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度寺碑拓本书法作品(碑拓鉴定的方法)

整理者案:应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刘心明教授邀请,孟宪钧先生于2016年4月15日下午来到我院进行碑刻拓本鉴定的专题讲座。孟宪钧先生为文物出版社资深编辑,曾追随启功先生、王靖宪先生、孟宪章先生学习碑帖鉴定,是国内著名的碑帖鉴定专家、收藏家,也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石刻拓片组特聘专家、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同时对古籍版本鉴定也有深厚的功力。宋元旧拓、枣石遗珍,寓目无数。碑帖鉴定属于专门之学,孟先生的此次讲座对于我辈后学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特根据先生讲座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我来尼山学堂是诚惶诚恐,班门弄斧。我跟杜泽逊先生是老朋友,杜先生比我小十来岁,成就很大,我是佩服得不得了。我其实之前也是想做学问的,但是学问没做成,所以就退一步搞起鉴赏来。当然鉴赏也有过瘾的地方,文物赏心悦目,玩出来的学问要求玩物而不丧志。古代碑帖鉴定这门学问,跟书法、学术是三位一体的,但是现在被割裂开来,成为了三个不同的领域,鉴定碑帖真伪跟做学问应该是一体的,你看古代或者近代的一些名家给碑帖所做的题跋,比如罗振玉、王国维的题跋,里面首先体现的是学问和学识,这里面也包含鉴定的成分。然后还有书法,书法鉴赏跟碑帖鉴定也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学问、鉴定和书法割裂开了,我们懂鉴定的人,包括我的老师王靖宪先生、孟宪章先生,他们能鉴定,但是书法不算一流。王先生有个图章,就是“学书悔晚”,他今年八十八了,字写得斗大,因为眼睛不行了。他的字也很古拙,有味道,但毕竟不是书法家。现在很多书法家自以为写得很好,但是碑帖的事儿几乎一点也不知道,那你这字从哪儿来的啊!

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幼无名师”,这是人生大憾,所以还是要跟名家学。我没学历,是自学成才的。那怎么进文物出版社的?本来进不去,后来因为有一位伯乐——老共产党员胡家聪先生。他把我引荐进去,然后他去社科院当研究员了。我起初并不认识这位老先生,当时他编了一本甲骨文的书,这个书有点错,我写了一封信,更正错误。我挑的错其实也没有挠到痛痒处,但是他说:“小伙子,你怎么喜欢甲骨文呢?你到我们这里来当编辑吧。”正好那年是1980年,本科生77级78级还没有毕业呢。经他鼎力推荐,所以我就进入文物出版社工作了。后来因为我没学历,评不了职称,就去北大听了一段的考古课,听李伯谦、俞伟超、高明这些先生们的课,不参加考试,补了一点基础知识,后来又到复旦大学进修了两年。现在碑帖鉴定这个本来不是学问的学问成了专门的学问了,大学里没这课,美术学院也没有这课。去年中央美院请一个日本学者叫伊藤滋给他们讲了讲,但是不系统,只是讲座。北京大学没这课,文献学专业没有这课,考古学专业没有这课,图书馆学专业也没有这课,就是把它边缘化了。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像你们现在研究生上课用电脑一样,古代人必须会这手,不会这手儿你怎么练字?怎么去考科举?字没法过关。所以我奉劝各位,从现在起,开始关注这个事儿,有条件的练练字,要不然你不能理解书法,不能理解古代的碑刻,不能理解古代的文字。你看过去大学问家,民国以来的老先生们字都很好,都在这方面用功,都懂一点碑帖。都要多少懂点儿。我的开场白就是来这么几句。说到班门弄斧,2010年国家图书馆请我到文津讲坛讲课,我给他写了两行字,叫“自惭雕虫小技,忝列文津讲坛”。我在文津讲坛讲的东西也不系统,也是零零碎碎。刚才杜老师给我吃了一颗“宽心丸”,允许我随便说,咱们今天大概分两个部分讲,一部分是讲碑帖的鉴定,还有一部分讲一些我个人学习的心得和认识。

咱们先讲一下碑帖。碑跟帖现在广义上是叫碑帖,实际上碑刻主要是碑、摩崖、造像、墓志,以及一切在石头上刻的字。碑刻首先是实用物,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书法,它的目的是为了要纪念一个事儿,纪念一个人。但是客观上名家、书法家写的字儿它就有艺术价值,就被后人用捶拓的方法保存下来,这就是碑拓。各家对碑的定义不一样,如叶昌炽、马衡、朱建新等,我就不具体说了。分类大不一样,有的分类特别繁琐,大概朱建新分的差不多,有三四十类吧,造桥记、塔铭、带字的建筑附属物构件都算。也有一个叫法,叫古代铭刻学,铭刻学就是包括甲骨文、金文以及石刻。那我们主要是研究石刻碑帖这一块儿。所谓帖就是为了让人习字专门刻在石头或者是木板上的书法作品,大概就是从唐末到宋以《淳化阁帖》为代表陆续兴起,这样延续下来。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学写字,所以把名家的字刻在石头或者木板上再拓下来。帖最早的雏形就是信札之类的,片言只字,像王羲之的书札,所以《淳化阁帖》里面有很多话都不是太顺的,我们现在都读不通。传世最早的墨迹《平复帖》还在,后来也刻成帖了,这就很难释读,晋朝人的话很简略,跟现代人的话差别太大了。我记得最早是启功先生在1942年释读的,见于《雍睦堂法书》。启先生是1912年生人,当时年仅三十多岁。启功先生真的是天才,咱们实在比不了。

化度寺碑拓本书法作品(碑拓鉴定的方法)(1)

