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农村上小学回忆（三十五年前的农村中学生活）

昨天晚上，赴会一个约了35年的晚餐。

几只闪亮的脑门，在昏暗的灯光下重叠，啜饮。35年前稀薄的往事，渐渐明晰。

35年前，1984年，斜滩，二中，一个梦开始的地方，一群少年，真诚、单纯的如白纸一般，被轻轻地烙上了斜滩溪浪花的影子。

35年过去，我们微信，聚会，可是再也回不了那个纯真无邪的年代。

无法回到过去，但过去的一切，却让我们用一辈子去铭记。

01

送别

1984年，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小学升初中需要升学考试，而且淘汰率很高。

我不小心考上了初中，而且是全校第一名。其实我读的那个学校毕业班也就一个班级，但这显然刺激了我父亲的某根神经，他把我送到离家四十里路的寿宁二中读书。

那个时候普通乡村中学的师资十分薄弱，相比较而言，寿宁二中的教学资源算是优质的了。生活所迫，父亲做不到“孟母三迁”，但思想里最原始的“学区房”意识，还是让我上了一所比较好的学校。

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堂叔就在这所学校任教，而且他还是我父亲的师范同学。

开学的前一天，父亲与同村的另一个家长一起，各挑着一个担子，送我和年纪比我稍大的远房堂叔阿江去二中。担子的一头是木箱子，里面装着书本；另一头是被窝、脸盆、牙杯等生活用品。

跟着大人一路往南，途中穿越许多村庄。我惊奇地发现离家越远，村庄的口音越不一样，最后到达了一个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的地方，那是就是斜滩，二中所在地。

这是我头一次出远门。后来回想起来，也是这次出远门，让我与故乡渐行渐远，来不及好好道别，也无法再好好重逢。

开学之后，离校近的同学每周回家，而我太远，只能每月回家一次。有时步行，有时乘车。由于没有直达的车辆，所谓乘车，也是走一半路，乘一半车。

每次回家，都有一个令人窒息的送别。

有时母亲送我到五公里外一个叫礁坑的村子与同学会合，然后她折身回村。那个时候母亲30出头，步履强健，在我心里是一道可以遮风挡雨的高墙。我从来没有留意过离别时她眼里的不安。

年纪太小，心思太疏的我们，爱的太轻。

更多时候是父亲送我去清源乘车。

清源是一个乡政府所在地，离我的村子七公里路程，全是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瞧着这平常人迹罕至的山路，我问父亲你怎么会记得这么复杂的小路呢？父亲告诉我，许多年前，他的父亲也是从这条路送他到一个叫渺洋的地方去教书。那时他的父亲挑着担子，一头是被子，另一头是襁褓中的我。

有一次，看着父亲从清源转身的背影，我心里突然担忧他会迷路，或者遇上野兽猛禽之类的，很是不安，就如朱自清在《背影》里所描写的看到父亲的背影一样。

想起龙应台《目送》的场景：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在父母的眼里，孩子的背影是追不上的。而在孩子的眼里，父母的背影又何曾可以追得上？特别如今看着父母日益佝偻的背影，心里的酸楚难以释怀。

02

食宿

父亲把我托付给堂叔后转身离开，我一个人孤独地住进集体宿舍。从来不曾远离父母的我，一下子无所适从了。

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回响着我听不太懂的斜滩话，更加衬托了我的孤独。我展开信纸给父亲写信，头一句便是：“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徘徊在校园里，放在箱子里的火柴票不见了，这日子怎么过啊？”

信件最终没有寄出去，我随手一揉扔进了垃圾桶，出门去找阿江。热闹的龙洋街未见阿江的影子，我只好一个人踱回宿舍。一进门，就看见上铺的同学手里拿着我刚才揉过的信纸，正在放声朗读：“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徘徊在校园里……”

羞辱、惭愧，一种被冒犯的气愤让我如一只狮子一般猛地上前将他扑倒在地，抢回了那张被重新打开的信纸。他的个头明显比我高大，从地上爬起来后胖揍了我一顿。见到闻讯赶来的生管老师，各种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我号啕大哭，但宿舍里的其他同学都说是我先动手，我反倒成了蛮不讲理的人。

