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历史与文化起源（阿拉伯简史时代变迁）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公元六七世纪的时候，阿拉伯半岛进入了新旧交替的历史大转折时刻，“蒙昧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业已走到了历史尽头，“伊斯兰时代”的曙光在黎明前的暗夜中依稀可见。此时的阿拉伯半岛这个历史大舞台，风云激变，动荡不安，危机四伏，风雨满楼，正处于临产前的阵痛之中，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阿拉伯半岛陷入不堪重负的内忧之中。就总体社会性质而言，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处于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社会。每一座帐幕为一个家庭，同一血缘的家庭聚居一处，构成一个氏族，血缘较近的氏族结成一个部落。帐篷和简陋的家具是私人的财产；源泉、牧场和可耕地，是氏族部落的公共财产。族长和部落首领掌管对内、对外事务，由选举产生。只有年高德勋、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才能当选。他们在和平时期调节内部争端，负责招待来客，周济氏族部落的贫民，在战争时期则一马当先，用自己的生命维护氏族部落的财产和尊严。

氏族部落内部，具有很强的内聚力。氏族精神要求每个成员对同族人绝对忠诚。个人必须照顾本氏族部落的利益，全力为本氏族部落服务，而全体成员又都为某一成员的行为负责。每个氏族部落都认为，本族至高无上，其他氏族部落比自己低下，可以任意杀害、掠夺和蹂躏。氏族部落成员杀了本族的人，得不到任何保护；杀了外族的人，或者侵犯了外族人，不问是非曲直，全族都要帮助，直至流血牺牲。

依照沙漠里的原始法律，血债必用血偿还，除了报仇，无论什么别的惩罚都不生效。因此，血亲复仇成为普遍现象，往往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厮杀，甚至延续几代人之久。在半岛东北部的一个部落里，一个氏族的首领伤害了另一氏族一位白苏斯老太太的母驼，老太太的侄儿异常愤怒，伺机用长矛刺死了该氏族首领，结果导致了两个氏族之间持续40年之久的复仇战争——白苏斯战争，几至同归于尽。还有两个氏族，以100头骆驼作赌注举行赛马，一方为母马，另一方为公马，比赛时，母马一方耍花招吓唬即将取胜的公马，最后母马先到达终点，结果引起两氏族之间的厮杀，这场战争也断断续续打了40余年。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这种“血亲复仇”战争比比皆是。

氏族部落之间，还常因争夺水源和牧场，抢劫牲畜和妇孺，发生战争。弱小的氏族部落，往往向强大的氏族部落敬送礼物，结成联盟，以期得到保护。但是，这种局面不能持续长久，同盟的氏族部落，随时都可变成互相仇杀的敌人。

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延绵不断的同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也空前加剧。半岛西南部的也门，早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被波斯占领。广大的游牧区正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形成过程中。在西北部的希贾兹地区，麦加、叶斯里卜（即麦地那）、塔伊夫等商业城市，奴隶制已占优势。奴隶主不仅霸占肥沃的绿洲和草地，拥有大量的牲畜和巨苦贫民，成为商业贵族。大的奴隶主往往蓄奴上千，家财累万。

奴隶和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奴隶的主要来源为战争俘虏，也有从半岛外贩运来的黑奴和白奴，他们是奴隶主和商业贵族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买卖，乌卡兹等集市重镇成为贩卖奴隶的市场。奴隶替奴隶主放牧牲畜，耕种土地，挖掘沟渠，制作手工艺品，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终年辛劳，不得温饱，常遭奴隶主的鞭笞和苦刑，甚至被奴隶主杀害。女奴的处境更为悲惨，奴隶主可以随意侮辱她们。当时阶级分化极为严重，穷苦农民、牧民的生活濒于绝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颠连无告。奴隶主和广大劳苦民众的境况，形成鲜明的对立。

氏族部落从劫掠和复仇战争中得来的战利品，大部分被奴隶主据为己有。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奴隶主之间争夺财富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阿拉伯半岛社会动荡不定，战争连绵不绝。由此引起的战争，杀人盈野，兵连祸结，迄无宁日。它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严重地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和半岛内外的商品交换，使社会生产发展陷于停滞，阿拉伯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而这种长期分裂，又给强邻入侵提供了机会，从而导致民族矛盾加剧，造成阿拉伯半岛严重的民族危机。

前面说过，阿拉伯半岛连接亚非两洲，地处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半岛西南的也门，自古就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东非、印度和中国等地的商品，从也门经半岛西部红海岸，再北运至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各个港口，向地中海沿岸各国出售。在古代东西方贸易中，南阿拉伯盛产的乳香等商品，畅销各地。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整个的阿拉比亚，都放出极佳美的芬芳”，那个地方是“乳香、没药、肉桂、桂皮等惟一的产地。生乳香的树是飞蛇所守护的，那些蛇并不大，但有各种的斑纹，每棵树上都悬挂着很多的飞蛇。

阿拉伯半岛的战略价值及经济物产，必然引起强邻的垂涎和争夺。早在公元前1世纪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垄断东西方贸易，以打击波斯帝国。公元2—6世纪的几百年间，埃塞俄比亚也先后与罗马和拜占廷帝国结成同盟，经常掠夺、占领也门。拜占廷帝国企图通过埃塞俄比亚，把阿拉伯半岛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波斯。当时埃塞俄比亚和拜占廷均为基督教国家，因此，两国在保护基督教徒的旗帜下，联合了起来。525年，在拜占廷帝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埃塞俄比亚出兵七万，越过红海，占领了也门。波斯的萨珊王朝，早想吞并也门，挫败拜占廷的扩张。527年，波斯从南面远征阿拉伯半岛，赶走了埃塞俄比亚人，成为也门的统治者。

长达几个世纪的连绵不断、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侵略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深重的灾难，恩格斯指出：“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依我看来，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南部商业的毁灭，也属于这类现象。”

阿拉伯半岛西南部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灌溉系统废弛，城市一片萧条，商业急剧衰落，南北货运锐减。波斯占领也门时期，大宗印度等地的商品，改经波斯湾，上溯两河流域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而不再走由也门经半岛西部红海沿岸，北至叙利亚的路线。传统商路的改变，加深了阿拉伯半岛社会固有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奴隶主贵族阶级，以加重对奴隶、牧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压榨和剥削来转嫁因经济危机所受的损失；商业资本流向农村和牧区，用作重利盘剥的本金，利息高达本金一倍以上，因高利贷而破产者，比比皆是；许多依靠过境贸易生活的部落平民，更加贫困，驼夫、搬运夫和以护送商队为业的保镖，无以为生。在这样的条件下，深受苦难的广大阿拉伯劳动人民，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半岛各地不断发生奴隶起义。

当时阿拉伯社会各种矛盾急剧加深，其中民族矛盾尤为突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孕育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面临外敌的践踏，人们要求联合起来，维持民族生存。另外，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也为了夺取土地，控制商路，扩大自身权势，得到更多财富，奴隶主贵族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一般农牧民则希望打破氏族部落的分裂局面，获得牧场和沃土，摆脱贫困。奴隶苦于奴役，疲于战乱，也渴望变革，获得出路。因此，实现阿拉伯半岛政治上的统一，已成为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成为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这种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反映为一种新的一神教必将取代多神教。伊斯兰教便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当时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变革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