平复帖

刚才我说了我没有学历,可是我很幸运,幸运就在这学习方法上。我从80年就开始拜访启功先生,一开始先生也不爱搭理我,小年轻的,无非就是请教招人烦呗。我七十年代就想去拜访他,认识一个朋友,他父亲是启先生的学生,所以他有这个条件。他说你先别去,启功先生特别忙,你有什么事先问我,意思是不让我去。我还遇到过这种事情,1977年我到刘炳森那里,相谈甚洽。刘炳森是故宫的书法家,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写字了。我到刘炳森家不久,当天晚上,就有一个人找上门来,是刘炳森的学生,说刘炳森是我的老师,你不能来。嘿,真新鲜,这老师还垄断了。其实我去刘炳森家也不是想跟他学什么,我老师叫归质忱,是陆和九的学生。我只想广求师,多求师,多交流。拜访启先生的动机也是这样,我这本带签名的《论书绝句》一书就是启功先生送的,当时本来要写的是“启功求教”,这是先生一贯的写法,结果来客人了,就撂那儿了。启先生人很好,很提携我们这些后辈。当时那位先生就说启先生特忙,你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传达,那意思就是不让我去。到了80年我进了文物出版社以后,编辑部主任就派我去启功先生那里,问个什么事儿,题个什么签儿的,我就是个跑腿儿的。接触多了以后呢,先生对我有所了解了,就比较喜欢我。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买书了,1991年我自己起了一个斋号叫“小残卷斋”,启先生就给我赐题了一幅匾额。

化度寺碑拓本书法作品(碑拓鉴定的方法)(2)

启功先生题“小残卷斋”匾额

启先生题了之后,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顾廷龙先生、饶宗颐先生,史树青先生,先后一人写了一个。当时顾先生写的是一幅篆字,我还不高兴,那是98年,顾先生说篆字好,篆字难写。顾先生三月份写的,六月份就故去了。启先生是楷书,饶先生是隶书,顾先生是篆书,我这一凑六个还不一样。碑帖鉴定这个事儿,还主要是得益于启先生,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就老往他那儿去,书法的事儿没跟他学过,我们就是谈碑帖。后来我86年从复旦大学回来以后就比较专了,就集中精力搞碑帖鉴定。启先生当时就说,教我这个碑帖鉴定,你要有兴趣,我来给你介绍几个老师,其实他就是最好的老师。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位叫孟宪章,孟先生是一个蔬菜公司的经理,但是家学深厚,自己从小买碑帖,富可敌国,东西能够跟故宫媲美,东西好得很,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碑帖是启先生给题签题跋的,到现在还在家留着呢,日子过的穷困潦倒,就是不卖。还有一位是王靖宪先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1928年生人,今年88岁了,他藏品也不错,因为他是从浙江中国美院毕业以后分到北京的,利用工资买一点,东西稍逊于孟先生一点,但是品种全,研究很深。启先生说你要研究这个我给你介绍俩老师,所以从86年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学习,其实得益最多的还是启先生。记得90年初,有一次到启先生那里去,我给启先生看了一件《智永千字文》的明拓本,启先生立即给我题跋。过一段时间我又去了,是奉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之请,托我去找启先生题签,题一个“中国哲学史通论”,又看见先生案上有一本《智永千字文》,先生说你拿走,我说那怎么行啊,结果启先生硬是把这本帖送给我了。我说这您签个字吧,启先生说不签了,签什么字啊,我就央求说签一个吧,然后先生就写了“此明清之际拓本。乙亥冬日,宪钧先生过访,以为可赏,即以奉贻。病起执笔,书不成字”。后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我让你去,你倒划算了啊。叫你去题了个签,启先生送了帖还加了跋。这真是前辈学者风范。我现在跟年轻人在一块儿,我就说我比不了老一辈,不光学问比不了老一辈,胸怀也比不了,我签名送你一本新书就不错了,那么贵的东西我舍不得,真是舍不得。我前段时间还跟朋友说,古人是我这儿有一件东西,对你的路子、适合你,你就拿去。现在我们没有这个风范,没有这个胸怀。

碑帖鉴定,首先我们要熟悉资料。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对这个感兴趣的。你得知道碑刻的历史,还得知道中国文字的演变,甲骨、金文、大篆、小篆,金文里面又分出战国文字,然后秦汉文字,然后就是草书、楷书、行书。文字演变,各个时代的书体,著名的碑刻,代表人物的作品和著作,这些你都得熟悉。还有重要碑刻立碑的时间、出土的时间或发现的时间。比如说过去的旧书商一般都爱夸张,包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闹笑话,举办展览说明称“《张猛龙碑》,宋拓”。《张猛龙碑》何来宋拓?明明是明代出土的。《曹全碑》是万历年间出土的,古董商为了卖噱头给它题宋拓,但是宋代还没出土。还有就是宋代著录的碑刻比较多,但是其中很多没有拓本。宋拓什么多啊?法帖和唐碑多,汉魏碑大体上都是明拓的,宋拓本很少。像故宫有两本《华山碑》,原来都定的是宋拓,后来一本改定为明初。《孔宙碑》原来定宋拓,现在也改为明初了。这是后人比前人得到的信息量大,不是说我们高明了,而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断代都改了。所以你要知道这碑是什么时候出土的,这是一个知识。还有一个,就是哪家有哪个拓本,这是个存世量的问题。比如说《神策军碑》就半本,贾似道藏过,现在藏在国图,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华山碑》传世四本,日本一件,故宫两件,香港中文大学一件。这不算是什么学问,但是你要知道。比如说董美人墓志,我现在统计是十件,可能不止,只是我知道的,出版公布过的,藏家披露出来的,是十件,这些信息都得掌握。

化度寺碑拓本书法作品(碑拓鉴定的方法)(3)

