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史前考古新发现（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3月12日，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指导和省社科联的支持下，由陕西省考古学会组织评审会，包括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学会部分常务理事在内的15位专家参与评审，经项目负责人汇报、综合评议，投票评选出“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分别为洛南夜塬遗址、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其中我市占三项。

洛南夜塬遗址：

百万年来远古人类活动的清晰轨迹

夜塬遗址位于洛南盆地西部，处在南洛河与其南部支流县河之间的第二级阶地部位，属于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距离洛南县城中心约4000米。考古人员于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了洛南盆地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史，为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以及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本次发掘区位于近水向阳、堆积最厚、出露遗物最丰富岗地东南部。发掘证实，遗址地层堆积厚达24米，可划分为36层：第1-4层为表土和近现代堆积，第5-35层为旧石器时代堆积，最底部的第36层为含石制品的河流相洪积-砂砾石层。

总计出土石制品12000余件，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修理的工具、断块和碎屑。经研究可知，夜塬遗址下部含古人类文化遗存的第36层在不晚于距今11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晚期便已形成，当时人类的石器加工技术属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工具主要为简单修理的砍砸器、刮削器等。

夜塬遗址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了洛南盆地第二级阶地部位的地层堆积物，获得了盆地内深度最大、序列最完整的地层剖面，对于建立洛南盆地的标准地层剖面、构建旧石器遗址年代序列、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强度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同时确认了洛南盆地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史，将洛南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万年，对研究中国远古人类与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内涵丰富，且在不同时期地层中均有发现，初步构建起了洛南盆地百万年以来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发展脉络。再次发现有层位关系清晰、种类和数量较多的阿舍利类型石器组合，进一步确认了该类器物在洛南盆地及秦岭地区的流行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初步证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与阿舍利技术更可能为不同时期人群所掌握的石器技术，反映了中更新世晚期一次重要的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事件。

旬邑西头遗址：

为寻找“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为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2022年通过勘探，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壕沟宽约8米，残深约2米。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确认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2020-2022年已在该墓地发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马坑3座。2022年度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

M90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

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M98与M90墓道相接，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二层台残留有大量车马器，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

M99位于M98南侧，墓室棺椁扰动严重，出土有陶器、玉器、铜器、金箔片及蚌饰，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

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兵器及车马器。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围沟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在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进行勘探发现甲字形大墓十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

2022年发掘的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西头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为西头遗址商周时期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十分珍贵的考古学材料，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秦汉栎阳城遗址：

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

秦汉栎阳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栎阳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2022年，考古人员在原考古基础上完成发掘区清理，完整揭露三号、十一号建筑。

三号建筑位于发掘区西侧，东北为十号建筑。建筑整体坐北朝南，呈长方形，由台基、散水等组成。宫殿台基呈曲尺形，东西长13.64～33.14米、南北宽3.72～13米、残高0.55～0.79米。台阶周壁局部发现有墙皮残留，面为白灰抹平，有火烧痕迹。台基周缘设置有19个壁柱，壁柱间距不等，南北、东西壁柱多不对应。台基的东北、西北、西南各设置1个登临台基的坡道，其中东北角为1号坡道，北临十号建筑，东通往十一号建筑1号院，向西通向台基，西高东低缓坡状，东西长4.8、南北宽2.35米，分三节，其东西各为一个长方形平台，东西1.5、南北宽2.35米，中间斜坡长2.5米，坡度约20°，局部残存砂粒。

十一号建筑，位于发掘区东侧，通过北侧廊道西折后与十号建筑连接。台基呈长方形，东西长21.3、南北宽16.8米，残高约0.55～0.7米，面积357.84㎡。台基南侧的东西方向各设一台阶，台基西侧设2个台阶，西北侧与北侧廊道连接。台基上残存独立房间4个，台基周围分布壁柱18个，西侧、南侧、北侧发现散水，东侧未发现。台基北侧廊道以东的残存散水，在内外两条立瓦内用卵石平铺，残长2.6、宽0.67米，残存卵石9排，东西长2.52米，呈南高北低。卵石椭圆形，径8～10厘米。在台基北、南、西侧散水与台基间均分布有陶立管。

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核心区的发掘，是近年来战国中期列国都城核心建筑的重要发掘，对战国时期，并对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初期的建筑特点、形制和演变有了越来越清晰认识。

2021-2022年度开展的三号、十一号建筑清理，第一次完整揭示出该时期宫城核心区主要建筑，对深入开展战国秦汉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

通过发掘确定，通过三号建筑东侧南北台阶存在一条贯穿三号古城核心建筑的南北向轴线，是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而在三号建筑发掘清理的半地下建筑和厕所，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同类遗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

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位于半引路西侧，东三环东侧，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现浐河约400米，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为研究汉代桥梁构造及修补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目前共发现桥桩874根，宗地范围内桥体残长74.64米，宽20.54米，桥桩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156°。根据桥桩形制可分为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圆形细木桩三种，根据木桩分布情况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较明显的规律，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布局较规整，应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大部分圆形细木桩位于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之间，分布规律性不强，且年代较晚，或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

通过观察解剖沟剖面，发现桥桩之上存在着多层因河流流动及改道形成的沙层和卵石层，说明在桥梁废弃后，该区域经历了多次河流冲刷及改道，除木桩外，其他桥梁结构及周边遗物已完全不存。

该桥正对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是帝陵营建这一汉代重大国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文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

