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如何变成老黄牛（从放牛娃到）

江西老工商业者系列故事 —— 喻春生

作者：简国斌

喻春生

“自己原来在很多地方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所以有了这个扫盲的文化学习机会就感到非常难得，我学习起来也就特别用功。那个时候尽管20多岁还同五六岁小孩一样从一笔一划学起，但在一起的大伙儿都是文盲，有的人年纪还比我大得多，所以也不感到有压力。”

—— 摘自喻春生口述实录

喻春生 1935年4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前途乡（现进贤县前途镇）喻家村。解放前在农村做长工，后学徒做雇员及从事木工手工业。解放后参加手工业合作社，后进入李家渡镇搬运队和温家圳镇搬运公司，担任过运输队长和生产队长。

出身贫苦，童年在牛背上度过

喻春生出生在农村，从小父亲就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母亲带着他帮地主家做家务。长到6岁时就开始放牛赚自己的饭吃。

“大约我2岁时父亲就被国民党军队抓去了，后来就一直没有音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点父亲的印象。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同共产党和日本鬼子打仗，要补充财力和兵源，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人，我家里穷，父亲就自然被抓去当了兵。”喻春生说，“父亲当兵后，我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还是十岁左右，我就更小，家里又没有田地，一家孤儿寡母的无依无靠，生活极其贫困。我哥哥姐姐帮人家做长工，母亲就带着我帮地主家做些家务，艰难度日。”

喻春生讲，他6岁时村上同龄的孩子很多都去上私塾了，而自己只能在心底里羡慕这些小伙伴，时不时地走到学堂门口瞧一瞧。该年，他到出嫁不久的姐姐家里帮忙放牛。

“由于营养不良，我本身长得瘦小，就是牛的一半高，牵牛吃草，牛往往挣脱缰绳去吃人家田里的庄稼，不是我牵牛而是牛牵我。”喻春生说自己总是被牛弄得哭，吃了庄稼又要被姐夫骂得哭。

在姐姐家里放了两三年牛后，由于喻春生的母亲改嫁到李家渡（现李渡镇），1944年他随母亲和后爸去李家渡生活，该年便去了当地的一户人家做长工，一直做到11岁。他做的还是老本行“放牛娃”，只不过原来的小娃变成了大娃，自己有了放牛经验，牛也被他驯服得服服贴贴。他经常爬到牛背上玩耍，有时和其他放牛的小伙伴们在一起嬉闹斗牛，苦中作乐，显出童年的天性。

学艺谋生，走村串户承揽生意

喻春生做长工所在的李家渡因抚河渡口而得名，自古就是连接抚河南北货流的一个重要码头，是周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民国时期这里集市贸易仍然非常兴旺。渐渐长大的喻春生有时跟着伙伴们到李家渡集市上逛，感觉当雇员做买卖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1947年上半年，他辞掉了长工，到镇上的一户李姓杂货店要求学徒，店老板看他人还老实本分，就答应下来。第一年，喻春生在杂货店打杂，担水、扫地、抹柜台、煮饭、搬运货物等样样都要干，早上很早起来，晚上很晚睡觉。第二年，老板带着他进货、送货，平时也帮着在店里做做销售，他渐渐熟悉了一些做买卖的方法。

1948年，由于解放战争正酣，国统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李家渡集市上的生意也很萧条，再加喻春生没有文化，自己认为做生意不如做手艺，于是他转行做起了木匠。他在李家渡镇上拜了一个师傅，学做木制农具，如犁耙、锹柄、水车等等。一年后，全国解放，喻春生的师傅也去了外地，本来应该学徒三年的他便没有再拜师傅，而是一边琢磨一边走村串户接业务。其时正值农村土地改革掀起高潮，农民们分到田地需要有自己的农具，喻春生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

1952年，喻春生在政府的引导下参加了李渡镇（1950年李家渡镇改为李渡镇）手工业合作小组，后来加入了木业合作社，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说，参加合作社后，原材料由合作社提供，自己只管制作，做好的农具由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售，自己可以专心做手艺不用再去到处接业务了，减少了辛苦奔波，收入也相对稳定，自己非常乐意，很多手工艺人同自己的想法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好。

顶替上班，进入李渡镇搬运队

喻春生的后爸是李渡搬运队的一名工人，1954年退休后由喻春生顶替上班。他说，一方面因为搬运队当时的工具很简陋，不像现在的机械化作业，工人们用的工具都是铁锹、扁担、木杠之类的，正好用得上我这样的木匠；二是搬运队有固定工资，每月有45元，如果加任务还有奖励，这在当时的工资水平算高的。作为一个吃过很多苦的农民手工业者，有这样的条件，他自然乐意到搬运队工作了。

喻春生回忆：“当时搬运队有30多人，工作就是在李渡码头上装货卸货，主要是农副产品，工作量很大，完全是体力。好在我是在农村吃苦过来的，当时已经成年了有些力气，所以也就很快适应了，而且工作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1955年，李渡镇政府考虑到搬运队的工人大部分是文盲，就在搬运队办了一个扫盲文化班，喻春生积极报名参加。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读工人夜校，我是天天坚持。”喻春生说，“自己原来在很多地方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所以有了这个扫盲的文化学习机会就感到非常难得，我学习起来也就特别用功。那个时候尽管20多岁还同五六岁小孩一样从一笔一划学起，但在一起的大伙儿都是文盲，有的人年纪还比我大得多，所以也不感到有压力。”