神策军碑

现在全国有几个碑帖收藏重镇,国家图书馆是一家,像什么《神策军碑》、《大智禅师碑》,这都是很有名的东西,《神策军碑》是孤本。国家博物馆也有精品。上海图书馆过去因为顾廷龙先生、潘景郑先生在,这些老先生又懂碑帖又懂版本,所以他们当时注重于采访。国图有赵万里先生,赵先生版本学厉害,既懂得词学,又懂金石学,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至今没人能超过他,严谨。上海博物馆有不少好东西,吴湖帆去世以后很多东西到了上博,最近办过一个吴湖帆藏品展,《董美人墓志》、《常丑奴墓志》等,这都是国内碑帖的名品。国图、上图、上博、国博、故宫,这些大概是比较有名的碑帖收藏单位,但是别的馆也有东西。我前年去青岛,青岛博物馆拿出一件东西来——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这就够一级文物,而且有名家题跋。浙博也有点东西,南京也有一些好东西,南京大学有一件翁方纲藏的宋拓《大观帖》第六卷,就很有名。

碑帖鉴定就是这些基本情况,这要通过长期的实践、看书,把它总结、归纳起来。比较有名的书要知道,我就老爱给人开书单子。要看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还有方若著、王壮弘补的《增补校碑随笔》,这个书比较好买。碑拓鉴定的书多了,但是最权威、最经典的就这俩。

张彦生先生是1901年生人,他是琉璃厂庆云堂碑帖铺的老板,也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他是1982年去世的,活了80多岁,经验极为丰富。凡是他著录的,跟别人有矛盾的,多半都是他对,这都是屡试不爽的。晚清方若有一个《校碑随笔》,他把历代的校碑做了一个总结,这个书很好。此人后来活到了解放后,王壮弘先生是上海朵云轩搞收购的,这人很用功,比我大十岁八岁吧,我们俩认识,他已经故去了,在香港故去的。王壮弘先生在方若的基础上增补了有一倍以上的篇幅,有的订正了错误,有的新资料给收进去了。另外最近这些年也出了不少书,比如说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出的一系列的书都不错,都可以看。但是有的过于庞杂,不好记,所以最管用的还是这两本。我原来总想写一个通论的书,耽误好几年了,2007年在国图讲课,大家就很欢迎,但是现在还没搞出来,估计没希望了,系统性不够,只是把一些实践的经验总结一下。我刚刚给杜老师的那本书是我讲古籍的,名字是《纸润墨香话古籍》,都是从实战出发,从我自己买书、藏书这几十年的经验出发。我记得过去毛春翔先生有一本书,叫《古书版本常谈》,特别好,针对性特别强,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毛春翔是浙江图书馆的资深研究员。当时这书传到北京了,赵万里说,毛春翔还能写书?就瞧不起毛春翔,觉得毛春翔这书不堪一用。其实不是。赵万里有赵万里的高处,毛春翔有毛春翔的长处。就是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像我这本书就是属于“寸有所长”的,给李致忠先生看,李先生说“大家各抒己见吧”,我就属于“各抒己见”。这书我本来都不敢给李先生,但是不给又不行,我跟李先生属于亦师亦友,不给吧,你是想偷着瞒过去吗?给吧,这也叫书?当然最后还是给了。但我知道我这书的份量,这是自知之明。

然后咱们说碑帖鉴定的任务,首先要看这碑是原刻还是翻刻。不是说翻刻一概不好。我跟刘心明老师一起参与制定了个国家的《碑帖拓本定级标准》,按道理说原刻能定,翻刻不能定,但是也不一定。你比如说宋翻宋拓的《娄寿碑》、《夏承碑》,它们都是汉碑,原刻没了,但是它们是宋翻宋拓。那怎么办呢?定一级。从历史文物性角度看,因为够宋的肯定是一级,但是要注明是翻刻,没有原刻,原刻已经佚失了。这个东西是既矛盾又统一,要掌握这个。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实践当中得多上手,这个不是光看书就能解决的。比如说要看墨色,一看墨色就能知道时间。现在我基本上不注重看考据字。当然我们也要看考据字,考据字是一个方面,你比如说《郑文公下碑》,“颂”字不损,就是好本子,但有人讲最早不过光绪初年,有人讲是乾隆年间就发现的,这还不是太统一,都是名家提过的。但是只要是“颂”字不损,“举秀才”的“秀”字不坏,都是比较好的本子。也要看它的纸张、墨色。什么时候用什么纸,比如说宋朝刻书用的,咱们号称是麻纸,白麻纸、黄麻纸,就是说纤维特别粗的这种纸。潘吉星先生是造纸史研究专家,他认为所谓麻纸都属于皮纸一类。那么明朝就是棉纸,白棉纸、黄棉纸。清代纸张花样更多,当然工艺更精细。早期的纸更质朴。前天我去一家公司看唐人写经刻经,帘纹都特别宽,那都是早期的纸,越晚期的纸帘纹越窄。所以要看纸张、看墨色。不同地域的纸张也不一样。像陕西的纸,比如汉中十三品,它都是那种大皮纸。什么样的好啊?淡墨的好,因为当时这种拓摩崖的风气刚开始兴,因为不好拓,都在山崖上搭上架子,所以初拓本都是淡墨的,后拓的都是一摸一手黑。这次国图的展览就露一怯,整纸本的《石门颂》的“高”字都剜出来了,浓墨的,还说是乾隆拓本,何来乾隆啊?那是光绪拓本啊。这个摩崖最后部分有个“高”字,正好原石这里是一块儿洼地,所以初拓本的“高”字没剜出下半截的“口”来,特点是淡墨。后来把这字给剜出来了,倒是完整了,浓墨。这个“高”字完整的总得在光绪前后吧。图书馆的人有一个弱点,东西不是他们家的他就不上心,他下班就没事儿了。我们家有一《董美人墓志》,我恨不得抱着它睡觉,这不一样,感情也不一样,我下班还能研究。我要是买错了,我就赔六十万;买对了,就赚六十万。当然我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买《董美人墓志》是六十万,六千起拍,我买到手是六十万。光还钱就还了好几年,卖了好多书,心疼极了。当时也是纠结啊。不买?机会千载难逢。要是买,就得卖一批好书,陆续卖。我卖的书,能出一本善本书目。心疼啊,但没办法。去年又出了一件《董美人墓志》,也很好,一百二十万,翻了一翻了。所以我们这些有收藏癖的人的经历也是有苦有甜,但是感觉就比较真切,这些东西都是穿着你的肋条骨,带着血,带着肉的,这不一样。当然我们说不是建议大家都去买书去才能学习,而是说你得深入进去。其实这也不见得非得买才能明白,就是说你看也能看明白。张彦生也买,因为他是古董商嘛。像罗振玉,不用说了,罗振玉他是又做学问,也搞收藏。不知道杜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他这个人除了追随溥仪这一件事以外,真是很了不起。后来因为这个人有政治问题,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提倡他、不表彰他。其实这个人学问很厉害,底子太厚了,面儿太广了。

