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真正勇者不是高调的人（贞观之治克己纳谏）

克己纳谏，就是如何实践最高权力的理性精神。克己纳谏，首先要克己，然后才能纳谏下面讲的是是唐太宗如何建立纳谏平台的事。纳谏原本的含义就是接受大臣的提议，看起来是君臣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是在贞观时期，这是一个政治的平台。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克己纳谏，克服自我，接受别人的意见。纳谏是唐太宗最光辉的一件事，历朝历代的君主，都高度赞扬唐太宗擅长纳谏。唐太宗之后就再也没有像他这样能够接受别人意见的皇帝了，包括那些高度赞扬他的人，比如乾隆。

理论上讲，纳谏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现象。君主治理天下，无论怎样，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设置百官机构共同治理。可是设了百官和机构，皇帝又不听他们的谏言，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从君主这个角度讲，纳谏是应尽的义务，但是，纳谏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纳谏涉及两个基本问题，是最难逾越的。

第一，人性的弱点。

人生活在群体中，都会关心自己的形象，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在群体中发展的好，形象高大，总是被表扬，被人羡慕，那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所以我们都渴望自己被表扬，讨厌被批评。皇上纳谏，就是接受来自臣子的批评，对于所有人来讲，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困难，知易行难，这是人性的弱点。

第二，权力的弱点。

权力是在群体组织中运行的，权力运行规则是由上而下，这是权力的艺术规则。所以上级批评下级，是简单的、容易的、应该的，即使批评错了，也没有办法，因为上级有权力批评你。但是，纳谏是什么？纳谏是反过来下级批评上级，它跟权力的运作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做起来就比较难。纳谏因为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运行规则，起了妨碍的作用。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知名的纳谏君主，为什么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唐太宗有特殊之处。第一，唐太宗上台不合法，他求治心切，更希望用正面的成绩来弥补或者是改变大家对玄武门之变的印象。人的成绩更大的话，大家就会看轻他的缺点和不足。想治理好天下，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接受大家的建议即纳谏。从这个角度看隋炀帝，也有这个可能，求治心切，顾炎武说，隋炀帝做的事都是对的，就是时机不对。那么纳谏有助于改正错误，避免损失。

唐太宗纳谏图

贞观元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岭南的冯昂家族，多次被告发。冯氏家族在岭南势力很大，而且冯昂很有眼光，在隋朝动乱的时候，他很早就投靠了唐朝，因此唐朝给了他一个自治的权力。因为告发的来源很多，唐太宗信以为真，集合了十万大军，准备讨伐岭南。而魏征觉得不妥，便向太宗纳谏，告发叛乱的很多，可是冯氏家族没有要叛乱的举动，因此应该先派特使查看。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建议，派遣了特使去岭南查看情况，结果特使到了那里，发现并没有叛乱迹象。唐太宗很高兴，认为魏征说的派一个使者，胜过了十万大军。这就是唐太宗纳谏，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再比如说，贞观十五年，西突厥更换新可汗，唐太宗作为天可汗，要派使者去祝贺。但是西突厥在西北疆域，距离长安遥远，来回要8个月，有人建议，西突厥盛产好马，特使可以顺便买一批马匹回来。唐太宗接受了这个建议，而魏征又觉不妥，他说，事情要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如果顺便买了马匹，西突厥可汗会觉得加冕的使者同时是买马的使者，感到不够被重视，会动摇对天可汗的信任；再者，周边的野心家看到西突厥不受重视，很有可能侵犯它的百姓和国家，因此买马这个建议有很多隐患。想要马匹的话，可以让西突厥进贡，还能表示他的忠诚。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实际的发生，都是魏征在头脑里想的，但是想得很有道理，才说服了唐太宗。这种损失在未来有可能发生，也可能发生不了，但是魏征的纳谏避免了这种损失发生的可能。纳谏有很多种类，除了能够解决具体的问题，避免有形、无形的损失，在你不知道损失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纳谏也是有意义的。