喻春生讲，自己的接受能力强，又很勤奋，两年下来，他基本上脱了盲，成绩是全镇扫盲的第一名，受到了镇政府的表扬。

由于喻春生在工作等各方面表现优秀，组织上对他进行培养。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搬运队成为了一个突出人物。

1958年，喻春生被当时的李渡公社抽调去炼钢铁，他担任运输队长。

“那一年在大跃进总路线的号召下，全国大炼钢铁。李渡公社在各单位都组织了人员到李渡周边的山上找铁矿石，我们搬运队也抽调了10多个人参加。所有的人员由公社统一组织调配，分成了几个队，有挖矿队，砍伐队，运输队，冶炼队等，公社让我担任运输队长。山上的树木都几乎被砍光了，搞了几个土炉，闹闹轰轰，练出了许多铁疙瘩。”喻春生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公社干部来回巡查，对炼铁抓得很紧。

调到温圳，成为搬运公司骨干

1959年，喻春生被组织上调到了温家圳镇（现温圳镇）搬运公司。

温家圳镇不仅和李家渡镇一样都滨临抚河，有着水路运输的天然优势，而且温家圳镇更有一个其它乡镇无法比拟的交通条件就是浙赣铁路这条东西交通大动脉傍镇而过，除设有客运站外，一条货运火车专线直通温家圳镇水运码头，使该镇成为了当时临川县（温家圳镇和李家渡镇于1969年均划归进贤县管辖）最著名的镇，也是江南名镇，货物吞吐量非常大，是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之地。

喻春生回忆：“温家圳搬运公司比李家渡搬运队的规模大了近十倍，有职工200多人，遇到人手不够还经常请临时工。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货主都是供销社或政府有关部门，码头搬运的货物主要是大米、大豆、棉花、食盐及日用品。那个时候还是靠人工肩挑背扛，每天的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到处是搬运工人们忙碌的身影，许多供销社派来验货的人夹在其中，人员鼎沸，好不热闹。”

喻春生讲，到了温家圳搬运公司后不久，他就担任了生产队长。

“公司有几个生产队，一队有20多个人，我是其中一个队的队长，同时还担任了党支部委员。我这个生产队下面分了两个生产小组，生产队长和组长与工人们都同样干活，没有什么特殊待遇。队与队之间会有劳动竞赛，不过我们队都不会落在别的队后面，经常夺得先进。”喻春生说，他在单位的表现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工资待遇也比原来加了许多，到1962年，他每月能领到工资60多元。

喻春生讲述，搬运公司的工作比较单纯，日子也基本上是天天重复，只知道按领导下达的任务去埋头苦干，经常要加班到很晚，常常忘记了吃饭，对胃伤害很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温家圳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也斗得很厉害，但搬运公司相对较平静，只是书记经理靠边站，公司没有停止运转，管理上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后来一度由公司革委会接管。

喻春生回忆，文革结束后，公司的经营重新走上正轨，码头来往的船只和车辆依然很多，搬运任务还是非常大。此时的他40岁刚出头，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年龄，但由于长期的拼命工作，胃病越来越厉害，以至于身体每况愈下，1980年代初期，他不得不去医院做了手术。

手术后的喻春生身体慢慢恢复，但已经不适合繁重的搬运劳动了，所以1985年他办理了病退。

病退后的喻春生开朗乐观，生活很有规律，身体也越来越健康，儿女孝顺，子孙绕膝，安享着幸福的晚年。

喻春生的女儿喻晓英讲：“我老爸是个‘老黄牛’，为人本分朴素，工作上不计较得失，在单位上得过许多先进荣誉。他退休后教导我们子女的就是工作要踏实，做人要感恩，生活要知足。”

喻春生说自己是个贫苦的放牛娃，一路走来得到党的培养，得到政府的关怀，能有今天幸福的生活要非常感谢共产党，希望国家越来越富强，“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后记】2015年5月至2016年2月，我受省有关部门委托，历经十个月，抢救性地采访了分布在全省各地、年事已高的江西省原工商业者八十余人，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力求真实记录每个采访对象的珍贵点滴，聆听他们沧桑岁月的故事，还原他们经风历雨的人生，把他们弥足珍贵的真实史料留存下来，汇编成了《历史的铭记》。

这次系列采访记录的片段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的永恒，因为当时接受采访时就有许多老人是躺在病榻上或坐在轮椅中完成的，现在一晃六年有余，大部分采访对象已经离世，少数仍然健在的已近或逾百岁高龄。近几年又陆续得知一些老人驾鹤西去，当时采访的情景历历在目，老人们的神采令我难忘。现选登一部分原始文稿（并保留了采访时的原始时间轴未做修改），以此向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奉献青春热血的所有原工商业者致敬！

（简国斌：曾供职于中国江西网、大江网，现为自由撰稿人、文化公司负责人、江西故事主创与传播中心总策划）

编辑/农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