除了看纸张、墨色,还有一个就是考据字。方药雨先生活到1954年,是浙江定海人,他《校碑随笔》这本书做的很好。你比如说《张猛龙碑》,那么多字,我们抓什么呢,可以抓“冬温夏凊”四个字,“冬温夏凊”不损,清初。“盖”、“魏”不连,明拓。这不要你背,多看,反复看就知道了。《张迁碑》看“拜”字,就是“征拜郎中”的“拜”字,“拜”字不损,就是乾隆以前。如果“君讳迁”的“讳”字不损,就是清初了。要注意关键字,一个碑注意一两个字就行了。比如说《礼器碑》,“追惟大古”那“古”字,底下石花连了就晚了,有那石花就是明拓。后面还有一考据,第十行“绝思”,“绝”、“思”不连,就是明早期了。这就是说你要抓关键碑的关键字。碑有好几千种谁也背不下来。不用背,抓几十种就够了。几十种,高度概括,然后其他就看纸张墨色。有的需要你一查,有这书呢,这样基本规律就都掌握了。

其他的要注意什么呀?还要注意附加的文化值。就是这拓本装潢怎么样。我打一通俗比方,叫“好马配好鞍”。你要是西装革履的闯进北京饭店,没准能蒙进去,混顿饭吃。要是穿着短裤背心,穿着拖鞋进去,人家肯定不让你进去。一般来讲,好碑帖的装潢也是非常讲究,非常堂皇。装潢凋敝而品质特好的碑帖,也有,但极少。一般好的装潢是什么呢?就是樱子木面的、锦面的,四周镶红木边,最次也是楠木面的。当然也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那是商品货。但是一般来讲,这是一致的,要注意这点。再一个就是要注意题跋。题跋这种类就多了,像题签,你别看就题一名字,有的名字很有讲究,说是宋拓什么碑,就给你定年代了,某某某旧藏,某某某题签,谁藏过,谁题的,什么时候题的,有的内容很多。还有边跋,所谓边跋就是这个帖心的四周写的一些题跋。最后还有观款,比如说某某看过,某某题跋。这些都给你带来大量的信息。

比如国家图书馆有一件宋拓《大智禅师碑》,水渍都挺厉害的,也没跋,什么也没有,就张伯英题了一个签,“宋拓大智禅师碑,库装”。所谓库装就是宋代内府的装潢。当时我参与定级工作了,这件东西马上就被定为一级,定为国家珍贵古籍,这没的说。虽然没题跋,但它的装潢本身就说明它的时代了,保存了宋代的装裱的技艺,这多厉害啊,这能给你带来多少信息啊。

化度寺碑拓本书法作品(碑拓鉴定的方法)(4)

宋拓《大智禅师碑》

我有一本《玉版十三行》,应该是个康熙拓本,前边画了一个洛神,后边抄了一段《洛神赋》,前边是沈宗骞,后边是陈焯。我一打开这个地方,背面儿写着“遇安主人乾隆五十七年装于杭州”,那么后头陈焯那上款就是“遇安主人”,就是送给遇安主人的这个字,那是给遇安主人画的画。这遇安我也没查,但起码我这本帖是乾隆五十七年装裱的,这拓本就不能晚于乾隆五十七年。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能帮助我们判断年代。还有一个就是钤印盖章。有的没题跋,仅有盖的章。一般的盖章是最早的在下边,逐个儿往上盖,但也有不按常规出牌的,有人不讲究这个,比如说皇上就不管,有时候把字儿也给掩了,因为他官儿大,他不讲理,但一般的文人都很喜欢这个挨着排儿,往上盖。像周叔弢先生、赵元方先生,这几个大藏书家他们印章都盖在书最末了儿,角上盖一小章,意思是后人谁不喜欢你们尽管挖,不影响这书。最不懂行的人就是从街头刻一个橡皮图章,用领工资那印油就盖上去了,这叫“佛头着粪”。我收藏的碑帖和书还一直没盖章,印章不能乱往上盖,会影响这东西的流传。

