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时黄金有什么表现（1935年中美围绕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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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棉麦借款的问题正在中、美、日三国之间纠结之时，中、美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经济问题，这就是白银问题，它大大超越了棉麦借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开始更积极地介入远东事务，并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这一切要从美国的白银政策说起。

1、美国的白银集团

美国是传统的白银生产大国。自19世纪向西扩张以来，大批探险家就在西部相继发现银矿，他们在今天的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7个州的土地上崛起，形成了不可小觑的白银集团。

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膨胀，白银产量也开始达到高峰，1930年美国出产白银5100万盎司，1931年3100万盎司，在世界上仅次于墨西哥（1930年1.05亿盎司，1931年8900万盎司)的产量，为世界第二大产银国。

考虑到在墨西哥银产业中，美国资本占到70%以上，在1929年世界白银总产量2.6亿盎司中，美国资本更是占到了2/3，在白银冶炼业中占到了77%，美国显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银大国。

由此，白银集团也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集团，并竭力要“为白银做点什么”。

其中，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内华达州的基·毕德门,他早在1912年就当选为参议员，由于资历深、影响大，更被同时期的人戏称为“白银·基”。白银集团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制订与执行。

伴随白银产量增加而来的却是价格的剧跌，1932年，每盎司白银价格只有25美分，比1925年降低了48美分，创了有史以来的最低价，导致银矿纷纷倒闭，数以千计的银矿工人失业。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内华达的银产量从1924年的940万盎司降至1930年的420万盎司。这大大加剧了美国的白银危机。为了制止白银价格的下跌，毕德门于1929年5月16日提出关税法案的修正案，要求对进口白银每盎司征收30美分的关税，企图阻止进口，但在众议院以72：202惨遭失败。此举迫使白银集团将目光转向别的方面。

美国正处于大衰退之中，对外贸易也相应出现下滑，出口更是一蹶不振。毕德门认为，美国对外出口尤其对远东地区出口的下滑，不是因为经济危机的作用，而主要是世界市场银价过低所致。

2、美国的白银政策

他辩称，到1930年为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银本位的国家。

在中国，白银是唯一的货币，白银价格的下跌使中国的货币购买力明显缩水，实际上就相当于美国出口到中国等地的商品价格提高了，导致美国出口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毕德门大力主张在国内外提高白银价格，实践他的“购买力学说”。

1933年6月，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

毕德门作为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利用其影响力，执著地与八国达成了关于白银的协定：

推动各国使用银币，阻止白银价格下跌。同时，作为世界经济会议的补充协定，银持有大国印度、中国和西班牙进一步同意在未来4年内每年出售总额不超过3500万盎司的白银；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秘鲁和澳大利亚同意在未来4年内每年购买总额不低于3500万盎司的白银。美国的配额是每年2400万盎司，相当于美国1932年产量的98.5%。这几乎成了美国在这个会议上的唯一成果。

为了避开国会批准可能引起的麻烦，毕德门劝说总统罗斯福将其视做政府的宣言，而非需经参议院批准才能生效的国际协定，12月11日，他私下对财政部长小摩根索说：“这不过是一个协定的书面备忘录而已。”

经过讨价还价，罗斯福选择了妥协，12月21日，罗斯福以政府文告的形式指示财政部长在1937年12月31日以前以每盎司64.5美分的价格收购白银，执行伦敦协定。而在文告发布的当天，白银价格是43美分，这就使美国白银价格急剧上升50%，白银集团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得到实现，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事实上，毕德门的“购买力学说”遭到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购买力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能力以及出口销售能力，而不取决于它的货币价值。美国经济协会有85%的会员投票反对提高银价，经济学家全国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主张停止收购白银，他们认为这对美国国内工业和对外贸易都没有好处。

