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4白眼狼弟弟上门是第几集（现代女性为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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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既然分属不同阶层的女孩子只有同住一栋公寓，才能演出一场多层次追求欢乐的颂歌，那观众也只好忍受了，为了让女演员能身材与颜值相般配，不要穿着臃肿，那空调就尽管开着，不用担心上海阶梯电价的压力。

《欢乐颂》标榜女性主导，但最终仍然走不出男性主导的阴影，因为深陷于大都市物欲的泥淖中，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提出过，对于女性而言，成功之外意义何在的问题。只是困死在职场和情场之中。

“娜拉早已出走”，给21世纪女性看的戏，能否更多表现“娜拉走后”的独立自主，而不是听凭男性主导的父权主义仍然跋扈在都市女性的头上？

《欢乐颂》：看都市女性如何虚设壮胆曲

作者 顾骏｜新批评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一大热闹处是，热播不已，怒骂不止，越骂越热播。对此，各方解释虽不同，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粗看《欢乐颂》，油然而生的念头是：“谁会放下手上的活，去看这部戏？”曲筱绡这样的“富二代”？安迪这样高起步的“海归”？已经登上企业HR职位的樊胜美？乖乖上海女的关雎尔？甚至没心没肺如邱莹莹的“跑单帮”？恐怕都不会，因为她们的回答都一样：“我不是这样生活的。”那《欢乐颂》又是拍给谁看的？谁会为这部戏的“欢乐”而“颂”之？

撇开什么节目都看，从“早安”到“晚安”都埋在电视机前沙发里的大妈，《欢乐颂》真正的观众是初涉职场、刚刚踏上所谓“奋斗道路”、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好奇的女性小白领。

《欢乐颂》是一瓶专为这个性别和年龄群体度身定制的“三精水”。所谓“三精水”指商家为了哄骗嘴馋的孩童，用“香精、糖精和色素”加自来水勾兑而成的“果汁”，毫无营养，却可以骗过鼻子、眼睛和舌头，用于诱惑孩子、掏家长口袋可谓百试不爽。

如此尖刻的说法貌似深刻，其实难脱庸俗的窠臼。但这么说仍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为分析撕开了一个口子，有助于解开这部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剧作之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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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真同生活“贴近”吗？

《欢乐颂》编剧袁子弹说：“美剧也好，韩剧、日剧也好，都会输出本国的主流价值观，输出他们漂亮的城市和风景，但在国内，很少有人努力追求这个，主动地去承担这个使命。而《欢乐颂》想做这样的一个戏，推出中国大都市形象，中国的女性形象，我们没有刻意去拔高或贬低，应该说这五个女性涵盖到各种性格的女孩子。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也会感兴趣：原来我的女儿、儿子在大城市里是这样生活和奋斗的。”

编剧看到了别国剧作家在输出本国价值观，所以也想填补国内空白，做一番事业，志向不可谓不大，但最后在这部戏里，众人看到了什么价值观，完全是见仁见智，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生气”。所谓“涵盖到各种性格的女孩子”，则明显属于自我感觉良好，以人类性格之复杂，哪一位作者敢说“穷尽”了？《红楼梦》写了大观园内外众多女孩子，没见曹雪芹说这句话，在当今多元化时代，用区区五个女孩子就能“完全覆盖到”，岂非话说得太大？至于只要有子女进了上海，父母现在就能由此知道自己孩子“在大城市里是这样生活和奋斗的”，那堪称“弥天大谎”。其他不说，仅仅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中占据外来奋斗者之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在这部戏里几乎都成为了“隐身人”。

编剧使劲表白自己塑造的角色能同生活挂上钩，恰恰说明在潜意识里，她知道这几位女孩子根本没有现实生活的基础。以上海房价之高、租金之贵，“跑单帮”的邱莹莹和老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勒索”的囊中空空的樊胜美，也能在“富二代”和“金领海归”看得上的公寓楼里，独享一个房间，还能享受阴湿南方难以忍受的冬天中如沐春风的暖空调，真让人有为如此“欢乐”唱上一曲的冲动。