咱们再回来说研究碑帖。碑帖研究基本就这么三个路子:一个路子是鉴赏派,以翁方纲为代表。其实翁方纲的集子,就是《复初斋文集》、《诗集》,内容丰富极了,但因为《化度寺碑》这事儿,他把宋人的翻刻当成了原刻,现在受人诟病,但其实他当时就是学术泰斗,他参与《四库全书》金石类的编纂。再一个就是考据派,以钱大昕为代表,他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这就是我们所不懂的了。当代这样的研究很少了,也有利用出土石刻或墓志材料做文章的,但是没有能称为卓然大家的这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收集资料一派,像王兰泉的《金石萃编》,把前代资料统统一网打尽,搜集起来,排列在这儿,这个工作大概还能做。古代大致就分这么三大类,那么我现在也就是学一点翁方纲的皮毛了,鉴赏一点。我最近买了一部《复初斋诗集》,道光原刻,有一点叶志诜的批注,叶是他学生。这里面有关于泰山刻石的诗,我想着我那个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后边没东西,我把翁先生的诗抄上,增点彩呗。鉴藏家,考据家,著录家,碑帖研究大概是这么三个路子,如果在座的同学们有志于此,可以选其中的一项做,我觉得这个前途无量。

过去从鉴藏方面来讲呢,他也有一个侧重。宋朝金石学一个高潮,然后清代是一个高潮,宋代词学是一个高潮,到了清代词学又是一个高潮,这俩很有意思。你看清末四大词人,郑文焯、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词做得好,对传布词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都懂金石,而且玩的都特棒。我有他们的作品,也有他们题跋。我也收点词集,因为偶然间买了一些好词集,特别稀见的,比如说《饮水诗词集》,是纳兰的那个最早本子,原来叶恭绰有一本,烧了,谢国桢有一本,我有一本,非常罕见,自此我就有兴趣了。后来一看不行,清词这东西浩瀚无穷,浩如烟海,碑帖我弄一百种,基本上中国古代碑帖重要的我就拿下了,词集上千种都白搭,太多,各个流派你都得知道啊,各个流派的代表作,这哪儿收去?收不齐。我今年快七十了,活二百一十岁也不够用,所以不可能了,有一点算了。杨成凯先生原来老惦记我那《饮水诗词集》,他没有这个,他玩词集玩那么好都没见过这东西。我也是很偶然,在中国书店,二百块钱,买了一个康熙三十年原刊的《饮水诗词集》。

那么传统碑帖的收藏原则,是重汉魏,轻唐宋,因为这个唐碑多,前阵保利拍卖拿一唐碑让我看,是《集王圣教序》,多的很,全国要列宋拓,南宋以上得有几十本,所以我不是太重视。当然也因此被人讥笑为古董家。启先生也这么说过。还有就是重早拓,轻近拓,因为早拓毕竟存世少,存字多,存字多那史料价值就高,文献价值就高,文物价值也高。还有就是重有帮手的。所谓“帮手”,就是题跋、题签、题记、观款,有的碑拓没碑额,早期拓本没有碑额,不拓碑额,那么名家就给补一碑额,比如说,张祖翼补一碑额,黄士陵补一碑额,那反而珍贵了,本子是早的本子,名家补一碑额,相得益彰,多有意思,再来一个名家观款,端方、张之洞、杨守敬给来一个,那地位很高了。就是这意思,要重有帮手的。再一个要重品相,比如说富丽堂皇的,樱木面的,楠木面的,锦面的。当然也不是完全重外观,有的东西本身特别好,但是既无帮手,装潢也不好,万分之一的情况也有的,也要重视,那你要看出好来那更是本事。像朱翼盦先生,就是朱家溍先生的父亲,是近代一个藏碑帖的大家,他就有独到的眼光,他的东西后来都捐故宫了,他跟马衡有约,所以他去世以后,朱家溍兄弟四个把碑帖全捐故宫了,占故宫的善本碑帖的百分之三十多。他的东西数量占总量的也就是百分之二三,最多百分之五,可是在善本里头几乎占了百分之三十,质量特别高。再一个重著录。著录,就是说这书,这个碑帖,曾经在某个重要的收藏家或者学者的著录当中。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姜遐断碑》,这个全国有三件,国家博物馆一件,上海博物馆一件,寒斋一件。然后我这件是有正书局在民国年间出版过的,是端方旧藏。再比如我有一个《曹全碑》,有正书局出版过的,就是用我这本印的,那我这个就要比一般没著录过的要好。或者是在《善本碑帖录》里面著录了,或者是在《增补校碑随笔》里著录了,或者在其他笔记、学者著作里提到了,这种很受大家的重视。

咱们再重复一遍吧。碑拓鉴定的重点在文字演变、书体演变、名碑名作,还要认识纸,认识墨,这不是一天的事儿啊,这是要长期积累的。再一个就是记点儿考据字,考据字要反复来,为什么考据字不好弄啊?因为书上说那考据字,记的是整张的第几行第几字,我们看到的都是本儿,所以你这剪裱成本的跟那整纸的,要对照起来。还有,你得认篆字吧。我看了很多藏书爱好者,包括还有相当水平的,不认篆字,那印章认不了,不知道谁收藏过。古代那印章,有的不规范,随便增添笔画,而且有自造的篆字。要是清朝的还好办点儿,规矩。明朝和宋朝人那个篆字,不够规范,他胡来啊,得猜。还有,要知道藏家的生平,藏家的生平,这些知识有的书本里没有,有的我们现在电脑里能找到,经手多了就知道了。有些小名家,像北京的于莲客,还有陶北溟,南方的秦更年、吴定、吴庠、吴仲炯,这些都是若隐若暗的,你查字典没有,其实很重要,这些人收藏的东西都特厉害。你要说吴湖帆那大家都知道,这几个你还真不见得知道,北京有好多这样情况的人。要特别重视题跋,不光是增加它的艺术性,这对于你研究考证这东西也很重要。还有一条,就是要注重影印本,因为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拓本,影印本都是根据好底本印的,极个别的是差的底本,一般都是好底本。因为我入门的时候就是这样,86年我从复旦回来,曾集中精力买碑帖影印本,当时启先生就跟我说,“您买碑帖,我给您当参谋”。对于影印本传世多不多,底本好不好,价钱贵不贵,启功先生的脑子像电脑一样,马上就告诉我。我后来也学了这一手。