在遥远的中国，包括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在内，几乎没有人支持白银提价的做法，相对来说，他们更赞成稳定银价。1934年3月，财政部派特别代表、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罗杰斯来到中国。他发现，任何大幅度提高白银价格的行为都将大大恶化中国业已萎缩的农业状况。财政部长孔祥熙则公开表示希望白银价格保持稳定。

在上海的美国公司经理认为，提高银价对中国将是重大的灾难，也会严重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意，中外银行更是无一希望提高银价。毫无疑问，提高银价的政策在美国内外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尽管如此，这却不是影响罗斯福政府内外决策的主要因素。

罗斯福当政伊始，如何带领美国走出危机才是他的当务之急。此时，他推行的农业改革正进入关键时期，一批农业立法亟须国会批准，而白银集团的选票显然是值得争取的力量，又考虑到1934年秋季的国会选举，罗斯福决定继续“为白银做点什么”。

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6月11日，参议院通过了一个购银法案，8天后罗斯福即签署了这项法案，规定美国国家货币储备中白银与黄金的比例要提高到白银占1/4为止，让财政部长自行决定购买白银的时间与数量，但必须维持购买白银一直到通货储备达到既定的平衡量，或白银市场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时为止。

8月9日，美国又宣布白银国有，在国内外扩大购银规模。这一政策首先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使这个传统用银大国顿时陷入极严重的金融困境。

3、对中国的影响

毕德门所谓提高银价即能提高中国购买力的理论完全没有得到应验，相反，银价的提高加剧了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现象，从1931年到1934年，国币100元从值美金21元涨到37元，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货在国际市场上昂贵了57%，一方面外国货在中国市场上降价了75%，白银外流增加，市场上通货减少，出现了金融上的动荡。

1931年中国尚进口白银5900万盎司，价值约合1700万美元（每盎司28.7美分)，1932年白银便出超370余万美元；1933年达到500余万美元。除此之外，1933年，中国白银走私达510万盎司。

作为中国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来源，大量的白银出口和走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迫使中国采取对策。中国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阻止白银的出口；另一方面则是与美国交涉，要求美国稳定银价，保证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

为此，1933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规定从4月6日起，凡有以银条等运送出口，除中央造币厂厂条以外，征税2.25%，这是中国首次为控制白银出口而征税。

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在同美国代表毕德门达成白银协议时声明，“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银价的稳定”，因为大幅度的波动“已经（使中国)造成严重的损失”。

及至1933年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白银集团达成第一次妥协，以政府的力量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世界白银价格急剧上涨，中国金融形势面临更加严重的局面，翌年3月，中国批准伦敦白银协定，同时附了一项保留条件，即“中国政府批准此约时，因银币现为中国本位币，倘遇金银比价发生变动，至中国政府认为足以妨碍中国国民经济而与本协定安定银价之精神不合时，得自由采取适当之行动”，以抵消协定的不利影响。

2月16日，财政部顾问杨格代表孔祥熙就美国购银政策提出异议，指出既然中国的通货是白银，因此在衡量它的价值和国际汇兑方面，中国利害关系极大，“单方面的提高银价势必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降低它已经逐年减少的出口，从而削弱其购买外国商品的能力”。

三天以后，中国银行公会向罗斯福发电呼吁稳定银价，以免“为我们的亿万人民造成灾难”。3月，美国财政部派出顾问罗杰斯来华访问。中国各界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银价的上升将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罗杰斯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进口能力与白银价格并没有长期的联系，短期的联系也很微小，同时认为，更高的银价势必进一步加剧收支的不平衡，进而助长白银的流出。

4月30日，罗杰斯在汉口拜会蒋介石，蒋介石向他表达了中国对白银价格上涨的忧虑，尤其是对其正在推行的农村复兴计划的严重影响。5月9日，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国防委员会秘书长钱昌照也认为，任何人为的白银提价都将危害中国经济的稳定，表达了中国对白银提价的忧虑。

美方对中国的意见充耳不闻。1934年6月，美国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白银价格迅速扬起，从每盎司49.5美分迅速越过50美分，10月中旬达到55美分，最终，1935年4月达到64.5美分的高度。

