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书吕洞宾戏牡丹第一集（关学曾和北京琴书）

在北京琴书的发展史上，关学曾是一位承前启后、艺术造诣颇深的艺术家。他自十几岁拜师学艺起，至今已有50年艺龄。50年（本文应撰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编者注）来，他呕心沥血，历尽艰难，为祖国的曲艺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天，人们一提到北京琴书，就会想到关学曾；一提到关学曾，就会想到北京琴书。甚至连他的退休，也引起了“老北京”对于北京琴书发展前途的忧虑。

这是关学曾生前演唱北京琴书时用过的大鼓

　　从旧社会街头卖艺的一个穷艺人，成长为新中国的鼓曲艺术家，关学曾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求索之路，奋斗之路。

　　1922年8月1日（阴历六月初九），北京城南龙须沟附近东大地一巷的关春伦家，生了个儿子，父母给他取名关士清。关家是旗人，在清朝年间，也曾享受过旗人的特殊待遇，但到了士清父亲这一辈，“吃钱粮”的旧例早已革除，关家和许多八旗子弟一样陷入困顿境地。士清的父亲什么手艺也不会，他只好靠卖菜和“打鼓儿”（买卖破烂儿）维持家里生活。小士清8岁时，家里为了省些房租，搬到西唐洗泊街。这里是贫民区，关家过的也是贫民的日子，过年时，一家老小连饺子都吃不上；晚上，为了省灯油，只用火炉子的微光照个亮儿。后因房租问题，房东借故同他们打架，士清父亲被国民党的衙门关了三天。出来后，他一怒之下，便又携家室老小搬到沙土山街12号。这里门前便是破烂市，关家常年就靠买卖破烂儿度月。

　　士清父母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想供孩子上学，可惜力不从心。士清上学的时间，连起来沒有超过半年的。上个两三月，没钱了，就失学，在家温习功课，等父亲买卖好一点了，挣了点钱，他就又接着上学。他上的是私学，比较自由，有钱就上，没钱就歇，这样断断续续学了两年多。

　　10岁时，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他只好彻底辍学，帮着家里做小买卖了。夏天他到金龟池冰窖趸来冰块儿，沿街叫卖“冰核儿”。有时候，他也卖“山里红串”、“摘手”（人家挑剩下的次等水果）、西瓜等，但卖臭豆腐、酱豆腐的时间最长。

　　他卖的王致和臭豆腐，很受老北京人的欢迎。特别是在下雨天，生意就特別好。因为雨天有些人不愿出门买菜，买块臭豆腐就窝头，一顿饭就打发过去了。附近硝盐厂的工人们，差不多都认得这个卖臭豆腐的小孩。

　　这期间，士清借做小买卖的方便，插空儿到茶馆听过鼓书。旗人人家，爱听“玩艺儿”的挺多。关家也有这个传统。士清的母亲还能唱上两口儿，有个姨也会弹弦子，也会唱。士清从小耳濡目染，也就对鼓书发生了兴趣。

　　他在八九岁念书的时候，就爱听铺子里的喇叭（即收音机）里说书的节目。做小买卖时，他到街上的时候多了，听说书的机会也更多了。他住家的沙土山一带，就有好几个茶馆里有说书的，唐冼泊街的忆盛鑫茶馆，是他经常去听书的地方，那里有评书、大鼓（长书）等等。听一小段子，要收一大枚铜钱，他仗着自已是小孩，同茶馆的人也熟，就不花一个子儿，听“蹭儿书”。

　　有时他到胡同东口一家铺子门口，站着听广播里的说书，有孙呈海的西河大鼓《三下南唐》，翟青山的单琴大鼓《黄风配》等等，他越听越上瘾，都忘了吃饭。当时他心里就很想干这一行。

　　到了12岁的时候，有人介绍士清到前门外湿井胡同专营批发洋货的宝成堂当童工，做拉锁。管吃管住，一个月l元工钱。士清便去了。头一个月拿回家l元钱，父亲领他去鞋店花9角钱买了一双新靴。这是他来到世上头一回穿新鞋。以前，他的衣服、鞋帽，都是父亲收破烂时挑捡出来的旧物，从未买过新的。这件事给地留下的印象很深，几十年过去了也难忘记。

　　后来，因宝成堂掌柜的待童工太苛刻，每日干活早起晚睡还不算，动不动还要挨打。士清父母心疼他，只叫他干了一年就不让干了，回到家里继续做小买卖。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关士清走上了鼓曲艺术的道路，而且后来以艺名“关学曾”扬名曲坛，成为一代鼓曲名家。

　　关家的房东李大妈是单琴大鼓艺人翟青山的亲戚，也是后来关学曾老搭档、著名琴师吴长宝的姥姥。

　　士清和吴长宝自小相识，在一起玩耍。士清13岁时，吴长宝去天津投奔表兄翟青山学说书。转过年来，李大妈同关家商量，想介绍士清也去翟青山门下学艺。关家自然同意。双方讲好，等翟来京上电台说书时，促成此事。