归纳起来,我把几十年碑帖鉴定经验归纳成十个字,不知道对不对。鉴定的任务是什么?别看就十个字,可不容易,我觉得是几十年来总结出来的最核心的东西。这十个字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也没做到。一、真伪。现在利用高科技作伪很讨厌,有时候我也上当。真的容易看,伪的花样很多,有硅胶的,有石膏的,有喷墨的,有不知道什么方法印的,我买过喷墨的,用肉眼看没问题,考据字也没问题,用放大镜一看,很多小墨点,喷墨的。二、早晚。就是说拓的早晚,就包括我们一些专业工作者也还没搞清,有的有争论。比如我举个例子,《杨淮表》最后一行上面有个“黄”字,仲威先生说有“黄”字的早。可是呢?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里头说无“黄”字的早,因为《两汉金石记》里头就没有。王森文的《石门碑醳》里也说没有“黄”的早。罗振玉的著作里,也说早拓本缺“黄”字。你说信哪个?我当然信翁方纲的啊。仲威说有一个朱拓,他说朱拓本有黄字,早。这个错了。翁方纲是乾隆时候人啊,《两汉金石记》乾隆五十四年刻的。翁方纲没有看见过“黄”字,肯定那时候没有。这是后来找到这块石头,粘上拓的。朱拓晚,这不是印书,先用红印,刷完再刷蓝的,再刷黑的。所以仲威先生把这颠倒了。翁方纲怎么会错啊,王森文怎么会错啊,罗振玉也说没“黄”字的早,那你说是不是要信这三位的啊。所以说可能仲威先生把这事给本末倒置了。像这类,文献和实物还是得相结合,还得看古书。如果不看古书,搞碑帖的不懂文献,没和文献联系起来,容易出错。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牛运震的《金石图说》,《史晨碑》里面“春秋行礼”的“秋”字,它就剩那么一点了。你看《校碑随笔》,“秋”字剩下一点的就是乾隆本,“秋”字全存的就是明拓本,正好牛运震是乾隆人,这就对了,文献和碑帖对上了,所以不看文献不行。光搞碑帖,光看碑帖本身,不看文献,我觉得不行,要把两者结合。你看这个多说明问题啊,“秋”字存末笔的,就是乾隆拓,就是“肃肃”不坏的本子,正好牛运震见的就剩这么一块,这不就对上了嘛。这两个例子说明文献和碑帖要结合。三、多少。判断多少更难,你得看著录,你得了解现在各博物馆的情况。现在有网络了,以前没网的时候更难办,博物馆不公布馆藏。你要看前人的著作,包括笔记小说,笔记里面都有,这是多少。四、好坏。我理解好坏是品相好坏和书体好坏。比如说有两样东西,一个裱得特别精,一个破破烂烂的,字都损了,那当然是品相好的贵,珍贵。还有的比如说同样一个碑,一个是整纸的,一个是剪裱本的,从我们看这个碑的原始状况来看,整本的能看清形制,另一个裱得好,看工艺,各有好处吧。五、贵贱。这个难了,得看不同的时代。记载价格的资料特别少,就罗振玉的有一个专门的目录,1918 -1920年,它要卖,卖了赈灾的,有目录,有价格。还有一个就是解放前,有各种展览会,它有价钱。这个不同时代价钱不一样,还有就是听老人讲,比如王靖宪先生对我说,当时买一个“此”字不损本《石门铭》,九十元,《董美人墓志》六十元,那是六十年代。还有就是故宫,故宫不是有个碑帖登记表吗,他有解放后从哪个地方进的,多少钱,上海图书馆也有,这个就是内部资料,更不容易知道。现在可以看拍卖会,他就有一估价。总结一下,真伪、早晚、多少、好坏、贵贱,五项标准,共十个字。我觉得碑拓鉴定就大致这么多任务。

下边我就接着谈谈我的学习经历。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一门学问,得有这么几个条件,跟同学们共勉。一个就是天分,这是爹妈给的,没办法,但是要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材料,要做什么事情,这要有一个好的判断。用文词来说就是“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比如说我认识李学勤先生,李先生绝顶聪明,我听过他的课,甲骨文、金文的课,那是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讲的。李先生的理解力、洞察力、分析力、记忆力都是一流,远非我辈可及。话说回来,1980年,我好容易进到文物出版社去了,因为没学历,不能评职称,然后文物局和复旦办了一班儿,就是干部进修班,两年,属于历史系文博专业。人家其他单位的领导,都巴不得自己的同志去,推荐信写了一大篇儿好话,我们编辑部主任比较省字,写的是“此人爱买书,爱读书,但是知识不系统”,三句话,亏得我成绩好考上了,要不然就被退回来了。“爱读书,爱买书,知识不系统”,没办法,只好天天跑北大去听课,听李伯谦先生、严文明先生、高明先生的课。恶补,还是不行,就是说要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材料。还有一个,要有一个好老师。我觉得你们诸位很幸运,在杜老师门下,有这样一个好的领军人物,这么好一平台,你们就循着这个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将来就容易出成果。我当时呢,说不幸,又有幸,刚才也说了。七十年代末正式恢复高考,我当时太自以为是了,中学老师说“你这水平可以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古文什么的还可以,正好当时刚结婚生了小孩儿,就没考大学,也没什么准备就报了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生,当然没考上,专业分就五十多分,政治高八十分,古汉语七十分,古代史六十多分。后来就和裘先生认识了,就私下里跟裘先生请教,过从比较密。后来又听李学勤先生的课,后来又认识了王世民先生、陈公柔先生。陈公柔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学问很大。因为他出身和历史问题,解放后就连着贬。其实陈梦家的《汉简缀述》,还有后来出的《西周铜器断代》,后续整理工作都是他做的,包括马衡的《汉石经集存》,马衡去世之后是他整理的。这人学问特棒,他晚年我跟他过从特别密切,后来我点了一本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序录》和《集蓼编》,但没出版成,请陈先生审阅,陈先生说“给你八十分吧”,我说“不低啊,给我八十分”。这就是说要有一个好老师。

