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的基本素养有哪些（论媳妇的美好时代）

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讲的是在婆媳关系中，“媳妇”形象的全新亮相，不仅独具东方文化深厚底蕴，同时也通过这一丰满形象的塑造，表现了生活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元化，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媳妇”不仅满足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想象、弥补了其缺憾与不足，同时也满足了我们的窥视与暴露欲望，成为我们视觉消费的对象。

婆媳关系，或偏重于城乡生活习俗及其观念的差异或侧重于生活习惯的差异如《麻辣婆媳》，或性别嫉妒与争夺如《双面胶》，或一方吹毛求疵的性格所致……特别是《媳妇的美好时代》，是家庭伦理剧中“婆媳剧”的一种突破、创新和深化，因此对其发展及其文化意蕴进行探究，对于家庭伦理中的婚姻生活及其兴盛的体认，具有重要意义。

深厚意蕴的视像角色婆媳关系，是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婚姻家庭关系以来，就已普遍存在的一种人际关系，然而由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婆媳关系在东西方文化中呈现出了全然不同的面貌。

汉语中，“媳妇”作为一个称谓词，一般含义有二：丈夫的妻子 ；儿子的配偶。前者主要指与配偶之间的婚姻承续关系（“妇”），后者则更强调与公婆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媳”），并且常常成为这一称谓的主要指代。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媳妇”一词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家庭的伦理关系 ；作为一个家庭中的社会成员，她与家庭、长辈之间建立的仅仅是一种法律之间的关系，而非家庭伦理关系。

由于这种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所以自始至终，婆媳关系不仅在东西方社会文化中有着全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就必然地体现在影视剧的题材选择与情节设置中。在西方影视文化中，虽然也会有极个别的影视剧涉及到婆媳关系，如电影，《麻辣婆婆》，然而由于其婚姻形态、家庭观念的差异，我们很难找到一部以婆媳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婆媳关系为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冲突点的影视剧。

然而在东方社会文化中，婆媳关系不仅成为家庭是否幸福和谐的集中体现，也成为以血缘关系及家庭伦理为主要形态的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作为家庭伦理剧的亚类型，婆媳关系不仅是中国文化特殊思考的问题，也成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的普遍认同，表现于具体的影视剧创作，也就必然地成为东方文化的独特景观。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性状，大致有一个概括的发展演变趋势：在场景呈现上，由“大社会”逐渐转向“小家庭”；在视角选择上，由“以大含小”、“由上至下”变为了“以小见大”、“由下至上”；在叙事手法上，由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转向家庭个体的个人叙事 ；在角色性别设置上，由男性为主转向女性为主……所有这些，皆构成了中国当代家庭伦理剧的基本形态。

进入 21 世纪，中国家庭伦理最具突破性与创新性的便是“婆媳关系”的兴盛。

除了以上特征的不断承续与拓展，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媳妇”形象进入家庭伦理中，而是在生活中通过对“媳妇”形象的拓展与深化，将女性性别属性的刻画中由对女儿性、母性的关注转向了对妻性的赞美。而妻性的重要体现，则在于女儿性特别是母性的充分延展。

“媳妇”作为女性角色的完满诠释，应该是女儿性、妻性与母性三者的完美结合，因为女儿性是一切情感婚姻家庭关系的起点，妻性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基础，而母性则是宗族延续的重要依据，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中，还是在女性性格形成与性别身份认同中，女儿性、妻性与母性具有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地位与作用。

然而在家庭伦理中，对待女性性别身份时始终有一个矛盾，即在对女性身上的女儿性与母性大加赞美的同时，作为女性家庭与社会重要纽带及女性与社会身份重要标识的妻性却常常受到贬抑或否定，关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体认：“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

女性的女儿性常常与纯洁、美好相连，母性常常与含辛茹苦、宽容忍耐相连，而妻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代表媳妇妻性的形式常常以“悍妻恶妇”的狰狞面目出现。

女性的妻性在更多的情形下常常被妖魔化，特别是进入特定的“婆媳”关系中，不仅女性的妻性被否定，就连女性的女儿性、母性也一起被否定，或者母性异化为女性一种传宗接代的功能。

如在《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男女主人公的一段对话颇具代表性——余味 ：“从你怀孕之后，你在我妈面前说一不二。”毛豆豆 ：“这是因为有了孩子我才说一不二，如果没有孩子那就说一是二了。”

儿媳只有在怀孕后才有可能成为母亲，也才有可能成为家中的“老大”，众星捧月般，在家庭中获得了空前的地位。

所以在传统家庭的婆媳关系中，媳妇的“妻性”要么常常被女儿性与母性所代替，或者要么被“悬置”或“不在场”，要么被彻底否定。

在一个文化传统中，女儿性与母性是一种天然会获得社会认同的身份，而妻性则是需要扮演或表演而获得的社会身份认同。在视像中，媳妇则是可以扮演或通过模仿获得的角色。

作为女儿性、母性、妻性契合点上的媳妇，则有着特殊的身份与角色 ：作为公公婆婆的媳妇、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维系着家庭血缘关系之内三代人的关系，所有这些血缘关系之内的成员，需要一个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有婚姻关系的外姓人来维系 ；另一方面，她又要维护好家庭中的另外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妯娌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维护好因为婚姻而联系起来的两个不同家庭之间的关系，这种承上启下、瞻前顾后的关系，表明了媳妇这一身份的独特与角色底蕴的丰厚。

这种特性，不仅为婆媳关系的兴盛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为婆媳关系的发展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然而在今天看来，对“媳妇”的肯定与赞美，首先是对其女儿性的肯定与赞美，而对她天性中的母性的塑造与刻画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她的不育，在成为母性缺憾的一种隐喻，因为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完成自己家族的种的延续的生育使命，她便具有了先天而又无法弥补的缺憾。

我们常常还是以“贤妻良母”并称着，这一称谓，不仅表明女人妻性与母性之间一种并列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向我们传递了妻性与母性互为因果、互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在新的时代，生活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元化，都迫切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与反映，于是在家庭伦理婚姻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批力作的出现。

一类是呈现了“悍妻恶妇”形象的媳妇角色继续活跃在婚姻生活中，但所不同的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因为，这类型的媳妇是不被社会接纳的。

如果说在一个家庭中儿子尚且还有一些血缘关系带来的纯朴，那么媳妇则纯粹是血缘关系之外的体现：无情无义，所有行为与想法，都是以摄取利益和当家做主为目的，即使尽孝道，有些媳妇也不过是次数有限的尽，且目的都是为了婆家的财产，从而获得家庭利益分配的最大化甚或独自霸占家产。

另一类家庭中，作为“媳妇”的对立面形象，传统的恶婆婆形象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由传统的“多年媳妇熬成婆”所带来的家庭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引发的快感，或者对儿子的控制权的争夺，转向了新时代新的生活形态与观念变化。

传统的“恶妻”或“悍媳”，到了现实生活中，如《媳妇的美好时代》电视剧一样，基本上成为了具有小毛病或小自私的小人物，甚至成为漂亮美丽、勤劳善良、善解人意的典型，对内夫妻能琴瑟和谐，家庭关系中能摆平姑婆，对外能摆平第三者，如潘美丽、毛豆豆。

作为婆婆，能有此女为媳，夫复何求？作为男人，能娶此女为妇，岂不令人羡煞？于是“娶妻当娶潘美丽”。

而正如剧中婆婆曹心梅所言 ：“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找儿媳一定得看准了。儿媳妇找好了，一家就太平了。”媳妇不仅在一个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角色在一部现实的婚姻生活中具有空前的作用与功能，成为家庭所有人际关系的总枢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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