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爱情第四集（父母的爱情4）

上海的夏天明摆着赶不上海岛的夏天，但这一年的暑假，化学老师梅亚莉却拖着四年级的儿子许萌萌本末倒置地回上海去体验热得睡不着觉的滋味去了岛上的人们对她的举动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大家一致认为：人家刚死了丈夫再不让人家回上海的娘家散散心，说得过去吗？问题是，一个夏天，整整一个夏天都不见了她的影子，这让习惯了记挂她的岛上的人们心里闪失得不行再说，岛上的学校也开学了，学生们都知道按时回学校上课去，你一个老师还不如一个学生懂事？慢慢地，有关梅亚莉的“嘴唆”声又甚嚣尘上了人们开始猜测她要回上海老家了，因为邮局的老李证实有一段时间她与上海的往来信件十分频繁老李说得对：“没事谁花8分钱费那个事”对梅亚莉要回上海的传闻，男人和女人们又一次出现了性格上的分歧大部分的男人们心里头有一些惋惜和一些遗憾，但这些内心世界的**是不太好展示给别人看的，首先自己的老婆那一关过起来就要惹祸因此，男人们对梅亚莉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又一次地联手实行了缄默，什么都不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君子模样女人们永远做不到不动声色，好像她们在梅亚莉的事情上也不准备不动声色她们心里头有什么，脸上就要天真地挂出什么，让别人一览无余地看得清晰知道得明白女人们对梅亚莉又要嗲到大城市的举动十分恼火，她们几乎没有异议地认为梅亚莉这个女人“没良心”她男人死的时候，大伙儿对她娘俩那么好，她却跟个白眼狼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说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拍拍屁股就一个屁不放地走掉了，“这不是个白眼狼是什么？”女人们这样恨恨地骂她，把因为她死了男人刚对她建立起的那点好感掀了个底朝天女人们除了骂她是个白眼狼，还骂她不是个东西，说男人的骨头还没凉透，她就耐不住寂寞又扑进了大城市的怀抱不出来了在岛上淳朴女人们的潜意识中，大城市似乎就是个很高很帅很抢手的男人梅亚莉回来的那个下午，天上正下着秋季的毛毛细雨她提着简单的几件行李，神色十分匆忙，她的儿子追在她的身后不时要小跑几步当时路上的行人不少，但她一概不理不睬，像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擦肩而过的路人一般大家停下步子，望着她被细雨微微打湿的后背，心里头十分不舒服大家想：你即便要回天堂去也不必如此嘛她素着一张脸又问到简陋的、质量不高的学校去上课下课她的沉默寡言搞得大家心里头痒痒得不行，尤其是那些心里头搁不住事的女人们好事之徒们半路样下她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三套两套，知道了她上海之行奔波的无效和失意，人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男人们事后诸葛亮般地气愤不已，骂了上海许多的娘女人们则释然，撇着嘴说：“上海又不是她家的，她想回就回啊？”很为上海的原则性叫好称快上海女人梅亚莉不得不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偏远的叫黄海前哨的小岛上安营扎寨了在她寡居的日子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活风波，为岛上寡淡的没意思的日月平添了许多的新鲜和意思客观地说，我母亲是这个岛上所有女人中对梅亚莉最公正也最友善的一个我前边说过了：因为我母亲的出身，也因为我母亲的经历**老早以前也说过了：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就把这两个女人关系的实质给无情地点破了我不得不说实话：我母亲和梅亚莉的确在某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她们两人都喜欢看小说，只不过我母亲看的中国古典小说多，而梅亚莉则看的外国经典小说多但在那个年代，她们俩可看的小说几乎被封杀得差不多了，因此她们两个饥渴难耐的人，基本上是逮着什么看什么，不挑剔什么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小说的来源大部分来自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的小说产地多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争当“英雄母亲”的年代里，我母亲在海岛上无事可干地一鼓作气地生了五个孩子母亲的这五个分布均匀的孩子，同道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基本上都能衔接起来，因此，岛上各家各户文化革命中残留的“毒草”就很容易被我们篦子似的篦到手到了我们的手上就等于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就离梅亚莉不远了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找书成了我们家孩子们讨好我们母亲的重要手段谁都看得见母亲拿到书后的笑逐颜开，谁都能感觉到母亲对拿回书的孩子的和颜悦色因此，在我们家中，到处搜罗小说成了孩子们比学赶帮超的一项经久不衰的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我母亲始终是受益者，当然也包括我们并不喜欢的梅亚莉阿姨我没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找到小说能讨到好，因此我也就自觉地加入到这场活动中，开始了我察言观色的人生历程一次，我在一个叫方薇的女孩家中，看到床头上放着一本很旧、旧得纸张都发了黄的厚书我记得我母亲好像就喜欢看这种旧书，似乎是越旧越好，哪怕是旧到了缺头少尾的破烂的程度我就把书借来，塞进衣服里，小心翼翼地用胳肢窝夹了回来那天正好梅亚莉也在，她同我母亲正坐在小板凳上择一堆韭菜我兴轰采烈地凑过去，神神秘秘地说：“妈，我给你借了一本大厚书，你看不看？”我母亲直了身子，不信任地望着我，说：“你能借到什么书？”我马上从胳肢窝里抽出那本很厚很重的书，递上去，说：“我怎么不能？不信你看”马上，有两双眼睛同时亮了起来，有两双胳膊同时伸了出来，有两张嘴同时叫了起来：“给我，我看看”别看我那时的年龄不大，我却知道孰远孰近、孰亲孰疏，我理所当然地把书递到了我母亲手上我母亲激动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有点把持不住地从我手上把书接过去另一颗女人的头很近地贴上去，梳着两种发型的头紧密地贴在一起，争先恐后地看起来这是我很乐意看到的景象，因此站在一旁的我得意非凡只一会儿的工夫，两个靠得很紧的女人同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这笑声令我吃惊，因为我母亲从未这样笑过我母亲笑着笑着一条腿就跪在了地上，头几乎扎到了水泥地板上，像是对我在顶礼膜拜一样梅亚莉笑得站起身子按着肚子直“哎哟”，哎哟够了，看到一旁瞪着眼睛莫名其妙的我，就把按肚子的手移到我的头顶上，抚着我单纯的脑袋说：“小政蛮好、蛮懂事的，这样小就晓得给妈妈找书看心疼妈妈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小说，而是方薇当军医的爸爸的业务书，名字叫《外科实用手册》我母亲同梅亚莉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地讲究吃喝玩乐的生活习惯，使她俩看起来有些资产阶级的嫌疑其实，也不是什么嫌疑，我母亲本来就不是人家无产阶级的苦出身梅亚莉是什么出身我不知道，但看她平时那种做派，和同我母亲在这些方面气味相投的样子，恐怕也不是什么好出身只不过，我母亲懂得收敛，也知道尽量不露声色、不惹人耳目的重要性在吃喝玩乐这些个有着资产阶级嫌疑的事情上，我母亲做得极有分寸比如吃上那时候还很少有现在这种张扬地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毛病，吃吃喝喝的事情基本上都限制在自家的锅碗瓢盆里关上房门吃喝是不大招惹别人的，只要关紧门窗别让香味三天两头跑出来就行了至于吃完饭要切记擦干净油嘴也是不难做到的关紧门窗和擦净油嘴这两点在我家是有着明确分工的，前一点我母亲自己比较注意，后一点我们大家在我母亲的督促下共同注意因此，我们家除了都比较白胖外，还没有什么遭人议论的地方在船上，我母亲深刻地体会到越是大众的越是安全的真理在这种真理的指导下，我的家人的衣肴打扮在岛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即便是块好料子，也要做成大众的式样，这样，自己穿着舒服不说，还不看别人的眼睛这种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诀窍是我母亲掌握的人生原则之一梅亚莉就不行或者说，在这些生活阅历上，梅亚莉比我母亲差了不知多少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面惹人注目的旗帜，走到哪里，“呼呼啦啦”地飘扬到哪里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这种猎猎飘扬的旗帜可能太多，也就不显得什么但在这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孤岛上却不行了她这面旗帜简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讨厌，尤其是惹女人们讨厌首先这个娘儿们自己不开伙不做饭而是一直在机关食堂打饭吃这就令岛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看她不惯男人们嫌她不会过日子，说她是个“败家的娘儿们”；女人们则嫌她好吃懒做，说她是“有钱烧的”说来也奇怪，岛上的人们一致认为她家有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也不知是根据什么也许是觉得他们两口子都有工作都挣工资，养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时候，人们还是不改初衷地认定她家有钱可能在岛上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们朴素地认定：大城市里有的是高楼马路，盖得起那么高的楼，修得起那么宽的路，没钱行吗？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总是隔三差五地换衣服，这套还没穿脏呢，那套就又换上了这就不太符合岛上的人们等衣服脏了再换的习惯再说，她这种衣橱里的衣服多得换不过来的架势也挺让岛上的人们反感的，令男人们心里有压力，令女人们心里有不平总之，她就像一面旗帜，又像是一张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飘扬声中，被别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疮百孔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梅亚莉的处境，私下里对我父亲说：“你看吧，她要是不改变自己，还有她好看的”我父亲是个正派无比的人，他最讨厌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亲是在饭桌上说这话的，令我正端着饭碗的父亲非常反感父亲皱着眉头把碗里的饭吃掉，声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边抹嘴巴边说：“你少说点别人，还是多看看你自己吧”母亲在父亲的身后气得变了脸，她尖厉了嗓子说：“她是你什么人，说说也不行？”母亲的气急败坏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的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处母亲也算个随军十几年的“资深”家属了，但母亲总是不能同父亲的同事们的家属打成一片她不待见别人，别人也不怎么待见她，所以，她就在家属中显得挺孤立好在我母亲懂得收敛，脑子里还有“分寸”这根弦，因此，她仅仅是受到孤立，还没到梅亚莉受到排斥那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同梅亚莉的闭结就显得有些被逼无奈她们俩的密切往来，倒给一句老话提供了依据那句祖上传下来的老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接下来的日子琐碎而漫长在琐碎和漫长中，我上到了小学三年级这个年纪使我对发生在学校的那件事有了讲叙的权利，不必对诸位灌输经过舌头们搅拌的伪事实了这年柳条儿刚抽绿，人们从一冬的臃肿里刚挣脱出身子，事件就发生了那是件揽进了三个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现今的人们见怪不怪的那种三角恋爱但那时不行，“三角”关系远没有今天这样时髦、新潮和理直气壮在偏僻闭塞的小岛上，“两角”都够生活单调的人们兴奋一阵子的了，別说“三角”了从初始的窥视、嘀咕到中间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后的评判、裁决，整个事情让人们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们津津有味的讲述中，事情变得冗长拖沓，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不留神就能把人听得云遮雾罩、不知所以其实，只要帮他们把乱七八糟的线脉捋一捋，事情一点都不难讲人物是学校里的三个老师：教语文的王老师，教美术的葛老师，再就是她，教化学的梅老师梅老师的介绍省略，王老师和葛老师还要稍费一点口舌王老师是个男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我一概说不大清那一年我毕竟只有十岁仅上小学三年级，太苛刻的要求对我是不公平的我只记得王老师个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阴着张脸难得见他有个具体的表情他看谁都像看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耐烦得厉害头挺大的，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一根受潮划不着火的火柴据说他挺有才的，别的我没见过，春节渔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我是见过的，好像挺棒的我还听过他拉二胡，拉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说不上，反正知道他会拉二胡就是了葛老师是个女的，当时大概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葛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岛上的人，当地人把到了这种年龄还嫁不掉的女人统统叫做“老姑子”，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我的父母爱情第四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我的父母爱情第四集