我很荣幸,像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我都跟他们请教过。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开会,我先到朱家溍先生那儿聊。因为我在文物局工作,所以我老列席会议,不是委员。朱先生说:“我这儿没什么,就是‘猪跑学问’。”我说什么叫“猪跑学问”啊?不知道。到了启先生那儿又聊,明白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就是老先生们的学术风范。启先生也是没有上过大学啊,他没这个条件。

化度寺碑拓本书法作品(碑拓鉴定的方法)(5)

启功先生

再说一位李零先生,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曾经是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上研究生那会儿,经常来北大红楼(文物出版社所在地)来找我,中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使我获益良多。2010年,我住院调血糖,住在天坛医院。偶然在报刊上看到李零先生的文章,称自己是吃“三古饭”的,什么是“三古饭”啊?——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学,所以李零先生很自信,学问也大。看了这个文章,我感慨良多,就写一首顺口溜:“苍天假我不济才,三古门外久徘徊。”这“三古”我也都弄过啊,考古学我下了很大功夫,整理青铜器的资料,转悠了半天也没钻进去就退出来了。“自幸前贤奖掖过,猪跑学问依样来”。这么多老先生都提携过我,我说“猪跑学问依样来”。咱也是猪跑学问,照样来了,后来我给我同学冯蒸看,就是那个首师大的名教授,搞《说文》的专家。他让我再润色润色平仄什么的,我这一润色,合了平仄,但不合意了,干脆就是打油诗吧。“苍天假我不济才”,自己就是一笨人。“三古门外久徘徊”,就是转了半天也没钻进去。“自幸前贤奖掖过”,也就是说很庆幸,这么多大师,咱都接触过,都学过、问过。“猪跑学问依样来”,也是“猪跑学问”,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跟大家讲过,“幼无名师”是人生大憾,当然天分、学识这个东西也不遗传,还得靠自己,学习要有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学书法、搞学术,你得按着正确的道路,下的功夫越大,成就就越大。如果道路歪了,功夫越大越糟糕。书法上倒是何绍基人家走出一条路子来,何绍基写字是较着劲写,他走成功了,这是极特殊的。启先生就讲过几点,自然、适中、适合。他说有的人拿舌头写,拿左手写,还有直接用手写的,这都是邪门儿,就是想以狂怪取胜,走捷径,但是没有捷径,传统的,规规矩矩的,任其自然,适合人的生理的,这种就是正确的。你非较着劲,那不行啊。再一个,不由咱们来决定的,就是人的寿命。比如说齐白石,他是活那么高寿,才有那么大成就,要是早夭了,就完了。有的人就可惜了,徐悲鸿五十三,陈少梅四十八,还有早的,那江标才三十八岁,多才华横溢啊,倒霉。像我这样,明年就七十了,人生苦短,年近古稀,一事无成,来不及了。反正就是心向往之,尽量努力,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种精神了。

我这一生都在追赶,一直在追人家,老是不如人。追古人,我现在喜欢的这些东西,跟古人对话,古人题跋、古人的书、古人的碑帖、古人的批校,真是跟古人学。追前贤,追启先生,追王先生,当然追不上,就是努力追。追时贤,我那天看方广锠先生的文章,我跟方先生很熟,杜老师和我们都一起参加评审工作,都一起交流。方先生学问大,这个敦煌卷子,看一点就知道,实践经验、理论水平都高。包括杜先生,还有刘先生,还有很多跟我同时代的人,比如去世的杨成凯先生,水平很高,我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甚至于现在我开始追后辈,有的后起之秀真厉害,给我蒙得一愣一愣的,喷墨打印的东西我都当真的了。去年保利拍卖了一件《道因法师碑》,我当时腰坏了,卧床,也没去看。审的时候我看了,表格上就写了一个《道因碑》,我也没注意看,三千块钱起价,九十万成交,北宋拓,真漂亮。后来拿照片给我看,真好,我说至少够明代。后来当天晚上买主就给我打电话,说“孟老师,我买到个好东西,北宋拓,仅次于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那件,就差毫厘”。所以年轻人不得了,真有高的。所以我要学古人,学前贤,学时贤,学后辈,一辈子追。以前教我写字的归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典故从何而来。他说人治学就好像挖井,有的人不专心致志,挖两下不见水,走了,换个地方挖两下,又走了。有的人就专心守着一个地方挖,最终见到水了,就成功了。我说我就属于那个笨人,就守着一个地方挖,就这么一个小门类,总算见点儿水,无非就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刚刚说到方广锠先生的文章,他不是研究佛教嘛,他说了几个字特别好。他说有“顺缘”,有“逆缘”。所谓“顺缘”就是帮助过你的人,所谓“逆缘”就是阻碍过你的人,都对你有好处。我看了半天人家的文集就得了这么四个字,其他看不懂,太深了。

