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最大的底气（父亲的担当）

文/张岚

打开父亲的书柜，县、乡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人口普查统计员、优秀通讯员、信访先进个人、优秀水文测绘员、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学习毛泽东选集积极分子，县、乡人大代表等等的证书就会映入眼帘......半个世纪的工作历程中，父亲的荣誉、奖状、证书不计其数，特别是父亲还珍藏着1960年蒙阴县云蒙湖（原岸堤水库)兴建时，中共临沂地委、临沂专署颁发的“蒙阴县岸堤水库纪念章”。而这些，无不说明，生活在农村一辈子的父亲，不但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更是一个敬业而有担当的人。

父亲的担当，伴随了父亲一生。

云蒙湖（岸堤水库）是临沂市城区主要饮用水源，担负着300多万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供应的重任，是新中国成立后临沂兴建的最大水库、在临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父亲是其中的建设者，更是见证者。

沂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但它更是一个洪枯季节鲜明的河流。汛期洪水峰高量大、历时短，来势凶猛，直接威胁着临沂南部、西南部甚至苏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续不断的干旱，更让沂河下游的人民深忧：沂河水流量逐年减少，整个水系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漏斗区面积逐渐向两岸外延伸。水患旱灾成为那时人们痛心疾首的重大隐患。自1956年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千库万塘”建设高潮在沂蒙大地兴起。1956年10月，中共临沂地委、临沂专署作出决定：举全区之力修建大型岸堤水库。

1959年10月，经过科学的规划、论证、设计，北京勘测设计院按百年一遇洪水、千年一遇进库洪峰流量1.02万立方米每秒校核设计的岸堤水库修建设计完工。

1959年11月3日，正值天寒地冻的时节，来自蒙阴县13个公社的5万民工，临沂县、郯城县各8000名民工，总计7万人的建设大军浩浩荡荡的开往蒙阴，修建岸堤水库的战役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那时，我的大哥刚刚出生不久，作为长子的父亲还不满22岁，父亲的三个弟弟、三个妹妹都还很小，父亲最小的弟弟还不足一岁，只比我的大哥大几个月，正是五八年后全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有劳动力的都外出挖野菜度饥荒，但参加水库建设的整个工地的建设费用都需要一个专业精干的会计团队，父亲作为优秀的会计人员，被抽调到工地当主管会计。第二年，当工地还没有完工的时候，我的二姑就因饥饿和疾病死去，奶奶一直为此埋怨父亲。

“忠孝不能两全。”父亲总是这样说。那时，年轻的母亲独自带着不满周岁的哥哥，上要照顾我年迈的老奶奶，还要照顾在解放战争时牺牲的五爷爷的遗腹子，白天还要出工“挣工分”，但面对这些家庭的困难，父亲毅然选择了“大会战”，一去就是几个月，连春节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岸堤水库是中央水电部设计的，当时哪有什么机械工具啊，用的是最原始的镢头、铁锨，除了我们自己，没人相信岸堤水库能短时间建成。”每当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父亲总是深情地说。“那时的条件艰苦啊。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温度计的水银柱下降到零下18摄氏度；居住在山沟、野外半阴半阳像冰窖一样的地屋子里，铺的是麦杆、山草和蓑衣。在寒冬腊月里，大家纷纷跳进刺骨的凉水中清基、堵泉眼。工地上气势磅礴，建库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工程牺牲44名民工，致残278人。”“闭上眼，我时常会想起工地上的车轮声和脚步声，想起那些热火朝天劳动的不眠之夜、激动的表情、亢奋的话语和水库建成时人们奔走相告时的喜悦和人群之中传颂着的赞美，更会想起那份战天斗地的干劲。”

“修不完水库绝不回家，这是当时每一位参与者的心愿。所有参与者吃住全在工地上，我们按军事化编成6个师，临沂县、郯城县各一个师，蒙阴县编为4个师。白天会战、晚上会战，整个工地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插红旗、树标兵，进行劳动竞赛；‘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争分夺秒进行突击，就连腊月三十过大年都坚持在工地上度过。每当擦试纪念章的时候，父亲总会回忆那段历史。

“人的意志力有多强，力量就有多大。仅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1960年4月，这座坝长1665米，坝顶高181.8米，最大坝高29.8米，总库容7.49亿立方米的水库，就全部完工。就是现在的条件下，没有2年的时间也难以完成。但我们7万多人靠的就是决绝必胜的信念，靠的是百折不挠的毅力、不怕牺牲的精神！”

