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年轻人的职场规划（我的每一个职场角色都和共和国发展休戚相关）

当时我们选择的职业和国家需要是密切又密切，我们是顺潮流而动。在一条大河中，我们努力又努力地划船，向着我们共和国的方向，也向着自己的志愿努力去做。——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 赵启正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9岁，可以说从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的记忆是完整的。我1958年考上大学时，大学扩招。中国后来碰 到三年困难时期，农业歉收，有些学校不能坚持下去，但我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持下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央考虑到我们“两弹一星”的人才需要才成立的。当时西方不只是在器材和科研成果方面，也在人才培养方面遏制我们。我就在这时候进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很多著名科学家像钱学森、钱三强、赵忠尧等都是我们的老师。在我大学毕业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退，我们就被分配到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如果他们不撤退，我们只能作为苏联专家助手的助手去参加一些辅助工作。他们撤退了，我们就成了主角。原来苏联专家做的事情我们就直接做了。

如果当时中国不这样做原子弹研发的人才准备，这个领域我们会耽误五年到十年；如果当时我们不及时开展这项研究，西方对我们的遏制就会更严重。所以，中央决定做“两弹一星”的研发是非常英明的，奠定了中国崛起和不受外国侵略的基础。可以说正因为这样，我们年轻人都有机会做贡献了。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工作，是非常荣幸的事情。今天回顾起来，如果跟子孙说还觉得有点骄傲，我们从大学毕业就没闲着，一步一步地做这么多事情！你看，导弹发射也好，核弹爆炸也好，都有我们这辈人的贡献。回看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我们个人的学识，比今天的青年人那是差多了，但当时我们还是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

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大量地缺少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培养的人少了。这时候邓小平同志说要恢复高考，哪怕早一年都是好的，所以1977年就开始招生了。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离开了从业20来年的工业技术研发领域，投身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新征程，1984 年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就盼着新的大学生们到来，但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没有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即使新大学生来了也不能立刻去当领导干部。怎么办？我们组织部就要采用各种培养方法帮助他们尽快成长。从1992年秋天开始，筹备新区就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了。我们当时为浦东新区选了八百名公务员，这就是后来舆论上说的“浦东八百壮士”，这是我的新征程。

“四小龙”崛起时，西方世界对它们并没抱有警惕，在金融和科技成果转让上相对宽松。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则有几种心态：一是你们根本做不成；二是如果你们硬做，我们不会在政策和科技上大力支持你们，要警惕你们成为我们的对手；三是如果真的有前景，我们也会搭这个便车。这些心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用国际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心态复杂的同时，中国国内地区差异也很大，关系很复杂，哪个地方先开发，哪个地方后改革，需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每天要接待很多批来访者。那时一天接待七八批外宾都是正常的，有时甚至从早到晚需要接待十几批次。我们真诚地向来访者介绍浦东的基础建设、投资环境和发展战略，让浦东交到国际朋友。其中就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总统老布什、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他们中有些来过浦东好几次。

我在上海工作时，基辛格博士几乎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浦东，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整体，了解了浦东，就可以回去告诉美国人整个中国的情况。1995年基辛格参观东方明珠电视塔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西方报纸说你们的浦东开发只是一句口号，你们中国只是做个姿态，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但我看了浦东的规划，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若干年后，浦东变化了很多，基辛格只要跟我见面，都会很得意地说：“你看，我当时说对了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

我这个“浦东赵”的说法现在回忆起来，其实是有两个称呼，一些国际友人称我“Mr. Pudong”（浦东先生），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则叫“浦东赵”，中国媒体就也跟着这样表达了。我自己非常不敢当。如果把浦东开发比作一支交响曲的话，这个交响曲的总谱就是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谱写的，而党中央历届领导就是这个乐队的指挥，我有幸成为在上海的这支乐队的一名演奏员，努力弹奏和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和世界最发达的几个城市相比。像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和香港这些城市都是国际交流中的一个中枢，也就是说国家和国家的对话基地。上海虽然在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工商城市，但是和这些世界一流城市相比它各方面都还太弱。

我们一直在考虑中国经济的崛起，因此中国拥有这样的一个中枢性经济城市是必需的。开发浦东的目的是振兴上海，振兴上海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参与到世界经济当中去。所以，浦东开发的意义不是限于浦东，不是只疏解浦西的人口和工厂，而是考虑面向太平洋。

当时我们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就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认识，我们不能落后，我们要按照高水平来规划，按照高水平来建设。所以，浦东开发从一开始就用了比较高的标准，不是急于求成，但是也绝不有意地放缓速度。

它未来应该成为像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那样的世界上最卓越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中国在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对话中赢得强大的话语权。

