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早期身份（浅析阿来尘埃落定）

文/少女晚安

1998年3月，藏族作家阿来以他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轰动文坛。2000年，入选第五届矛盾文学奖，他也成为矛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从茶马古道上一个偏僻的、贫困的、闭塞的小村庄走向了顶级的文学殿堂。

严家炎在获奖评语里写道:“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

诚然，民族文化中的历史与地域异质文化中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哲学，语言轻巧而富有诗意确实是该小说成功的原因，从小说作为一种叙述艺术层面来看，该作对于傻子特殊视角的选择与运用无疑增添了作品独特的风格。

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浅析《尘埃落定》的叙述视角:

一、似傻非傻的傻子视角

路伯克说:“小说技法至繁至难，却都受视角问题的制约。

任何一部小说都存在一个叙述视角，它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错综复杂的联系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物？看者和被看者的态度如何?给读者呈现何种视野？

因此，叙述视角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文本的审美角度，同理，叙述视角的革新也将引起叙述文本的革新。

“在麦其土司管辖地上，没人不知道土司第二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傻子。那个傻子就是我。”

《尘埃落定》中的“我”——一个麦其土司醉酒后与汉族女人生下的傻瓜儿子。小说通过傻子这一特殊视阈透视了带有奴隶社会色彩的土司制度在奇特的政治生态下最终走向消亡的过程。

叙述学家里蒙——凯南称这种视角为“白痴叙述”，即以傻子的角色来感知、观察和思考周围的世界。小说中的傻子“我”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

我和那些“聪明人”比起来就是傻相百出，无法理性，科学，富有逻辑的去认识世界。别人说姐姐所在的英国有个外号叫日不落帝国，“我”却问父亲，“大的国家就永远都是白天吗？”母亲对“我”灌输等级观念，强调出身门槛时，“我”却说，门开得那么高，难道我们能从云端里出入吗？……

然而“我”的傻也给我带来了相对的安全，老土司父亲少了对我的一些提防，哥哥也不用为了“未来土司继承者”的权利对“我”时刻防备。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在我的面前就少了许多顾忌。呈现出人性中更多真实的一面。

慈爱父亲背后的冷酷，强大哥哥背后的软弱，母亲寂寞背后的孤寂，父子、夫妻、兄弟、土司之间的勾心斗角，对权利欲望下的尔虞我诈暴露无遗。

然而，被公认为傻子的“我”偶尔在重大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前瞻性和预测性又显示出聪明人的睿智。让所谓的“聪明人”在我面前相形见绌。

比如:我总觉得被哥哥下令一个个砍下头颅的汪波土司派来偷罂粟种子的人，临死前的笑容里藏着什么，后来我果然在他们的耳朵里发现了带回去的罂粟种子已经从耳朵里长出来。

“我”因为和哥哥赌气，随口一说的种麦子，全种麦子的建议给麦其土司带来了巨大的丰收。在连年种植罂粟而谋取暴利后，提议免除百姓一年贡赋，而得到了百姓由衷的爱戴……

更难以置信的是，“我”竟然建立了第一个边境市场，使麦其土司成为了最富有、最强大的土司，而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了与周围土司的矛盾。所有人都在为我到底是不是傻子而迷惑。

书记官翁波意西的语言体现了旁观者的透彻:“都说少爷是个傻子，可我要说你是个聪明人。因为傻才聪明。

”在“傻”的表象掩盖下，“不傻”才是我的实质。在小说的结尾，我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终于领悟到:“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神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

因为作者阿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叙述视角，因为“看起来傻”在土司这个权力斗争中才有生存的可能。才看到常人看不到真实而又隐秘的东西，才能更客观、真实的见证土司制度由盛转衰直到消亡的过程，甚至观察到这一制度下流露出来的人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作者正是利用“傻子”这一被巴赫金称为“体裁面具”的特权，借助“我”似傻非傻的视角，站在历史时空在去观察世界，将常人视角无法看到的东西深刻的揭示出来。

