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下乡知青参加高考(中文78沈小杭1977年)

□沈小杭

77年下乡知青参加高考(中文78沈小杭1977年)(1)

1977年恢复高考,我正好从余姚中学高二(3)班毕业,历史性的机遇就这样突然降临了。在班主任王传弘、任课老师袁英杰等人的精心辅导下,经过紧张复习,我幸运地上了录取分数线。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这个成绩也不算什么意外。我们班先后有5人考上大学,4人考上中专。那年的高考成绩未公布,王传弘老师给我估了高分,让我充满信心。

我的户口在高中毕业的当月,就以知青的身份迁至余姚青山公社下沙畈。那里是我的外婆家。当地有的知青下放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还看不到前途,如今我只挂了个名,就可以不用再去“摸六株头”了,喜悦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当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话是这么说,但若真轮到自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干得不好遭尽白眼,还有油盐酱醋、吃喝拉撒,一桩桩一件件,实在都艰难得很。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封针对我的举报信,悄然寄到了当地招办。这种信当年人称“八分头”(只需贴八分钱邮票),很有杀伤力。有关部门收信后,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给被举报人来个“待审查”,先搁着,以后能查则查,查不了就不了了之。就这样,我参加体检之后,便没了下文。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作任何方面的了解,也没有人来给我作解释。

我父亲托教育系统的关系私下进行打探,才朦胧得知,是受了他的牵连,我的政审结论是:“不宜录取”。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震惊了我。谁写的信?什么内容?为什么?直到26年后,2003年10月,我才偶然从余姚当地政法系统一位同志口中得知,她就是当年负责高考政审的招办负责人之一,我的那封举报信系一某姓人士所写,此人与我父亲私下有仇,给我来了个公报私仇、父仇子偿。

我去询问父亲。他沉重地告诉我,那是他的老同事,“文革”开始后,他们分属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各自认定自己才是领袖的真正拥护者,不同意见的冲突之中,互相之间产生了矛盾,有一次自己因情绪失控,打了对方几记耳光。虽然很后悔,但仇反正就这样结下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有人曾狂热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我就亲眼见过一对夫妻,一方是“无联总”,一方是“造联委”,从而反目成仇。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当时,随着两派武斗的不断升级,浙东一带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和恐怖之中,也给我家带来了不幸。我当时还未上小学,但已有些记忆,总感到每日慌兮兮的。我父亲有个朋友,前一日刚来过我家,次日就在最良桥畔,被对岸射来的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腰部,送到阳明医院不久,就气绝身亡。我家住在医院东侧不远的洪家道地,他的惨死是我亲眼目睹的。又一日,我在家里的小天井洗澡,头顶上突然响起了“哒哒哒”的枪声,还夹杂着瓦片的破碎声,吓得连忙逃入屋内。若被打死了,恐怕连被谁打死的都不知道哇。

于是,父亲带着我们从余姚火车站乘火车外出逃难。那时的火车可以白乘,车来了爬上即走,想去哪里就在哪里下车,全国各地都可以。就在月台候车时,赶来了一帮凶神恶煞模样的人,架起一个坐在我们身边水泥地上的年轻人,边走边不停地拳打脚踢。那人吃了一半的西瓜落在地上,染得一片血红。多年后我曾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此人与一个死于“文革”期间的中学生很相似,不知是否就是他。我家几口一路逃难到杭州、上海,在浙江省军区大门口救济站,排队抢喝过冬瓜汤,在上海街头,我替父亲拣来烟蒂抽。这一幕幕,至今难忘。

“文革”结束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我父亲与其他不少人一样,按程序接受组织审查,至1982年11月,他才被确定没有严重问题,批准离休,享受科局级生活待遇。

若无那封举报信,我很可能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就上了大学,但如今看来,那位人士的行为,按照当时的逻辑,又是顺理成章的。我内心只是对株连子女这种做法感到不齿。那不是封建余罪,又是什么呢?我后来曾多方寻找,希望一睹自己当年高考文化考试及政审、体检等资料,可惜全无踪影。

77年下乡知青参加高考(中文78沈小杭1977年)(2)

至今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笔者参加1977年高考,并进入政审、体检的凭证。

感恩党中央的英明决策,1978年起对高考政审作出了调整,更注重考生本人的表现。我这才重拾信心,再次参加高考,圆了大学梦。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我曾较长时期担任基层政工干部,参与过多次政审,可又有谁知道,我曾是一度被高考政审所淘汰的人呢?以史为鉴,可以明是非、知兴替。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倍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回音壁】

黄仕忠:我鼓动大学同学撰写“我们的高考”,逐一询问,有不少同学被我的真诚打动,答应写作。这是沈小杭同学所写的一篇。收到时,已经夜半,本是迷迷糊糊准备洗漱,读过以后,却全然清醒了。于是发在给同学一览,收到许多回音,集录于后。希望这样的历史,真正成为过去;又不免担心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陈侃章:1977年高考招生文件中明确规定,主要看考生本人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能成为录取大学的阻碍。然而实际操作中,当时因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文革”期间新产生的冤假错案没有改正,不少执行者“宁左勿右”,依然以“文革”的方式在思考问题。高考专家杨学为直白地说,第一年“主要看考生本人政治表现”的执行并不够到位。(摘自《北京晚报》2020年6月13日,《恢复高考后缤纷的花絮》)