当然，戏剧有自己的逻辑，既然分属不同阶层的女孩子只有同住一栋公寓，才能演出一场多层次追求欢乐的颂歌，那观众也只好忍受了，毕竟要让戏剧贴近生活逻辑，观众必须先贴近编剧的写作逻辑。同样道理，为了让女演员能身材与颜值相般配，不要穿着臃肿，也不要过于“美丽冻人”，显得编剧没有同情心，那空调就尽管开着，不用担心上海阶梯电价的压力。

只是既然已为故事而牺牲了生活，就不要再一个劲地强调角色和场景“贴近生活”，更不要指望观众中为人父母的从电视剧了解子女实际的生活和奋斗，那不厚道。用这种未被生活的方式贴近生活，无非为了保持一定的距离感，给涉世未深的小白领信以为真的理由，能把戏看下去。说《欢乐颂》如同“三精水”，正是指它在毫无“生活”的情况下，让小白领及其父母相信这就是大都市奋斗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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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的精确配方

“阿法狗”战胜李世石，让人类自我制造的阴影越来越深，何时人工智能真的超越人类智能，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不久前更传出消息，人工智能不但会逻辑运演，而且会写诗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机器会写人类文学，而是人类写字作文的能力和水平正不断向机器靠近。《欢乐颂》就是将诸多理念、性格、命运、场景、情节等戏剧要素，机械地搭配在一起，结构出来的一部“时代剧”。

关雎尔

在“三精水”里，关雎尔犹如微量“兴奋剂”，咖啡因，能够提神，但未必会上瘾。

樊胜美

在“三精水”里，樊胜美是川菜中刺激味蕾、增加口感的“麻辣剂”，调动起小白领全力以赴。

邱莹莹及其傻妞模样代表都市女白领的“自嘲”。因为初涉职场，百事不懂，以真性情对待世界，在其他四位的映衬下，显出特别的不合时宜。在城府极深的大都市如上海，如此“纯真”自然是一厢情愿，任何时候醒悟过来，都难免无地自容的羞愧。现在看着邱莹莹犯傻，她们不是代入，而是代出，如释重负：“原来这世界上傻的不是只有我一个。”邱莹莹是“三精水”必不可少的“镇静剂”。

嘲笑完自己，环顾四周，她们看到关雎尔。关雎尔不是她们的目标，因为关雎尔的户籍对她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关雎尔的处境也不是她们志向所在，但关雎尔却是她们在职场的第一个参照系：多少冲进上海来追逐人生梦想的女白领，设定的第一个超越目标就是自甘平庸的都市小家碧玉。在“三精水”里，关雎尔犹如微量“兴奋剂”，咖啡因，能够提神，但未必会上瘾。

因为超越关雎尔而获得成就感，让初涉职场的小白领积聚起更大勇气，向中级管理岗位冲刺，但樊胜美既是她们成功的标志，也是她们梦碎的台阶。饱经职场历练，遍体鳞伤，欲罢不能，欲争无力，虽有中等收入，却不得“中产”享受，为割不断的乡村传统所累，只好穷守在合租的公寓楼里。偏偏这栋楼里还被硬插进两个在职场上已让人不爽的“富二代”和“海归”，她们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让她在职场内外全方位地、持续地、被动地经受着强刺激。本已忿愤不平，却不得不强行压抑，心情大坏，衍生出无处不在的酸刻。越是自己无所作为，越是刻薄对待弱者，越是自卑，越是借挑战“高贵”以求得平衡。在“三精水”里，樊胜美是川菜中刺激味蕾、增加口感的“麻辣剂”，调动起小白领全力以赴。

曲筱绡

曲筱绡在感情生活中种种不如人意，尤其是因为“缺文化”，为“三精水”添入了嫉妒心情的“宣泄剂”。

安迪

安迪是“三精水”中的“梦幻剂”，虽然不可企及，至少还能像饭盒一样借来用一下。

隔着樊胜美，虽让人心向往之，却永远不可企及的是安迪。不可企及不是安迪的海归身份，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普通市民勒紧裤带，也能送孩子出国留学，海归之多已经让“海带”大丰收，随处可见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归国待业者。不可企及的是安迪所具有的不幸中万幸的阶级地位，与前面三位只能合租相比，光安迪的厨房就透露出丰富的社会等级信息。安迪因为失恋而灌自己葡萄酒，不知道是否“拉菲”，而邱莹莹春心萌动之下煮了一锅腊肉饭，最后送饭的盒子还要向安迪借。没有物质基础的“新上海人”，做个春梦都不易。安迪是“三精水”中的“梦幻剂”，虽然不可企及，至少还能像饭盒一样借来用一下。

