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场面最惨烈的战役（亲历者眼中的一战史）

第六章 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在1913年整整一年内，我遭受了石油供应日益增加的困难。现在我们充分使用石油作为舰艇的唯一动力，包括所有最新和最主要舰只在内的大部分舰只。海军部委员会和战时参谋部极度担忧我们的油料储备。第二海务大臣约翰·杰利科爵士竭力争取实现预期储备规模的极大增加。战时参谋长不但关心储备的数量，而且担心使用如此易爆物作为战舰燃油可能出现的危险。最后，费希尔勋爵领导的皇家委员会受海军部惶惶不安的驱动，表示他们将争取拥有相当于4年预期战争消费量的储备。战争消费量本身是由海军参谋部根据最宽松的尺度估计出来的。建立石油储备的费用无论如何是极为巨大的。石油不但要在垄断市场购买，而且必须建造油罐这样的大型设施和必须为此目的购买土地。虽然这种油料储备一旦建立，不论为民用、为军用，显然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类似是国家资产，但不允许我们把它当作资本支出，必须全部列入当前的预算支出。与此同时，财政部和我在内阁中的同僚对海军费用之大越来越感到气愤，费用成为争论重点主要是由于我贸然着手燃油战列舰的建造和任性地增加舰只的大炮口径以及它的速度和装甲。因此，一方面我受到不断增加的要求加强海军装备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对增加费用支出的坚决抗拒。我们的海军力量夹在这些压力之中左右为难。

我就这样必须整年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拒绝皇家委员会和我的海军顾问们主张的而我认为是过分和浪费的要求；另一条是向财政部和内阁不懈地谋求必要的资金供应。我还得十分小心，不使打算在一条战线提出的论据让另一条战线上的对手知道。

我们的所有财政开支由于物价的上涨以及海军装备的愈益复杂和精密而扩大，到1913年底，后一年的预算支出首先必须呈交财政部，而后必须呈交内阁，至此财政开支的困难达到了顶峰。

我们与财政部进行的初步讨论未能达成一致，到11月底将全部问题提交内阁。接着是将近5个月的极端紧张的争论。在这段时间里海军预算支出成为内阁14次全体和延长会议讨论的主要且常常是唯一的主题。从一开始，我发现自己几乎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不打算放弃任何具备实质重要性的主张，尤其是关于战列舰的计划，决不背离已经计算出来和宣布的海军力量标准，因为它是整个对德政策的基点。内阁在1912年决定在地中海保持与奥地利同等的力量，其中4艘“无畏”级战舰正在稳步地建造。但是，这个问题因有希望得到3艘加拿大“无畏”级战舰而变得复杂。加拿大政府规定这3艘军舰应是60%力量对比以外添加的军舰。我们曾正式宣布这些军舰是英国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个保证，罗伯特·博登爵士在加拿大卷入了剧烈的党派斗争。现在清楚，由于加拿大参院做出决定，这些“添加的”“不可分割的”军舰在下一年下不了水，而我不得不要求1914—1915年计划的战列舰至少有3艘应该早日下水。这点要求内阁批准极为困难。到了12月中旬，在我看来我必须辞职。海军政策的基础受到挑战，大臣级的批评者一直争论不休，他们特别熟悉海军部业务，精通问题的每一个细节，有权得到每个要点上的正确消息。可是，由于首相的态度保持不偏不倚，所以处理问题没有导致实际的破裂。有几次大家表达了全体一致的坚决反对，此时首相便中止讨论以免做出与海军部相反的决议。到12月中旬，这样的讨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他决定延期讨论，整个问题直到1月中旬再议。

在这个供大家反思的间隙，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当1月中旬我从法国南部回到英国时，我的几个最重要的同僚告诉我，他们认为海军部问题在重大实质上有所好转。可是争论以强劲的势头重新展开。我们连续不断地从海军部抛出文件和论据，详细论述受到挑战的每一个新论点。

同时，政府中的争论引起了报界的反响。早在1月3日，财政大臣在接见《每日记事报》（Daily Chronicle）记者时对军备费用支出的愚蠢深表遗憾，尖锐地提到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因经济问题而辞职，并发表意见说，世界的现状与前景从来没有像目前那么和平。自由党...