“那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大家自带部分干粮，还需要抽出部分民工挖野菜进行补充。大家吃的是地瓜干煎饼和粮薯混做的窝窝头。”作为会计团队的重要一员，父亲他们能做的，就是既让大家吃饱，又要精打细算，节约每一分资金，甚至做“无米之炊——地瓜干煎饼和粮薯混做的窝窝头里时常混合着野菜”，“整个工程国家仅拔了30万元，如果现在建设同样规模的工程10个亿也不能完成啊”。每当说起这些，父亲的自豪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岸堤犹闻初战声，万马千军旗正红。

昨日支前今治水，移山填海论英雄。

巨坝虎踞开闸处，疑在万面锣鼓中。”

1990年，53岁的父亲读到原临沂地委副书记张清波、在岸堤水库兴建30周年，追忆当年建库，有感而发所作，形象展示了当年建设岸堤水库波澜壮阔场景诗句的时候，兴奋不已，又找出自己的纪念章、连同自己抄录的这首诗工工整整地珍藏在了一起。

“没国哪有家？国家的事都是天大的事，咱必须跑在头里。”生活中的父亲，不但爱国家，更爱着集体，爱着自己的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洪涝时常不期而至。一个初秋的深夜，正在值班的父亲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短短时间内，整个大队院子成了一片汪洋，值班屋内的水位急速上涨，房内盛满油、近百斤的油缸都漂了起来。看到这种情况，父亲首先想到是全村的帐簿不能被水冲走，更不能浸水。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撕碎床单，把厨子绑在背上，独自一个人一趟趟艰难地背到二楼的“三仙阁”里。背着厨子往二楼爬是艰难的，但空身回来的时候，父亲即使拄着铁叉也不时被洪水冲倒。洪水过后，许多物品都冲走了，即使没冲走的，也都被洪水浸泡的不成样子，但全村几十年的帐簿却完好无损，这在方圆几十里的村里，都是没有的。

保护公物挺身而出，轻伤不下火线父亲也是经常为之。旧时的沂蒙山交通闭塞，我们所在的“大队”是红旗大队，时常需要做报告、进行经验介绍，父亲做为省里考出来的会计师，更是承担着全县、公社会计人员的培训等任务，需要经常到公社、县里开会。为了节省费用，每次外出开会再晚，父亲都会坚持回家。记得有一年深冬，散会时天已经黑了，父亲便搭乘同村的拖拉机回家，走到半路，因为天黑路滑，拖拉机翻到沟里，当父亲醒来的时候，满头满脸都是血，但第二天一早，父亲又站在培训的讲台上。为此父亲还落下了脑震荡的病根，脸上也留下了深深的伤疤，致使原本清秀的脸上留下了遗憾。

夜里值班是父亲坚守了几十年的工作之一。那时，我们大队部设立在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全村的油坊、染坊、纺织、编织坊、豆腐坊、、木匠坊、铁匠坊......所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加工作坊全部设立在这个大院里，当忙活了一天的大院安静下来的夜晚，为了保证财产安全需要留人专门值班，值班的人同时接听全大队唯一的电话，播报天气预报，早上起床的军号……每到晚上，诺大的院子空寂无人，诡异的“三仙阁”睁着一双神秘的眼睛令人不敢走近，几百年的老银杏树站在院子中间，有风吹过便发出沙沙的回响久久不绝......多年来，大队、村委安排2人轮流值守，每周三或四个晚上。从意气风发的儒雅青年，到两鬓斑白，与父亲轮值的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父亲却一直是那个坚守着的守夜人，从没缺席过。听母亲说，三哥出生的那天晚上，母亲、邻家婶婶都劝父亲在家陪着母亲，因为没有人能替班，父亲仍然坚持到大队值班，第二天忙完一天工作后才回到家见到了自己最小的儿子！

半个多世纪，父亲对国家、对集体、对单位倾注了无限的真情，由于工作突出，人品又好，多少次，父亲被上级部门看中，但父亲总是毅然谢绝，把深情留给自己的故土。

1955年，年仅18岁的父亲因为在村里担任会计，工作认真，成绩突出，被推荐到济南参加培训学习。期间，刚刚调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不久的舒同挑选文字秘书，父亲因为文笔出众、聪慧能干，成为主要推荐人选，因为爷爷的原因，父亲放弃了这个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大好机会，选择了承担起长子的那份担当。自此后的几十年里，替自己的父母为自己的奶奶尽孝几十年，为兄妹的成长尽心尽力，为家庭的兴旺尽职尽责，实现着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完成的圆满而美好，父亲的此次拒绝，展示的是人间大孝。

1960年，岸堤水库竣工后，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当时的地区财政局要调父亲去工作，当时我们所在的大队是全县有名的红旗标杆大队，全大队的财务工作离不开父亲，各类文字材料更是离不开“一支笔”的父亲，在书记的坚持下，父亲愉快地选择了留在了故乡。父亲的这次拒绝，展示的是服从组织的大义胸怀。