上海的夏天明摆着赶不上海岛的夏天，但这一年的暑假，化学老师梅亚莉却拖着四年级的儿子许萌萌本末倒置地回上海去体验热得睡不着觉的滋味去了。岛上的人们对她的举动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大家一致认为：人家刚死了丈夫再不让人家回上海的娘家散散心，说得过去吗？问题是，一个夏天，整整一个夏天都不见了她的影子，这让习惯了记挂她的岛上的人们心里闪失得不行。再说，岛上的学校也开学了，学生们都知道按时回学校上课去，你一个老师还不如一个学生懂事？慢慢地，有关梅亚莉的“嘴唆”声又甚嚣尘上了。人们开始猜测她要回上海老家了，因为邮局的老李证实有一段时间她与上海的往来信件十分频繁。老李说得对：“没事谁花8分钱费那个事！”对梅亚莉要回上海的传闻，男人和女人们又一次出现了性格上的分歧。大部分的男人们心里头有一些惋惜和一些遗憾，但这些内心世界的**是不太好展示给别人看的，首先自己的老婆那一关过起来就要惹祸。因此，男人们对梅亚莉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又一次地联手实行了缄默，什么都不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君子模样。女人们永远做不到不动声色，好像她们在梅亚莉的事情上也不准备不动声色。她们心里头有什么，脸上就要天真地挂出什么，让别人一览无余地看得清晰知道得明白。女人们对梅亚莉又要嗲到大城市的举动十分恼火，她们几乎没有异议地认为梅亚莉这个女人“没良心”。她男人死的时候，大伙儿对她娘俩那么好，她却跟个白眼狼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说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拍拍屁股就一个屁不放地走掉了，“这不是个白眼狼是什么？”女人们这样恨恨地骂她，把因为她死了男人刚对她建立起的那点好感掀了个底朝天。女人们除了骂她是个白眼狼，还骂她不是个东西，说男人的骨头还没凉透，她就耐不住寂寞又扑进了大城市的怀抱不出来了。在岛上淳朴女人们的潜意识中，大城市似乎就是个很高很帅很抢手的男人。梅亚莉回来的那个下午，天上正下着秋季的毛毛细雨。她提着简单的几件行李，神色十分匆忙，她的儿子追在她的身后不时要小跑几步。当时路上的行人不少，但她一概不理不睬，像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擦肩而过的路人一般。大家停下步子，望着她被细雨微微打湿的后背，心里头十分不舒服。大家想：你即便要回天堂去也不必如此嘛！她素着一张脸又问到简陋的、质量不高的学校去上课下课。她的沉默寡言搞得大家心里头痒痒得不行，尤其是那些心里头搁不住事的女人们。好事之徒们半路样下她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三套两套，知道了她上海之行奔波的无效和失意，人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男人们事后诸葛亮般地气愤不已，骂了上海许多的娘。女人们则释然，撇着嘴说：“上海又不是她家的，她想回就回啊？！”很为上海的原则性叫好称快。上海女人梅亚莉不得不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偏远的叫黄海前哨的小岛上安营扎寨了。在她寡居的日子里，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活风波，为岛上寡淡的没意思的日月平添了许多的新鲜和意思。客观地说，我母亲是这个岛上所有女人中对梅亚莉最公正也最友善的一个。我前边说过了：因为我母亲的出身，也因为我母亲的经历。**老早以前也说过了：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就把这两个女人关系的实质给无情地点破了。我不得不说实话：我母亲和梅亚莉的确在某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她们两人都喜欢看小说，只不过我母亲看的中国古典小说多，而梅亚莉则看的外国经典小说多。但在那个年代，她们俩可看的小说几乎被封杀得差不多了，因此她们两个饥渴难耐的人，基本上是逮着什么看什么，不挑剔什么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小说的来源大部分来自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的小说产地多。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争当“英雄母亲”的年代里，我母亲在海岛上无事可干地一鼓作气地生了五个孩子。母亲的这五个分布均匀的孩子，同道上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基本上都能衔接起来，因此，岛上各家各户文化革命中残留的“毒草”就很容易被我们篦子似的篦到手。到了我们的手上就等于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到了我们的母亲手上，就离梅亚莉不远了。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找书成了我们家孩子们讨好我们母亲的重要手段。谁都看得见母亲拿到书后的笑逐颜开，谁都能感觉到母亲对拿回书的孩子的和颜悦色。因此，在我们家中，到处搜罗小说成了孩子们比学赶帮超的一项经久不衰的活动。在这场活动中，我母亲始终是受益者，当然也包括我们并不喜欢的梅亚莉阿姨。我没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找到小说能讨到好，因此我也就自觉地加入到这场活动中，开始了我察言观色的人生历程。一次，我在一个叫方薇的女孩家中，看到床头上放着一本很旧、旧得纸张都发了黄的厚书。我记得我母亲好像就喜欢看这种旧书，似乎是越旧越好，哪怕是旧到了缺头少尾的破烂的程度。我就把书借来，塞进衣服里，小心翼翼地用胳肢窝夹了回来。那天正好梅亚莉也在，她同我母亲正坐在小板凳上择一堆韭菜。我兴轰采烈地凑过去，神神秘秘地说：“妈，我给你借了一本大厚书，你看不看？”我母亲直了身子，不信任地望着我，说：“你能借到什么书？”我马上从胳肢窝里抽出那本很厚很重的书，递上去，说：“我怎么不能？不信你看！”马上，有两双眼睛同时亮了起来，有两双胳膊同时伸了出来，有两张嘴同时叫了起来：“给我，我看看！”别看我那时的年龄不大，我却知道孰远孰近、孰亲孰疏，我理所当然地把书递到了我母亲手上。我母亲激动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有点把持不住地从我手上把书接过去。另一颗女人的头很近地贴上去，梳着两种发型的头紧密地贴在一起，争先恐后地看起来。这是我很乐意看到的景象，因此站在一旁的我得意非凡。只一会儿的工夫，两个靠得很紧的女人同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这笑声令我吃惊，因为我母亲从未这样笑过。我母亲笑着笑着一条腿就跪在了地上，头几乎扎到了水泥地板上，像是对我在顶礼膜拜一样。梅亚莉笑得站起身子按着肚子直“哎哟”，哎哟够了，看到一旁瞪着眼睛莫名其妙的我，就把按肚子的手移到我的头顶上，抚着我单纯的脑袋说：“小政蛮好、蛮懂事的，这样小就晓得给妈妈找书看心疼妈妈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小说，而是方薇当军医的爸爸的业务书，名字叫《外科实用手册》。我母亲同梅亚莉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地讲究吃喝玩乐的生活习惯，使她俩看起来有些资产阶级的嫌疑。其实，也不是什么嫌疑，我母亲本来就不是人家无产阶级的苦出身。梅亚莉是什么出身我不知道，但看她平时那种做派，和同我母亲在这些方面气味相投的样子，恐怕也不是什么好出身。只不过，我母亲懂得收敛，也知道尽量不露声色、不惹人耳目的重要性。在吃喝玩乐这些个有着资产阶级嫌疑的事情上，我母亲做得极有分寸。比如吃上。那时候还很少有现在这种张扬地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毛病，吃吃喝喝的事情基本上都限制在自家的锅碗瓢盆里。关上房门吃喝是不大招惹别人的，只要关紧门窗别让香味三天两头跑出来就行了。至于吃完饭要切记擦干净油嘴也是不难做到的。关紧门窗和擦净油嘴这两点在我家是有着明确分工的，前一点我母亲自己比较注意，后一点我们大家在我母亲的督促下共同注意。因此，我们家除了都比较白胖外，还没有什么遭人议论的地方。在船上，我母亲深刻地体会到越是大众的越是安全的真理。在这种真理的指导下，我的家人的衣肴打扮在岛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即便是块好料子，也要做成大众的式样，这样，自己穿着舒服不说，还不看别人的眼睛。这种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诀窍是我母亲掌握的人生原则之一。梅亚莉就不行。或者说，在这些生活阅历上，梅亚莉比我母亲差了不知多少。她好像天生就是一面惹人注目的旗帜，走到哪里，“呼呼啦啦”地飘扬到哪里。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这种猎猎飘扬的旗帜可能太多，也就不显得什么。但在这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孤岛上却不行了。她这面旗帜简直就“呼呼啦啦”地惹人讨厌，尤其是惹女人们讨厌。首先这个娘儿们自己不开伙不做饭而是一直在机关食堂打饭吃。这就令岛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看她不惯。男人们嫌她不会过日子，说她是个“败家的娘儿们”；女人们则嫌她好吃懒做，说她是“有钱烧的！”说来也奇怪，岛上的人们一致认为她家有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也不知是根据什么。也许是觉得他们两口子都有工作都挣工资，养的孩子又少？但在她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时候，人们还是不改初衷地认定她家有钱。可能在岛上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在作祟。他们朴素地认定：大城市里有的是高楼马路，盖得起那么高的楼，修得起那么宽的路，没钱行吗？！其次，是她的衣宥打扮。她总是隔三差五地换衣服，这套还没穿脏呢，那套就又换上了。这就不太符合岛上的人们等衣服脏了再换的习惯。再说，她这种衣橱里的衣服多得换不过来的架势也挺让岛上的人们反感的，令男人们心里有压力，令女人们心里有不平。总之，她就像一面旗帜，又像是一张靶子，在自己“呼呼啦啦”的飘扬声中，被别人的目光和嘴巴射得千疮百孔。我母亲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梅亚莉的处境，私下里对我父亲说：“你看吧，她要是不改变自己，还有她好看的。”我父亲是个正派无比的人，他最讨厌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哪怕是夫妻也不行。我母亲是在饭桌上说这话的，令我正端着饭碗的父亲非常反感。父亲皱着眉头把碗里的饭吃掉，声音很重地把碗筷扔到桌上，边抹嘴巴边说：“你少说点别人，还是多看看你自己吧！”母亲在父亲的身后气得变了脸，她尖厉了嗓子说：“她是你什么人，说说也不行？”母亲的气急败坏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的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她的痛处。母亲也算个随军十几年的“资深”家属了，但母亲总是不能同父亲的同事们的家属打成一片。她不待见别人，别人也不怎么待见她，所以，她就在家属中显得挺孤立。好在我母亲懂得收敛，脑子里还有“分寸”这根弦，因此，她仅仅是受到孤立，还没到梅亚莉受到排斥那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同梅亚莉的闭结就显得有些被逼无奈。她们俩的密切往来，倒给一句老话提供了依据。那句祖上传下来的老话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接下来的日子琐碎而漫长。在琐碎和漫长中，我上到了小学三年级。这个年纪使我对发生在学校的那件事有了讲叙的权利，不必对诸位灌输经过舌头们搅拌的伪事实了。这年柳条儿刚抽绿，人们从一冬的臃肿里刚挣脱出身子，事件就发生了。那是件揽进了三个人的桃色事件，也就是现今的人们见怪不怪的那种三角恋爱。但那时不行，“三角”关系远没有今天这样时髦、新潮和理直气壮。在偏僻闭塞的小岛上，“两角”都够生活单调的人们兴奋一阵子的了，別说“三角”了。从初始的窥视、嘀咕到中间的添油加醋再到最后的评判、裁决，整个事情让人们嚼得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在他们津津有味的讲述中，事情变得冗长拖沓，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不留神就能把人听得云遮雾罩、不知所以。其实，只要帮他们把乱七八糟的线脉捋一捋，事情一点都不难讲。人物是学校里的三个老师：教语文的王老师，教美术的葛老师，再就是她，教化学的梅老师。梅老师的介绍省略，王老师和葛老师还要稍费一点口舌。王老师是个男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我一概说不大清。那一年我毕竟只有十岁仅上小学三年级，太苛刻的要求对我是不公平的。我只记得王老师个子挺髙，人挺瘦，整天阴着张脸难得见他有个具体的表情。他看谁都像看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耐烦得厉害。头挺大的，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一根受潮划不着火的火柴。据说他挺有才的，别的我没见过，春节渔民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我是见过的，好像挺棒的。我还听过他拉二胡，拉的什么曲子我不知道，拉得有多好我也说不上，反正知道他会拉二胡就是了。葛老师是个女的，当时大概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葛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岛上的人，当地人把到了这种年龄还嫁不掉的女人统统叫做“老姑子”。

如果你以为葛老师到了这种年龄还没有嫁掉是因为她的摸样儿不济，那你就算上了经验主义的当了。葛老师嫁不掉不是因为模样儿不济，恰恰相反，是因为葛老师的模样儿周正得厉害，岛上的男人们对她迟迟下不了手，就是因为面对着她的好模样儿缺乏勇气没有信心不知从哪里下手。就像一锅刚揭盖的馒头，最烫手的总是被最后剩下。葛老师眉心上有一颗红痣，当当中中如神工鬼斧一般令她风韵万千。人们对这颗红痣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福痣’也有人说是祸痣，两种说法针尖对麦芒地让你搞不清到底是福还是祸。从她以后的经历看，我觉得她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一些。三个人挤在一个学校里，都引人注目，又都不同凡响地摆肴身，在岛上这种闲言碎语的沃土上不长出点故事来那才叫怪事哩。以下是等我长到懂了点男女私情的时候的大体推测：教美术的葛老师好像喜欢上了教语文的王老师，而教语文的王老师似乎是无动于衷，倒像对教化学的梅老师存有一份念头，教化学的梅老师对此持什么态度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于是，教美术的葛老师就挺生教化学的梅老师的气，教化学的梅老师莫名其妙受了委屈，不知怎么让教语文的王老师知道了，也不知教语文的王老师如何了教美术的葛老师，反正教美术的葛老师就将自己的一腔怨气撒在了教化学的梅老师的儿子许萌萌身上。导火索是个黄澄澄的鸭梨。葛老师的美术课一般都是这样上的：事先在一块小黑板上画好一样东西，或是一个苹果或是一个西瓜，或是一个杯子或是一个碗，反正都是些吃的用的学生们熟悉又喜欢见到的东西。然后，她就提上这些东西出这个教室进那个班，把小黑板挂到大黑板上，把美术本发下去，剩下的时间就是支着美丽的细颈子坐在讲台上发呆愣神了。那些东西是葛老师事先请人画好的。真的，不骗你，葛老师不会画画。虽然她是个美术老师，但这并不影响葛老师对美术一窍不通。葛老师认为自己情有可原：谁让我是个民办教师的？那个时候，在我上的这所将小学、初中、高中一锅端的学校里，民办教师们是理直气壮地教不好学的。她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撑腰：我又不是公办老师我凭什么要教好学？当然，她们一般还有在渔村党支部里当头头脑脑的亲人们做后台。葛老师手上的小黑板是要一周一换的，但那阵子葛老师心情不怎么样，许多事情难免不出差错。那天，她就一不小心稀里糊涂地将那黄澄澄的鸭梨第二次提进了许萌萌他们班。小黑板一挂上大黑板，底下的学生们先是一愣，然后就有笑声出现，见葛老师莫名其妙地东瞅瞅西望望的迷糊样儿，笑声就越发热烈了。几个调皮的男生趁机起哄，“噢噢……”地叫唤起来。许萌萌那天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界，在一旁趁热打铁地“噢”了一嗓子，谁知这一嗓子，却惹下了弥天大罪。葛老师放着那几个罪魁祸首不动，偏偏揪住许萌萌不放。许萌萌那天大约中了什么邪，偏偏跟她梗着长脖子梗嘴，一来二去，真把葛老师惹火了，她使出浑身的劲，把许萌萌连拖带搡地推出教室，在正上着课的静悄悄的校园里大着嗓门呵斥许萌萌。马上，就有许许多多的脑袋瓜子挤到各班的玻璃窗前向外张望，像一张张儿孙满堂的“全家福”。葛老师像个有激情的演员，越有观众她就越有表演的**。她的伶牙俐齿这个时候派七了用场：口齿清楚，语言尖刻，口气毒辣。她数落了许萌萌的许多不是，那些不是许多早已超出了教师训斥学生的范围。似乎还不解气，她又扯着许萌萌的衣领子让他面向南山立正站好。南山上有埋着许萌萌爸爸的坟墓。“你向上看！”葛老师细长的手指指向南山，戳着那片阳光璀璨的墓地，声嘶力竭地嚷：“你看！好好看看！看看你爸爸！也让你爸爸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熊样子！再让同学们看看！看看你这个烈士子弟！像不像烈士子弟？！配不配做烈士子弟？！”刚才还梗着脖子一直强着的许萌萌，像一下被人抽了筋一样，人整个塌了下去。他站在校园中间，面对着父亲爬满青草的墓地，面对着四周教室玻璃上密密麻麻的眼睛，难堪至极。大滴大滴的眼泪从许萌萌清秀的眼睛里淌出来，他抬起两条细胳膊轮流擦着、堵着，但无济于事。他似乎在拼命压抑自己，但还是控制不住地大声抽泣。头顶上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许萌萌刚刚发光着的单薄的身子上，像父亲慈祥的目光。太阳远在天边，父亲近在墓中。这个十二岁的少年在早春的阳光下，在父亲透过青青坟上草的忧郁的目光下，大声地不能自已地哭泣。闻讯从后排教室跑过来的梅老师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她当即便立在那儿，如同遭了霜打的叶子，瑟瑟发抖。