　　士清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他用“打鼓儿”挣来的5元钱，到打磨厂西头的宝音斋乐器行买了一台扬琴，专等翟青山来时拜师学艺。

　　但是，事情很不巧。翟青山同聘请他到电台说书的源利银行闹了矛盾，上电台的事吹了，翟也不来北京了。

　　过了些日子，李大妈过来告诉他家，从天津来了个单琴大鼓艺人常德山，是源利银号约来上电台的。同李家也是老相识。士清便通过李大妈的介绍，拜常德山为师。

　　按艺门规矩，立下“师徒字据”。请孙呈海为保师，魏德祥做引进师。拜师仪式比较简单。大概师父也了解关家贫穷，没有请客，没讲更多的排场。

　　这一年，关士清l4岁，正式开始了学艺生涯。以后取艺名关学曾。

　　当时，单琴大鼓在京、津一带很流行。这种曲艺形式最早源于京南（马驹桥、采育、大兴、河北安次县等地）一种叫“犁铧调”的民间俗曲。清朝中后期，发展成五音大鼓。演员的说唱，加上三弦、四胡、扬琴、鼓板四样乐器伴奏，故称“五音”。起初，在农村里流行。特別是碰上丰收年办喜事，或逢年过节，或冬日农闲、茶余饭后，爱好唱“五音”的农民聚到一起就即兴唱起来。

　　当时的段子有：《大烟恨》、《大烟鬼叹五更》、《小姐儿俩拾棉花》，等等。城镇里也有专业演员唱五音大鼓，但不多。约上世纪20年代，有一年农村里闹灾荒，一些农民携儿带女进城要饭吃，有会唱五音大鼓的，便沿街卖唱，挣钱度日。

　　当时，城里艺坛的规矩，必须拜师后，同行才许可他演唱。有些人就拜鼓曲艺人田玉福为师，起艺名都带“德”字儿，如：常德山、魏德祥、翟德林（即翟青山）等。其实，他们都是带艺投师，为的是表明已拜过师，好去茶馆等处挂牌演唱。顿时，京城里五音大鼓流传开来。

　　电台也邀一些有名的演员去说唱，像翟青山的长篇说唱《黄风配》，就很受观 众的欢迎。翟先生在长书方面颇有造诣。有一回，他上电台，弹三弦和拉四胡的因事全没来。他的演唱只好用一台扬琴伴奏。没想到播出来后，大受听众欢迎，群众都反映好听。既清新优美，词义又听得清楚。于是，翟先生便决定去掉其它乐器，只用单琴伴奏，名称也改为“单琴大鼓”，翟青山从此更红了。

　　其他艺人也跟着他学，只用单琴伴奏，单琴大鼓这一名称也就被承认了。但上地摊、书茶社等一些人多热闹的场所演唱，一台扬琴音量太小，有时还得加上四胡，才能把音量衬托起来。这又不能叫单琴大鼓了，又改称琴书、单琴大鼓和琴书这两种名称作为“北京琴书”的前身。一直流传到解放初期。

　　关学曾一开始投师常德山，学唱单琴大鼓，实际上是这一曲艺形式的第二代专业艺人。旧社会里学艺很苦，师父只管使唤徒弟，很少正式教艺，徒弟得自个儿去琢磨。一开始，常德山和魏德祥教学曾打琴。学了20来天，刚有个眉目，师父就带他上电台伴奏，还学了几个新段子，如《小姐儿俩拾棉花》、《小寡妇上坟》、 《监桥会》等。师父告诉他如何背词，如何上板上眼。他在伴奏时，也暗睛琢磨师父的唱腔，用心学习，这才渐渐入了门儿。

　　当时，他除了跟常先生上电台外，大都到下处（妓院）演唱。多是唱十几分钟的短段子，没说过长书。按当时规矩，园子（书场、书茶社）要求说长书者，起码要能连起来说“一转儿”（2个月）。这很 不容易。一般说书的有两条道儿：一条是“册子”，即按照书本上的词儿去说；另一条是“江湖”道儿，就是插入一些在书本上看不到的情节。说唱长书最有本事的，要数翟青山的师父田玉福老先生。

　　学曾跟常德山学了半年多。在一个冬日里，常德山把关学曾叫到跟前，说：“我眼下穷得不行，要奔钱，没功夫教你了。你岁数小，别误了你的前程。赶明个儿，我请石金荣先生当你的师父吧。”

　　原来是常德山抽“白面儿”，把身子骨搞垮了，唱不了了。后来，这个穷艺人连饿带病，“倒卧”（死）在天坛坛根儿下了。常德山临死时，学曾正跟着石金荣学艺，连个面也没见到。他知道师父的死信以后，难过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