此后的岁月里，蒙阴县税务局、粮管所等单位也曾多次抽调父亲去吃“公家饭”，但全都是因为大队离不开的原因，父亲坚守在了自己的故土。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把“人民公社”改为“乡、民族乡”；“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改为“乡、民族乡人民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日夜加班加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3年我们所在村也完成了这个转换。期间，乡财政所坚持调45岁的父亲到乡财政所工作，“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吧。”父亲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偏大了，便向组织推荐了更合适的人选，而自己，只心安理得地做着安分守己的无名英雄，父亲展示着的，是大爱之举。

父亲对同事如此，对周围的贫困乡邻更是充满了人间大爱。

1976年秋天，全家一年种植的地瓜经过一块一块地从地里刨出来，再一块块切片、晒干后，又一筐筐千辛万苦地收回家、集中暂存在院外西墙边搭起的晾晒架上，待全干后收仓。全家人在忙了整整一个秋天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安心的睡个安稳觉了。然而，早上赶来，当母亲迎着初升的太阳重新晾晒全家一冬的粮食时，却发现所有的瓜干片块未留地全部丢失了——那可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啊。

我生活的蒙山小村庄，因无水，所以不能产稻；因土瘠，产小麦量极少，山岭薄地盛产的主要是玉米地瓜。地瓜切片晒干称为地瓜干，粗加工后作为猪食，细加工后烙成煎饼作为人食，所以地瓜干煎饼曾在数代山民的嘴里把持了主食地位。玉米棒子采下不剥苞皮，苞皮与苞皮联结成背搭式，挂于树杈、搭于墙头或围在专用柱子上，待风吹日晒去了水分，再搓棒取粒，水泡去皮，拿到石磨上磨成细糊烙成煎饼，但玉米煎饼相比地瓜干煎饼却又是殷实之家的象征，一般家庭还是以吃地瓜干煎饼为主。那时，市场远没有现在繁荣，乡村农家，更无经济来源，所有的地瓜干丢了，意味着全家一年的口粮没了。作为全大队里的一件大事，大队、生产小队的领导都来了，还成立了调查小组，对周围住户进行了细致走访取证。那时，父亲看着哭天抹泪的母亲和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含着泪带领大哥、二哥到离家三十多里的山上采山果、摘树叶，在收获过的广大土地上“揽花生、揽地瓜”，有时，下力气刨半天地，也“揽”不到指头大的地瓜。一周后，确定了盗窃之人，当那高大的汉子当众跪下时，父亲却含着眼泪扶起了对方，对着天、对着地、对着一众人等说了一句让大家都落泪的话：“大兄弟，咱啥也别说了，谁让咱们穷呢。瓜干算我们家送的，我的孩子们大了，你的四个小孩子更要长身体啊。”整个冬天，我们家吃花生壳、玉米棒、地瓜秧磨成面做成的窝头，每次吃饭，我都因为咽不下去而哭泣不已，以至于我总把自己个矮归罪于那个无粮可吃的冬天，父亲晚年聊天时，我总撒娇似地报怨父亲，父亲便孩子般笑着说：“不是没办法吗。那个时候，都不容易，咱真让人家拿回来，心里也是不安啊”。

故乡苍劲、辽阔、深邃的背后，不动生色隐藏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如同我们屋檐上的瓦片，挺举起了偌大的苍穹。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的父亲，他的纯朴和善良，一定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后世子孙内心深处爱与担当的大门，教会了我们爱国、敬业、奉献，教会了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兢兢业业，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父亲还教会了我们敬老孝亲，与人为善，即使面对伤害我们的人，仍然要用宽广的爱，包容这个世界里的丑陋，还世界一份美好和感动。

我爱我的父亲，我更敬爱父亲那一代人骨子里的奉献、忠义和担当。

作者简介：张岚，女、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作协全委会委员、山东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山东作协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临沂市作协主席。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三级健康管理师、中国红十字救护师。作品见于《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羊城晚报》《法制日报》《齐鲁晚报》《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散文选刊》《阅读》《山东文学》《时代文学》《中国妇女》《妇女生活》等报刊；市级多家报纸专栏作家；作品入选《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散文海外版年度精选》《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等各年度散文选本，入选《语文报.青春阅读》中学习阅读杂志；获冰心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齐鲁文学奖、《时代文学》年度奖、《齐鲁文学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全国红色征文一等奖、沂蒙文艺奖等，著有《水做的城市》《流年里的花开》《岁月凝香》《岁月静好》等散文集。

壹点号临沂作协张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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