王老师从梅老师身后跑出来，厉声叫着葛老师的名字，说她：“你怎么这么没水平？！”刚刚有了点悔意的葛老师让王老师这么一说，马上细眉一立，密牙一咬，越发就不要什么水平了。她冷笑道：“是啊！是啊！我当然没有水平喽，我哪有人家风流寡妇有水平！”本来围观的人情绪是一边倒的，让她这么尖声一叫，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件事上扯到了另一件事上。岛上马上就家喻户晓了，而且走板走得邪乎。人们消略了阳光下少年的眼泪和抽泣，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也许人们的兴趣本来就不在那里。舌头的功能就是比广播的好。广播又要打底稿又要负责任，舌头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舌头普遍有利于教美术的“老姑子”葛老师而不利于教化学的寡妇梅老师。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结过婚的王老师娶没嫁过人的葛老师，是天造的一双地设的一对，你梅老师不老老实实守你的寡插的哪门子腿？女人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快感。她们一个个像受过梅老师的欺负似的，总箅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她们凑在一起谈论这件事，叽叽嘎嘎的声音表明她们的愉快和轻松。女人总是在另一个女人的堕落面前感到自身的贞洁和高尚。她们认定她是堕落的。如果仅仅是这些，我想梅老师是能够挺过来的。从她水淋淋地上了这个海岛，这些年来她对那些舌头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能力。但糟糕的是，事情还没完。当天下午，葛老师的胖妈带着几个七大姑八大姨，凶着一张张胖胖瘦瘦的脸堵到了梅老师的家门口。她们训练有素地成网状散布在梅老师家的三间平房前，髙一声低一声错落有致地开始叫骂起来。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暂时跑一会儿题，把岛上土生土长的女人的两大特长简单铺陈一下。我们住的岛上自然风光很多，人造风景却几乎没有。岛上连个楼房也没有，最高最大的建筑物要箅看电影听报告的大礼堂了。但岛上却有两种人造风景如同海市蜃楼一般非常值得一看，只不过这两种风景需要赶机会碰运气。一是渔妇们哭殡，二是渔妇们骂架。岛上渔妇们哭殡的机会很多，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或者兄弟们在海上的命运是非常难测的。她们哭殡不单单是哭，主要是说，是一种冗长繁琐的诉说。她们把死者的生平和自己对死者的思恋之情合辙押韵地诉说出来。这种诉说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她们几乎没什么文化，因为岛上这所惟一的质量极差的学校的历史是极其有限的。怛没有文化的她们却对韵律和节拍驾驭得轻车熟路。她们在出殡的时候，抚着棺材，扯着嗓门，不喘一口大气地一气呵成。她们的嗓音一般都不怎么样，加上连日的哭泣说唱，使她们的嗓音更加粗糖难听，但她们说唱的内容却丰富无比，足以弥补嗓音的不足。另一大景观是渔妇们骂架。袒露在街头巷尾扯起喉咙骂架的一般都是已婚妇女。未婚的女靑年是不会这样抛头露面的。但一旦她们结了婚，就像取得了某种资格一样，马上就可以当仁不让地赤膊上阵了。就像女人一经男人把最后一道防线冲破，犹如被放闸泄掉的洪水一般，速度很快地肆意横流了。骂架是岛上渔妇们的强项，她们似乎人人都有把黑说成白、把非说成是、把坏说成好、把无理讲成有理的本事。另外，她们舌头的承受能力似乎格外的强，再脏再下流的话，男人们都不一定能说出口来，但她们却能出口成章。她们的舌头在骂架的时候都变成了毒蛇的长芯子，咝咝地喷若灼人的毒气，挺吓人的。等我听到信跑到许萌萌家门口挤着观看时，葛家的娘子军们已经战斗了一个时辰了。葛家在岛上是个大姓，也是个有实力的家族，渔村黾的头头脑脑的有一半以上的人姓葛。这种声势浩大的实力，养成了葛姓人家张狂的毛病，尤其是姓葛的女人们。葛家的几员女将堵在梅家门口，正由合唱阶段转入独唱阶段。我到的时候，葛老师的那个胖妈正在独唱，其他几个凶着脸叉着腰在一旁随时准备着。葛老师的胖妈骂得特起劲——你是个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婊子丨你是个破鞋！你是个狐狸精！你是个克夫克子的贱女人，妨死自己的男人还不够吗？还要抢人家的男人！你还是人吗？你还要脸吗？！我要是你，早死了十回八回了！就你个不要脸的厚脸皮还死皮赖脸地活着……没有人上去劝阻，刚才一个路过的当兵的劝阻的下场令在场的人们心有余择。那个当兵的刚说了一句：“别骂了，多难听！”就被几个叉着腰的女人围住，一声声地质问他：“那破鞋是你妈还是你的婊子？你多管闲事，显得你的比别人大呀？！”臊得那当兵的落荒而逃。我挤在人群里，被这几个女人的嚣张吓住了。我盯着梅家紧闭的门窗想象着梅老师在屋子里的样子，我真有点替她难过了。我希望她推开房门出来同她们讲理，她这种闭门不出的样子容易让别人产生她没脸见人的误会；同时我又害怕她推开房门出来同她们吵吵，我知道十个她梅亚莉也不是这些女人的对手，她还是呆在房里不出来的好。我盯着那张油漆剥落的墨绿的木门，一会儿希望她出来，一会儿又害怕她出来。正犹豫着，只听到“咣当”一声响，油漆剥落的木门大开，门口站着脸色苍白的梅亚莉。站在门口的梅亚莉浑身发抖。她紫着的嘴唇在抖，她青筋毕露的手在抖，她的纤细单薄的身子也在抖。她抬起发抖的手，张开发抖的嘴，声音都在发抖。她手指着外边，说：“请你们离开这里！”说实话，那一刻我对梅亚莉真的失望极了！我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还能够保持她的文明，竟能说出：“请你们离开这里！”的废话来。不光我想不到，连围观的大人们也想不到，甚至叉着腰凶着脸的葛家的女人们也想不到。大家傍在那儿，反应不过来的样子。这个时候，那口痰，那口罪恶的浓痰被吐了出来。“呸！”只听到一声短促洪亮的声音，一口又浓又稠的浓痰就吐到梅亚莉那张白皙的、美丽的、苍白的脸上。当我把我母亲从家里叫来时，梅家门前已经冷落得如往日一样了。我母亲推开虚掩的房门，发现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母亲轻着脚步把三间屋子都找遍了，没有一个人影。母亲回头望了我一眼，眼睛里满是疑问。这时我听见厨房里有轻微的声音，就伸出手来向那里指，母亲就半信半疑地向厨房走去。我站在我母亲的身后，看见了厨房里的梅亚莉。她站在脸盆架前，捧着一块毛巾，在一下一下地搓脸，揩那张刚被吐上过浓痰的美丽洁白的脸。她立在那儿，手里捏了块淡绿色的洗脸毛巾，动作很大很用力地使劲揩那个被吐过的地方。那地方已经被她搓得红成一片了，但她还是不住手，还在一下一下地用力，像要把那个地方的皮肤揩掉似的。我母亲站在那儿，看着她一下一下地揩着脸，并不劝阻什么。她却在我母亲的沉默中把持不住了，我看见，大颗大颗的泪水顺着被她揩红的脸上滚落下来，她将淡绿色的毛巾捂住双眼，“呜呜——”地哭出声来。那天晚上许萌萌在我们家吃的晚饭。梅亚莉对我母亲说她头疼，想一个人睡一会儿。凑巧那天晚上有电影，许萌萌和我的两个哥哥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匆匆忙忙跑去礼堂占座位去了，我和我的二姐紧随其后。我们坐在我哥哥他们占的位置很好的座位上等我们的母亲，直到拉第一遍铃了，还不见母亲的人影。我二姐让我回家看看，我问她你怎么不去？我二姐回答说小孩跑得快，她大了，不好意思跑了。我跑回家时，发现母亲的神色不大对头。她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家里团团转，她好像脑子不好用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找不到了。洗了手找不到毛巾了，关上房门又找不到锁门的地方了。把我急得在一旁跺着脚大叫：“妈！你怎么啦？你快点行不行？”我母亲嘴上答应着“好，好，好。”却在找到锁要锁门的那一刻改变了主意。我母亲摘掉即将锁上的三环牌铜锁，打开房门冲进屋子。她抓起军用的手摇式的电话，让总机找我的父亲。不一会儿，总机把我父亲接过来了，我听见我母亲对着话筒里的父亲说：“老杨，我觉得不对头，小梅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去看看，你最好也赶紧过来。”说完，母亲扔下电话，像一下子恢复了正常，她动作麻利地锁上房门，一路小跑地朝梅亚莉家冲去。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紧闭着，但没有锁，因为我母亲一推就把门给推开了。我紧跟着我母亲进了屋子，马上有一股刺鼻子的气味灌进我的鼻腔里。对这种气味我并不陌生，因为一到夏天我母亲就用它杀蚊子和苍蝇。我只是纳闷：离夏天还远着哩，她家里怎么会出这种气味？

我母亲在这种气味中声音都变了，她喊着：“小梅！小梅！”就冲进了里屋，我紧跟着母亲的步子进到里屋，我看到了一幅令我永生难忘的场面——梅亚莉倒在床边上，一只胳膊松软地耷拉在床下，她的衣衫不整，发际凌乱。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盛“敌敌畏”的空瓶子，一个玻璃杯倒在床头的桌子上，水杯里的水流了一地，桌子角上还有一滴一滴的水在向下淌。她像是走了很远的路、干了很多的活、累得不行了的样子，躺在床边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那刺鼻的气味随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愈发浓烈了。很显然，夏天用来杀苍蝇蚊子的“敌敌畏”，让她用来在这个早春的时节里杀自己了。我母亲手足无措地站在床前，想碰她又不敢碰，只颤着嗓子一声声地徒劳地问躺在床上，人事不省的梅亚莉。我母亲喊：“小梅！你怎么啦？你这是干什么？小梅！你醒醒！你吓死我了！小梅！小梅！……”我被母亲逼人的声音吓住了。我吓得紧紧抓住母亲的衣服后襟不撒手。母亲不敢碰梅亚莉只敢碰我，她一下一下地往下扒拉我的手，我却紧紧地抓住不松手。母亲急了，扭过头冲着我凶，母亲冲我吼道：“你松不松手？快松开你的手！”我害怕地瞪着母亲凶狠变形的脸，手却死死地抱着不松开。门外有刹车的声音，接着有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我看到了满头大汗的父亲。父亲一进屋就傍住了，虽然他是有备而来的，但他似乎又一下子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我看见我的父亲一会儿看看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向外倒气的梅亚莉，一会儿看看站在一旁惊慌失措的我母亲，直到我母亲朝他嚷：“看我干什么？还不赶快送她去医院！”我父亲弯下健壮的身体，一手抱着梅亚莉的头，一手揽住梅亚莉的双腿，把她像抱一件珍宝？样，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向门外的吉普车走去。我母亲紧跟着向外边跑。跑到门口时，被凸着的门槛绊了一下，她的被卡子别得整整齐齐的短发掉下来一大片，遮在脸上，使她看上去狼狈不堪。梅亚莉苏醒过来后，我跟着母亲进病房去看她。她一见到我们，竟冲我们笑，是那种兴高采烈的笑。我跟我的母亲被梅亚莉这种笑法搞得心里发麻，站在病房门口不知是进去好还是退出来好。病房里有一股子怪味道，长大后我知道那是来自苏水的味道。她躺在这股子怪味中，冲着我母亲和我笑，笑得兴高采烈。我母亲在这种笑声前显得非常不自然。母亲坐在病床前，一会儿摸摸这，一会儿动动那，一副没事找事干的样子。母亲觉得应该开口说点什么，但探视这种“病”和在病人的这种“笑”中，母亲却不知说点什么妥当。终于，母亲清了清喉咙，准备开口说话了。我也盼着母亲快点开口说点什么，因为我也让梅亚莉的笑摘得浑身都不自在。想不到，我母亲清了半天喉咙准备了半天，却说出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我母亲埋怨地说：“小梅，你怎么了？你儿子这么小你就舍得？”我知道我母亲一说出这话就后悔了，因为母亲的脸红了，连手也不知往哪放好了。躺在洁白的病床上的梅亚莉却不在乎这句不太得体的埋怨，她抽了一下鼻子，竟笑出声来。她“咯咯”地笑着说：“有什么舍不得？反正萌萌有你这个丈母娘！”她看了一眼站在床头的儿子，对他重提旧话：“萌萌，快叫，叫丈母娘。”许萌萌将身子拧到一边，红着脸不肯叫。她又对立在母亲身边的我说：“萌萌不听话，小政叫，叫我婆婆。”我已经知道婆婆是怎么回事了，也佝偻着身子不肯叫。她就对我母亲说：“小政长大了，知道害臊了噢。”说完，她就又“咯咯”地笑了起来。在那股子来苏水的怪味中，她动不动就“咯咯”地笑上一气，没什么意思的挺平常的一句话，也能让她“咯咯”笑上半天。我们被她的笑声搞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后来她的儿子不得不在一旁制止她：“妈，别笑了！”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许萌萌拖着脚步跟在后边。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我母亲抚着许萌萌嫩小的肩头叮嘱他，要他好好照顾妈妈。许萌萌在我母亲的关爱中抬起头来，他望着我母亲问道：“阿姨，你说我妈妈这是怎么啦？”在我母亲长久的无言中，许萌萌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雾蒙蒙的东西。站在一旁盯住许萌萌看的我知道，那是泪，是隐忍着的眼泪。从医院出来的梅亚莉，将“咯咯”的笑声带得到处都是。从前她可不是这样笑的。以前那个上海女人梅亚莉笑的时候是不出声的，就那么把嘴角抿着，笑得又温柔又妩媚。今天这个从医院出来的梅亚莉，“咯咯”的笑声令全岛的居民吃惊。在她接连不断的笑声中，人们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太好，因此人们说不出口。慢慢地，有一种说法在悄悄蔓延：去年的这个时候，渔村里淹死过一个赶海的媳妇。那媳妇活着的时候脑子里缺根筋，有事没事都爱“略咯”地傻笑上一气。那傻媳妇的魂附到了梅老师身上。不信，你听听她那笑声！人们再听到那“咯咯”的笑声，果然就听出一些像来；再看看她那样子，就有了一些傻媳妇的影子。人们开始害怕起梅亚莉来，尤其是女人们，尤其是渔村里的女人们。据说有一阵，葛姓的女人们天一黑连门都不敢出了。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我母亲，被渔村里的一个老太婆拦下。我母亲不认识她，她却认识我母亲，并且知道我母亲跟梅亚莉要好。老太婆用她指甲很长的枯枝将我母亲拽到树阴下，神神道道地对我母亲说：“她大姨，你做点好事，给梅老师烧上一刀纸，把那傻媳妇的魂驱走。”我母亲是听到过那种说法的，只是她不太相信。让眼前这个有点鹤骨仙风的老太婆一说，好像由不得她不信了。只是我母亲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让她烧纸？老太婆告诉我母亲说：赶鬼驱邪要自家人干，但梅老师家在那么老远的上海，可怜见的没个亲人相帮。这种事只好由跟她走得最近的人代劳了。我母亲将信将疑，说：“烧什么？怎么烧？我不懂也不会呀！”老太婆松了一口气，说：“烧纸不难，我教你。”于是，她就一五一十地教我母亲起来。当教到边烧纸要边叨咕的时候，我母亲笑了，摆着手说：“箅了，箅了，我学不会，也叨叨不出来。”老太婆一把抓住我母亲摇摆的手，望了一眼站在一旁听得入迷的我说：“行，行，你不说也行。让你小闺女说，小孩子的嘴干净，鬼更听！”老太婆就弯下腰来教我，告诉我要这样叨咕，那样叨咕。最后，她问我听明白了吗？我点头说听明白了。她满意地伸出枯瘦的蓄着长指甲的手拍着我的头，替菩萨给我许愿：“嗯！好孩子！干这种事积德，将来有好报。你以后能寻上个好女婿，当大官太太，生大胖小子，享大福大贵，活长命百岁。”那天，我母亲胳膊下夹着老太婆给的一包用报纸包起来的黄不拉叽的粗植的草纸，鬼鬼祟祟地回了家。那天晚上，母亲因为我成了她的同盟就格外善待我。母亲用眼神同我对话，我也用坐立不安来回报母亲的信任，以至于母亲不得不提醒我说：“小政，你的屁股下长刺了吗？”那些日子我父亲正好开会不在家，而我又有父亲一不在家就抢占他的铺位的习惯，这给我和我母亲搞迷信活动提供了方便。老太婆让我们半夜十二点去烧纸，说那是个鬼魂出没的钟点。但不到十一点我就困得睁不开眼了，母亲不得不提前拉上我，贼头贼脑地出了家门。老太婆还让我们到梅亚莉家附近的十字路口去烧，但我母亲不愿走那么远的路，就偷工减料地钻到我家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我母亲大概也怕在十字路口上碰到人，传出去影响不好。我母亲找了个树枝，蹲在地上画了个圆圈，又在圈里头打了个，然后把那一包草纸放到圈子里子上，开始烧纸驱鬼了。火慢慢地着了起来，火光中，我看见母亲紧张又满含希冀的脸。母亲蹲在火光前很忙，一边四下里张望，一边用树枝子扒拉着燃烧的纸让它们烧透，一边还不住地用膝盖撞我。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我也只能假装不知道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已失去了白天的勇气，张不开嘴叨咕了。我觉得一个人要自言自语地说话挺傻也挺难的；再说，我也挺害怕的，万一那个女鬼出来溜达，听到我叨咕她的名字，跑过来怎么办？于是，我就向一边移，远离母亲的膝盖。母亲的膝盖够不着我了，就用另一只手捅我，我就又往一边移，一直移到母亲即便用树枝也够不着我为止。