二、傻子视角的特征

傻子既是故事中的叙述者，又是主人公，从叙述者和作者的关系来看，又属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小说中的傻子视角变具有了独特的特征:

（一）第一人称叙述“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视角相互交织第一人称小说的叙述又被细分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和“第一人称经验性叙述”。

《尘埃落定》中是以傻子“我”在那个下雪的早晨醒来的状态开始，又以“我”在床上死去的状态结束，这样整个小说都是在傻子“我”的回顾性口吻叙述中展开的。

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眼光:一种是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种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叙述学家里蒙——凯南将之称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叙述自我”视角和“经验自我”视角。

《尘埃落定》中同时存在着这两个视角:一个是傻子的“我”，即“经验自我”过去经历事件时体验的眼光；另一个更接近叙述者，超越傻子的“我”，头脑清醒的“我”，即“叙述自我”追忆往事时较为成熟通透的眼光。

小说中这两种眼光彼此交叉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件的看法和认知程度的差异，往往形成了成熟与幼稚，看透真相与蒙在鼓里的鲜明对比。这无疑增添了小说的张力。

这就是我们麦其土司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现在想来，照相术进到我们的地方可真是时候，好像是专门要为我们的末日留下清晰的画图。而在当时我们却都把这一切看成是家族将比以前更加兴旺的开端。

当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那样生气勃勃，可照片却把我们弄得那么呆板，好像命定了是些将很快消失的人物。你看吧，照片上的父亲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殊不知……

在这里，时间状语“现在想来”、“当时”等词明显的区分了“我”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以“经验自我”视角的叙述，当时的麦其土司在权力欲望之中，当父亲从省政府请回了黄特派员，我们都以为这将是麦其土司家族比以前更好的开端，而历经沧桑逐步消亡才明白这是为我们的末日留下的纪念画面。

这是叙述者“我”的顿悟，在愚笨与睿智，在揭露人性的真实的同时，又揭示了发生这一切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小说中神智清醒的“我”（即叙述自我），对傻子的“我”（即经验的我）适时的作出评价。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对自己置身的世界相当了解的、异常聪明的傻子，再与“聪明人”哥哥形成强烈对比。

让读者感受到:我的“傻”不是真傻，而哥哥的聪明也不是真正的聪明。引导读者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傻?什么又是真正的聪明?进一步去理解衡量尺度颠倒背后的原因。

（二）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互相杂糅，弥补叙述的不足与遗漏

赵毅衡说:“叙述角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叙述者自我限制的问题，而全部叙述就可以分为两类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

全知叙述角度有权从任何一个角度拍摄一个放在桌子上的花瓶，而有限叙述角度就像只允许自己在某个特定角度上工作的摄影师。

全知叙述就像所谓的上帝视角，他了解故事发展的每个细节，了解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但这种角度容易让读者感到所叙述的内容不够真实。而限知叙述则是一切以自己的观点出发，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但限知无法窥探他人心理活动，造成了叙述的主观色彩浓烈。

但二者的结合恰到好处弥补彼此的不足与遗漏，使得作品能够以事件参与人讲故事的方式为读者展开一幅史诗般的画卷。

毋庸置疑《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我”采用第一人称的角色限制叙述，因而只能感知一个傻子既定的感受范围，不能超出认识范围。这样描写就很被动，阿来突破了叙述理论中的传统规范，大胆采用了与全知叙述的杂糅。热耐特将这种叙述视角越界称为“赘述”。

这样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只认识“三五个藏文字母”的傻子“我”却能站在上帝的角度仰观俯察，能读懂他人的心理，有着睿智的思维，甚至可以进行一些理性的哲学思考。比如小说中写到傻子每天早上会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之类的问题。

作为麦其土司家傻子儿子的我还具有一种“通灵”的能力，我可以清楚的知道妻子塔娜与哥哥乱伦、仇人杀死哥哥的细节过程等“我”根本不在场的情景。“我”能看见父亲的内心世界，看到他对失去罂粟垄断权的内心痛苦，得到最忠诚头人妻子和很多银子后内心的得意与喜悦。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描写，正是通过全知视角的介入，读者才更清楚地看到土司制度下人性的贪婪、虚伪、残酷和扭曲。

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运用是作者的一种叙述策略，为表现小说的深刻内涵服务。是全知与限知视角的相互杂糅，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相互交织。作者才能让一个“非常态”的傻子视角跨越时空、身份、文化、智力等障碍，客观，真实的再现土司制度下的专职残暴，人性扭曲，荒淫腐化，深刻传达出小说的主旨。

三、作者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视角?