魏征进谏图

贞观二年，有一次朝廷开会开得很顺利，唐太宗很高兴，会后请大家吃饭。这是唐朝很人性化的一个表现，业余时间这些政治家都会有往来，通常都会吃饭、喝酒、作诗，这是一般唐朝宴会的基本状况。结果，大臣们发现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美人，仔细看，再仔细看，都不认识。唐太宗就给大家介绍，她就是原来幽州都督李瑗的夫人。

李瑗是李世民的远房叔叔，在玄武门政变之前，跟李建成是一个党派的，他的职位也是李建成安排的，跟李世民是对头关系。玄武门政变成功后，李世民派人通知李瑗到长安开会，统一思想。李瑗不敢去，于是跟自己的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商量。王君廓曾为盗贼，其勇力过人，李瑗倚仗他镇守其地。王君廓蛊惑李瑗造反，等准备差不多的时候，王君廓卖主求荣，擒获李瑗并将其杀害，把李瑗的头割下来，放在木头匣子里，写封信送到长安去了。李世民一看，王君廓立了大功，避免了中国东北方向的动乱，所以就升王君廓为幽州都督，代替了李瑗。朝廷给他派了一个长史，就是副官，这人是房玄龄的外甥。

房玄龄是当朝大宰相，李世民最重要的亲信。王君廓很紧张，认为朝廷是派人来监督他的。第二年，贞观元年，王君廓作为都督，到长安去汇报工作。房玄龄的外甥就交给他一封信，说这是我给我舅舅写的一封平安信，你到长安帮我交给他。王君廓拿着这封信很紧张，这封信写的什么呢？是不是告发我啊？于是在去长安的路上就撕开来看，一看是草书，看不懂！王君廓看不懂草书，越想越紧张，于是就把跟随的人杀掉，自个逃了，没跑多远，就被唐朝的军队追上，杀掉了。

话说李瑗的夫人，作为重要罪犯的家属，被押往长安，成了官奴，在掖庭宫里干粗活，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李瑗的夫人长得很漂亮，被李世民发现后就成了身边的美人。她原来也不是李瑗的夫人，她最初的丈夫是幽州街上，北京城里面卖烧饼的小商人。李瑗一刀杀了人家，把人家夫人抢了。

唐《簪花仕女图》局部

在座的各位大臣中有一个叫王珪的，是门下省的副长官，站起来就问李世民：“李瑗杀夫夺妻，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废话！杀夫夺妻还对不对，那当然不对，多严重的犯法行为，你怎么可以这么问我这个问题呢？你认为我不懂道理吗？”李世民有点发火。王珪说：“我听说有这么一种人，善善不能从，恶恶不能改，就是说有一种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也知道什么是坏的，但是，他不能向好的学，也改不了坏的，他能认识到，但做不到。”这说的是唐太宗，你虽然没有杀夫夺妻，但是你看人家长得漂亮，就使她成了自己身边的美人，这是怎么回事？史书记载，皇上说：“哎呀！你这个意见提得太好了，我决定现在改正，知错就改。”从此把这个美人送回她父母身边。在唐朝，有的官员有老婆孩子，有家，但是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个夫人，这个夫人有一个名称叫“别宅妇”。开元的时候，这种事儿很多。后来唐玄宗发布一个命令，有“别宅妇”的官员，一律免官，这种恶习差不多就杜绝了。唐太宗这事，有点儿像别宅妇的类型。

贞观八年，唐太宗有一件好事，要结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皇帝结婚有时候是政治的需要。在唐朝，士族门阀作为政治上的地位已经没有了，但是社会影响还很大。在唐代，有四大家族“崔卢李郑”和社会地位奇高，高到什么程度？如果在四姓女（崔、卢、李、郑家的女儿）和当朝公主之间选择，很多人更愿意娶四姓女。而且四大家族不论是嫁女儿，还是娶媳妇，都是对方掏钱，而且钱少了，肯定没戏！唐朝青年才俊的人生理想就是娶四姓女（崔、卢、李、郑），考进士，当宰相。这次李世民也不免俗，要娶郑仁基的女儿，让房玄龄当结婚大使，来忙活这件事。