打架事件之后，我搬到了阿江租住的房子与他们合租了。四个人一个房间四，他们三个都念高一，比我大了好几岁，处处都关照着我，让我暂时忘记了离家的苦楚。

不过，吃饭却是一个大问题。

每次从家里到学校时，我们都背着一袋米和一搪瓷牙罐的咸菜。每天用饭盒装米加水送到学校食堂蒸炊，放学时到食堂取回饭盒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吃。

咸菜咸的让人心慌，但如果不够咸，那么不等周末就会整罐发酸变味。最艰苦的还是那些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的同学，他们背着一大竹筒笋咸，从第一周吃到第四周，最后几天从竹筒里捞出来的笋已经发绿发黑。

比咸菜更令人难受的是丢饭盒。一放学大家就都涌向食堂，几百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饭盒，因为如果去迟了，那么饭盒可能会被哪位同学拿错，或者干脆被偷走了。

窃书不算偷，那窃饭呢？

许多次，我一个人在食堂里欲哭无泪的寻找那个原本属于我的饭盒，它却不知所踪。当餐饿肚子不说，还要从可怜的生活费里挤出二块三块去买一个新的饭盒，要不下一餐就无饭可吃了。

新饭盒太显眼，为了不让小偷惦记，我们买回新饭盒后总是故意用石头将盖子砸歪，有时甚至还粘上一点烟灰之类的东西，让它看起来长的更丑一些。

许多年后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孙少平的寄宿生活，其实我们那一代读书的乡下孩子基本都有经历过。

03

逃课

二中校园生活最美好的是逃课的回忆。

特别经历第一学期的蛰伏之后，我那狂野的个性渐渐显露。大自然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胜过课堂上先生们一本正经的之乎者也。

春天来的时候，我用体温孵化出蚕卵，手里捧着数点黑乎乎的蚕宝宝，焦急地四处寻找桑叶。

在人生地不熟的斜滩村并不容易找到桑树，于是我们选择中午时间去更远的乡下，还顺便搭上了下午上体育课的时间。我用塑料薄膜袋装桑叶，把袋口扎紧，回学校后悄悄埋到了二中山头偏僻处的泥土下面，需要时再去取出来。有时还故意等有高年级的同学在边上时去取桑叶，这种操作让他们目瞪口呆。

并不是总能采到桑叶，所以我那食量日益增大的蚕宝宝经常面临着饿肚子的危险。我尝试过用青菜的叶子喂养它们，他们饥不择食，但最后多数拉稀，死了好几只。

我的蚕宝宝在半饥半饱中顽强地活了下来，直到身体透亮，吐丝作茧。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开始等待它们破蛹化蝶。

在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我看见蚕茧被咬破了，几只模样丑陋的飞蛾扑棱着翅膀，让我有点失望。特别看着它们屁股对着屁股，感觉姿态不好，就用手拉开它们。直到第二年春天别人的蚕卵都孵化出了蚕宝宝而我的却毫无动静时，我似乎才明白自己当初的行为有多荒唐。

每个人的春天，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叶子。那片属于我的桑叶，让我寻找了整整一个少年时代。

夏天最美的事情是到斜滩溪里一个叫“马脑肾”的小岛上去吹风、抓鱼。

我挑选上历史、地理这些“副科”的下午上岛，或把身子斜躺着水边的石头上，把脚伸进水里，或学着更大的孩子，把一块石头举过头顶，对着水里的石头猛砸下去，然后迅速翻开被砸的石头，看看有没有被震晕的石斑或溪白之类的小鱼。

最喜欢的还是每月农历十三斜滩“赶墟”的日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的人群把村子围的水泄不通，走在拥挤的龙洋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奇的事物，比如耍猴表演，或者一个玩魔术卖狗皮膏药的老把式。如果实在找不到什么乐子，就不买票混进斜滩影院看部武打电影什么的。

有一次看《木棉袈裟》，我被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抓到了办公室，他们要我补票，可我口袋里找不到半个只儿，又怕他们把我交给老师，就用一口纯正的寿宁话胡说自己与爷爷从南阳来赶墟，走散后就干脆来看电影了。

