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的背景历史（历史的尘埃关于赤壁之战发生时间的辩证）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各）和《吴书·吴主传》中，都记载有赤壁之战和孙权攻合肥之事，但两处的记载互异。对此，孙盛认为：“按吴志，刘备先破公（曹操）军，然后（孙）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孙盛的说法对后人影响甚大，《后汉书·孝献帝纪》就把赤壁之战的时间记为建安十三年的“冬十月”，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也记为十月。以十月作为赤壁之战的时间来考察问题，就难免得出曹操率领五千轻骑匆匆忙忙从江陵东下的结论。为了考证孙盛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将《武帝纪》和《吴主传》中的有关记载摘引于次：

《武帝纪》载：“十二月，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吴主传》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畏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时甘宁在夷陵，为仁党所围，用吕蒙计，留凌统以拒仁，以其半救宁，军以胜返。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误，憙）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若按孙盛所说，赤壁之战的时间当在孙权攻合肥之前，即“十二月”以前。然而仔细推上引两段记载，对张憙救合肥一事各持一说，究竟以谁为是呢？关于张憙救合肥一事，在《蒋济传》中记载颇详：“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蒋）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薄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绕围走，城有得全。”将这段记载与《武帝纪》对照，我们可以知道，“孙权为备攻合肥是为了配合赤壁之战的战略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曹操的兵力。曹操也果然派张憙率兵攻合肥，文是因为所领“汝南兵”又“颇复疾疫”，战斗力减弱，不能急赴合肥，致使孙权得以“攻城瑜月”。直到蒋济筹谋虚张声势之策，而孙权确信他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的时候，才撤围退走。很显然，孙权配合赤壁之战的战略行动决不会在赤壁之战以后，一定是在赤壁之战以前。众所周知，《三国志·魏书》是根据官修王沈《魏书》、私撰鱼豢“《魏略》而写成，因此，关于张憙救合肥的记载，应以《武帝纪》为是。

能否因为《吴主传》将孙权攻合肥的事记在赤壁之战之后，就断言赤壁战争在前，围攻合肥在后呢？细考《吴主传》，发现此一结论过于武断。前引《吴主传》中，从“渝、普为左右督”始，到“军以胜返”止，记叙的是赤壁之战从出征到凯旋的全过程，以下则记叙孙权攻合肥的经过。揣摩作者记事的手法，以这两件事紧密相关互相影响，而以赤壁之战为主，围攻合肥为辅，作者就依事件的主从关系来叙述，这是并列的叙事方法，记叙的先后并不意味着事件本身的先后。因此，孙盛以“吴志为是”的说法是错误的。

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刘表，九月入荆州，进军江陵。为了巩固后方，进一步扩张势力，曹操到江陵之后做了一系列存恤抚循、招降纳叛的工作。他“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他派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诸郡；他“加（刘）璋振威将军，兄（刘）瑁平寇将军”，安抚益州的割据势力，以消弭东下江东时的西顾之忧。又有汝南王俊，早与曹操交谊，曾劝说刘表附翼曹操，为刘表所拒绝。王俊后来死于武陵，曹操“闻而哀伤”，“及平荆州，自临江迎表，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上述种种活动，是需要时间的。曹操这些活动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政治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北军善骑，一旦舍鞍马，仗舟楫，军事上的优势顿时削弱。为了新的战争形势，必须对军队进行新的编制和训练。曹操在给孙权的信中自夸“治水军八十万”，说明他正在进行此项工作。这也是需要时间的。曹操不可能在长坂击败刘备，占领江陵之后，又紧接着乘船东下。他是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怎会把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一群陆上汉驱去与人多势众的弄潮儿敌对？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据《武帝纪》和《蒋济传》的记载，在孙权围攻合肥的时候，曹操已经从江陵出，进行征讨江东的战争了。这是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可见，赤壁之战的时间也一定在十二月。关于这个时间问题，周瑜曾说过：“又今盛寒，马无稿草”。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赤壁之战的时间确实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从时间上看，曹操占领江陵之后有整整两个月的停留，并未立刻从江陵乘船东下。因此，赤壁之战只是一次小规模遭遇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