最后，由于首相不可动摇的耐心以及他牢固而沉默的支持，海军支出预算基本上按原样得到通过。在这争吵不息的几个月中，我们只被削减海港防御用的3艘小型巡洋舰和12条鱼雷艇。提交议会的预算数为5 250万英镑。我们为获得这场胜利不得不在有关未来问题上做出某种一般性的保证。我同意在合适的石油储备条件下，允诺下一年预算支出有相当分量的缩减。

但下一年来到时，并没有人一定要我履行这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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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春季和夏季的欧洲显得特别平静。自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对英政策不但合适而且体谅。在整个纷争不断的巴尔干会议过程中，英、德的外交政策在协调中进行。外交部逐渐形成的长期不信任，虽然没有消失，但有明显的改善。那些习惯于提出警告的人，至少开始感觉到需要修正他们以前的判断。代表德国外交政策的那些知名人物，似乎第一次成为可以与其对话且可以与其共同行动的人。巴尔干难题的和平解决为彼此间的信任感提供了理由。几个月里我们商讨了最敏感的问题，虽曾局部濒临破裂，但并未出现破裂。如果有任何大国想要制造战争，肯定有大量机会可资利用。德国似乎愿与我们和平相处。虽然国外的军备以加速度不断增加，虽然德国已在征收5 000万的资本税，使得那些没有把头埋进沙堆的人们听到警钟长鸣，但是清晰的乐观主义情绪掠过英国政府和下院的心头。似乎还有一种前景，那就是双方重要人物之间发展起来的个人善意和相互尊重在未来可能发挥有用的影响；有些人期望英国和德国更广泛地联合，抛弃对对方友好国家和联盟的偏见，这样有可能一起使欧洲敌对的两个阵营和睦相处，给所有严重不安的国家以安全与公平的可靠保证。海军对抗当时已不再是摩擦的原因。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连续第三年根据方案和宣言实施一系列计划。德国从1912年初起没有进一步增加其海军。就主力舰而言，可以肯定我们不会被他们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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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形势出奇的平静与国内党派斗争加剧的激烈形成明显的对照。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的争吵，其强烈的痛苦与仇恨大部分是由于爱尔兰事务引起的。按照议会立法机制，当地方自治法案肯定即将通过成为法律时，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各郡便公开准备武装抵抗。他们这样做得到了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与鼓励。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领导人——雷德蒙特先生、狄龙先生、德夫林先生等——以忧虑的心态注视爱尔兰北部形势的日益恶化。但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些人，这些人的凶猛好斗和暴力行为是无法形容的；而爱尔兰议会党方面的每一步温和行动或姿态都会激起高昂的愤怒。面对这些困难，阿斯奎斯先生的政府想方设法寻觅解决的途径。

从1909年刚开始讨论地方自治法案起，财政大臣与我一直主张在地区自治或某种类似程序的基础上实行北爱尔兰分治。我们都碰到这样的令人困惑的论点，即这样的让步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但直到此时毫无结果。现在时机业已来到，地方自治问题已经达到它的最高点，内阁成员普遍同意，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证北爱尔兰的分治，我们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到3月份我们通知爱尔兰领导人说，政府已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激烈抗拒。他们说他们有力量在任何时候驱逐政府，他们将从自由党内部得到有力的增援。毫无疑问，爱尔兰领导人担心（甚至认定）法案的任何削弱会导致法案本身和他们被爱尔兰人民抛弃。但是，面前无可怀疑的事实，即政府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因害怕失败和垮台而退缩，他们让步了。他们构想出修正方案，它保证北爱尔兰的任何一个郡都有权在联合王国连续两次大选之后通过投票退出地方自治法案。不可能有比这更有力的实际保护措施了。修正方案维护了爱尔兰统一的原则，但它明确表示，除非新教徒集中的北部、能见到都柏林议会在至少5年期间确实经受住考验而表示自由意志的同意，否则决不能达成统一。

这些建议在议会宣布后立刻遭到保守党反对派傲慢的拒绝。然而，我们把这些建议收录在法案文本中，迫使爱尔兰党投票赞成这样做。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前进了，可以通过法律对付所有向它挑战的人。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我决不胁迫厄尔斯特服从都柏林议会，但我会做所有必要的工作阻止厄尔斯特妨碍爱尔兰其余人拥有他们向往的议会。我相信这个主张是健全而正确的，为支持这个主张，我肯定准备以任何必要的手段维护英王和议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威。我于3月14日在布拉德福德做了表达这个意见的讲话。