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北与承天门大街相通，又称“天街”，是贯穿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第七横街交汇处、安仁坊西北隅一带。

本次发掘是隋唐长安城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对研究都城礼制、道路排列、里坊布局、桥梁结构、人工沟渠的修筑及流向以及当时的生活器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为研究明清荐福寺的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总计发现隋唐至明清各类遗迹20余处，包括道路4条、渠沟3条、桥址7座、墙基2道、门址1座、涵洞1处、井1口、骨灰瘗埋遗迹2处等。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通过发掘，揭露出一段朱雀大街遗址，街道残宽达101米，其余叠压在工地西墙外的现代朱雀大街之下。在朱雀大街东起第一座桥址的北侧，发现密集的南北车辙遗迹，在临近第七横街处发现密集的东西向车辙遗迹。在工地东部还发掘出一条东西向大街，发掘街宽23.6米，与朱雀大街相交汇，为隋唐长安城外郭城第七横街。

在朱雀大街上发现了东西横穿的水渠。出土有隋五铢、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还有陶背水罐、弦纹罐、绿釉碗、白瓷碗、白瓷盆、青瓷盏、黑釉唾壶、青釉执壶、莲花纹瓦当等。

在朱雀大街的东侧，还发现一条南北向水沟，为朱雀大街的东侧路沟，出土有隋五铢、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还有陶盏、罐、背水罐、白瓷盒、褐釉双鱼壶、莲花纹瓦当等。

在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内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桥址，皆为南北走向，中间最宽，两边稍窄，间距大致相同。五桥结构大致相同，渠岸两侧在生土二层台上砌筑桥台，为叠涩砖壁，平面呈腰鼓形，中间束腰，两侧略外敞。包砖内的渠岸开挖有土槽，其下铺设石础，其上原立木柱皆腐朽不存。其中中桥原应立有5对木柱，两侧4桥皆立4对木柱。此外，在中桥北岸砖壁上发现有柱洞遗迹，南北桥台外靠近渠岸一侧发现有横木遗迹，为后期桥梁修补遗迹。

在朱雀大街东侧水沟上，还发现连接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第七横街的2处桥梁基址，皆为东西走向，南北并列，可见成排的木柱遗迹。每座桥址柱洞下带4对砖础，沟壁上部尚残存一层包砖。

在工地东南部，还发现隋唐长安城安仁坊西北角墙基、北坊墙角门及北侧涵洞遗迹。在安仁坊西北角附近的北墙上发现一处角门遗址，门址已遭破坏，未见墩台遗迹。涵洞位于角门外的水渠上，由洞身和洞口组成，整体用青砖砌筑，南壁保存较好。推测唐代荐福寺浮图院通过此便门，跨过涵桥，与第七横街相通。

关于横穿朱雀大街的这条水渠，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横街南侧的丰乐坊、安仁坊北侧一线都有发现。它与文献所载永泰二年（766）京兆尹黎干主持开挖的漕渠路线相近，但是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开凿年代或早至隋或初唐，似非同一性质。

据考古实测，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的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记载，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在建国门外甘泉渠上有通仙桥五道，但具体形制布局不明。本次发掘的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同类遗址，是元大都周桥、明南京内外五龙桥、明清北京内外金水桥、明清帝陵中轴线上五桥、三桥并列制度的先河，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靖边清平堡遗址：

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清平堡遗址（修建于明成化十一年，弃置于康熙年间）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南北长约600米，东西长约300米，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清平堡是首次对中国长城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三年来，在清平堡遗址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民居与商铺、堡外的寺院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绘泥塑神像。

中心楼原本为一座高台楼阁建筑，位于清平堡的规划中心位置，现仅存台体部分，台体下设四出券洞，连接堡内四条主干街道。中心楼本身及其在城址中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市场，反映出营堡的商业功能属性，这是营堡自我定位的一个体现。

南门位于清平堡南城墙中部，与中心楼南侧券洞正对，整体破坏严重，门外设瓮城。“重门御寇”，南门及瓮城址的军事防御属性是营堡修建时自我定位的另一个体现。

显应宫位于中心楼西侧偏北，平面为长方形。建筑结构保存完整，由砖砌的照壁、大门、院墙、戏台、东西两庑、正殿、寝宫等部分组成，整体呈轴对称分布。显应宫的前朝后寝、戏台与照壁、东西两庑的结构，都体现出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在东西两庑出土的泥塑神像可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明朝风格的形象和蒙古风格的形象，反映出当时在清平堡内，蒙汉两族人民交流融合、平等共处的情况。

在中心楼南侧街道两侧清理出分布有较为密集的小型建筑10余间，这批建筑分布密集，多为“一宇两内”的结构，住房内有砖砌火炕，院落中有碾房或磨房的遗迹，为当时驻堡军民居住的普通民居。这样格局的民居建筑，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当地民居中还是占据主流地位。这些遗迹反映了在清平堡中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情况。

营堡外侧护城墩南侧的寺庙遗址，位于营堡西侧护城墩南侧，为一处南北向长方形院落，自南向北由门道、中央通道、东、西侧殿和正殿等部分组成，呈轴对称分布。营堡外侧建立佛教寺庙，体现出清平堡在使用过程中所具有的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宗教氛围。

通过考古工作，可以认识到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自我定位是军事和商贸二重的，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曾是长城两侧的民族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场所，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明/文 受访者/图 编辑：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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