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老艺人重操旧业（浙中民间老艺人王昌明独特的生死观）

生死的隆重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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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一切生物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谁也无法逆转。古诗云“生死何其大，生死何其小”。无论曾权倾天下者还是贩夫走卒之布衣无一例外。但人一死又无论如何会牵及到人生最末的那件事——“丧礼”。

“礼”在中国传统中一直被视为关于社会交往的一整套典章制度，最直接的承载着中国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正如《论语》中说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也因为这样，中国人的丧礼成为了“礼”中同时具备了普遍性和神圣性的一种礼仪。

的确，现实中许多人把这种关于遗体安排的仪式看得无比神圣，把它视作是逝者最后的一步旅程，是生者与死者最隆重的一场对话。

在古往今来的各种礼仪文化形式中，又有哪一种礼仪的规格超得过丧礼？它是其它仪式绝对无法超越的。我从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用万宝全书》中看到的丧礼规定就有六大类几十种之多。比如丧礼布置、丧礼通报、小殓、入殓、出殓、出殡。这六大类又具体地分出许多小项，譬如报丧、领香、丧服、家祭、送路、路祭、豆腐饭等等。即使是青年的婚礼、新店的开张、国宾（贵宾）的来访等礼仪，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丧礼神圣性的体认及其对仪式感的追求，是并不亚于其它文化系统的。

丧礼中要不要“作法事”？即使许多人并不是一个佛教徒，但面对如何办丧礼这件“大事”，还是会自然地去接受佛界“超度升天”的观点，许多人希望请和尚道士在灵堂诵经，希望有大排场的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十年的“移风易俗”，虽然旧时的传统丧礼的繁琐仪式程序有许多已被人们遗忘了。但我们仍然还不得不面对丧礼的神圣性是否还需要保持，以及用什么更好的文明形式来恰当地保持？这真是一个轻易难解的沉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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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十几年前，我就在浙中武义县南部山区柳城镇了解到，那里就有一位自己很好地处理了“人生最末一件事”的老人。他朴素本真的思想和让常人看来十分诧异地行动，给那个年代的社会展示了一个现代文明丧礼的样板。几十年后我站在他的与众不同的墓前，他带给我的那种心灵上的巨大震撼更加剧烈。我仿佛是在面对一部记载着一个平凡的人对生命意义深刻理解的书。

初冬的夕阳里，江南柳城古镇及她身旁的午溪、巽峰塔都镀上了一层金子般地色彩。从小在柳城长大的老潘带我沿午溪右岸溯源而上，他要带我去拜谒这位老人的墓地。我们俩沿午溪走了约摸半小时，就到了老人的墓地。我环顾地形，望见了墓地正面有一座馒头形的小山，小山极像一面大鼓。山风徐徐，拂动丛丛无名野花轻轻点颌，远处传来几声鸟啼。我们静静地肃立在墓前，时间似乎凝固。良久，老潘指着那座馒头形状的小山说：“老人生前多次对家人和朋友说过，‘它像一面鼓，我以后要用的。’”

这里长眠着浙中民间老艺人王昌明。

老潘是当年昌明老人丧礼的现场目击者，“我记得那一天，他奇特地丧礼，拨动了柳城街头巷尾每一个人的心弦。”听着老潘的讲述，我就像是在听一个传奇故事。

“你是绝对想象不到的，装殓王昌明老人的棺材的底色是苹果绿的，棺材两侧和尾部画着昌明老人身前所使用的先锋、唢呐、大锣、小鼓、胡琴、笛子等乐器。棺材大头画着他创制和使用的群乐独操台，这全是按老人自己的遗嘱办的。”

昌明老人的遗嘱你以前都看了吧？老潘说完问我。我说我看过的。确切地说，我是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看过这份特殊的遗嘱的。这是一位饱经沧桑，曾经为父老父亲们带来过数不清的快乐的老人对旧丧俗的一份挑战书。

昌明老人生前写下的这份遗嘱，洋洋洒洒五千多字，字里行间清晰表达了一位快走完人生旅途的“普通人”的生死观。

它的开头这样写道：“人生必有死，普通而公平，没什么奇怪。人死时，只不过是离别的悲伤罢了。我对旧式迷信治丧反感已久，特留遗嘱，改我之丧。”

老潘说，当年昌明那不识字的老伴告诉他，离世前的半个月，我总见昌明伏在桌子上写呀写呀，不知写些啥。当时她哪里知道，这六张八开纸上，写满了老人思虑了很久的心里话：

“我死后，不用风水先生、道士超度；不烧锡箔、不点香烛、灯笼；不祭材头不赶煞；不祭猪头鹅；不戴白帽白衣，一律只发黑纱套（娘家不例外）；送丧不准哭，要有文明愉快的气氛，上山归来时不用红头绳，一律戴大红花。”

“以前棺木均漆成红黑两色，有的还画上八仙，已被人们视为忌疑，见棺材就害怕，因此改为顺眼的颜色，画上花卉爱物图案，不就令人消惧了吗？风水先生若能探出宝地，还不择为自用？我以为是空佬佬的事。”

为了不让家人办丧礼时遭人议论而尴尬难堪，老人在遗嘱中特别吩咐：“有人若责怪你们办事不周，可推卸于我，说这是主人生前的话，遗嘱难违。同时，用我之言耐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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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武义通史》作者我的好友朱连法先生那里了解到，这位自称“普通人”的民间艺人王昌明，早在1937年受外来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影响，就以小学教员身份，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醒悟社”，在老百姓中宣传抗日。解放前夕，他又与兄长一起，创办了“菲越剧团”（原丽水市越剧团前身）。晚年回柳城后，老人仍执艺不休，竟然又爱上了根雕，还在家里举办了艺展。当然，他更酷爱民乐，几十年里他整理了三十多种曲调，还组建了柳城群众艺术社，社牌就挂在自家院门口，腾出三个房间做艺术活动室（不收租金）。他自制了“独操台”（一种集多种乐器为一身的演出工具），手脚齐动能演奏《菊花台》，其精湛的技艺吸引了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给录了像。

每逢新春佳节，他乐得小伙子似的。老潘说，那年他离世的前两天，正赶上柳城镇上闹元宵，昌明不顾年事已高和亲人的劝阻，坚持加入欢乐的行列。一会儿吹先锋，一会儿吹唢呐，累得他手执乐器当场晕厥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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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后，我再次伫立在武义南部山区这座极平常的墓前，四句墓联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乐其得自乐传乐人，

乐音好爱乐快情性。

知足常乐是乃极乐，

助人为乐与众同乐。

条石砌就的墓门，隔出了阴阳天地，同他是无法见面了。那里面，是活着的人无法进去和体会的另一个世界。

然而，每个人都可以安排好怎样进入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可以生前设计出属于自己的丧礼。

历史长河，芸芸众生，已计不清有多少人迈进安宁的“阴间地府”。但像王昌明这样快快乐乐地走的，又能有几个呢？

丧礼，是人类生与死的隆重对话，无论东方和西方，它的神圣和庄严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身处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用何种形式去更好的体现它，在传承中注入人类文明、人类心灵中更多美好的东西，却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抑或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暮色更深了，我、潺潺的午溪、古老的巽峰塔，还有这绵延的群山，似乎都在寂静中思索。人在暮年那最后一刻来临前，能否仍有王昌明先生的那份豁达胸怀、那份从容快乐？

作者简介：鄢东良（笔名阿良），祖籍山东省沂源县。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荣获全国农村金融宣传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