大家都希望英国政治领导人一定不要再次让自己在相互（或受追随者）刺激、鼓动和驱使下陷入如1914年那样让双方都不光彩的党派偏见，派性本身仅仅是为权力而长期连续出价和还价的结果，这点在上一章中已间接提到。不参与这种权力竞争的人不能理解政界人士遭受的压力之大，也不能理解他们本性中每一个动机（不论是好是坏，或不好不坏）全被引向为取得胜利而做进一步斗争。群众顺从党派偏见和追随党派斗争（好像这是争取奖品的斗争），他们情绪激动，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攫取猎物受阻，他们则急速爆发愤怒，对政敌表示不信任和轻视；错误的观念相互交替，强制执行誓言，盲目追随忠诚，赞扬配合暴力，冰冷地蔑视，对诚实失望，向每个妥协建议高呼“背信弃义”，与追随者保持忠诚关系的愿望，认为己方正确的意识，认为对方行动粗暴不合理的观念——所有这些相互加在彼此身上的行为与反应，达到危险的极点。落在群众后面就是无用和低能，不忠实、不勇敢；站在群众前面，即使只是指挥他们和引导他们，常常也会激起暴烈行动。在某个阶段把争吵限制在言词和法律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武力，这个最后的仲裁者和最后的清醒者可能突然会冲上舞台。

北爱尔兰人继续做准备。他们宣布了自己建立临时政府的意图。他们继续组建和训练军队。他们非法甚至武装输入武器。不需要多说，各种同样的征兆开始在民族主义者中间显现出来。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并通过种种努力去获得武器。

随着所有这种危险迹象的增加，爱尔兰北部的小型军事据点，特别是那些包含武器库的据点成为陆军部特殊关照的对象。驻贝尔法斯特军队的态度也是陆军部最关心的对象。爱尔兰新教徒从来不伤害皇家部队。有把握认为，军队同他们是友好的。可是政府发现自己的权威在整个东北厄尔斯特被完全破坏。在这种情境下陆军和海军的事先防范必不可少。3月14日，当局决定用小量增援部队去保护卡里克弗格斯和某些其他地方的军火库，同时我们预料爱尔兰大北方铁路会拒绝装运军队，便做好准备从海上运送部队。当局也决定调动一支在阿罗萨湾巡航的战列舰中队和小舰队到拉姆拉什，从那里它们能很快到达贝尔法斯特。人们认为，以皇家海军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即使在陆军失败时也可能产生和平解决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一件事得到授权。可是陆军司令官们眼见自己面对的是极可能爆发内战的形势，他们根据根本不可能的假设——爱尔兰新教徒军会激烈抵抗英军并对他们开火，开始研究一个性质更加严重的计划。

这些军事措施尽管规模有限，但可能产生的后果在陆军军官中引起极大的忧虑，3月20日爱尔兰总司令和其他将军对在卡勒集会的军官发出耸人听闻的呼吁，要求军官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履行宪法责任，但遇到普遍的拒绝。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在议会上激起无比的愤怒，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保守党人指责政府阴谋屠杀忠于厄尔斯特的人们，屠杀只是由于陆军的爱国主义才没有成功。自由党人回答说，反对党公开卷入反叛的准备工作，正在寻求颠覆宪法的途径，并通过宣传唆使军官（不是军队）不对国家效忠。争吵在4月、5月和6月间歇地继续进行，我们读到记录不能不怀疑，我们的议会制是不是坚强得能经受住激情爆发的震撼而生存下去。德国间谍报告且德国政治家也相信，英国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逐步走向内战，不再需要在欧洲局势中把她视作一个要素，这不令人惊讶吗？他们怎能辨认出或估量出深藏在狂风暴雨之下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心世界呢？

在整个5月和6月，党派之争继续以最刺眼的形式进行，但在表面上两大党之间的和解谈判也在继续举行。这些谈判导致最终于7月20日由国王发出召唤令，召集保守党、自由党和爱尔兰各党领袖在白金汉宫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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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英国海军同时访问喀琅施塔得和基尔。几年来英国与德国海军的最精良军舰第一次在基尔港并排停泊，周围是各种班轮、游艇和游乐船只。双方商定不准打听不适当的技术问题。双方举行了各种比赛、盛宴、演说。这里有阳光，有皇帝。军官和士兵亲如兄弟，在水上和在岸上相互款待。他们一起臂挽臂地在好客的城市里漫步，以充分的善意在集体食堂和舰上餐厅用餐。他们一起在为一位在驾驶一架英制水上飞机时蒙难的德国军官举行的葬礼上脱帽致哀。