作者阿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尘埃落定》里我用土司的傻儿子的眼光作为小说的叙述角度，并且拿他来作为观照世界的一个标尺。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根据文本极其叙述视角，进行逆向思维，揣摩作者心理深处的光斑、情结和疤痕，乃是进入作品生命本体的重要途径。”

《尘埃落定》中，阿来选择以傻子的视角来透视熙熙攘攘的尘埃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感受。

（1）选用傻子视角体现了作者深受藏族民间文化的影响

阿来自身就是一个“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混血儿”，一方面有独特的藏族身份符号，另一方面生活中又接受着汉族文化磁场的吸引。

在马尔康县生活了三十六年才离开他长期生活的嘉戎大地去了成都，藏民族文化不可回避的成为了阿来创作的潜意识记忆。藏族神话亦或是民间传说都会给予他启发与表达的灵感。

在借鉴了一些文学理论与创作角度的同时，阿来也发挥了创作主动性，融入了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自己的民族特性。作者在藏民间文化基础上对阿古顿巴的形象加以发挥，创作性的选择了看似荒诞不经的傻子视角无疑体现了“以笨制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身份无法被回忆，它必须叙述出来。”

傻子二少爷便承载了作者独特的历史感受，文化审美体验，是作为一个“文化边缘人”去完成了对自己挚爱的民族历史变迁、人性本相、文化心态的再现与反思。

在创作小说时，他曾说:“为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为了一个能够超越一般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层面的故事，我需要一个既能置身一切进程之中，同时又能随时随地的超然物外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阿来选择了傻子这一“非常态”的视角，以最纯净的眼光透视尘埃世界与人性。

（2）傻子视角往往更具有客观性

傻子靠直觉认知世界。似乎只有借助“傻子”这一几乎不受任何意识文化浸染的视角，作者才得以最原生态的呈现出土司世界的罪恶、凶残和隐藏在背后的人性的异化、贪婪与扭曲。

从而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深刻揭示了土司制度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然衰亡的命运。

傻子“我”即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以客观犀利的眼光洞见了嘉戎大地那片土地上有关权利的斗争，土司制度的兴衰，历史的变迁，人情的冷暖，汉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

麦其土司那座高大的官寨渐渐颓败坍圮，最后在解放军的炮声中土崩瓦解，轰然倒地，终于尘埃落定。

（3）傻子具有“通灵”的天赋，比常人先知先觉

小说中写道:“是的，好多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眼前，但我都能看见。”

这个非常态角度可以自然直接的切入到人性的黑暗地带和灵魂深处。傻子“我”能够和被割去舌头的翁波意西交流等，以常态视角描写会降低可信度，而傻子视角则更自然合理。（4）运用傻子视角，可以给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效果

毋庸置疑，傻子缺少常人所具有的理性与常识，凭自己的直觉去认知观察感受世界。常人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他们眼中就是新奇的。比如小说中写道:“土司的床其实是个连在墙上的巨大柜子。”在傻子眼里床就是置物柜甚至问父亲里面有没有装妖怪。傻子视角能抛开常人看东西的刻板印象，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审美。

（5）傻子视角可以达到一种“反讽”的效果。

这是阿来用寓言的方式表现这篇小说的主旨。“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而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样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开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终于大地，寂静之后便又响起新的旋律。”

四、结语

《尘埃落定》采用了第一人称的经验性视角和回顾性视角，结合非常态的傻子视角，打破了中西叙述理论的常规，勇于创新选择叙述策略，拓宽了文学的表达领域，对文学史的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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