母亲在火光中用白眼珠子挖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假装看不见了。好不容易等到火一点点熄灭掉了，母亲扔掉手里的树枝，一边拍打着落在身上的纸灰，一边用脚往纸灰堆里埋土。可能是用力过大，母亲的一只脚掉进了松软的灰堆里，母亲“哎哟”了一声，像鹤那样单腿立着，倒鞋子里的纸灰。母亲把鞋子穿好，跷着的一只腿放下，腾出手来突然推了我一把，压低了声音说我：“你哑巴了？不会说话了？”我被母亲搡了一个旋号，并且吓了一大跳。气急败坏中我也推了母亲一把，但可惜没有什么成效。我也压低了嗓子说我母亲：“干什么呢？神经病啊！”母亲在黑暗中问：“你说谁是神经病？”我在黑暗中回答说：“你是神经病！她是神经病！都是神经病！”说完，我怕挨揍，撒开脚丫子就跑，边跑边自然而然地叨咕起来：“神经病，神经病，全都是神经病……”我跑到大路上，正碰上一个流动哨，哨兵站住身子边拉枪栓边问：“谁？口令！”我并不站住，边跑边对那个黑影哨兵喊：“我！神经病！”烧过纸钱后，我们全家一起添了个毛病：都在暗暗观察梅亚莉有什么变化。烧纸的第二天，我就把昨晚的活动当做参与的资本给炫耀出来了。我们遗憾地发现，梅亚莉一如既往地“咯咯”地傻笑不止。梅亚莉的~如既往给我们全家上了一堂活生生的“破四旧立新风”的教育课。一段时间里，我母亲和我成了家人取笑的对象。可怕的是，梅亚莉的变化不仅仅局限在笑声中，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变，像春季脱皮的蛇一样，把大上海留给她的一切，慢慢地、一点点地蜕净。她学会了扯着嗓门说话，像岛上的妇女那样，即便是问声平安道声好也像是吵架。昔日的细声细气和吴音软语人们是再也别想听到了。虽然江南的口音一下子改不干净，但她似乎是在走语言上的捷径，努力模仿海岛上的方言土语。比如，她在半路上截住一个挑水的渔妇，会扯着嗓门说：“放下放下！喝口水！妈吔，渴死俺了！”她把头探进水桶里，“咕咚咕咚”地喝上一气，抬起头来，用手掌一抹嘴巴，说上一句不太地道的本地土话：“真得味！”于是，挑水的和喝水的一起“嘎嘎嘎”的一通大笑，像两只被追赶的鸭子。要命的是，梅亚莉还学会了用脏话骂人，她骂起“妈了个”这样的脏话连眼都不眨一下。梅亚莉的变化是脱胎换骨式的。岛上的人们先是惊骇她的变化，怕是大城市的诡计。慢慢地，看出了梅亚莉的真心实意和死心塌地，人们也就放下了戒备，打消了疑虑。首先，是渔村里的人们向梅老师张开了略带腥味的怀抱，接纳了她。随军家属们在一旁看得百思不得其解。何日子一久，她们也就不再浪费那个脑子了。她们主动地对梅亚莉放下了武器，在上学放学的路门走个对面，也敢主动先打招呼了。随军家属们是懂道理的，她们认为：人家现在都不如咱了，咱还想让人家干什么？在这个岛上，大概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对梅亚莉的变化痛心疾首。我母亲私下对我父亲叹道：“这个小梅，聪明要被聪明误了。”一次，我在一旁听我母亲劝导梅亚莉，连我都听进去了，梅亚莉却根本不往心里去。她咯咯一笑，说：“嗨！怎么活不是个活？怎么舒服就怎么活呗！”我母亲不信任地盯着她问：“你这么活舒服吗？”梅亚莉顿了一会儿，一语双关地盯着我母亲反问：“你看我不舒服吗？”我母亲马上就鞭口无言了。我的家人们在饭桌上议论梅亚莉，认为她的的确确是被那个缺心眼的傻媳妇的阴魂给附住了。我二姐甚至埋怨我和母亲那次烧纸没听老太婆的话，时间和地点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她主张重新再烧一次纸钱，把梅老师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一直在埋头吃喝的大姐吃饱喝足了，她一边措着她的油嘴一边说我们：“你们在这瞎操什么心？梅老师这样怎么不好？我看就挺好的！不是号召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吗？现成的无产阶级的灵魂你们不让她要，你们想让她要什么？难道想让她要资产阶级的灵魂不成吗？！”在学校是红卫兵大队委的大姐一拍屁股扬长而去，剩下我们几个围着饭桌半天回不过神来。听她的话句句都是混账话，但这混账话听起来又句句入耳，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怪事！”我母亲摇着头说。不知为什么，我父亲对梅亚莉的丈夫许放之死一直心怀内疾。这种善良的内疚，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包揪，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除非许放叔叔能再活过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前边我已经说过了，我父亲一直都是一个本分的朴实的善良之人，但自从他的生命中有了那个沉重的包袱后，我在那种本分和朴实的善良背后，又窥视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与善良无关的东西。我的两个哥哥成了那次事故的替罪羊。首当其冲的是我的小哥，受害最深的则是我的大哥，为此他失聪了一只锐利的耳朵。

许放叔叔死的那年，他的儿子许萌萌还不满十岁。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十一、一个十三，正是鸡飞狗跳的年龄。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口角并引起拳脚之争。有时是我大哥同许萌萌，有时是我小哥同许萌萌，有时干脆就是哥俩一起同许萌萌。这种半大的男孩子之间的纠纷理由多得让人眼花统乱，很难分清他们的孰是孰非。本来，这种小孩子之间的人事变动和路线斗争是极其正常和无可非议的，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父亲为什么要那么起劲地插手其间。一旦发现我的两个哥哥同许萌萌之间的争斗，我父亲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暴怒。那个时候，因为每家孩子的不缺，父母们远没有今天的父母们理智和慈祥，对孩子们的暴政几乎是每家的家常便饭。我家因为孩子的密集和我父亲本身的素质，因而打起我的哥哥们是经常发生的并可以是不问青红皂白的。我父亲一般是先把我的大哥或小哥喝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角落里，随后用早有预谋的军用皮带或鸡毛掸子之类的凶器劈头盖脸地打。手中的家伙“呼呼”有声，墙角的家伙鬼哭狼嚎。直到哥哥们的哭叫讨饶声像警报一样把左邻右舍的叔叔或阿姨召来，拉住父亲疲惫不堪的手臂为止。这个时候，父亲喘着粗气看着墙角里缩成一团抽泣战栗的哥哥，脸上会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神态。那时我太小了，不可能理解并诠释父亲那种神态。长大以后，我感触了生活并靠近了文学，恍悟了父亲的那种打人后的神态一一生活中那叫“痛快”。文学中那叫“快感”。后来，我还发现，其实我父亲一直都在窥视并企盼着我的哥哥们同许萌萌之间的纷争。但即便在我感触了生活并靠近了文学的今天，我也搞不清楚父亲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说实话，我也的确害怕搞清楚，我真怕有一种比“痛快”和“快感”更不像话的解释。开始的时候，我母亲是赞成甚至鼓励我父亲的暴政的。她出于对许萌萌的怜悯和疼爱，再加上她似乎也有我父亲的那种内疚，对我的哥哥们同许萌萌之间的纠纷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许萌萌一边。这是她在大声责骂我哥哥们时能够一目了然的。可慢慢地，随着我父亲的不可遏止和变本加厉，她悄悄起了变化。我现在猜测，我母亲那时就以女人的敏感和对丈夫的了解察觉到了那种叫“痛快”抑或“快感”的东西。她理解了这种东西，但她又难以容忍这种东西。母亲在用紫药水为哥哥们涂抹伤口时，他们疼得龇着牙“咝咝”地直吸冷气。母亲就停下手里的棉签，恨恨地说：“活该！你就不会离他远一点吗？”这儿乎是在暗示了。在父亲的暴政和母亲的暗示下，我的两个哥哿开始疏远并躲避许萌萌。或许，他们还唆使了别的男孩子，因为后来许萌萌在岛上非常受孤立。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只长相普通的瘦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放学后他只好同那只瘦猫厮守在一起。许萌萌在黄昏时节模仿那只瘦猫有气无力的叫声，那有气无力的声昏时常刺激着我们的耳膜。没过多久，我大哥的一只耳膜真的破了。只不过不是叫许萌萌模仿的猫叫声剌激破的，而是被我们父亲强有力的手掌掴击破的。事情的起因是一条警犬。警卫连有一条名叫“反帝”的警犬，据说是陆地上公安系统的侦察名犬。公安机关被造反派们冲击得乱七八糟后，警察们都没有事可干了，警犬们就更派不上用场了。再说那些造反的家伙们似乎也不主张由动物来搞什么侦破，说那是封资修的一套。这样一来，“反帝”与“防修”之流的名犬们就很难在老地方养尊处优了，它们随着下放的洪流被发配到各个角角落落。我们岛上的箐卫连就破格收养了那只传说是德国名犬之后的“反帝”。我的大哥是在看到“反帝”后的第一眼就如醉如痴地爱上它的。从此以后，他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挂在脖子上，跑到瞀卫连去爱抚和体贴他的“反帝”。吋间不长，他就与落魄的“反帝”建立起了良好的感情。警卫连是不怎么惯“反帝”的，再说他们好像也惯不大起它。在那个年代，大陆上吃个猪肉都要肉票，更别说我们这个什么都需要供给船运送的偏僻的海岛了。“反帝”到了警卫连后，就沾不大上肉腥气了，别人对此都无所谓，我的大哥却难过地做不到无动于衷。于是，我们家就开始了丢猪肉的历史。开始的时候我母亲没大在意，因为她不是个精打细箅的人，但次数一多，她就不得不怀疑谁了。她在饭桌上话中有话地说给我们听，她说：“我可告诉你们，我炒的那些肉可都没炒熟。吃了三五次可能没什么事，吃多了可是会出人命的啊！”那时我们在海岛上孤陋寡闻地还没听过冰箱一说，储存猪肉用的最多的办法是将肉炒成半成品，再用油浸沉蒋，炒菜的时候连油带肉一起炝了锅。对母亲的话中话我们莫名其妙，惟有我的大哥心领神会。但他才不会被我母亲的危言耸听吓住呢。他心想：我的“反帝”连生猪肉吃了都没事，别说你炒的那些半熟的猪肉了。母亲的警告不但没有生效，小瓷盆里的半成品反而下得更快了，似乎在同母亲的炒菜铲子争时间抢速度。母亲心里纳闷得不行，想这些兔崽子的肠胃难道是铁做的不成？吃了这么多半生不熟的猪肉，也没听谁叫唤肚子难受。直到有一天，母亲与从厨房溜出来的贼撞了个满怀，人赃俱获，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母亲拖着长腔说：“噢……我说是淮的胃这么好，闹了半天是拘的胃啊！”大哥捧着大半碗油浸肉，嬉皮笑脸地对母亲说：“妈，以后我不吃猪肉了还不行？”母亲马上答应说：“行！锴得你老跟别人抢着吃！”大哥马上保证：“我保证不抢！我把我的那份省给‘反帝’吃还不成？”母亲马上拒绝说：“那不行！人都不够吃，哪有那畜生的份！”大哥马上抗议说：“‘反帝’不是畜生，是警犬，是德国的名犬！”母亲马上微笑着说：“是吗？那它应该到德国吃西餐去。”大哥马上无话可说了，但气得不行。偷肉的路被我母亲堵死了，爱“反帝”爱得有点丧心病狂的我大哥，竞把主意打到了许萌萌的那只瘦猫身上。许萌萌亲眼目睹了戕害的全过程，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说胡话，一会儿叫着瘦猫的名字，一会儿叫着我大哥的名字，折腾了大半夜。梅亚莉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她是个老师，老师们想从上学的孩子身上了解点什么是不用费多大事的。于是，梅亚莉就跑到我们家去告我大哥的状。那时我们两家的关系尚好，她的本意相信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别的实际意义。但她没想到，我父亲竟正中下怀地暴跳如雷。那次我父亲暴怒得额角上的青筋直跳。在一旁的我母亲知道事情不好，就大声地叫肴我大哥的名字说：“你还傻站在那儿干啥？还不快给梅老师道歉！”

当时的梅亚莉也不知真的少了根筋还是没注意，她听了我母亲的话，竟然笑眯眯地接着对我大哥说：“听见了没有？还不快给我道歉，要不我会让你爸爸揍你的。”她的话音还没落，一直站在她身后的我父亲就像一个听话的家奴，一个箭步冲上来，抡圆了胳膊，“啪”的一声甩在我大哥脸上，直抽得我大哥向后跟跑了几步才没有倒下。血马上就从我大哥的鼻孔里喷涌出来，顺着他的下巴速度很快地向下流淌。他哭叫着抹着眼泪，将鲜红的血液涂抹得满脸都是血。在血污中，他的半边脸眼看着肿了起来，很快就面目全非地认不出縣了。梅亚莉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极不自然，像对面那张血污的脸是她造成的一样。我父亲这一巴掌，不光掴在了我大哥的脸上，相信也一定掴在了梅亚莉的心上。这一巴掌还伤害了在场的另一个人，那就是一直在一旁冷眼观看的我母亲。在某一天的早晨，我母亲突然发现我大哥的耳朵似乎不怎么听话了。带他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左耳的耳膜竟然是破的！在医生奇怪地将这一结果告诉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那天我父亲的暴政。我母亲的心中永远是有数的。我母亲从小在私塾学堂里受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受到了挑战。她不能理解亦无法原谅我父亲的那一巴掌。你说他是失手的吗？显然不是；你说他是有意的吗？显然更不是。这不是那不是，那我大哥的耳朵是怎么聋的呢？那些日子里，我母亲一直为这个问题闷闷不乐地想不开。一对夫妻，不是因为外遇方面的问题，是很难结下怨恨的。但我母亲整天面对着一个喊他喊不住的聋了一只耳朵的儿子的背影，又很难不把这笔账记在谁身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母亲按照她的思维方式，把这笔账记在了当时在场的梅亚莉的身上。我们两家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母亲在那孤儿寡母的身上是进退两难的别扭：她既同情怜倘他们且又对那次事故心怀着深切的内疚，但她又没有办法不在乎自己聋了一只耳朵的儿子。于是，我发现我母亲开始回避他们，像错误是她犯的需要回避一样。想不到的是，我母亲的躲避几乎是正中了梅亚莉的下怀。她似乎更不能面对我的聋掉了一只耳朵的大哥，她每次见到我大哥的神态就好像那只聋耳朵是被她打坏的似的。两个女人的不谋而合，使两个家庭慢慢地疏远开来。但仅仅是疏远，而不是断绝往来，两家还在礼尚往来的走动。只是这种走动失掉了以往的温情，只剩下一种单纯的礼节了。这种礼节上的周到仅仅证明了我母亲和梅亚莉的文化和修养，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我父亲永远是个不明就里的人，在重要的仕途上是这样，在非重要的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这种不明就里的起源，大概一是因为他的文化素养的不够，二是因为他心思的粗疏。我父亲对一些微妙的事物总是摸不着头脑，自然，对我们家同梅亚莉家微妙的变化也是一如既往地摸不着头脑。他一如既往地善待那需要善待的孤儿寡母。走在路上碰到时的问长问短，路过家门口时进去的嘘寒问暖，节假日更是没有掉以轻心。我父亲对梅亚莉和她儿子的这种善待的态度，在岛上刻意回避的聪明的男人中，就显得比较引人注目。在引人注目中风言风语是很容易风起云涌的。我父亲以他身正不怕影子斜的简单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再加上以前我的母亲是支持我父亲的这种善待之举的，夫妻两人齐心协力地抵御一种流言蜚语就像预防感冒的板蓝根—样，有时也是有效果的。但我粗心的父亲不知道，现在的情况起了变化，板蓝根被提前用光了，感冒病毒就很容易亲近他的还算壮实的身体。事情的起因是几个大柜子。那个时候军人家庭的频繁换防调动使军人的家里极其简陋朴素。制式的营房制式的营具使每个军人的家庭生活几乎也是制式的。在这种制式的生活下，人们过着心安理得的简朴的日子，能够相安无事地宁静地生活着。那一年，有一种不像样的大柜子破坏了这种宁静。打坑道的时候剩下一堆木头扔在外边任凭风吹雨淋，那都是些上好的木头，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看了都会心痛的。那一年，恰好管理科新上任了一位科长，正在烧三把火的科长无意中路过那堆木头，不禁动了侧隐之心。于是，那堆木头被拉到了木工房里，被几个手艺极其一般的木匠们打成了一批制式的柜子。用现在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容忍那种柜子落户到自己家中。那东西柜子不像柜子橱子不像橱子的不伦不类不说，连油漆的颜色都涂成不伦不类的杏黄色。说实话，那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偏偏就是这个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东西起了祸端，给我行为正派、品德端庄的父亲惹了一身的不是。那批柜子每个首长家一个地分下来还余了几个，这余下的几个柜子吸引了众多的脑筋来集思广益地打主意。最后，以管理科长为代表的方案占了绝对的上风。这个方案挺简单的，就是干脆再做上一批，每个科以上干部家都配发一个。又不是没有木头又不是没有人。对这种得道多助的方案，任何一个长脑子的领导都会顺水推舟地同意通过的，但偏偏我父亲却不明就里地不同意。他皱着眉头对管理科长说：“那种东西还能再做？”父亲对那种柜子的不良看法来自我的母亲。我母亲在看到那柜子的第一眼，就开始在我父亲面前诋毁那难看的东西。我父亲原本对那东西大概是无所谓的，但架不住我母亲经常性地说三道四，因此，那东西越看越不顺眼起来。管理科长在我父亲这儿碰了钉子，但他不死心，以那剩下的几个柜子不好处理为借口请我父亲三思。我父亲粗壮的大手一摆，说：“三思个屁！有什么难分的？每个遗属家一个不就得了？！”父亲的一锤定音得罪了一批人，尤其是这批人背后的女家属们。家属们历来都是些爱憎分明的单纯之人，哪里有把不快压在肚子里折磨自己的道理？她们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议论我的父亲，她们议论的内容自然不会涉及到我父亲的工作，她们不懂那些也不理会那些，她们仅家长里短和男女作风方面感兴趣。我父亲在家里的表现她们自然是抓不住的，但她们对我父亲对梅亚莉一家的关怀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那不伦不类的破柜子的帮忙，她们在这方面的想像力突飞猛进。我母亲对这种风言风语的来龙去脉自然是清楚的，以她的为人和修养，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议论是有足够的抵抗能力的。但我母亲这次没有抵抗，大约她压根就不准备抵抗，也就是说她自动放弃了抵抗。她像当初我父亲找確揍我的哥哥们以解脱自己一样，找到了同我父亲大闹解脱她自己的机会。