唐《琉璃堂人物图》局部

我们知道皇帝的婚姻，有时候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到要行册封令的时候，魏征听说她过去曾经许嫁世族陆爽，立即上表劝阻。房玄龄等上奏她许嫁过陆氏的事情没有明证，册封大礼已经开始实施，不应中途停止。陆爽也表示没有婚娶郑氏女的约定。太宗问魏征说众臣也许是迎合朕意，陆爽本人也表白，这是何故？魏征回答他认为陛下表面虽表示舍弃，暗地里或许要报复，所以不得不如此。唐太宗说我怎么会报复呢？魏征说其实陛下肯定不会报复，太上皇刚刚平定京城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女人，很是宠爱，把她纳入到了后宫。这个女人其实是有夫之妇，丈夫叫辛处俭，当时是东宫的太子舍人。太上皇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很不高兴，于是下令把辛处俭从宫内调了出去，把他派到了万年县。而被夺了妻的辛处俭，整天胆战心惊，生怕哪一天保不住脑袋。如今陆爽以为陛下今天虽然可能宽容了他，其实心里不高兴，恐怕以后哪一天报复他，所以他才反复地否认，说他与郑家没有婚姻约定。他的心思就在于此，并不奇怪。

听了魏征的分析，唐太宗决定下停婚诏，跟郑仁基女儿的婚事到此为止，就算没有发生。其实唐太宗权力高高在上，如果非要娶这个郑家的女儿，也不是不行，但是唐太宗为了避免权力的野蛮性，必须确保权力的理性。

皇帝的婚事，被魏征给捣乱了，皇帝想纳美人，被王珪搞黄了。这些大臣为什么非要跟皇帝作对呢？其实这就是君臣之间的高度共识，就是要赢得人民的信任，必须点滴做起。任何领导，他们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政府，这是古往今来的基本看法。所以要维护国家形象，就要维护皇帝形象，要想国家有威信，我们的领导人就不能犯错误，犯了错误也要立刻就改正。所以唐太宗的形象，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朝廷的一个共同资产，大家要全力维护。所以唐太宗的克己纳谏，不但没有损害他的形象，反而使国家的治理变得更好。所以纳谏不一定是就事论事，它对于维护国家形象，赢得百姓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唐《步辇图》局部

纳谏的事件很多，皇帝也有人性的弱点，唐太宗也并不是一直很顺利的纳谏。大概在贞观之初。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魏征提意见，把太宗提得着急了。皇帝找魏征谈话，问魏爱卿我对你怎么样？魏征说，皇帝对我有不杀之恩。大家知道魏征一开始是太子李建成的手下，甚至为李建成出谋划策杀掉李世民，但是李世民后来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对他委以重任，言听计从。皇帝说魏爱卿，以后，满朝文武都在场，我要说错什么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当场指出来，让我下不来台？但是我也不能犯错，一散会，你马上过来找我，我按照你的办。这样国家既没有损失，我的形象也得以维护。唐太宗这么说，可见魏征的地位之高。如果一个领导这么跟我说，那我可能马上就同意了，但是我们来看魏征的觉悟。

魏征说，这天底下，最重要的工作、最具有荣誉性的工作就是君臣坐而论道，共治天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开会呢？我如果答应了您的要求，那么开会光照顾您的感受，看您的眼色了。而且，光照顾您一个人的眼色吗？其余同事的感受心理我是不是也要照顾呢？如果我们在讨论天下大事的时候，照顾的是同事皇帝的心理，就会置事情本身于不顾，这怎么行呢？重点放在个人感受上，就会置国家大义于不顾啊。这就是政治的高度！皇帝听后，也同意了魏征的观点。魏征真是一个政治家，能够见微知著。纳谏是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重，不重视个人的心理感受。所以我们在唐太宗、魏征这些人身上看到了他们确实能够以国家为重，他们担得起政治家的名义，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高。他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是普遍意义的问题，你有了这么高的权力，享受了高地位的待遇，那么是否负起了应有的责任。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贞观君臣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达到了这样一个政治文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魏征的眼里，前二者是更重要的。