或许是他们动了恻隐之心，教训了我一番之后居然让我继续回场看完电影。

现在想来，真要感谢当年他们的不打之恩。

后来读沈从文回忆在湘西的童年生活，感觉非常亲切。相对于大自然的丰富多彩，课堂和书本有多少无趣啊。

逃课的代价是成绩直接下降，到初一下学期期考时，成绩跌出班级前列，甚至开始挂上红灯。这时恰好堂叔上调进城，我父亲发现情况不对，就又央他将我转去城里的学校了

我在二中短短一年的求学经历就这样结束了，然而这一年，是我人生的重要起点，也为我后来重回二中教书埋下了伏笔。

04

际遇

岁月就如一艘顺流而下的航船，两岸飞闪的风景，容不得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便已不再。但每个人生都会拥有自己的风陵渡口，在渡口里都会逢着自己的人生际遇。

我在二中的际遇，第一个便是相逢我的班主任黄立云。现在回想起来，他教了什么我早已记不起来，但他对我的影响却无时不在。

一个优秀教师，不在于他能帮助学生提高多少成绩，而是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前年我写了一段回忆他的文字：

直到去年国庆节，我才再次见到黄立云老师，这距我上一次见到他时已经33年零3个月。

那个时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在斜滩大桥头小山包的寿宁二中里，他教我们的政治课。我忘记了那门课的具体内容，只记得他的字有棱角，很好看。他还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奖励过我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是好东西。

我眼前的黄立云早已不当老师，带完我这一届学生，他改行到政府机关，在几个部门兜了一个圈，退休了。现在的他是一个作家，写了许多书，有我非常喜欢的《寿宁待志校辑》《康熙寿宁县志注辑》《寿宁寺庙志》《寿宁乡贤》《天道酬善》，还有参与编著了《寿宁改革开放廿五年》《乡土寿宁》《村名溯源》《知青岁月》《冯梦龙寿宁民间传说》《神奇官台山》等书。我常想，一个作家长期蛰居小县城，书写和整理乡土文化，需要多少坚忍，又是多么值得敬佩啊。

国庆后回福州，我慢慢阅读黄立云老师的作品，一本接着一本，每一本都把我带回了远古时代的寿宁，我感知了这片土地的故事，汲取了自己写作的营养。到我开始读《天道酬善》时，心灵突然被触动。我从黄槐的身上看到了黄立云的影子，又从黄立云的身上读懂了黄槐的品格。我问自己，是人类基因的强大，足以跨越数十代而传承，还文化力量的博大，影响了千百年后的人们？

后来我又在另一篇文章里想念他：

初一的班主任是一位很有情怀的老师，姓黄，他给班级买了一套剃头工具，先是利用中午时间亲自给同学们剃头，后来又挑选手巧的同学当徒弟，为其他同学服务。前段时间，黄老师在同学群里分发当年的照片，我认真看了自己的发型，还真不错，直鬓角，挺配我的大圆脸。遗憾念完初一我转学离开了斜滩，也就离开了班级集体剃头的日子了。

2020年的第一天，我接到的第一电话就是黄立云老师打的，他与我商量手中的“寿宁诗稿”事宜。

情怀是人生最大的毛病。

我的那些老师里，还有许多很有情怀。

教植物的卢老师很年轻，他带我们去山上采集植物标本，讲解植物的玄妙世界；英语老师漂亮端庄，教学很西式很严格，而且课后总会挽着她先生的手一起上街散步，看得龙洋街上的行人一愣一愣的。

离开二中后的日子，当年的同班同学总会不经意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就如昨天晚上那几只在酒桌边重叠的脑门。

飞哥是我的同桌，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期末考历史时抄袭他的答案，不是他比我准备的充分，而是他悄悄拿出了放在抽屉里的课本。考试的结果是我得了高分，他得最零分——他被老师抓了现行。

我的运气总比他好，人生虽然平平淡淡却也顺顺利利；他的经历比我精彩，人生丰富多彩却是坎坎坷坷。

有一次他打我电话说，兄弟，我被人打了，能否帮我给这里的公安局打个电话？我张张嘴，没能说出什么。想想当时他失望的情形，我是否应该自惭形秽？可我就是一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除了自己，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朋友。

又有一次，他高兴地打我电话说就在我生活的城市承包了一个工程，要我周末找他去喝酒。我又是张张嘴，说不出什么，如我这般没有情趣的人，早就应该被生活淘汰了。

我还等着他的第三次电话，我相信他不会对我失望，因为他早就失望过了。

所谓际遇，有些时候就如扎西拉姆·多多所写的：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 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 不去

对于同学，对于二中，也是这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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