邑。

武关是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合称“秦之四塞”，古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商鞅的赫赫盛名因商鞅变法，图强秦国而起，如今已是创新变革、发奋图强的精神象征，塑像立身自然可以成为商洛的城市文化。但在2300多年前，商鞅主持秦国变法时，历经重重困难。总体而言，商鞅变法经过了四个阶段，步步为营。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毛主席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毛主席

第一阶段便是徙木立信，《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记载：“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此举就是向秦国的老百姓表明，秦国是真要变法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要正视。

商鞅从“食”着眼，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提出了一套综合治理办法

第二阶段便是颁发《垦草令》，从“食”着眼，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整顿政制、吏治、税制，禁止粮食买卖，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剥夺限制迁徙自由；打击一切与农业活动无关的一切事宜，重农抑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国人能够踏实种地，搞粮食生产。

当然前两个阶段都只是预热，都在为关键的第三阶段变法做准备。公元前356年，《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真正的第一次变法，变法进入第三阶段 。具体内容为颁行《法经》，即新秦律，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即十家编一组，互相勉励生产和监督行动，一家犯法，隐匿不报九户连坐，轻罪用重刑；废除世袭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二十等军功爵禄制；明令军法奖励军功，严惩私斗；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排斥诗书，禁止游学等。

商鞅变法废除世袭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二十等军功爵禄制。

二十等军功爵禄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官员等级评定建立在其客观贡献基础上的升迁制度。

这里对秦国触动最深的便是二十等军功爵禄制，它将军功与爵位挂钩，分为二十个等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官员等级评定建立在其客观贡献基础上的升迁制度。比如等级最低的一级爵位公士，秦国士兵只需要斩获敌人一名“甲士”（披甲勇士，多为军中精锐前锋）便可获得，得到的福利待遇是田一顷（100亩）、宅地一处（标准是以30步见方的土地为一宅）和仆人一个，岁俸50石（主要是粟米，可兑换布匹，秦1石=30.75公斤）。

战国时代军队中披甲的人并不多。一个甲士身边，至少有3-5个奴隶在保护。想斩首“甲士”，必须要干掉5个人。

证据便是敌人的首级，而且斩杀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若斩获2名敌人“甲士”首级，那么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得到释放，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身份，则可以转为平民。更重要的是军功爵可以传子，即若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则可以记在儿子头上。而且根据出土的秦代竹简证实：秦军中，每位士兵根据不同爵位每顿享有不同的饭菜。

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士兵们的尊卑等级，所以秦军士兵在战场就如一只只嗷嗷待哺的野狼，士气十分高涨。

荀况在所著的《荀子》中这样评价秦锐士：“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正是这种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受益的特点，极大激发了秦人的尚武精神，使秦军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逐步建立了一支所向无敌、横行天下的虎狼之师。而且军功爵作为荣誉，也基本具备现代军衔的某些特征。“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所以这次变法的核心就是把官爵和农战深度绑定，世族子弟若无军功就保不住爵位，而出身社会底层的农民只要种得好、士兵只要仗打得好，一样可以受赏封爵。这就打通了底层平民进入上层的通道，奠定了秦国强盛的根基。

秦国的王室宗族，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族籍，也不得拥有爵位。

于是当法令颁布后，老世族哗然，但普通百姓却倍感振奋，一时间社会上无所事事的颓废风气得到肃清，种地和打仗两种志向充盈着秦国的社会，因为他们在土地上和战场上的表现直接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甚至是秦国的王室宗族，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族籍，也不得拥有爵位。可以想象，在分封制盛行的2300多年前，此制度何等超前。

种地和打仗两种志向充盈着秦国的社会，因为他们在土地上和战场上的表现直接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这是再延伸讲一下商鞅所担任的左庶长之职，在商鞅变法前，秦国存在四种庶长，即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官职与爵位一体，其中大庶长辅助国君，相当于早期的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大庶长除了左庶长外，均由王族专职。商鞅变法后秦国官制仿效中原变革，各庶长列入二十等军功爵禄制，虚化为军功爵位，不再有实职权力，而左庶长也成为爵位名，位列二十等爵制的第十级。

商鞅颁行的十七级军功爵禄制，最高爵位便是大良造，而秦灭六国后增加了大庶长、关内侯、彻侯更高的三级位。

这种变化，我们从电视剧《大秦帝国》的一二部中看到端倪，在第一部中，左庶长商鞅执掌秦国军政大权，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到了第二部时，大良造才是掌握秦国军政大权的最高爵位。事实上，商鞅颁行的十七级军功爵禄制，最高爵位便是大良造，而秦灭六国后增加了大庶长、关内侯、彻侯更高的三级位。而且在秦惠文王时期，设立相国，通常由大良造爵位的功臣担任。

春秋战国时，适应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逐渐取代分封制，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普遍推行郡县制。

