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这座让人心情复杂的城市(与悲情城市重逢)

又回到这座让人心情复杂的城市(与悲情城市重逢)(1)

《悲情城市》的史诗气质在侯孝贤电影中并不多见。(资料图/图)

2023年4月30日凌晨零点四十分,暮春时节依然有些寒冷,虽然已经进入“五一”假期,夜晚的北京街道却十分空旷,除了寥寥无几的路人,偶尔有外卖骑手匆匆而过。

此时,小西天牌楼附近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里,人潮还没有散去。主影厅里,六百多位影迷静静凝视着大银幕,直到电影《悲情城市》结尾的音乐声响起,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掌声,向这部首映于34年前的电影名作致敬,也为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落幕告别。

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首映时,台湾地区“解严”尚不到两年,这部电影冲破当时的多年禁忌,是第一部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影像作品,也是第一部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华语电影。

又回到这座让人心情复杂的城市(与悲情城市重逢)(2)

《悲情城市》为侯孝贤(左)赢得第4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成为第一部获此奖项的华语电影。意大利选片人马可·穆勒(右)在场见证。 (资料图/图)

《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罕见的具有史诗气质的作品,故事发生在1945年到1949年的四年时间,以台湾基隆林家四兄弟的悲欢离合折射了宏大历史对个体生命造成的影响。

新千年前后,随着家庭影音播放设备的普及和网络的兴起,大部分大陆影迷得以在自家电视或者电脑上看完录像带翻录的《悲情城市》,并将其奉为“神作”。“其实当时很多场景根本看不清,就感觉一切都黑乎乎的。直到在北影节看了4K数字版本,我才发现了很多以前根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一位资深影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并非《悲情城市》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展映,早在2012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就在侯孝贤作品展中放映过这部影片的胶片版本,还邀请其本人到场交流。由于侯孝贤的健康问题,短期内这样的交流恐怕难再成行。

2023年4月18日12时,北京国际电影节刚一开票,三场《悲情城市》的电影票在6秒钟内被一抢而空,以至于后来网友爆料有黄牛在闲鱼网上转票,两张《悲情城市》被炒作到8000元,可以从侧面看出这部电影在影迷心中的地位。

在4K版首场放映的现场映后,主持人询问到场观众的年龄,一半以上的观众是在《悲情城市》诞生之后出生的,他们没有亲历过当年首映时的盛况,却不缺乏对这部名作的兴趣和新的理解。

“为什么华语电影人就不能出现在红毯上?”

大多数老电影制作4K版本,意在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受损的电影胶片进行修复,此次《悲情城市》放映的4K数字版本则没有做数码修复,而是将原片的底片直接转制成4K版本,进行了简单的调光处理。

这么做的好处是极大程度地保留了三十多年前胶片本身的质感,这更符合侯孝贤对这部电影原本的视觉构想。从技术层面来说,达成目前的效果,主要归功于制片人邱復生,当年在影片完成之后,他就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一部重要的电影作品,因此在日本做完后期,他就将原底片以恒温恒湿的方式一直保存着,使其没有受到岁月的伤害。

邱復生是台湾地区著名的传媒大亨,在政界和商界都颇有影响,《悲情城市》是其制片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他坦言,自己进入电影行业是因为总是憋着一口气——他之前也参加过西方的很多电影节,却几乎看不到华语电影人的身影。“为什么华语电影人不能出现在红毯上?”他不服气,一直期望自己可以投资拍摄一部传世之作,后来就遇到了侯孝贤导演。据他回忆,《悲情城市》当时花费了7000万新台币,是一般电影的十倍投资。

在《悲情城市》之前,侯孝贤已经拍过《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作品,虽然已经在影坛崭露头角,但接连的票房失利,让他的事业陷入瓶颈期。

有了资金支持,《悲情城市》的拍摄也并非一帆风顺。2007年侯孝贤在接受美国学者白睿文访谈时曾回忆这段往事,他说由于高度城市化的发展,当年的场景全都不复存在,只能重新搭建。从技术角度,由于侯孝贤的高要求,整个团队克服了非常多的障碍,这部影片不但是台湾地区第一部使用同期声方式摄制的电影,还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剪辑师廖庆松回忆,由于影片中有大量的长镜头,拍摄过程中胶片的消耗量很大,他用了四个多月才完成剪辑。

对于邱復生来说,自己进入电影行业的初衷就是希望华语电影可以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他不惜重金投入的《悲情城市》没有让人失望,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几个月后在台湾地区上映,收获3491万新台币的票房,位列当时台湾地区华语电影票房第二名。

《悲情城市》的故事是以林家的悲剧展开的。1947年前后,台湾地区处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在短短的几年间,林家几兄弟因为不同的原因各自离散。大哥、三哥被卷入本省帮派和外省帮派的斗争中,一死一疯;二哥则在日据时期被殖民者派往南洋不知所终;最为与世无争的四弟虽然是一个聋哑人,却因为阅读进步书籍以及与进步人士往来被国民党当局抓捕……侯孝贤用沉静的长镜头展现了林家几代人以及周遭亲朋的生离死别,历来被评论家认为颇具唐诗的气韵。在特殊年代的车轮下,普通人似乎无法反抗命运强加给自己的一切,电影始终笼罩着一种残酷感。