这对中国的影响相当明显，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的统计，1934年上半年中国出超白银“多至3000万元”，而在7月份一个月即达2300万元，如此就迫使中国寻求新的途径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金融困境。

6月底，孔祥熙谈到增加银出口税的可能性，表示，如果美国不降低银价，国民政府必须采取保护措施。而当时的现实是运银出口，除去出口税以及前期运输费，尚有6%的利润。如果银价继续上升，显然会大大刺激白银的出口。

此后直到9月，美国并没有对中国的危机作出实质性反应，在此期间，上海各银行的白银存底从5.83亿元减少到4.51亿元，白银的流出还有增大的趋势，这迫使中国采取行动。

4、中国货币危机的出现

1934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又提出一个新方案，即白银换黄金计划。在致美国政府的照会中，中国认为其不应单独维持银本位制度，而宜逐渐采用金本位货币，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进行金银的交换。

10月12日，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理由是政府间交换金银没有先例。赫尔提出的替代意见是建议中国去公开市场购买，实际上是对中国的要求继续置若罔闻，中国形势更加恶化。有数字显示，10月5日以前的一周，输入美国之白银共计254万美元，其中来自中国者计有112万美元，占到44%，美国的购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于是出台了新的白银税收政策，对原先免予征税的银本位币及中央造币厂厂条，征出口税10%，减去铸费2.25%，净征7.75%;对大条、宝银及其他银类，加征出口税7.75%，合原定2.25%,实征10%；而如果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兑之比价，与中央银行当日照市核定之汇价相差之数，除缴纳上述出口税而仍有不足时，应按其不足之数，并行加征平衡税。

新税则于10月15日正式实施。此举旨在使白银贸易无利可图，从而降低白银流出中国的数额。蒋介石在26日还不忘指示，白银出口税应坚持到底，并言任何牺牲亦在所不惜。

从实施效果上来看，这减缓了白银的流出速度，在14日之后的头几个星期里，上海只有少量白银出口，有记录的出口几乎全部是由中央银行运往美国出售的白银。新税制暂时遏止了白银从中国的大量流出。

同时，为了更保险起见，中国希望获得美国的协助，即对外宣布除美国土产的白银以外，它将不付高于每盎司45美分的价格。

在中国的一再要求之下，美国部分地予以妥协，12月19日，美国决定不在中国境内购银，并帮助中国政府防止走私，在中国以外，则把价格稳定在每盎司55美分。这一措施不能从根本上遏止中国白银外流的形势，到年底，上海所存白银进一步减少到3.35亿美元，中国市面通货更加紧张，金融局势依然严峻。

除此之外，中国还厉行控制国内的现银出口。1935年5月，国民政府与在上海的外商洋行达成“君子协议”，相约一律不为经济利益而运现洋出口，财政部专门以文要求“对于私运现洋出口，尤须严为取缔”，22日，孔祥熙更是建议加大处罚力度，指“偷运白银出洋，实足以酿成国民经济之崩溃”，因此，对此种行为将“一律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分别情节轻重，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得并科币额3倍以下罚金，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军警机关，协同各海关认真查缉”，这一建议旋即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58次会议通过，并由国民政府于28日训令遵行。

效率之高体现了国民政府对白银走私问题的重视，同时，各地也纷纷加大查缉走私的力度。但这些办法只能暂时缓解白银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纸币取代银元的酝酿

无论向美国交涉，还是采取新的税则，在实质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问题的真正根源还是中国所实行的银本位制。只有废除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实行货币制度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美国《白银收购方案》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早在1933年春，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了币制改革的准备工作，此时称为整理币制。对于当时混乱的货币制度先进行整理，而后改革，成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完善自身金融制度的必由之路。

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通过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提议，“整理币制，应先从统一银币入手，拟分定步骤，逐渐推行”，“拟以上海市面通用银两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这一措施从3月10日起首先在上海施行。