那次，我母亲同我父亲关上他们的卧室门在里头吵得天翻地覆。我听到里头除了有那一声低一声的男女声外，还有丁丁当当摔东西的声音。每一种声音的响起，我都能把受迫害的东西猜个九不离十，因为我对父母卧室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什么东西大体能发出什么声响是不大会猜错的。我伫立在父母的卧室门外，凝神静气地聆听父母吵架，庄严肃穆的样子如同在接受一种检阅。房门突然打开，我被怒气冲冲从里头出来的父亲吓了一大跳。我赶紧挪到一边，给脸红脖子粗的父亲让道。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父亲边走边吼道：“放屁！你看我是那种人吗？”母亲在屋里尖着声音回击：“你放屁！我看你就是那种人！”望着父亲气急败坏的背影，我有点糊涂了：父亲到底是哪种人？那个时期的母亲大约是到了更年期，理智几乎就管不大住病态的神经了。母亲那次不依不饶地闹着，有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但母亲好像对她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心中并没有多少数，因为母亲的闹法几乎到了没有章法的地步。连我们这些从她身上掉下来的骨肉都有点烦她了，以至于我大姐白着眼珠子不恭敬地说她：“妈，你别这样没完没了好不好？！”母亲并没有因受到全家人一致的反感就悬崖勒马，从这一点看，她的确是陷在更年期中不能自拔。但那时我们还没听说过“更年期”这个词，因母亲的病态没有给予充分的谅解，对母亲的没完没了烦得够呛。我的哥哥姐姐们采取了眼不见心不烦的聪明法子，母亲一发作，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溜得无影无踪。可怜的我那时尚小，还没长这种找借口逃避的心眼子，因此，那个时期我在家中承受得最多，不光是来自母亲的噪音，还有一些更过分的东西。一次，许萌萌送来了一包蚕豆，说是他上海的婆婆寄来的。我母亲看都不看一眼就让我们把蚕豆送回去。我大姐尖着嗓子喊道：“妈！你太过分了！”但我母亲并不理会我大姐的指责，一定要把那包蚕豆送回去。那次母亲的决绝，既像一次失去理智，又像一次极有理智。因为她当时的表情既像一种失态，又似一种表态，她就那样吊着一张怒气冲天的脸站在那包蚕豆跟前，一遍遍地重复：“给我送回去！哪儿来的给我送到哪儿去！”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一般都是我去做，一来因为我小好欺负，二来因为我傻还不太懂得事情的残忍。虽然我也觉得不太好，但我还是托着那一包千里迢迢从上海而来的蚕豆上路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黄昏，在徐徐西沉的夕阳下，我步履沉重地朝梅亚莉家中走去。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虚掩着，我蹑着手脚贼一般闪了进去，我是打算不声不响地放下蚕豆就跑的，但我在黄昏视线不清的屋内碰翻了一张小板凳，那“咣当”的一声骤响吓了我一跳，我做贼心虚地定在那儿，一时不知怎么办好。那一声骤响不光吓住了我，同时也吓住了站在卧室窗前背对着我的梅亚莉。“谁？！”她问了一声，转过身来，我吃惊地看到，在她纤细的手指中间，竟夹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她大约察觉到了我的惊讶，把夹着烟的手藏到了身后。她走到我跟前，弯下腰来，慢声细气地问我：“小政，有事吗？”那一刻，我听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方言，那种著名的方言，那种莺歌燕语一般的吴音软语。在黄昏的模糊中，我恍惚又看到了那个妩媚俏丽的上海少妇。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午夜小树林中的那堆燃烧的纸钱显了灵，那个“咯咯”傻笑的缺心眼的淹死的媳妇正离她远去，而那个细着嗓子说话、抚着嘴角微笑的上海女人正款款走回来……我望着她，眼神里一定有了一种惊喜。她一定是读懂了我眼中的惊喜，因为她把腰更深地弯下来，贴得我更近了，声音也越发地柔和了。她又问了我一遍：“小政，有事吗？”那一刻，我纯洁无比，也愚昧无比。我把准备悄悄放下的蚕豆举到她的眼前，诚实地实话实说：“梅阿姨，我妈让把蚕豆还给你。”梅亚莉愣在那里，就那样弯着腰愣在那里。她怔怔地凝视着我，好像听不懂我的话。慢慢地，她那双有了皱纹却依然美丽的眼睛浮上了一层水雾，她透过那层雾怔怔地凝视着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大概她是怕眨眼会把泪水流下来。她隐忍着，在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面前隐忍着。终于，她忍不住了，我看见眼泪大滴大滴地从她一眨不眨的眼睛里滑落出来。我听到泪水落地的滴滴答答的声音，这声音如此地熟悉又如此地遥远。我猛然想起码头上那个水淋淋的女人，海水从她身上滑落「的声音，正是这滴滴答答的声音。她伸出一只手，抚着我的头发，哽着声音说：“好的，小政，你给阿姨放到桌子上吧。”我看见一支燃烧了一半的香烟，在年久失修的有裂缝的水泥地板上冒着袅袅的轻烟……从我母亲和梅亚莉身上，我深切地理解了先哲们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的深奥和正确。我想，圣人们所说的才不是指那种先天的才气，而是指那种后天的补充，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和知识。我的理解是：文化和知识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很重的累赘。这个道理解释起来一点也不困难，打一个比方就能一目了然。比如一间房子，里头什么东西也不放，宽宽敞敞地没磕没绊；一旦里头放进了东西，像家具电器什么的，磁磕绊绊地就少不了了。东西越多，痛疡越多。送还蚕豆以后，我母亲同梅亚莉之间已经形同陌路了，即便走个对面撞个满怀，她们两人的面部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表情了。我母亲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她这口气似乎是为可以不用再同梅亚莉礼尚往来松的。从此，梅亚莉同她上初中的儿子在我们家销声匿迹了，我的家人们默契地绝口不提他们，就像他们至今仍呆在北京军事学院的大院里我们压根就不认识这一家人似的。连我粗心的父亲也识趣地尽量不涉及到他们。我父亲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孩子们是怕惹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引起麻烦。也就是说，梅亚莉同她的儿子许萌萌在我们家中已经成了一种麻烦。那段日子，我们家因为少了梅亚莉这个麻烦而风平浪静、景色宜人。主要是我们的母亲恢复了平静，不再那么躁动不安了。看样子，更年期的发作是需要前因和后果的，缺了前因，少了后果，更年期是可以不治而愈的。梅亚莉果然就是个麻烦。麻烦在她的身上层出不穷地出现着，犹如长江的后浪，永远在推着前浪走。同梅亚莉住一排平房的邻居，傍黑夭的时候到荒凉的长满了杂草的房后去抓逾期不归的生蛋的鸭子。鸭子没有抓到，倒抓住了一个事故，一个与梅亚莉有关的事故。一个把白布衬衣扎在黄军裤里的年轻军人，单腿踩着一摞摇摇欲坠的砖头，正拼命地从没有关严的窗缝里向内张望，女邻居当时愣在那儿几秒钟，当反应过来那是梅亚莉家的窗户时，就一切都明白了似的夸张地尖叫起来。她的如防空警报一样尖厉的叫声令姿势不雅、品行不端的家伙惊慌失措，只听见“哗啦”一声响，那摞砖头背叛了他，使他站立不稳重心失控地倒在地上，被闻声跑来的人们逮了个正着。这个刚刚提干的警卫连的排长不知怎么摸准了梅亚莉洗凍的时间。据他交代这是第一次，没想到却出师不利，弄了个身败名裂的比较可怜的下场。警卫排长是大家从新兵到老兵到班长再到排长看着成长起来的。人们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多说一句话就会脸红的农村出来的小伙子会干这种事。他受到处分被当战士复员处理了，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黄军被驼着背离开海岛时，人们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大家觉得为了这档子事就把一个好不容易提干的农村小伙子给出现掉了实在是可惜！大家又想，这事怪谁呢？岛上的人们又一次自发地、情不自禁地不分青红皂白了。女人们又一次责无旁贷地身先士卒了。她们张开红唇白牙，将一口口唾沫吐到地上以示对她们的蔑视。她们说，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呸！又是这个害人精！没有她哪会有这种事！你说说！一个守寡的女人用得着大大洗澡吗？洗澡又有什么用呢？洗给谁看呢？还不是想勾引男人吗？你看！那个排长不是让她勾的吗？真是不要脸！真是害人精！我母亲对此保持沉默。虽然更年期中的母亲对梅亚莉有一肚子的不快，但母亲的善良和公正使母亲远离了落井下石的人群。母亲用自己的沉默表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母亲仅仅是沉默，母亲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站出来替梅亚莉主持几句公道了。一个漫长的午睡的中午，我同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懒散的母亲一前一后地向军人服务社走去。下午的供给船刚运来一批准备过中秋节的月饼，我简直就等不及了，硬把母亲从床上拖起来，亲自押送去买一年只能吃上一回的夹馅的硬邦邦的中秋月饼。岛上一共只有两个商店，一个军人开的店叫军人服务社，一个地方老百姓开的店十脆就省事地叫商店。这两个地方是岛上流言蜚语相对集中的地方，类似于美国白宫里经常搞的那种新闻发布会。两个地方是有着明确分工的，侧重点不同，主持人也不同。军人服务社里以发布军方的消息为主，而地方的商店则以发布渔村里.的民间消息为主；军方的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一般由军人的家属们来承担，她们操着袓国四面八方的丰富多彩的方言土语，使军人的新闻发布会像现在中央电视台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而商店里的民间发布会则由于口音的单调有点像各省市本地的新闻。这是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宣传重地，两支互补互助的“新闻”战线上的娘子军们齐心协力地把岛上这两块宣传重地搞得有声有色、经久不衰。我同母亲走进服务社时，关于梅亚莉的新闻主题正如火如荼。眉飞色舞的家属们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新闻出版署的官员一样，马上就噤若寒蝉了。我母亲在这种一下子的鸦雀无声中略显尴尬。她知道家属们把她同梅亚莉混为一谈了，或者说，她们把她当做梅亚莉的同盟军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母亲是有口难言。她同梅亚莉之间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再说，说了人家也未必能信。那种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微妙之处对眼前这些家属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母亲主动堆起笑脸同众人打招呼，她觉得沉默由她而起，打破这种沉默馳映理成章地该由她来完成。这对我母亲并不是什么难事，一是我母亲在家属中虽没交上什么知心朋友但也没有什么对立面，二是我父亲毕竟还是在场大多数女人丈夫的上司，不看僧面看佛面的道理又不是什么天方夜谭。母亲挑起的话头是我的馋嘴。母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用手点养我的额头说：“我家这个小丫头非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怕来晚了买不上了。”女人们愉快地笑了，诉说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做了母亲的女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于是，以我母亲为中心，关于馋嘴的孩子们的活题就在服务社里热烈地展开了。这个时候，整洁清爽、纤尘不染的梅亚莉从门外走进来，她的突然而至，使服务社里叽叽喳喳的女声又一次戛然而止。其实刚才大家的活题恰巧不在她身上，原本不该这样的，但也许是一种4惯，岛上的女人们在梅亚莉面前永远有一种压力和一种自卑。梅亚莉对服务社里突然的鸦雀无声无动于衷。这种场面她经历的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三次五次了，原本应该有的屈辱和气愤对她来说已经有些麻木了。当她把室外进入室内的眼睛从不适中调整过来以后，看清了立在人群中的如她一样整洁清爽、纤尘不染的我母亲，她似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刚才的热烈是以我母亲为中心的，并主观地认定那种热烈是以她为主题的。她那根年久失修、麻木不仁的神经一下子就给接通了，许久不曾有过的屈辱和气愤如火山一般从她封存了许久的内心深处一下子喷发出来。她站在一屋子静默的家属对面，惟独盯住我母亲看了一会儿。她的美丽依旧的脸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甶，这种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的脸色使她看起来有些变化莫测。然后，她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在梅亚莉的变化莫测中，我有一种预感，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但我看到我身边的母亲那张身正不怕影子斜一般泰然自若的面孔，也就没把这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放到心上。以后的经历告诉我：对预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对感觉强烈的预感。我母亲的出生日巧得很，是阴历的八月十五，那是个月明夜亮的日子，是个讨中国人喜欢的好日子。我母亲的小名叫满月，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曾经与我母亲亲密过的梅亚莉自然不会不知道。