曲筱绡纯粹是搅局者，既称“富二代”，也来挤公寓楼，而且同“跑单帮”做邻居，不知是曲筱绡克勤克俭，甘愿“与民同乐”，还是邱莹莹“跑单帮”收入过高，竟然天上地下两个阶层住进了同一栋楼，还同样的率性而为，让三位平民女子大为不堪，同仇敌忾，曲筱绡在感情生活中种种不如人意，尤其是因为“缺文化”，为“三精水”添入了嫉妒心情的“宣泄剂”。

3

“女人戏”给女人看什么？

随着女性经济收入提高，女人不再需要“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女人有自己的钱包，有支配消费市场的权力。于是，让女性成为“看者”，而不是“被看”，成为新媒体时代各种商家，不管明的暗的商家共同的发财秘诀，从小说、评论到影视，为女性创作成为王道，《欢乐颂》由此推出。

《欢乐颂》之所以要“写给女性看”，不只是“精神快消品”的市场定位，而有着女性主义更深刻的企图：摆脱女性永远只是“被看”的命运，让女性向女性自己展开，以女性同时作为“观看”和“被看”的状态，体现女性的自主。

如此用意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只在于演给女性看的戏，真的摆脱了女性只是“被看”的命运了吗？如果把摆脱“被看”仅仅理解为女性之间的自说自话，那是不够的，只把观众换做女性，而看女性的视野仍然是男性的，那女性“被看”、“闺蜜”被窥探的局面就仍未破解，女性主义最容易陷入的尴尬莫过于此。

更可叹的是，《欢乐颂》始终放不下女性成功中永远解脱不掉的两大情结，即构成另一种意义上“三精水”的两大“合成元素”：职场和婚姻。

现代意义上的职场以效率和理性为核心，本来就不属于女性，举凡职场成功者都以“女汉子”居多，犹如学问做深了，女博士就成了“第三性”。这不是说，事业成功同女性无缘，而是说，女性没必要以男性的竞技场作为自己的舞台，以男性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就。既不肯放弃职场奋斗，又因为职场空间有限，而让自己心情大坏，如此处境算得上女性的成功？

一部显露出女性主义取向的电视剧，恋情在其中占据了这么大的比重，也令人颇感意外。当然，这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剩女”那么多，嫁不出去的恐惧早已降临“90后”女性，恋情肯定是有收视率的“合成元素”。问题是，恋情或婚姻都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业，需要男性的配合。而一旦男性介入，特别是让曲筱绡这样“女性霸主”在感情上不断触礁，其含意要让人不往“最后决定女性是否幸福的权力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想，实在太困难了：莫非女性之间竞争失败的沮丧，仍然需要借“男神”的惩罚才能宣泄？如此看待女性，无论观众属于哪个性别，女性只能攀附在男性身上的意味依然浓重，要是果真如此，那女性作为性别的“成功”意义何在？女性主义自身定位又何在？女性之间不谈男人，专注做自己，可以吗？

樊胜美深为家庭出身所累，父母无限制地索取，只为了偏心于她的哥哥。类似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但在给女性看的戏里，能不能暂且放下古老的重男轻女话题？如果女性来到大都市，客观上已经给了她们割断传统联系、做自己的机会，为什么还要藕断丝连？“娜拉早已出走”，给21世纪女性看的戏，能否更多表现“娜拉走后”的独立自主，而不是听凭男性主导的父权主义仍然跋扈在都市女性的头上？代表女性小有成就的樊胜美难以走出的岂只有男性把持的职场！

《欢乐颂》标榜女性主导，但最终仍然走不出男性主导的阴影，因为深陷于大都市物欲的泥淖中，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提出过，对于女性而言，成功之外意义何在的问题。这或许不是编剧的错，因为过于高远的思考，在一个肤浅的时代，不具有市场价值，小白领不乐意看，编剧自然不会去写。只是困死在职场和情场之中，难有大视野和高境界，虽然扯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做装饰，华丽是华丽了，宏大主旨则付之阙如，最终只能让女性主义的主题行进在物欲横流的荒野中，高亢激昂的“欢乐颂”也成了受职场和情场挤压的小白领为自己哼哼的壮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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