4月5日，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这就是“废两改元”，揭开了中国币制改革的序幕。

5月中旬，孔祥熙谈到向美国政府商借一笔复兴借款的方案，其中一项即是用于重组通货，得到了罗杰斯的赞同，他向美国政府表示，一个统一的中国对美国格外重要，如果银价还要上升，那么，给中国一笔政府借款将是明智之举。

但国务院不同意这一建议。此后，这一问题遭到长时间的搁置。

1934年年底，中国开始提出币制改革的计划，这首先需要一笔外汇的支持。12月10日，孔祥熙照会美国政府，希望美国能给予中国一笔币制改革的贷款；当月下旬，又表示希望美国接受白银永久固定收购价不超过50美分，但美国如果不能将银价固定下来，则中国将考虑把白银以最高价出售换进黄金，并逐渐把通货转移到外币汇兑本位上。

1935年1月，广田外相发表外交政策演说，伪装对华亲善；当月下旬，驻华公使有吉明携“中日提携”的方案来南京，其中有一条称，中国如需借款，日本可以考虑。此外，“日本还准备在上海设立两万万元的信用制度”。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向美、英借款一事的反应，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经济完全纳入日本的控制之下，以“合作”之名行侵略之实。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并没有屈服，而是利用日本的行动向英、美施加压力。1月31日，宋子文向美国驻苏大使布利特再次提出向美国借款的建议，并称，在中国经济形势愈趋恶化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要么在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借款，要么面临事实上在日本人庇护下各省政府使用各种不同货币情况的出现。

而且，在3月或4月，肯定在6月以前，中国将经历不可避免的危机。宋子文还提到了中国将货币联系美元的可能性。

这是中国第一次作这样的示意，但出于与上述几乎相同的原因，借款问题再一次无果而终。

6、币制改革的外汇来源

在借款无望的情况下，1935年2月5日，中国驻美公使馆在致美国国务院的非正式备忘录中提出，中国可以提供美国需要的全部白银，同时，将全国通货在短期内由银本位转变到与美元联系的新通货。

为此，将需要1亿美元的借款或长期基金，以及一笔同数的备用贷款，总数为2亿美元的借款。中国的初衷是在取得美国合作的基础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白银问题，稳定金融，保证通货改革的进行。

17日，孔祥熙在给施肇基的电报中再次提及日本的威胁，指出日本“愿出巨款以应付危机。日本所谓经济合作，实际上是实行经济控制，特别是控制华北的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而日方还暗示要“共同对美国的白银政策提出抗议”，日方感到“西方国家决不会有效地援助中国，中国是不得不转向日本的”。毫无疑问，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倒向日本的方案，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为了借此促使西方国家转变态度。

美国国务院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对中国提供巨额贷款势必会将美国带入与日本的对立和冲突中去，因而答复不可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协定，但提出了一个建议：中国将计划中的想法同时向对中国财政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币制改革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几个外国政府提出，美国则准备与这些政府一起同中国合作，来探索共同援助中国的可能性。

这一建议得到了英国的响应。

3月27日，在美国驻北平领事裴克拜会孔祥熙时，孔祥熙既没有提及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也没有提及国际联合援助中国问题，而是满怀希望地详尽说明了他的1亿法币的发行计划，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债券价值为基础，中国开始加速国内金融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帮助。

在中国金融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大银行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有资料显示，1933年年底，这三家银行掌控着中国全部纸币的70%，1935年2月，在掌控着全上海所有银行88%白银的中国的银行中，这三家银行占据着80%的份额。

为拟议中的币制改革作准备，3月28日，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任命孔祥熙为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30日，改组中国银行，政府官股股本由500万元增至2500万元，股本总额则由2500万元增至4500万元，4月1日，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聘宋汉章为总经理；20日，改组交通银行，增加官股1000万元，完成了国家对三大银行的控制，由此开始了中国币制改革计划的实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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