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精神发祥地（两弹一星精神干惊天动地事）

导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大国的讹诈与垄断，为了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数以万计的专家、科技骨干、朝鲜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等，从全国各地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凭借自己的知识水平、技术积累和不懈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这一伟大事业曾一度隐秘，他们的姓名在很多年间都不为国人所熟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01

王淦昌：为“愿以身许国”销声匿迹

1954年，地质部的一支地质队伍在综合找矿中于广西发现了铀矿床。这年秋，时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刘杰和李四光、钱三强三人，带着产自广西的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

这块“开业之石”将刘杰带进了核工业，也让我国核工业正式起步。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作出了创建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0年，他组织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60年底，他谢绝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我国核工业刚刚起步，就遭遇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冬。有一位苏联专家临别时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

1961年4月3日，王淦昌接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约见的通知。到了刘杰办公室，对方开门见山地向王淦昌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并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迎着刘杰的目光，王淦昌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第二天他就到二机部九局去报到了。从那时起，王淦昌这个名字从科技界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在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个名叫“王京”的领导者。

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然而，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氢弹，为给中国人争这口气，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隐姓化名，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整整17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我国核武器的原理突破、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多年后，回想当年“愿以身许国”的初心，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02

邓稼先：舍身为国“失踪”28年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1947年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因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年仅26岁，人称“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刚9天他就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他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此，他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他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中止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任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他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直接领导并参与投入对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按照“邓、于方案”最终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故障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待他回京后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但他仍坚持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他最后离开罗布泊回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因受到核辐射而身患直肠癌。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妻子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1986年7月29日，身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他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享年62岁。他临终前仍牵挂如何努力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03

郭永怀：用生命守护核机密的空气动力学家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或追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是其中唯一的烈士。

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便马上回国。美国移民局派人劝说郭永怀，得到的回答也是要回国。第二年，大学同事为送别郭永怀举行野餐会。郭永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投进了火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说：“为了回国，我早已把重要资料记在脑中。”

回国后，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副所长，力学研究所很快成长起来。

1960年3月的一天，钱三强来找郭永怀，两人在书房足足谈了3小时，原来，钱三强要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正是这一次拜访，使郭永怀的生命，和中国核武器工业永远联系在一起。同年，他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

从那以后，郭永怀与妻子李佩的爱情再也不是泛舟观景和聆听古典音乐，而是严守国家机密。对郭永怀为何突然忙碌起来，一个从不讲，一个从不问。

他的生活随之进入半地下状态，上午他秘密进入九院进行核武器研发，下午则以力学所副所长的身份进行力学研究。为保密其司机从未换过。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试验场新疆罗布泊，他担任场外试验委员，他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试验，在气候环境十分恶劣的戈壁、高原，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他经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罗布泊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科研，深入科室、车间，亲临试验现场，对一些关键问题开展技术讨论。

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首颗原子弹装置试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首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首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他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他太累了。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了一组重要数据，急于回京研究便搭乘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首都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瞬间腾起一团火球……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才发现，他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他想到的却是用身体保护国家秘密安全、完好！他壮烈牺牲，享年59岁。12月25日，郭永怀被国家授予烈士称号。同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04

孙家栋：我国航天事业里程碑式的“卫星之父”

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计划里，研制人造卫星是最后一个确定下来的。在物质特别贫乏的年代，新中国最早的航天人，开始投身到这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高科技领域。

当时，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举步维艰。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成功，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临危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从方方面面挑选出18个搞导弹的、搞卫星的、有系统工程经验的、有特长的技术骨干，承担卫星本体的研制任务。钱学森说：“希望你们18个人能成为航天十八勇士，为中国的卫星，闯出一条天路来！研制第一颗卫星，是我们的初战，以后还要搞返回式卫星、载人飞船。请记住，是卫星，是国家的航天事业，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孙家栋带领十几个青年人开启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奥秘的创业之路。1969年底，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发射遭遇了挫折。但很快于1970年1月30日再次发射取得成功。6个地面卫星测控站也建成了，陈芳允等科学家对外国卫星进行跟踪观测，证明中国测控网性能优良。卫星发射时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架起来的明线。为防止有人破坏，各地动员了数十万民兵，从发射场到各个观测站，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保证每一根电线杆下面，日夜有人值守。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无数人通过无线电波听到从太空中传回的《东方红》乐曲。这一幕，成为一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那段无数奉献者竭力创造中国奇迹的历程，成就了“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

05

无数无名英雄愿舍家为国

“两弹一星”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严酷的纪律维护。

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停战协定，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一直驻扎在朝鲜。1958年冬，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二十兵团一夜间不见了，这引起美军的高度警惕。当时，不仅在朝鲜找不到二十兵团的踪迹，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了二十兵团的任何消息。事实上，当时二十兵团战士正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所有人都不知道列车的目的地，所经车站站牌也都用草帘子遮住了。官兵们只有根据太阳光的变化，猜测列车是在向西行驶。目的地终于到了，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他们的任务是在沙漠上修铁路、机场，至于为什么，不知道，也不让问。直到两年后，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叫额济纳旗的地方，他们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的首个导弹发射场。

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一时间，试验大军云集，帐篷连营千里，大西北这片神秘的荒原似乎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精神的缩影。

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5058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3.3万多吨器材、物资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场区，共动用火车皮1116节；汽车1270台，行驶1851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62圈。为了核试验，5000名工程兵日夜拼搏。盛夏，地表温度达50多摄氏度，他们坚持作业；严冬，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他们照常施工。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全部154项特种工程。

为了核试验，执行安全防护保障任务的防化学兵，头戴防毒面具，身穿胶质防护衣，全副武装在戈壁滩上坚持天天训练，防护衣内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谁也说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汗水。

为了核试验，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七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了8300里，在半年中每人磨烂了12双鞋。

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起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后，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他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

1966年10月27日，原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中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战士操纵员徐虹7名同志，抱着为国牺牲的信念，下到深8米的地下控制室，执行导弹核武器试验任务。执行任务前，“七勇士”庄严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9时0分10秒，随着“点火”口令发出，佟连捷迅速按下发射控制台上的按钮，我国第一枚发射试验的核导弹呼啸而出。9时9分14秒，罗布泊弹着点传来喜讯——导弹飞行800多公里，成功爆炸！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当了多年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说，院里的工作任务，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必须是所有人在一起配合，向同一个目标努力。

核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在罗布泊，在我国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数千名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虽然他们都并不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名录里，但他们依然永远值得铭记。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守卫着祖国的安宁与和平。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并授予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是，这些远离亲人、藏身大山、隐姓埋名的英雄们，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

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拼搏、以身许国，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爱国奋斗。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游行庆祝。

■ 参考资料：

华南，《“两弹一星”精神：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胡新民，《“两弹一星”为何能在中国成功》；

梁俊英，《“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用生命保护国家绝密数据》；

滕飞，《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等。

来源：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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