那一次的中秋之日下起了毛毛细雨，在毛毛细雨中，我背着丁当作响的书包快步朝家里走。在那种清清凉凉的蒙蒙细雨中，梅亚莉从后边追上来，她拍了我的头一下，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政，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对不对？”我说：“对，我妈妈今天过生日。”梅亚莉揽住我的肩膀，使我的脚步在细雨中不得不慢了下来。她微微地弯下腰来，对着我的耳边轻声细语：“小政，告诉你妈妈，晚饭前到阿姨家来一下，阿姨有事要和她商量。”我仰着头，望着梅亚莉问：“什么事？”她在细细的毛毛雨中很妩媚地笑了，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子不能知道。”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很郑重地点头，又很郑重地“嗯”了一声。回到家里，我把梅亚莉的话转告给母亲。母亲用腰上扎着的围裙揩着湿漉漉的手，奇怪地自言自语：“有事商量？什么事呢？”我在一边说：“很重要的事情，你去了就知道了呗！”我母亲原本是不大想去的，她不打算同梅亚莉重温旧好。但母亲抵御不住那“很重要的事情”的诱惑，还是去了。临出门的时候母亲突然叫上了我，大约母亲怕两个久不讲话的女人见面时常面趟她，拽上我可以起一个缓冲的作用。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母亲用黑发卡别着得整整齐齐的短发上很快就蒙上了一层细细小小的水珠，母亲披着这一头亮晶晶的小雨珠，一言不发地向梅亚莉那油漆剥落的家门走去。快到梅亚莉家了，母亲的步子突然犹豫起来，她拉住我，站在细雨中，再一次向我证实：“小政，她是说让我去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她又问：“她当时是怎么对你说的？”我看了母亲一眼，不得不再如实地重复一遍。母亲好像最后下了决心，说：“好吧’走！”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又是虚掩着。她的家门似乎永远都是这样虚掩着，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堡。站在这张油漆剥落的门前，母亲像有预感似的止住了步子，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小政，你先进。”我推开虚掩的门，走进了梅亚莉这永远散发着一种上海友銜牌雪花膏淡淡香味的家。没走几步，我就撞到了鬼一般地定在那儿了。我吃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惊慌地回过头看紧随其后的我的母亲，我看见母亲受到的震动似乎比我更大更强烈。母亲白皙的脸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母亲的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我吓得去拉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冰凉冰凉的令我更加地害怕。我控制不住自己，再一次把目投向梅亚莉的卧室。我看见，我父亲已经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望着屋外的我们。同父亲一同望着我们的还有躺在床上的梅亚莉。准确地说，梅亚莉是半倚半靠在床上的，她的身后是一床淡绿色的织锦缎的被子，她穿着一身月白色的很宽松的衣裤，缱绻地倚在那床淡绿色的被子上。刚才被我父亲绞着的手正抱在胸前一脸平静地望着屋外的我们，尤其是呼吸急促、满脸通红的我的母亲。父亲刚才坐着的方凳被惊慌失措的父亲攒得摇摇欲坠，终于，它在父亲的身后轰然倒地。在这声巨响中，母亲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我看见母亲的后背打着晃，但打着晃的母亲还是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梅亚莉油漆剥落的家门。母亲回到家既没吵，也没闹，只是对我满脸不自在的父亲视而不见。她把早就备好的颇为丰富的晚饭一样不少地全部做出来，然后就坐在饭桌前，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二姐吃了一半，突然反应过来，她停下手里的筷子，问：“妈，你怎么不吃？”母亲站起身来，边解腰间的围裙边说：“我有点累了，呆会儿再说，吃你的吧，别管我。”我是在梦中被父亲摇醒的。打着手电的父亲声音里透着焦虑，问道：“知道你妈上哪去了吗？”我揉着蒙蒙蒙意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摇头，父亲扭头就走，我愣了一会儿，意识到什么地爬起来穿上衣服，跟着慌成一团的哥哥姐姐们跑进了漆黑的夜中。我跟着聋了一只耳朵的大哥跑，没跑儿步，就听见我二姐尖厉的叫声。可怜的大哥对那么恐怖的叫声竟然听不见，依然在前边一路小跑。我上去拖住大哥的上衣，拉着他向那尖叫声跑去。在那片小树林中，母亲在曾经为梅亚莉烧纸驱鬼的地方，用她最喜欢的一条白丝巾，将自己吊在一棵摇摇摆摆的树杈上。那打着结的丝巾的一角，在中秋的清澈如水的月光下被微微的夜风吹得袅袅绕绕，树杈下的母亲似乎也在随风轻袅。当时的情景令我终身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现在，我经常半夜三更一身冷汗地惊醒，翻身下床，摸黑走到另一个屋子，打开床头柔和的台灯，盯住儿子一呼一吸的睡态看上半天。然后，我把儿子柔软的身体向前移，侧身挤到儿子的小床上，搂住儿子清香的身子才能慢慢地入睡。一如当初，经常半夜三更地站在母亲的床前，看着熟睡的母亲才能安下心来。然后，挤到母亲的身边，搂住母亲一只温暖的胳膊，方能入睡。母亲脖子上的紫癍好久好久都褪不下去，母亲就一直穿着件中式立领的灯心绒褂子遮住那紫癍。那黑色的灯心绒衬着母亲苍白的脸，令母亲有一种苍凉之感。这种情形维系了许久。若干年后，我理智地比较了梅亚莉和我母亲寻短见的方式，诧异其间的深奥。上吊寻死是一种很传统的死法，被读四书五经的我母亲继承了下来；喝烈性制剂寻死大概是西方舶来的一种死法，就让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梅亚莉用上了，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的差异。另外，两个为人之母的女性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也显示了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温馨和亲情。梅亚莉那种不管不顾地直奔天堂的寻死，比起我母亲来，就逊色了许多。我母亲不但给我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为死的地点跨踏了好半天。“死在家里怕吓着你们，死得太远又怕委屈了自己，因此才选在那片小树林中。”许多年以后，我母亲以平缓的语气这样告诉我。一九七七年那年，据说是后门兵成灾的一年。从我们岛上的情形看，的确是那样。那一年，岛上家属院里只要能撑起一套军装的男孩女孩都一窝蜂地当兵走了，昔日一到放学时界就鸡飞狗跳的院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我家隔壁的于阿姨笑着说：“这些兔崽子们猛地—走，还怪闷得慌哩。”那次我们家一下子走掉了两个，我的体检合格的二姐和体检不合格的大哥。那年我的小哥初中刚毕业.他们班的座位那次一下子空掉了四个，按他的爱凑热闹的性子，他也准备拍拍在教室里坐痛了的屁股走人的，但我母亲说死也不放他走。用我母亲的话说：“怎么你也得给我高中毕了业！”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兴师重教的风气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烈，但我母亲却不为社会上的时髦所动，一切都要按照她的意志转移，连我父亲说了也白搭。母亲自从有了那次把自己吊在树上的壮举，她在家中就取得了说一不二的地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很可能有第二次的道理，因此，都很害怕那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第二次。大家对母亲的性子变得唯唯诺诺起来，对母亲的意思自然就言听计从了。绝的是，在后门之风把岛上大一点的孩子们刮得一个不剩后的不久，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在部队内部子弟中招收一个据说是专门培养外交官的英语班。军区为了照顾海岛边防前哨，专门给了我们岛一个名额。我的小哥条件相当，更绝的是他没有竞争对手。板上钉钉的事美得他一天到晚啃着颗虎牙笑进笑出，我母亲的脸上也挂出了由衷的笑容。在母亲的好心情中，我投机取巧地拍母亲的马屁，我说：“妈，亏了你料事如神，要不我小哥哪会有这种福气？”母亲被我的马屁拍得很舒服，就笑着谦虚：“关我什么事？他彭费人有傻福。”有些事在牙整咙得太早反而会坏事。迷信讲话，牙龇得太狠了，会生气的。谁都没有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这竞争者不是别人，偏偏是许萌萌。那一年许萌萌还不到十四周岁，离南京外院的要求差得远哩。一个十三岁多一点的孩子上军校读书似乎是个玩笑，但那一年的后门之风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十三岁的孩子可以穿上军装去站岗放哨，为什么就不能穿上军装去读外语呢？再说，连聋了一只耳朵的孩子都可以参军，一个耳聪目明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梅亚莉以她的聪明和文化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名牌大学毕业的她比岛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学习英语对一个人的意义。再说，南京离她的家乡上海已经不远了，回到家乡上海去一直都是她梦寐以求的。在那个年代，人口流动的机会少得可怜，她回上海家乡去的梦想几乎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现在，这种机会从天而降，她不去奋力抓住又有谁会去奋力呢？我母亲冷眼看着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发了疯般地东奔西跑。那一阵子，她匆匆忙忙的身影会突然消失，三五天后又重新出现。重新出现的梅亚莉眼圈乌黑、神情疲惫。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她跑到省城军区机关甚至跑进南京外院的校园里去了。我的母亲稳稳当当地坐在家中的木椅上，轻蔑地对我小哥说：“你急什么？通知书都在你手上了，你怕她什么呢？”我的父亲对这件事情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沉默。自从那次事故后，凡是与姓梅的女人有关的事情，我父亲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地惟恐避之不及。父亲的沉默令母亲满意，母亲在那段日子里对父亲和气了许多。—天，我看见我的小哥在他的房间里埋头修理那把许久不碰的弹弓，我走进去问他干什么用？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一声不响地埋下头去。我却从那一眼中看出了名堂，因此，我就坐在他的床沿上，晃着两条细腿，等着跟他一起出征。我们来到梅亚莉家的房后，这是家属院最偏僻的一排平房。房后的蒿草有半人多高，我同小哥潜人那片有着剌鼻气味的蒿草中，他手持一把整治一新的弹弓，我手握一把海滩上颗粒饱满的石子。我挑了一颗最大的石子递了过去，小哥熟练地套上，拉开弹力很好的弓绳，侧着脑袋眯起一只眼，屏住呼吸，瞄准目标。猛然间，他拉弓的手一松，只听“嗖”的一声，饱满的石子飞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梅亚莉家的后窗上，我们听到“哗啦啦”的玻璃破碎声，我同小哥的目光胜利会师在一起，几乎同时咧开嘴巴乐了。那扇被打烂的窗户被推开，探出梅亚莉的半个身子，她一边四下里张望，一边大声地喝问：“谁？谁干的？！”我尾随着小哥半撅的屁股向后撤离，梅亚莉大约看到了我们弓着的身体，但她没看清是谁，因为她在那里一遍遍地问：“谁？那是谁呀？”我忍不住回了一下头，没想到眼睛正好与梅亚莉皱着眉毛的眼睛撞了个正着。我吃了一惊，心里正琢磨如果她喊我的名字，我是站住好还是快跑好，谁想她却在我身后哑巴了，我听到“咣当”一声响，知道那扇打烂的窗户关上了。梅亚莉的奔波操劳好像有了几分眉目，因为一天晚饭后，住在我们隔壁的孟政委好像是很随便地踱进我家的院子，对正弯着腰浇花的我母亲说起了南京外院上学的事。孟政委说：“……烈士子女嘛，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我们做领导干部的……”没容他把话说完，我母亲就直起身子甩着手里的空壶说：“照顾烈士子女应该，但不能没有原则，你们做领导干部的总不能为了照顾某个人就破坏党的原则吧？”别看我母亲是个什么也不干的家属，但她说起这类原则性的大活来，一点也不比对面的政治委员差。再说，自从我母亲有了那次视死如归的举动，不但在我们家中有影响，好像在整个岛上都挺有影响的。孟政委说不过我的母亲，似乎也是不怎么敢跟她较真地说，因此就挺没意思地挺着个胖肚子讪讪地走了。离我小哥庀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母亲手里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其实，我们家刚走了两个参军的孩子，也没见我母亲怎么张罗、他俩几乎就是穿上逛逛荡荡的军装空手走的。因为我父亲说：“部队什么都发，什么都不要给他们带，东西多了影响不好。”这次我父亲也重复了同样的话，但我母亲这次却置之不理了。不要看我母亲上的是私塾学堂，但她对学习英语的理解一点都不比梅亚莉差。我小哥这次的人生远航，简直就是装载了我母亲的人生希望，母亲的忙碌是理所当然的了。那天是个礼拜天，外边的瓢泼大雨使我安静地呆在家中。我百无聊赖地站在母亲身边，看她在缝纫机上为小哥做一一条白色的人造棉睡裤。我听到有人“嗒嗒”地敲门，我母亲也听到了这敲门声。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也是搞不懂这种天气有谁会登门的疑惑。我跑去开门，却被门外的人搞愣了。我站在门里，让她进来不是不让她进来也不是地难受。

台阶上，站着打了一把黄布油伞的久不登门的梅亚莉。梅亚莉走到缝纫机前，站在我坐着的母亲跟前~言不发。我母亲看见她先是傍了一下，脸马上忽地一下燃烧起来，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一如她当初站在梅亚莉家看到那幅情景时的样子。母亲脚下的缝纫机继续响起来，那“嗒嗒嗒”的接连不断的声音，掩盖了两个女人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呼吸。这两种呼吸曾经饱经沧桑，差那么一点就被她们自己掐断。今天，在屋外“哗哗”地飘如大雨中，两种呼吸又合二为一了。我站在梅亚莉的身后，望着她湿成一片的后背替她难为情。我想不出她会怎样开口，同时也想不明白这么个自尊自爱的女人怎么会站在这里？这种局面不知过了多久，我不够成熟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我的眼睛从她浸湿的后背移到了流泪的玻璃窗上。这样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咕咚”一声响，忙移过眼睛，我看到了跪在地上的梅亚莉。梅亚莉双膝跪在我母亲面前，头很深地垂在自已的胸前，长长的发丝遮住了她的脸，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却看见了她曾经乌黑发亮的头发已经生出了根根白发。她老了吗？我在心里问自己，问得自己怪难受的。母亲先是很吃惊地望着下跪的梅亚莉，上身动了动，嘴角动了动，但终究没形成连续的动作，也没发出任何的声响。母亲盯着跪在地上的梅亚莉，看了一会，突然又埋下头去，“嗒嗒嗒”地踩起缝纫机来，像眼前没有这个跪着的人一样。我盯住母亲手上的白人造棉睡裤，看见针头已经走到了尽头，母亲脚下的机器却不知道停下来地依然“嗒嗒嗒”地空响着……读“四书”和“五经”，懂得“仁、义、礼、智、信”的母亲，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种双膝着地的大礼，也比任何一个人都在意这种大礼。母亲可以不理会眼前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母亲却不可能不理会眼前这种叫传统的中华大礼。母亲在这个行如此大礼的女人面前，比看见自己的丈夫与她偷情都要进退两难……终于，母亲停住了双脚，那“嗒嗒嗒”的声音戛然而止。母亲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一般，脸色苍白地对跪着的梅亚莉说：“算了！算了！我们不去了！你快起来吧！”事情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由此看来，人的命运其实是比较偶然的，有的时候跟个人的奋斗没有多大的关系。许萌萌顶替我的小哥欢天喜地地到南京城学b去了；而我的小哥却在几年后的上山下乡的**中被敲锣打鼓的人们欢送到一个叫井沟的生产队学种庄稼去了。小哥坐船走的那一天，码头上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除了敲锣打鼓当政治任务完成的当兵的，还来了许多的亲朋好友和同学。小哥堆在码头上的行李中，有一样极其惹人眼目，那是用鲜红的大绸布捆“在一起的三种农具：铁锨、锄头和粑子。这三样崭新的东西是部队党委送给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礼物，意义大概比较接近新入伍的战士从他们手中接过钢枪。我的母亲神情暗淡地盯住那三样武器，心中大概在想象着许萌萌带走的随身行李。许萌萌离开这个小岛的时候，我的母亲自然不可能去送行，因此对许萌萌的行李我母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的母亲肯定是知道的，那就是许萌萌肯定不会扛着这三样东西上路。