仅以魏征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贞观时期，纳谏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平台，大家有意见都能摆到桌面上来，有问题都可以公开得得到解决。历史记载，魏征提出的有名的意见有二百多套，为什么他会这么多意见呢？因为魏征能力真的非常强，能看到各种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能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有见识，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强。第二点，魏征忠诚，他忠诚的不是君主，而是国家社稷。为了国家的利益，魏征经常和唐太宗对峙。忠于君主只是小忠，魏征忠诚的是更高的级别。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社稷之臣。第三点，魏征意见多跟唐太宗的制度设计有关。皇帝设计了专门提意见的制度。魏征早期的职位就是谏官，谏官就是大会小会他都参加，会上没有发言权，但是会议后他专门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失职。其工作原理就是旁观者清。

后来魏征改做门下省的官员。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度是非常健全的。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相当于国家的国务院，下设六部；中书省起草皇帝的命令，文章要写得漂亮，但是起草好皇帝的命令后，要先给门下省审核。魏征一辈子就在门下省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审核皇帝的最新命令。门下省的权力很大，皇帝的命令要经他审核，他同意则签字下发，不同意他可以驳回。中书省代表的是皇帝，门下省代表的是魏征，在唐朝，皇帝的命令必须经由中书省、门下省两省的同意。魏征的意见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岗位职能制度，他站在提意见的岗位上，就必须履行提意见的义务，这是职务性的行为，有制度性的因素。这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多方面考虑。我们今天的国家决策，不光要追求效率，而更应该追求更加正确的决策。唐朝的三省制更加保证了国家决策的正确率，这不光是国家君臣的觉悟问题，而是在这个制度设计下，你必须要这样纳谏。所以纳谏在贞观时期真的是一个政治文明的体现。

贞观五年，有一次朝会过后，皇帝要求每个人都写意见。但有一个武将常何，根本不擅长舞文弄墨。幸好，他家的房子很多，就租给前来赶考的学生们。他家有一个房客叫马周，他实在没有办法，就请马周帮他写了一篇文章。唐太宗看过文章后，大吃一惊，他知道如此出色的文章不会是常何写出来的。常何也非常老实，他就向唐太宗交代了这是门客马周写的。唐太宗便对这么一个奇才产生了兴趣。他派遣侍从去将马周请来，可是却没请到，侍从一个人回来了。唐太宗并没有生气，而是继续派人去请。一直到请了四次之后，才将马周请到皇宫。唐太宗与马周谈论了政治局势和为政之道，马周独到的见解以及显露出的真才实学都令唐太宗大为惊叹。之后，唐太宗便赐予了马周官职，并对他十分信任。马周的仕途也从此逐渐得到升迁。到贞观十七年，马周便成了宰相。通过纳谏制度能发现马周这个人才，是一件没有想到的事。

纳谏，可以下情上达，可以群策群力，可以建立一个制度平台，是政治文明的一个时代表达。后来的史学研究发现，贞观年间，提意见的人太多。有一次皇帝想考察一下官员的廉洁问题，便叫一个宦官向官员行贿，没想到真的有一个小官接受了这个宦官的请托。唐太宗为防后患，决定要杀了这个小官。这时候有一个叫做裴矩的人发言，他认为这个人不该杀。他说他虽然接受了请托，但是还没有开始执行，还没有违反法律，所以他还没有犯死罪，不该杀；第二，皇帝用行贿的办法去侦测别人是否受贿，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怎么能够以罪引罪呢？就相当于一条河流中游就是浑浊的，却要求下游是清澈的，这怎么合理呢？裴矩这么一说，皇帝想通了，只给这个人免官了，没有执行死刑。更让皇帝高兴的事情，是裴矩提了意见。裴矩是隋炀帝手下的几大奸臣之一，他非常之聪明，皇帝想要的他都能给办到，皇帝不想要的他都能免除，但是他从来没有跟皇帝提过相反的意见，即使坏主意也帮皇帝落实，在史书中入的是佞臣传。因此连裴矩这样一贯不提意见的人都提出了意见，唐太宗很高兴。

大臣进谏

唐太宗接受大家的意见，实际上是大家帮助皇帝掌管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就使得最高权力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了最高的理性，因此贞观就很少犯错误。群策群力，同心同德，这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很难实现，但是贞观年间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