时任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的马可·穆勒后来回忆,当时的评审团里有意大利导演普皮·阿瓦蒂(Pupi Avati)、美国导演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古巴摄影师内斯托·阿尔门德罗斯(Néstor Almendros)和中国导演谢晋等人。外国评委虽然也觉得《悲情城市》不错,但他们无法理解电影的许多细节,也看不懂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是谢晋发挥了自己说理的能力,一点点让这些评委明白这部电影的表达,最终大家将最多的票投给了《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关注,以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也开始被世界影坛关注。他们和大陆的第四代、第五代电影人一起进军“三大国际电影节”,彼此鼓励,互相扶持。邱復生后来还积极参与到两岸的电影合作当中,投资了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促成侯孝贤和张艺谋的合作,创造了又一段影坛佳话。

在争议中不断生成的名作

《悲情城市》是一部不易被撼动的影史杰作,但从它诞生至今也不乏争议,可以说,这部电影始终处在不同立场观众的讨论之中。当时就有很多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比较沉闷,无法耐心看完全片。后来有影评人回忆:“(观众)他们因为得奖来看,又看不懂,就抱怨电影怎么那么差。”

又回到这座让人心情复杂的城市(与悲情城市重逢)(3)

《悲情城市》4K数字版并未对原片画面进行数码修复,尽可能保留了这部电影的最初面貌。 (资料图/图)

2023年4月27日,4K版本的《悲情城市》在香港上映,不少内地观众选择过关去看这部电影。对于资深影迷来说,不用在电影节抢票就可以领略这部名作的风采固然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也有年轻的影迷在豆瓣等网络平台“吐槽”,认为这部电影很闷很无聊。网友的指摘并非毫无道理,一位95后观众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部电影的性别观有问题,对女性角色的塑造都很刻板,不是风骚的坏女人,就是圣母一样的贤妻。”

事实上,早在《悲情城市》首映的年代,台湾作家李昂就写过一篇名为《一部没有女人的电影》的文章来批评这部作品。她认为“虽然这部电影的讲述者是女人,但整片采用的是男人的观点”。后来,影评人迷走也在《女人无法走进历史?——谈<悲情城市>中的女性角色》一文详细分析过这部影片的性别观念。

与此同时,由于《悲情城市》拍摄的年代,台湾地区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资料并不如今天这么丰富和详尽,这部电影的历史观也受到一部分台湾学者和民众的批评,认为其掩饰了部分历史真相,对那段惨痛历史的描述过于浅尝辄止。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因为当时的台湾省专卖局在台北街头查缉私烟,打伤了小贩,并与围观群众发生冲突,缉私员向人群开枪,打死了市民,后来一步步演变为卫兵向在行政长官公署前聚集请愿的市民开枪,点燃了“台湾人”对“外省人”怒火,武装冲突迅速蔓延全岛……最终,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二二八事件”定性为暴动,调兵力登台镇压,导致更多无辜者的死伤和入狱。

《悲情城市》历来被视为一部反映“二二八”事件的电影,这让该片在艺术评价体系之外多了很多政治色彩。但若仔细考察这部影片的文本本身,不难发现,侯孝贤的叙事重点并非聚焦在这一事件上。侯孝贤接受白睿文采访时也直接回应过关于《悲情城市》的争议,他说:“‘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可是我们的角度非常清楚。‘二二八’事件有其历史成因,很难在电影里面描述清楚。发生的原因在许多史料、研究中早有定论,我们何必再重复?所以我只是把它当做背景,在电影中重建当时的气氛。”

综观林家几兄弟的悲剧,包括他们的死亡、疯癫和失踪,既是性格和命运使然,也与政治与历史变迁密切关联。广播声是这部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叙事元素,无论是开篇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演讲,还是1947年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对民众的讲话,这些抉择民众命运的大人物始终是隐身的,但是无数家庭的离合已然蕴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梁朝伟饰演的林家四子,这个人物因为聋哑,他和妻子宽美的对话只能通过字幕卡的形式被展现出来,在时代巨变的面前,他们愿意与否,都只能成为彻底无声的人。

侯孝贤曾分析作家沈从文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浸润在《悲情城市》的拍摄中。他说:“看了(沈从文的自传)后,顿觉视野开阔,我感觉到作者的观点,不是批判,不是悲伤,其实是种更深沉的悲伤。沈从文看人看事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去批判,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学者叶月瑜则在《哈佛新编现代文学史》中指出:“(《悲情城市》)赋予了一个几十年来,对整整一代人而言,不可见亦不可说的事件一个形式。这个见证是通过记忆、报告文学和抒情的移形变位,所呈现出来的视野。”

2023年,当《悲情城市》与新一代的观众见面时,侯孝贤托编剧朱天文在台湾重映场带来自己的口信:“当时,我觉得这部电影获得了‘金狮奖’才是完成了,如今回想起来,我拍摄这部电影的态度始终是对观众坦陈相对,留有余地,希望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借着侯孝贤的期待,这部电影穿越海峡,他的口信也被朋友带到了资料馆的现场。口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了你们的感受和感觉,它才是完整的”。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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