那天梅亚莉也来到码头给我小哥送行，但她迟迟没有靠过来。她在人群中孤零零地立着，一副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样子。船拉第二遍催客的笛声了，那堆有用红绸子捆扎的农具的行李早被人送上船去了，小哥的手被一双双别人的手传递着。到了梅亚莉这儿，小哥想把伸出来的手缩回去，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只命运不济的手已经被来自上海的柔若无骨的手紧紧攥住了。梅亚莉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有着“军事学院”标志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我小哥。她用那种著名的方言对我小哥说——“小兵，别生阿姨的气，也别生萌萌弟弟的气，行不行？这是你许放叔叔留下的一块英纳格表，本来想留给萌萌的。阿姨替许放叔叔送给你，就箅许放叔叔谢谢你，好不好，小兵？”我小哥的双手在向身后挣脱，但梅亚莉却怎么也不肯放开，她的睡眠不足的双眸中有恳求。面对着这双盛满恳求的双眸，我的小哥无言地妥协了。载着小哥的轮船慢慢驶离了码头，小哥站在船边向我们挥手告别。我母亲挤在码头的最前边，扬起了冰凉的手。母亲的手在半空中摇着摇着，突然收了下来，梧在自己的嘴上，把一种哽咽，挡在了颤抖不止的咽喉的深处。我也哭了，我向船舷边上的小哥招手，我希望他能注意到我频率很快的手，钽他没有。透过泪眼模糊的双眼，我看见小哥从口袋里掏出梅亚莉给他的那个牛皮信封，倒出那块许放叔叔遗留下的手表，托在手心里看。然后，他扬起了年少的手臂，像以往他捡起一块石头、一片石块向大海里投掷那样，把那块名贵的瑞士英纳格，投进了一望无边的蔚蓝色的大海。我敏感地回过头去，看到一直盯着我小哥的梅亚莉哭了。滚滚的热泪，顺着她苍白无血的脸颊滚滚而落。把梅亚莉当小说人物写出来以后，我才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她，但在内心深处，我却一直没有忘掉她。直到现在，我也极想知道她的下落，但打听起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时候，岛上的驻军潮水一般速度很快地撤走了。偌大的一个军营里，只留下一个连驻守。后来我听人说，连司令员家的房子里都被岛上的渔民们养上貂了，据说那小玩意能卖大价钱。昔日生龙活虎的军营今天已经成了臊气熏天的貂的天下了。军人们都撤离了，军人们带去的家属们自然没有留在岛上的道理。当往岛外搬家的大型登陆艇口夜来回穿梭的时候，梅亚莉的家却不在其中。虽然她当初也是跟随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上的这个岛，但这个男人早已长眠在这个岛的南山坡上了。作为遗属，她巳经没有地方撤离了。再说，她也不是个一般的遗属，她还是国家公职人员，她是这个偏僻小岛上简陋学校里少数几个公办教师中的一个。她想离开这里，牵扯的方方面面就多了。一个建制单位的团队说撤离令行禁止马上就撤了，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说撤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后来，我父亲离休进了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住进干休所的老人们的消息是越来越闭塞了。关于梅亚莉的消息就这样一点点地断掉了。她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一切都不得而知了。回家休探亲假的时候，我把想写梅亚莉的打箅告诉了我的父母。本来稳稳坐在沙发上的母亲马上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向外走边不悦地嘟囔：“她有什么好写的？吃饱饭撑的！”望着母亲依然纤瘦的背影，我知道，母亲至今都不肯原谅她。趁着母亲的离开，我开始开父亲的玩笑。我说：“爸，你大概不会忘记梅阿姨吧？”已经七老八十的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警惧性很高地瞪了我一眼，说我：“你这说的什么话？像话吗？”我历来就不怕我的父亲，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不怕，现在就更不怕了。我嬉皮笑脸地逗他：“爸，都什么年代了，害什么臊！一个人一生中有个把情人和相好的不丢人！”父亲气得要从沙发上站起来离开，我忙七去按住他，搂着他的脖子说：“看看，看看，真没劲！一说真格的，你吓得就要溜，不是做贼心虚又是什么？”父亲果然吃了我这一套，他把身子坐舒服了，摆开了要跟我说清楚的架势。我乐了。我笑眯眯地说：“爸，说别的咱是道听途说，那一年中秋节你在她家拉着她的手，坐在一起，可是我亲眼所见。”父亲红了老脸，像个孩子似的“哎呀，哎呀”地直叫。说：“哎呀，哎呀，太冤枉了！哪的事呀！那次她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她家去一趟，我也没多想，就去了。我去了以后，她躺在床上不舒服，见到我，说起了你许放叔叔，说着说着就抓住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说，她抓我的手哭，我总不能抽出来吧？再说，大白天的，又敞着个门，能干什么坏事呢？你说说，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你做女儿的不知道吗？你看我是那种人吗？”父亲像老小孩一般，越说越激动，把脸都激动红了，像我还了他的清白一样。见父亲这样，我觉得有趣。同时，我也的确想知道一些事。于是，我就故意不配合，说：“爸，您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确说不好了，谁让我看见那幅情景呢？说真的，爸您说真话，当初您对梅阿姨难道没有一点意思？”坐在我对面的父亲一口否定：“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我不再问他什么，只是不错眼睛地盯着他看。父亲在我的注视下慢慢不自然起来，他费力地从沙发上抬起屁股，边离开我，边嘟囔：“这孩子，没大没小的！”我不信。我不信当初年富力强的父亲对来自上海的梅亚莉会没有感觉。即便他有刚开始那种内疚和慈怀为本，但慢慢地，难免不会产生别的什么东西。我敢说，没有哪个男人面对漂亮的、无助的、气质高雅的梅亚莉会做到不动声色。即便他是我的父亲。我在感情上希望他不会，但理智告诉我，他不可能不会。事实也证明，他的确不可能不会。我不知道当年的母亲是如何原谅父亲的。也许母亲压根就没有原谅，也不肯原谅。但母亲似乎是在死过一次后，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给想通了。要不然，母亲也不会与父亲相安无事地过到今天。那么，梅亚莉呢？有人在退潮的海边捡到一颗刻着洋文的水雷，这颗洋玩意被我父亲指示送到了警通营。警通营里有个工兵连，工兵排地雷是连会下棋的小孩都知道的常识。等我父亲带着参谋许放赶到工兵连的时候，那颗锈迹斑斑的水雷正在工兵排长手上。工兵排长是个特别自负的湘西人，他一口咬定那是颗死雷，并指着洋文中的一九四二的字样嘲笑离得远远的别人是胆小鬼。大家听了他的话，放下心地围上来，因为他是工兵连惟一的正牌学校毕业的，似乎应该有个货真价实的权威。他拿了一套工具蹲在那儿敲敲打打说是要看看里边的西洋景。随我父亲赶来的参谋许放不同意他的敲打，说是有危险。工兵排长指着一九四二的字样笑着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有危险早就危险了，还能等到今天？”围观的人都笑了起来，连我背着双手官气十足的父亲也笑了。我父亲背着双手站在工兵排长身后一脸的尽职尽责。站了一会儿，他的双腿来来回回地转换重心。一旁的参谋许放就劝他到连部休息一会儿，说他一人呆在这儿就行了。我父亲看也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点头说好，然后竹着双手朝连部走去。父亲的屁股还没挨着工兵连的椅子，那颗至今不明国籍的一九四二年产的水雷就被湘西的工兵排长鼓捣得炸上了天。同时上天的，除了工兵排长，还有许放参谋以及围观的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若干人。正如当时的传言，许放他们的确是像花瓣一样，从空中缓缓地飘落下来……

从青岛到北京的26次特快终于靠稳在第六站台上，车门被打开，硬卧车厢的旅客们背着大包小包从狭窄的铁门挤了出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始终不见艾楠的影子。上尉参谋黄海涛尝到了望眼欲穿的滋味。心想，没坐这趟车？又想，不对呀，她是拿到火车票后打来的电话，临时有变也会打电话来的。若是在这趟车上，人都快下光了，怎么还不见她的鬼影子？这不符合她的争先恐后的劲头嘛。正着着急，艾楠露头了，而且几乎是头挨着头，又露出一个来：是个一丝不苟的男人的头，这不能不让艾楠的男朋友黄海涛上尉心里“格登”一下。那男人，噢不，准确点应该说是年轻男人，那年轻男人跟艾楠一同挤下了火车，头几乎紧贴着不说，一只胳膊竟然还插在艾楠的胳膊里。黄海涛的头“嗡”的一声，那感觉像是头顶上盘舞若千万只蜇人的毒蜂，好久没有知觉。直到艾楠喊他，他才定下神来，步履有点艰难地朝艾楠和手插在女朋友胳膊里的年轻男人移动。“哎，你傻了？！”艾楠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句。上尉黄参谋看了眼手依然插在女朋友胳膊里的年轻男人，并在那衬衣挽在半截的赤臂上停留了两三秒钟。黄参谋英俊的脸上挤不出一丝的笑来，这种威严刚毅跟他一杠三花的一身戎装倒很般配。他问：“怎么才下车？”那口气，也很符合上尉对中尉训话的军中伦理。“我早得了吗？”艾楠中尉的大嗓门一点也不把对面板着脸的上尉放在眼里，说着，还仲出一只脚丫子晃了晃。黄海涛低头一看，见上边横七竖八地缠了些白绷带。“怎么搞的？！”其实黄海涛一见那白绷带心里很急，但不知为什么问出的话来却表达不出那份“急”，倒像是埋怨什么。“烫的，刚开的开水烫的。”艾楠说着，嘴里向里吸着冷气，像滚开的开水正浇在脚上。手一直插在艾楠胳膊里的年轻男人插上话说：“走吧，人都走光了。”普通话，带着明显的江浙口音。黄上尉的眼睛移到年轻男人的脸上。这张脸很清秀，也很白，白得细賦光滑，有点令人可惜：如果这种白净细賦给了女人那该多好。黄上尉发觉自己有点走神，正待将眼睛收兵，却发现，那白净面孔上的宽边眼镜后边，一双眼睛正很有些意思地盯住自己，颇有点意味深长的味道。黄上尉被这意味深长搞得心里很烦，就莫名其妙地朝艾楠发脾气，说她：“脚烫了还走什么走，续两天假不就得了！”艾捕傍住了，搞不懂黄海涛这种嘴脸从何而来。她盯住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将手一甩，像个任性的小姑娘，大声冲黄海涛说：“走吧！走吧！你不愿来接就箅了，谁求你接了？”甩掉了年轻男人的搀扶，一个人一蹦三跳地朝站台外走去。指导员张伟健推开宿舍门，见艾楠躺在床上，一只胳膊搭在脑门上傍神。就奇怪地问：“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艾楠没好气地回她：“到假了，我不回来，你不吃了我？！”张伟健说：“我说的是你今天这么早回来干吗，怎么不在黄海涛的单身宿舍里缠绵一会儿？”“我累了，我想睡觉。”“在那睡也一样啊。”“别不要脸啊，你这像是政工干部说的话吗？”艾楠气愤得坐起身来。“哎，哎，”张伟健笑着点着艾楠，说：“我说的在黄海涛那儿睡觉是单纯意义上的睡觉，而不是你想的那种睡觉。咱可得说清楚，是你不要脸，而不是我不要脸。”艾楠气得直摆手，说：“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副连长艾楠跟指导员张伟健是一伙儿的，这在长话连可不是什么秘密。按理说，副连长应该跟连长住一个宿舍，值勤训练行管军事上那一摊子事商量起来方便，可艾楠却以连长孩子小不经常留营留宿，一个人睡有时候害怕为借口，硬是搬到指导员屋子里去。为这事，连长还生了好长一阵子的闷气。张伟健在水龙头下冲了冲手，边甩水珠子边问：“带什么好吃的了？知道你今天回来，吃了个半饱。“边说边蹲到艾楠的提包前，自己动手开包翻腾起来。张伟健是嚼着周村烧饼发现情况的。她扑到艾楠床前，一迭声地问：“怎么了？怎么了？你脚怎么了？”听说是烫的，张伟健扔掉吃了一半的烧饼，坐到艾楠床上，搬过她的脚丫子，不由分说就动手解绷带。边解边痛心疾首地说：“医盲！医盲！真是地地道道的医盲，烫伤能包起来吗？青岛的医生全都是赤脚医生吧？”艾楠的烫脚丫子在张伟健的腿上很舒服地得到了解放。艾楠望着张伟健探得很低的脑袋，突然就哭了起来，先是泪流满面，继而就抽抽搭搭起来。张伟健大吃一惊地望着哭成泪人儿一样的艾楠，皱着眉头说她：“哎，哎，我说，你至于这样吗？不是痛的吧？也不是感动的吧？为什么？”张伟健比艾楠大四岁，早当兵三年，好朋友归好朋友，但张伟健在新老兵的辈分上是一点也不肯乱的。经常对艾楠指手画脚地不客气，并且经常地直奔主题地让艾楠躲闪不及。艾楠本不想说，觉得挺无聊挺没意思挺说不出口的，但在张伟健不依不饶的瞳孔里，她看出不说并且不说实话恐怕是过不去的。于是就把火车站第六站台上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艾楠自己也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单单隐瞒下那人搀扶自己的细节不说。这细节很重要，艾楠知道，但艾楠没说。张伟健听了缺少关键情节的事情经过，竟然能毫不费力地下结论。她不以为然地一晃脑袋，说：“嗨！恋爱中的儿科。黄海涛醋还喝不过来呢，哪还有心思关心你的脚丫子！”“他吃的哪门子醋？不就坐了一次火车吗？”“哎，这你就不懂了。凡是一切在你身边出现的未婚的、有一定实力的青年男子，都应该警惕地视作情敌，进入敌情。这点黄海涛没错。”张伟健点明主题，又不贪恋主题，张口就直奔另一个主题的要害：“那人是哪的？”艾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明明能张口就答出来，却偏偏要装着想一想，还含含糊糊地不能肯定：“好像，好像是什么研究院的。”“干什么的？”“研究员吧。”“研究什么？”“嗯……嗎，好像是什么比较文学。”“嗬！你这一路还是蛮有收获的嘛，还知道了个比较文学。”“别瞎说，我是听他跟别人说的。”“管他是跟谁说的，反正你知道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是个文化人，有点另眼相待他，对不对？”见艾楠要辩解什么，张伟健忙抢着说：“换我我也这样。咱们这些圈在兵营里的人，对知识分子对文化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钦慕，也许是我们这些人想成为知识分子又没成得了的缘故？其实，我们钦慕他们什么呢？研究院这样的牌子？研究员这样的职称？比较文学这样的知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哎呀，这样说来真该吓咱们一跳啤，艾楠，莫不是咱们钦慕的是一种陌生？难道陌生的都该令我们钦慕？”“不对吧？”艾楠忘了刚才的烦恼，坏兮兮地笑着说，“工人农民咱们也不熟悉呀，咱们怎么就不钦慕他们呢？”“是这么四事呀，咱们怎么就不对工人农民兄弟们动动感情呢？”“谁动感情了？”艾楠敏感地问。“我也没说你动感情呀，你神经什么？”张伟健机敏地反驳。正说笑着，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张伟健抓起来“哎”了一声。“请问您找哪位？”“……”“请问您是哪里？”“……”艾楠对张伟健这副公事公办的话务腔调习以为常，这几乎应该算是一个老话务员的职业通病，艾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艾楠的朋友们都提到过这个问题：“你们连的人怎么那样？接个电话像审贼似的，不说还不给叫人！”张伟健的眼睛停在艾楠的脸上，艾楠知道电话是找她的，但不知道是谁这么快就知道了她探家回来的消息。正纳闷着，听张伟健重复着：“研究院？”艾楠的脸没来由地一下子烧了起来。她能想象得出此刻自己的脸红成了什么样，就很生自己的气，搞不懂自己红的哪门子脸。张伟健用手捂着送话器，审査似的望着艾楠的红脸，不客气地问：“你脸红什么？”不等艾楠回答，张伟健又说：“这下我知道我们钦慕知识分子什么了。”“什么？”艾楠心虚地问。张伟健咧嘴一笑，说：“钦慕他们穆罕默德式的先知先觉。说他们，他们就到，比曹操还灵哩。”张伟健回来时，艾楠的电话早已挂七了。张伟健看出艾楠的不好意思，就扬了扬尹里的瓶子，说：“我从炊事班要了瓶红花油，你抹上试试。”艾楠把烫脚往后缩了缩，期期艾艾地说：“不用了，他说明天送一种治烫伤的特效药来，说是治烧伤烫伤特别管用，而且不留疤痕。”“谁呀，你说谁呀没名没姓的？”张伟健敏着眉头明知故问。“就那个人嘛！”“哪个人？”“哎呀，火车上那个，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嘛！”张伟健把手里的红花油往桌子上一扔，说：“毕竟是知识分子，是文化人，我的腿哪儿赶得上人家的嘴呢？看样子，要有戏看喽。”“别胡说八道，送点药你也大惊小怪的。”张伟健走到艾楠身边，拍着艾楠的肩膀，故意地语重心长：“艾楠同志，我以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严肃地提醒你：要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要学习古代劳动妇女们从一而终的高尚品质，工作上要干一行爱一行，生活中却不能见一个爱一个。