在这些喜庆的日子里，6月28日传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的消息。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正驾船出海。人们看得出他情绪激动地上岸，取消当晚其他安排离开基尔。

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常常试图回想起当年7月那些日子留给我的印象。处于灾难边缘的世界显得五彩缤纷。由王公权贵们统治的国家和帝国巍然挺立在各方，长期的和平为这些国家累积了巨量财富。这一切都固定在看来很安全的一支巨大的悬臂梁上。两大欧洲阵营相互对峙，它们身披全副盔甲，闪闪发光、叮当作响，但带着平静的凝视的目光。一种彬彬有礼、谨慎而和解——总之是诚实的——外交手腕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电讯中的一句话、大使的一席言、议会中意义含糊的片言只语，似乎足以调整日常交往中这个庞大结构的平衡。但每一句话都值得考虑，甚至窃窃私话也要注意，点一下头可以表示一个意思。这个以平衡联合和同等军备为准则而建立的、对更加复杂和更加棘手的暴力行为进行的核查和反核查的非凡体系，究竟能否使我们获得世界安全与普遍和平？这样集合的、结伙的、紧密关联的欧洲，它会联合成一个共同而光荣的机体并获得和享受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由大自然与科学共同给予的丰厚礼物吗？日落时分的旧世界看上去歌舞升平。

但人们感觉到有一种奇怪的趋势。有些国家不满足于物质富足，无休止地热衷于国内或国外倾轧。在宗教衰落中不适当地高涨起来的民族热情，其猛烈但却是掩蔽着的火焰在几乎每个国家的表面下燃烧，几乎使人们认为世界甘愿受苦。可以肯定地说，渴望冒险的人们无处不在。所有各方的军事准备、预防措施和反预防措施已经达到高峰。法国有她的三年制兵役法；俄国有她的日益伸展的战略性铁路。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新近受到萨拉热窝炸弹的严重打击，成了过度高涨的民族主义压力和极度腐败的牺牲品。意大利与土耳其对峙，土耳其与希腊对抗，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反对保加利亚。英国因党派倾轧而分裂，看来几乎可以不把她放在眼里。美国在3 000英里以外。德国用5 000万资本税扩充了武器装备，她的陆军扩充已经完成，基尔运河就在那个月里向“无畏”级战列舰开放，很久以来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国际舞台，如今她的凝视突然变成了满眼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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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秋天，当我根据下一年度的预算反复思考明年的海军部政策时，我给第一海务大臣送去一个备忘录，建议为了节约起见删去1914—1915年的大演习，代之以动员发展第三舰队。随即，动员全部皇家舰队的后备力量以及所有后备军官在第三舰队的军舰上进行一周或10天的训练，实施他们在战时会碰到的整套作战方案，并以此对整个动员制度做一次真正的测试。接着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再把整个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在正规训练之外，在第一舰队军舰上做一星期的动员训练。

路易斯亲王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并于1914年3月18日向议会提出计划。在执行这些命令时没有在任何方面与欧洲形势相结合。试验性动员于7月15日开始。虽然并无法律规定强迫后备队人员应召报到，但普遍反应热烈，有多达2万名后备人员来到海军兵站。就这样，我们的全面动员在海军史上第一次经受实际测试和彻底检查。海军部专门派出军官在每一个海港察看动员过程，以便报告动员制度中的每一个缺憾、缺点或故障并加以纠正。路易斯亲王与我在查塔姆亲自视察动员过程。全体后备人员都扛着他们的个人用具来到指定的军舰上。第三舰队全部军舰装足煤开动蒸汽机驶向斯皮特黑德海峡集中。7月17日和18日在这里举行了海军的盛大检阅。这是世界史上无可比拟的海军最大集合。国王本人亲自出席检阅每一等级的军舰。19日早晨，整个舰队出海进行种种不同的演习。舰队每艘军舰的甲板上都彩旗飞扬，军乐齐奏，挤满了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它们足足花了6个多小时以每小时15节的速度驶过国王乘坐的“皇家游艇”号，同时头上的海军水上飞机和陆上飞机不断盘旋。可是此时，在国王及其他在场大臣们心里最紧迫考虑的也许不是眼前英国庄丽雄伟舰队纵列行进的壮观景色，也不是欧洲大陆咄咄逼人的、甚至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而是威胁着要把不列颠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发狂似的、肮脏的、悲剧性的爱尔兰纷争。

军舰一艘接一艘渐渐在天际消失。它们将开始一次远航，比任何人知道的都要更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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