启功先生也说过一件事,我给大家讲讲。启先生写过一个对联,他说“预挽某先生,余冠年涉世,此君事事相扼,然当时苟相容,余之寡陋,当十倍于今也。一九八六年夏,启功”。对联的内容是“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君以德,在后死不言中”。他不说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当时启功先生也挺惨的,他因为没有学历备受排挤。他们家跟傅增湘先生关系好,有一年有人要请启先生题字,要我代求,他问给多少钱好啊,我说你不用给钱,就把你家里那副傅增湘先生的对子给他就行,我就给拿去了,启先生特别高兴,当场就写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傅增湘跟他的上一辈是同年,同一期考取的,有这个交情。当时傅增湘先生说这个小孩这么聪明,写得也好,画得也好,没工作,就找陈垣先生安排,把他安排在辅仁附中教美术,教国文。附中这个校长比较传统,说你没学历怎么能上我这教书呢,用了一学期,不用他了。陈垣一赌气,来我辅仁大学吧,教大一国文,所以启先生视陈先生如同父亲。傅熹年先生是傅增湘先生的嫡孙,天分既高,家学又深,无怪乎启功先生对他特别器重。傅熹年先生现在是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原来那个五人小组,就是有启功、谢稚柳、刘九庵、徐邦达、傅熹年,傅熹年先生最年轻。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我拿了傅增湘的对联,启先生马上就帮人把字题了。

我这么一个门外汉,业余选手,后来被选去参加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非常荣幸。这些年我确实很幸运,我数了数我参与过的事,说完这个咱们今天就结束了。2000年,翁氏藏书,就是翁万戈那批,他是翁同龢的后人,几十件东西,多么精彩,当时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说大部分他们都有,不怎么追,上海比较努力,所以这批东西最终归了上海图书馆。当时东西都到机场了,北京方面也下批文说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给北京市文物局起草的报告,北京市文物局也有意,但是北京市文物局很难跟上图、国图去竞争。那文是我起草的,东西我也看过,上午是老先生们看,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还有图书界的老先生们,在世的都去看了。下午是我们这些“小先生”,杨成凯先生、我、田涛、宋平生。这件事我算是参与过,人家都盯着宋元看,我是另有所图,我看的是《冬心先生续集自序》,那书是丁敬手写上板的,印得特别少。因为我收金冬心收得比较多,我有八种,我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第二件事情是《元官藏》,《元官藏》是元代官方刻的大藏经,原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后来云南出了几本,在《文物》杂志上介绍过,后来方广锠写过文章,那一下子从河北几个藏家手里给国图二十本,便宜极了。二百万还是多少,当然也是他们作贡献了,现在一本出去就得一百万。当时参与鉴定工作,有馆内专家,馆外专家我算一个,有幸躬逢盛事,参加这项工作。第三件事是国图收的北宋《开宝藏》。大长卷子,我跟潘吉星,搞造纸研究的专家,还有白化文先生,我们参加鉴定的工作。

最直接的一次,就是2007年,我跟施先生、杨先生,还有程有庆去上海,我们俩看碑帖,他们俩看书。有一天施先生的一个故旧,一个老太太,新加坡人,说有《永乐大典》,要卖给国图,我说不可能。晚上上海文化局请吃饭,吃完饭回去,往回赶的时候我说可能性不大,《永乐大典》太少了,而且太贵了,这什么人家啊?说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后来到了宾馆,那老太太已经在那儿候着了,打开包袱一看,是一个民国年间傅增湘影印的《永乐大典》,我说:“你看,哪去找真《永乐大典》啊?”她说您别着急啊,底下还有一本呢,打开一看,真是《永乐大典》。我说这个肯定是真的,没问题,然后程有庆就给馆里打电话,问馆里有没有这一卷,真是巧了,上面那卷有了,下面那卷也有了,就缺中间这一卷。这个收藏家是什么人啊?“上海小开”,就是一个银行家,他的藏书我还有,他不愿意卖给上海图书馆,因为文革中有些纠葛,愿意卖给国家图书馆,还要一套房。后续谈判的事我没参与,发现、起草报告,这些事我参与了。这还得瞒着上海,因为住在人家上海图书馆的招待所,还不能让人知道,搞了一回地下工作,有点“潜伏”的味道,因为人家是地主嘛,人家要是理所当然。后来七百万拿下,太便宜了!我跟当时嘉德拍卖主事的拓晓堂熟,事后跟他说,他说你告诉我啊,这个东西我能给他卖两千万。当时有纪律,在国家没定之前不让说,我也不敢说啊,谁也不能说。后来谈判了好几轮,谈下来了,开了一个入藏的会,我去了,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后来还有过云楼藏书的发现,主要是宋版的《锦绣万花谷》,四十册,完整的,那是2005年卖出去的,后来2012年被凤凰集团买了,那个新闻发布会,我都参与了。还有《礼部韵略》,江西出土了一个宋版,大家都不说从哪来的,其实可能是出土的,江西有的古墓里头有完整的宋版古籍。李致中先生他们去看了,后来我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

前年有一个大发现,就是《佛说弥勒上生经》,是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刻的,比大英博物馆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晚五十九年,这个东西好,刻得特别精,就是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是要不回来了,所以国家必须得买。我有幸跟李致中先生、傅熹年先生、白化文先生、宋平生先生,还有馆内的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做了这么一件事。后来事情成了以后,文化部的部长、文物局的局长还见了我们一次。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国家必须得做,花了两千二百万,不贵,因为它仅次于大英博物馆那件,那东西是真好。所以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居然参加了这么多件事,挺光荣的,死而无憾了,也算为国家做了一点小贡献,尽了绵薄之力。我当时跟杨成凯先生一起参加国家珍贵古籍评审的时候,有人就说,你们二位“票友”给票到“国家队”里来了。这就是开玩笑,因为杨先生也不是这个系统的,他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搞语言研究的,我是文物出版社的编辑。

我今天就拉拉杂杂,一是给大家讲讲碑帖鉴定这些要点,二是讲讲我自己的学习经历,跟大家学习,跟大家共勉,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大家!

本文文字稿由北京大学张鸿鸣博士整理,原载杜泽逊先生主编《国学茶座》第16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内容与发表时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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