第三阶段的变法推行了7年，终于被秦国百姓所接受，于是公元前349年商鞅变法便开启了第四阶段，也是祭出大杀器的阶段。其核心内容为:废井田，制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并允许买卖；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平税赋，统一升、斗、斤、两度量衡；编订户口，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中父子及兄弟姐妹同居一室；国都从栎阳迁至新都咸阳等。

秦国九都八迁，九都即西犬丘、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

井田制是中国西周时期较为普及的土地制度，随着战国时代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逐渐瓦解。

这其中，井田制和分封制是商周数百年以来维持社会运转的根基，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商鞅把手术刀伸向了这些承袭近千年的土地制度。开阡陌的垦荒者，九年不收田赋；耕田织布特别好的，积存粮食多的可免除税务和劳役；禁止百姓中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达到增加生产，增加人口的目的...，这些政策都是一个跨时代的突破，但也深深触动了老贵族这些既得利益团体的“蛋糕”，商鞅已然身处险境。

秦孝公，嬴姓，赵氏，名渠梁，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

于是期间就发生了秦太子犯法事件以及后来的公子虔犯法被劓刑事件，商鞅与秦国宗室贵族结怨愈深。幸亏有秦孝公毫无间隙的全力支持，君臣二人才勉强抗住了宗室贵族的集体发难。但随着秦孝公病重，商鞅为保变法成果只得独揽军政大权，但也让秦国内部权力之争激化。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与刘备白帝城托孤类似）。

同时在公元前341年，秦孝公还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领秦军占领了魏国旧都安邑，并收回了被魏国占领的河西部分失地。这是秦国变法后对山东诸国的第一次用兵，大获全胜让秦国举国振奋，商鞅也因此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其声望和功绩依然达到顶峰，与秦国国君相当。

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

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逝，商鞅也失去了最大的靠山。秦惠文王上台后，权力的天平即刻倾斜。曾被割了鼻子的公子虔在老贵族的簇拥下，乘机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便拒绝了商鞅的入住。或许商鞅也想不到，自己颁行的秦法有一天会让自己受困，不过他也应该会高兴，毕竟自己奋斗20年的秦法已经深入人心。

秦惠文王的帝王之术玩得很溜，他清楚秦国的富强不能没有商鞅之法，更清楚如果不把商鞅搬走，那么秦国朝堂将没有自己的位置，不愧为一代雄主。所以他先是利用宗室贵族的激愤逼死商鞅，收回秦国的军政大权；再反手将意图复辟的老世族清洗出局，使商鞅之法得以继续推进。可怜一代变法强臣商鞅，为秦国开帝王基业，却落得车裂灭族的下场。

可怜一代变法强臣商鞅，为秦国开帝王基业，却落得车裂灭族的下场。

后世之人，提及商鞅，或称赞是改革家，或抨击为酷吏，所谓酷吏者，根据太史公司马迁所言是“武健严酷”“刻深少恩”，也就是作风刚猛强鸷、为人心狠手辣的官吏，是千夫所指、让人脊背发凉的角色。

殊不知，商鞅变法面对的是秦国有财有权的老贵族，商鞅只能以严刑峻法去推行变革，比如一家犯罪、十家连坐、不告发奸恶者腰斩，就连先污蔑后称赞新法的人也要以“扰乱教化”的罪名发配边境。但商鞅也并非是一味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相反，商鞅更以厚赏奖励有功绩的平民。

即便当商鞅率领秦军打败魏国并收复部分河西失地，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时，封地却还是选在了秦岭腹地的商於，这里截然不同于关中平原的肥沃，仅有一道狭窄的丹江河谷对外相通，没有多少人口和农田，更要命的是，商於之地处于秦楚边境，武关更是秦楚咽喉，可以说商鞅把自己的封地选在了秦楚交锋的最前沿。

商鞅因变法有功被秦国封赏于於或邬，号商君，故而於改称商邑，即今陕西商洛丹凤县

丹凤古城出土的战国“商”字半瓦当。

对于这种安排，一方面有秦孝公封赏商鞅功绩的考虑，另一方面要废分封行县制的商鞅接受商於十五邑作为封地或许有更深远的考虑，毕竟商於的地理位置对秦国来说，有商君坐镇南大门可威慑强大的楚国，对变法而言，远离咸阳的偏僻之地也能缓和宗室贵族对商鞅之法的阻拦，毕竟若商鞅的封地设立在关中的话，可想而知会引来多少汹涌敌意。

一切为了秦国变法能够持续，或许在商鞅赴死前还不曾想不到，自周平王东迁起四百多年的混乱终于出现了一道统一的光亮，最终在一百多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横空出世，而商鞅为这个奠定中国2000余年大一统王朝基本格局注入过最强劲的生命力。

附注：本文是最近连载的《武关道系列》专文的终章，之所以以商鞅作为结篇，也是为了致敬那些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理想，致敬那些时代变革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上期回顾：秦国出武关对楚国的威胁有多大？竟修筑军事重镇析邑和楚长城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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