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参将和知府谁大 清朝知府由同知接任是必然吗

清代的地方行政体制大致可以分为省、府、县三级，一省之长为总督或者巡抚，一府之首就是知府，官轶品级上为从四品，知府的官名为“权知府事”，顾名思义，就是全权的掌管一府的事宜，相当于当代的地级市市长兼市委书记。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官做上三年的知府都有十万两的银子入账，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形象地表现出知府这一职位的诱惑力。

“同知”就是知府的副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同知的人数也略有不同，帮助知府分管钱粮、漕运、吏治、刑狱、农商等等具体事务，职权和地位相当于如今的副市长。

许多读者们可能会认为，同知和知府共同处事，对于当地的政务比较熟悉，在知府调任或者罢免后肯定是由同知升任知府继续处理事务，其实不然。

清代皇帝对于地方官员的任免尤其重视。知府上承一省，下启州县，是整个行政体制尤其重要的一环，皇帝对于知府的重视程度就更胜一筹，仅仅凭借近水楼台的同知是完全不足以接任知府这一要职的。

同知如果想要接任知府，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统的出身——科举。由于清代实行的恩荫制度、保举、捐官等等措施，官僚体系中除了传统的依靠科举出身、获取官职的官员外，还有大批通过关系、钱财做官的官员。

而这样的官员素质往往难以保证，为了确保地方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吏治的清明，知府这样的地方官就尽量要由经过正统的科举出身的官员接任， 重要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的知府则必须由科举出身的官员接任。

如果同知恰好是通过买官或者恩荫入职的，在知府离任后，等待他的大概率只能是迎接另一位空降的知府。

满足了科举出身的同知还需要具有卓越的政绩才有可能获取知府的职位。地方官每三年就要到清廷接受吏部的考核，包括政绩、民生在内的诸多方面都在评价标准之内，如果同知本身在任时毫无建树，非但不能继任知府，还要受到吏部和朝廷的责罚。

如果在考核中表现突出甚至有可能受到皇帝的接见，政绩是仕途平步青云的敲门砖。

江西铜鼓同知周慎枢就任时，发现铜鼓民风落后，当地有溺死女婴的陋习，他亲自写了数道劝解民众、禁溺女婴的文书传于治所，之后又召集绅商富贾，共同捐资建造育婴堂，收养被遗弃的女婴。

对于生育了女婴的贫困家庭给予相应的粮食补助，同时出台法令鼓励邻里的检举揭发，数年之后，彻底禁绝了当地溺毙女婴的陋习。周慎枢因此功劳被升迁为铜锣知府，是同知因功升迁的典型。

地方知府掌握着一府之地的大权，而且也不必受到京官那样颇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知府这一职务的争夺者也包含了许多的京官。

有句古话叫做“天高皇帝远”，为了避免长期远离地方、天听受阻，皇帝们也倾向于外派自己宠信的京官作为耳目，前往地方就职，以体察民情。清代全国大略一百余府，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对于知府这一肥差的争夺也就更为激烈。

如果没有地方督抚的举荐，当地同知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总督和巡抚是清代地方的最高长官。

我们所熟知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就是地方督抚的典型代表，是实实在在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他们的意见足以让皇帝慎重考虑。

历任直隶总督、两广巡抚、被康熙称赞为“天下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就曾担任过黄州府的同知。

大器晚成的于成龙在五十二岁时任黄州同知，他招募流民、开垦荒地、精于吏治、改善民生，先后受到了两广总督金光祖、湖广巡抚朱朝珍的赏识，两次被举荐为“卓异”，由此获得康熙帝的赏识，被晋升为黄州知府，才能在政治舞台上散发出自己的光彩。

基于知府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同知继任知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科举的正统出身、出色的政绩和才华、独特的人生际遇都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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