任晓岗:据我切身感受,被“政审”掐死在1977的有很多。我是连报名的资格都被剥夺。记得大学同寝室的还有77年报考理科被政审掐掉的同学,78年因为应届生数理化明显占优,只好改考文科的。年少懵懂即遭举报之厄,毕业后又戏剧性的成为政法干部,小杭的经历可谓那个剧变年代的三荒:荒唐、荒诞、荒谬,段子都编不出来的黑色幽默。

董平:几天没上来,不意有这么多老同学著妙文谈当年,不觉也颇有些感慨!小杭兄的回忆,完全勾起了我对当年几乎同样遭遇的回忆,但感觉小杭兄比我似乎还要惨些。我只是因政审被剥夺上学权利,却不曾流落他方。[呲牙]。

任平:小杭的经历有普遍性。“举报”成为那个历史时期的一大创举,不论明的暗的,也多半成功。事后还不能追忆,一是无用,二是平添更多烦忧。

郑广宣:落到小杭头上那粒时代的灰尘也太大了点!不过那时候,这灰尘差不多就已经成了阴霾,让人避无可避,逃无可逃。

吕立汉:1977年高考,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好歹过了独木桥,没在桥中间摔死,到彼岸后却被某些人利用所谓的政审“坑死”,死得实在憋屈!即便过去了四十年,当事人回忆起来,都还会不寒而栗!

沈澜:是啊,现在不也还有人说什么受到治安处罚会影响三代。

任平:77年的高考,自己感觉还不错,尤其是作文《路》,监考老师看一下后即几个人传阅,有赞许神色 ,没想到张榜时杳无音信。才知道那次政审是严得很的。78年并不死心,硬是复习迎考,还到了复旦录取分。但家母年迈,就不外出了。

吴朝骞:看到小杭文章,那个时代不是个例,特别是77级。我好几个同学因为父辈甚至爷辈原因被刷,好在78级及时止损,但对本人无疑影响更大。我77级刷下来,高中班主任也怀疑是政审,谁知道呢,那个时代?

曹布拉:小杭的遭遇,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副产品。希望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这种荒唐的株连法可以寿终正寝了。

杜文庆:刚刚又重读了一遍小杭兄的回忆文章,既为小杭感到惋惜,又为他感到庆幸。惋惜的是,他本来能早半年进大学学习,成为俺们的师兄。庆幸的是:“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文革”的惯性,“四人帮”的余威,能影响一时,但终究不能存活长远!重温小杭等同学曾因“政审”问题而被剥夺上大学权利的沉重历史,警示俺们要认真记取“左”的教训,彻底否定“文革”,永远不能再走回头路。

陈建新:小杭的遭遇乃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而因政审不能上学,也是老金之后的数位同学之一。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安排吧,否则,就不能与杭大78中文的诸位同学走到一起。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钱家山下 再写高考,会有更多的感慨。用历史学的范式来说,上次是历史编纂学。这次会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面!

陈侃章:@钱家山下 沈小杭的文章从细节折射历史。你组织写 “杭大中文系78级”回忆文稿甚有意义,据我视野,以年级出面写,好像只有山西大学77级历史系,其他尚无。

黄仕忠:我说我们应当来单独编一本我们杭大中文78级同学的高考故事,纪录我们在此前下乡、农村、工厂、街道时所拥有的经历,所闻所见,记录我们当年的生活状态、所经历的人和事,记录那个时代,越是具体的细节、事件,就越有意义。大家最后都是“幸运地考上了大学”而结束,但难得的是考上大学前的经历,我们自己作记录,也是为后人、后辈保留一份资料,是另一种“史”的书写。

我不太赞成写成那种“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模式,那多少有些“凡尔赛”的味道了。

杜文庆:小杭此文写得不错。小杭上学晚了半年,俺们多了一个好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后,真正公平的高考从78年开始。——这样说,丝毫没有抹煞77级荣耀的意思。

黄仕忠:我看陈侃章所写的邓小平同志主持恢复高考的经过,七七级中仍有小部分推荐生,是高考、推荐并举的,因而各地政审操作依然带有“文革”特征。从78级开始才都是通过高考入学的。

吕立汉:@沈小杭 该死的“8分头”!又是一篇感同身受的好文![强][强][强]。我也是“8分头”受害者之一。[偷笑]。

袁毓林(北京大学):这是在书写“当代中国史”,功德无量。

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要为历史留下材料

李舜华(广州大学):那一代高考的故事。钱家山下人近年来一直在写故事(史),自己写,也邀请同学朋友写,并邀约做回音壁,让我总想起明人曲成,必传示士林,譬如李开先有曲,和者近百,无他,时代回音,情有共鸣耳。我得传示后,先回音,后嘿然,无他,所触愈深,愈是无语。今诵此文,恰如山下人所说,惕然而惊,过往已矣,不知将来若何,是为志。@黄仕忠

赵晓红(上海大学):介绍信是当时考试报名最让人难忘的。

贺仲明(暨南大学):沉重的历史。

朱国华(华东师大):举报威武啊,好吓人。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分享
    投诉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