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新的征途上，争做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艾楠让张伟健一本正经的一通胡说逗得抱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气来，张伟健自己也憋不住“咯咯咯”地笑个没完，两人正笑作一团，电活铃又响了起来。张伟健抓起电话听了一下，笑着对电话那头说：“醋海涛，我正在给艾楠补她探家期间落下的政治课呢，你也一块来听听，受受教育。哎，你别不服气，我的课保证比你们机关的协理员讲的好，起码普通话比他说的好。你过来吧，艾副连长的气早消了。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我正在给她补课，生动活泼，立竿见影着呢！你就放心大胆地来道歉吧。哎，我说，醋海涛’顺便带两瓶啤酒来，这有德州扒鸡。”放下电话艾楠问张伟健：“你叫黄海涛什么？”“醋海涛啊，怎么，不对吗？你难道没有体会吗？”张伟健一副再认真不过的样子。艾楠用那只好脚踢了她一下，笑骂：“讨厌！”黄海涛是第二天中午来的，真带了两瓶啤酒，并带了一张板着的青面孔。张伟健一见他这个样子就乐了，跟他开玩笑说：“哟，醋海涛，你那是提着两瓶什么？不是山西老陈醋吧？”正好外边有人喊“指导员”，张伟健就掩着嘴巴跑了出去。“她叫我什么？”黄海涛阴养脸问艾楠。艾楠也捂着嘴乐，乐够了才说：“她叫你醋海涛，说你是山西老陈醋。”黄海涛皱着眉头说：“你怎么什么都跟她说？”“跟她说又怎么了？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也得分什么事，咱俩的事你以后少跟她说！”“喃！听你这口气像是下命令似的，咱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跟她说怕什么，我偏跟她说。”“我发现你这伶牙俐齿越来越像政工干部了，真是近墨者黑呀。”“沾点墨水有什么不好？那叫有文化！伶牙俐齿有什么不好？免得将来受某些人的气，还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黄海涛叹了口气，主动休战。他拉了把椅子坐到艾楠床边，看着艾楠的烫脚问：“你怎么把绷带解了？”艾楠学着张伟健的口气，说：“医盲！烫伤能包起来吗？”黄海涛探过身子仔细看艾楠的伤脚，问：“就这么晾着不用管它？”艾楠迟疑了一下，说：“我抹红花油了，喏，在那儿。”黄海涛扭头看见桌子上的红花油，拿过来看上边的说明，边看边问：“不会留下疤吧？”“留下疤怕什么，反正穿着袜子谁也看不见。”“我看得见呀。”黄海涛趁势坐到床边，扳过艾楠的身子，脸靠得很近地问：“想我了吗？”“没想。”“再说一遍。”“没想！”“你再说一遍。”“没……”艾楠偎在黄海涛怀里，心里突然滑过一丝愧疾，就更紧地搂住黄海涛的脖子，仰起脸来问他：“你想我了吗？”“想。”黄海涛老老实实地回答。“怎么想？”艾楠追问。“想就是想呗，还能怎么想？”黄海涛不解。“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情调，连个形容词也不会说。”艾楠在黄海涛怀里撒着娇。黄海涛很幸福地红了脸，低下头吻着艾楠漂亮的毛绒绒的眼睛，说：“就这么想。”艾楠很娇嗔地叹了口气，说：“你真没劲。”“你说什么？”黄海涛没听清。艾楠努起嘴很响地亲了他一下，笑着调侃：“我说你真实在。”艾楠在黄海涛厚实的臂膀里正幸福着，突然听黄海涛问：“昨天那个人真是研究院的？”“哎呀，你提他干吗？”艾楠不自在起来，同时亦觉得扫兴。“我越琢磨越觉得他不像个研究员，你说咱们国家有这么年轻的研究员吗？”“照你这么说，咱们国家的研究员都应该七老八十呀？那你觉得他像个什么？”“我觉得他像个骗子，这年头骗子对是遍地都是。”“嗨！他是什么关我什么事，你少提他。”艾楠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可黄海涛却不想就此打住，他有点没完没了，他说艾楠：“不关你的事你还跟他那么亲热。”艾楠涨红了脸，从黄海涛怀里挣脱出来，质问道：“我怎么跟他亲热了？”“他挽肴你的胳膊还不够亲热吗？”“人家看我走路不方便，扶我一把不行吗？”“火车上那么多人，怎么别人不扶你，偏偏他来扶你？”“又来了！又来了！昨天的车轱辘话又滚开了。我说，你还有完没完？求你别在这件事上纠缠了。你的心胸不能再宽阔一点吗？”“我没法宽阔，我爱你，我不允许别的男人碰你一指头。”“他没碰我！”“他碰了！”“没碰！”“你还嘴硬，说没碰。他的手插在你的胳膊里是我亲眼所见，你还耍赖！”“黄海涛，听你这口气，像是你捉奸捉到双了。我要是真跟他有什么，我明知道你在车下边接我，我会让他扶着我吗？”“火车上那么多人，你怎么不让别人扶，单单让他扶你？”“你废什么话呀！别人没提出扶我，我能主动要求别人扶吗？”“别人不提出扶你，怎么单单他提出扶你？”“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当时在火车站上就该问问他！”正吵得热火朝天，有人敲门，他俩以为是张伟健，黄海涛忙站起来移到椅子上坐下，艾楠双手梳理着凌乱的头发，喊道：“装什么文明，进来吧。”门被推开，哪里是张伟健，站在门口的人令艾楠和黄海涛两人一齐雕了。那个白面孔的、清秀的、戴眼镜的、研究比较文学的、年轻的研究员，提着一个硕大的西瓜，微笑着、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艾楠副连长有一种要窒息过去的感觉，心脏“時吟咚”地要从口腔里边蹦到外边来跳动。她下意识地看了眼黄海涛参谋，见阴云正在那张方正的闰字形的脸上迅速集结。艾楠长到二十二岁，还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复杂的场面，她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才好。艾楠清晰地听到桌子上的石英钟的“嘀嗒”声，那声音巨大得如同坦克的轰鸣，碾得她浑身都不自在。年轻的研究员自己走上来，很亲切地问：“怎么样，脚好点了吗？”艾楠慌慌张张地点了点头，她觉出自己的脸开始发烫，她知道自己脸红了。她窘得要命，怕让面前的这位研究员看见自己脸红，更怕自己的男朋友黄海涛看见自己脸红。白面孔冲黄海涛参谋点了点头，礼貌地问候：“你好，咱们见过面。”并伸出手来要行捤手礼。

黄海涛感到自己七窍都在生烟，他恨不能要砍掉这只伸过来的同样白净的手。他觉得自己像根木头似的戳在这儿而没有半点行为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他抓起桌上的大檐帽，向门外大踏步地冲去，跟正要进来的张伟健险些撞上。张伟健一见这场面，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随手带上门，挡住了怒气冲天的“醋海涛”，笑眯眯地像老朋友似的问那“肇事者”：“哟，这么快就把药送来了？真是救死扶伤的楷模呀。”说着，拖出把椅子说：“来来来，请客人先坐下。黄参谋，你就别冒充客人了，还用我请你呀，坐吧。”张伟健坐到艾楠的床边，挡住了浑身不自在的艾楠。从那人手里接过治烫伤的特效药，看了说明，聊了会烫伤方面的事情，上班的号声响了，一直阴着张脸一声不吭的黄海涛站起来，说了句：“我上班去了。”就用开大步大步流星地走了。张伟健站起身来，右手握拳捶了捶后背，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一改刚才那副热情周到的样子，恢复了大大咧咧的本来面目。她居高临下地问坐在椅子上的那人：“哎，亲切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那人笑了起来，一副略知一二的样子，说：“您是张指导员吧？火车上艾楠说了一路您。我叫陈忠明。耳东陈，忠诚的忠，明天的明。”“毕竟是做学问的，连姓名也解释得清清楚楚文文绉绉的。哎，我说陈忠明，你下午不上班啊？”“我们单位不坐班，有一定的自由度。”“有这样的好单位？那你们应该算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喽？怪不得爱闹个事呢，无事才能生非嘛。”陈忠明笑了，说：“我是初次跟军人接触，你们很有意思，很特别。”“是吗？”张伟健假装有兴趣地问：“有比较才有鉴别，军人跟老百姓是有区别，这跟你的比较专业很对口，够你研究一阵子了，对不对？”陈忠明扶了把眼镜，文绉绉地夸奖说：“您很有质量，层次比较高，不像个当兵的。”张伟健不买他的夸奖，脸一沉，说：“你这是什么话？地方上的知识分子怎么连个起码的不得罪人的话都不会说？照你这么说，当兵的就没质量？层次就不高？”陈忠明红了脸，很窘地说：“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的确不是这个意思。”“行了，行了，别光嘴上道歉了，把你带的西瓜切开，用实际行动道歉吧。”初次登门的研究院的研究员陈忠明，被连队的指导员张伟健支使得团团转。副连长艾楠，则一直低着脑袋，照着陈忠明送来的药枵的说明书，往脚上涂药。她涂得很专心，也很仔细，直到心跳恢复正常，脸上的热浪完全褪下去，才好不容易地涂完。张伟健打电话大骂黄海涛。——黄海涛！你真是个十足的、彻头彻尾的笨蛋！你真给我党我军丢脸！你怎么就那么没风度？你跑什么跑？像个临阵脱逃的败将！——我说话你别插嘴，否则别想让我再帮你！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不是看在老乡的分上帮你，我是因为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才帮你的，免得你到嘴的鸭子再飞了！——你跑什么？你是艾楠艾小姐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的男朋友，怎么你倒搞得像情略者？——噢，你的女朋友是个引不起任何人注意和兴趣的丑丫头，你就安全了？就幸福了？至今仍有人冒着风险打你女朋友的主意，说明你女朋友有质量，有档次，你该骄傲和自豪才是啊，怎么堂堂的上尉军官把自己搞得像个山沟里的农民？——你真是个混蛋！对付不了侵略者，就诽谤自己的女朋友！别人对艾楠感兴趣，对她献殷勤，那是别人的事，跟艾楠有什么关系？——那当然了，如果有男人对我感兴趣，我幸福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拒绝？你真小看我了’我跟我老公照样这样说！——黄海涛，我可是好心好意提醒你，别光顾着吃醋了，把自己搞得那么没风度，把自己的女朋友往别人怀里推！——我是过来的人，又是旁观者，我自然有权力指挥你战斗。你放心，我不会袖手旁观的，胳膊肘没有往外拐的道理。——好了好了，黄上尉，你就准备战斗吧。你是个军人，又占据有利地形，天时地利人和让你一人全占着了，再斗不过那个老百姓，你就从十九层通信大楼上一头跳下去牺牲了箅啦。通信部队女兵多，女军官也多，肥水基本上都灌溉在自家的土地上，外流的极少。因此，通信部队里双军人的家庭就特别的多。好像通信部的领导们也鼓励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自产自销。艾楠她们的团长就在分房会上公开他的观点：“梧桐树上要落自家的凤凰，分一套房子解决两个干部的住房问题，房子就不会这么紧张了，我这个团长也就当了。”多少年来，通信部队的青年男军官和青年女军官们的恋爱故事，重复了一遍又一遍，重复到今天，基本上没什么很特别很精彩的篇章了。他们一般都是自由恋爱。通信部队具备自由恋爱的所有的气候和土壤。先是两人偷偷地眉目传情，然后是在电活线路上互吐衷肠，再然后是避人耳目地私订终身，等到身边的人看出名堂，一对新人基本上就要浮出水面，脱颖而出了。身边的人对此基本上不给予特别的关注，顶多说一句：“噢，他俩呀，挺般配的。”通信部队圼，好马配好鞍、势均力敌的夫妻真是太多了。黄海涛和艾楠的恋情太符合通信兵的恋爱公式了：他大她两岁，比她早当两年兵，这在年龄和军龄上很般配；他是机关一杠三星的正连职参谋，她是连队里一杠两星的副连长，这在军衔和职务上很般配；他高高大大仪表堂堂，她苗苗条条眉目清秀，这在身材和长相上很般配；他自学了党政课程拿了个大专文凭，她政院函授毕业学历相当大专，这在学历和文化水平上很般配。这么多的般配，基本上就打上通信部队爱情的烙印了。知识分子陈忠明隔三差五地给副连长艾楠打个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纯洁，几乎可以搞通播，让全团官兵集合起来一起听。这样正常的电话，这样正经的内容，艾楠副连长实在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拒绝。接陈忠明的电活，艾楠既觉着轻松愉快，又觉肴身心疲爸。艾楠也搞不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怎么会同时跑到她身上？于是，就把这种感觉说给张伟健听。张伟健开始干脆就不相信，说：“不可能！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是非此即彼的感觉，怎么吋能同时出现？”并开玩笑说艾楠出现幻觉，神经系统出现了海市蜃楼。艾楠再三强调的确有这种感觉，并时时受到这种感觉的侵扰，张伟健才正经起来，下巴额抵在椅子背上想了半天，才说：“噢，我明甶了，可能你是在同文化欢娱的同时，对军事的一种内疚。”见艾楠没听明白，就尽量往通俗方面说：“也就是说，你在跟陈忠明聊天的愉快中，潜藏着对黄海涛的一种塊疾。”艾楠半信半疑，说：“怎么会呢？我们又没说什么，有什么可愧疾的？”虽然艾楠对张伟健的分析半信半凝，但毕竟她听进心里去了。因此艾楠每次接了陈忠明的电话，都要一五一十地告诉男朋友黄海涛。告诉黄海涛今天什么时候陈又来电话了，问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详详细细地不厌其烦，像是在考验黄海涛的肚量，又像是在表白自己的清白。黄海涛因为有了张伟健的警告，就一再提醒自己要大度一点，想得开一点，有男子汉的味道一点。黄海涛每次都是竖起耳朵听，生怕漏掉一个字，脸上的表情却尽量漠然，像陈忠明不箅什么似的不放在心上。可每次最后都不忘问一句：“讲了多长时间？”像个要收电话费的老太太。终于有一天，黄海涛知道这次通活长达四干多分钟时，就再也漠然不下去了。在黄海涛的单身宿舍里，黄海涛正蹲在电炉子前炸艾楠爱吃的带鱼。艾楠坐在黄海涛的单人床上，跷着二郎腿吃得津津有味，同时，说陈忠明的电话说得也津津有味。艾楠有点得意忘形了，只闻到炸鱼的香味，没闻到黄海涛身上的焦味。黄海涛站起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一脚踢翻电炉子上的油锅，油锅在水泥地板上打了几个滚，才好不容易停稳了。满地的油渍，炸得半熟的鱼在地上吱吱啦啦地冒着油泡。艾楠吃惊地望着激动的黄海涛，小心翼翼地问：“海涛，你怎么啦？”黄海涛背冲着艾楠，喘着沉重的粗气。艾楠上前扯了扯他，又问：“你怎么啦？疯啦？”黄海涛扭过身，脸色铁青，声音都变了。他说：“艾楠，今天你索性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是在跟我谈’还是在跟他谈？”艾楠瞪圆了眼睛，好像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黄海涛一字一句地说：“艾楠，你要是跟我谈，就安分守己地好好跟我谈，别跟我谈着，又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的，像什么话！”艾楠气得眼泪都下来了，她哽着嗓子，问：“黄海涛，你跟我说清楚了，我跟哪个男人拉拉扯扯了？”“哪个男人？这还用问吗？电话一扯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这正常吗？这还不箅拉拉扯扯吗？”“我不是每次都告诉你了吗？我跟他光明正大隐藏什么了吗？”“你隐瞒倒还好了呢！我就受不了你每次跟他通了话，还来给我学舌，以示你的清白！”艾楠心里很不好受，像是受了委屈，又像被人揭了疮疤。艾楠立在充满了油烟味的屋子中央，眼泪很急很快地往外淌，怎么也淌不完似的。艾楠希望黄海涛上来哄哄自己，可等了半天也不见黄海涛的动静。艾楠用袖子抹了把眼泪，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会，慢慢拉开门，要往门外走。这个时候，门被黄海涛从身后伸过来的胳膊给推上了。艾楠站在黄海涛粗壮的胳膊圈里，平时海涛对自己的好全涌了上来。艾楠手掩着面，大声地抽泣起来。黄海涛从身后抱住了艾楠，抱得很紧，生怕艾楠跑掉似的。他喑着嗓子说：“艾楠，咱们结婚吧。你不知道，最近我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你看。”黄海涛扯了一把头发，摊开手掌，艾楠透过泪眼，模模糊糊地看到那满掌的青丝。艾楠告诉张伟健，“以后陈忠明再来电话，你就说我不在。”躲开陈忠明的电话，艾楠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轻松得要命。连张伟健都看得出这种轻松，张伟健逗她：“艾楠，轻装前进是不是特轻松，特舒服？”过了十几天的轻松闩子，艾楠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看谁都不顺眼，干什么都不顺手。张伟健看她在屋子里摔摔打打的，皱着眉头说她：“艾楠，想不到你还上瘾了，猛一戒瘾，还不太好受哩，是不是？”艾楠不得不佩服张伟健的慧眼，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陈忠明的电话好像是上瘾了。陈忠明那不紧不慢的江浙普通话，那慢条斯理的佩伲而谈，那些艾楠从未领略过的新名同新知识，那种对问题看法的深刻和独特，还有，那慢悠悠的幽默，都令艾楠着迷。电话里，陈忠明将艾楠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