不止一块两块你们让我谈谈中国政府2019年8月宣布的新增六个自贸试验区这件事，我先说自贸区这方面中国比较成功的地区是深圳、上海等地，其实不止，因为这些地方做得规模比较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中央一直希望发挥各地的积极性，可以说深圳很成功，浦东很成功，但两个地方做法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很大，地理条件或者说地缘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中央现在决定开多个新的自贸区。新增六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背景、国际交往的方向都有所不同，它们本地的经济状况也不同，显然能够创造出不同的新模式来。这种模式并不是要做全国推广，而是做区域性扩展，和它类似的地方就可以多参考。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石头不止一个，石头就是试验区，我们要多个。

到国务院新闻办任职后，我参与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一直是有的，只不过以前不普遍、不经常。有的地方不怎么举行发布会，这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不讲中国故事，国外就会有人讲失真的中国故事，甚至是假的中国故事。人家讲了假故事怎么办？假故事跑得快，因为它离奇，因为有人在用心推动。真故事追上假故事要费很大的力气，先入为主在各国都是一样的。

我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案例。1999年美国众议院一个叫考克斯的议员提出，中国的两弹技术都是从美国盗窃的，他发表的“考克斯报告”在全世界影响很大。但我们发现这个报告完全没有根据。我们决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考克斯报告”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他哪句话是真的。

考克斯说中国盗窃了哪几种核弹，其实这几种核弹的资料在美国武器研究所的网站上都有，包括它们的型号、功能简介等。这是公开的资料，怎么能把盗窃的罪名安到我们头上呢？“考克斯报告”甚至称中国盗窃了一个原子弹设计的程序。可惜的是，考克斯先生很无知。这个反应堆设计程序，是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公开的程序，并不是原子弹的程序，他居然也当作证据来说中国盗窃！

这就是一个假故事。假故事已经发生了，传播了，怎么办？我们来讲真故事。我们当时就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把真故事讲清楚，借助参加发布会的众多外媒记者的报道，把中国的声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把“考克斯报告”引发的负面影响都化解掉，同时为中国科技研发能力正名。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公共外交：随着国际交往增多，各国公众也在向外国表达本国。公共外交的承担者很大一部分是公众，公众说的话和政府说的话加在一起，这才是完整的国家形象。中国的故事要靠我们中国公众去讲，这最真实、最有情感、最有说服力。老百姓讲述中国真实形象的中国故事更有益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有益于普通外国公众认知真正的中国形象。如果外国公众对中国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和较友好的态度，那么肯定也会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不顾及民意。

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公共外交的使者，很多时候老百姓讲的故事，比官员干巴巴的数字和报告要生动有趣得多。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分享过一个有效公共外交案例。有一年，我陪着亚洲某大国的总统到上海一个郊区的乡里去参观。乡长拿出三张纸，就像作工作报告一样照本宣读。讲了当地政府的GDP和投入产出，他们修了多少路，盖了多少房，有多少财政收入。这位总统听来 听去不太理解，他疑惑：“你这一个乡，这一年收入5000万，到底算是多呢还是少呢？你们盖这么多房，到底你们应该盖这么多呢，还是你们破了纪录？我不明白。”

乡长冒汗也没有辙。我们接下来就去参观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位50岁的农妇，向大家介绍她家的新房子，说：“这是用我先生打工赚来的钱盖起的新房。这间房是我和我先生住的，这一间是我儿子和儿媳妇住的。”外国总统问她：“为什么儿子和儿媳妇的房间比你们的房间大，比你们的房间光线好？”这位农妇回答：“在我们这里，儿媳妇就是贵客啊，是我们家最宝贵的，当然最好的都给她啦。”这位总统若有所思，哦，中国是这样的。而在他们国家，儿媳妇如果不带来嫁妆，就要受歧视，就要为全家服务，像一个雇工一样。他悟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中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妇女地位高。

这是很典型的公共外交案例。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故事这本厚厚的、由14亿页码组成的书籍中的一页，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可能遇到其中的几位，那么这些人的言行举止就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所以说每个人都要讲好自己身边的真实的中国故事，我们都是中国故事的叙述者。

中国真正的形象就是真实的中国的形象，这个我们不能容许别人去歪曲。但事实上很多人在歪曲，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澄清，说清楚，说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即使有缺点，我们也不隐瞒，因为我们在改进。

目前世界舆论场上中国的形象比中国实际形象要低，我希望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能达到符合我们真实水平的高度。政府、媒体、公众都要承担起这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传播责任。

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时候，同时要注意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认识误解，并及时拨乱反正。我任上海市副市长期间，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采访。采访内容在1996年1月7日的《波士顿环球报》星期天专刊刊登，封面大标题为“世界，要不要惧怕中国？”。报社出大篇幅报道了中国和上海。文章开门见山就说：“在中国——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肯定会带来一个文明社会吗？还是会带来一个更为强大的独裁社会？”

文章还分析了中国、美国两国国内存在的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两个国家关系的预测，同时援引了当时的专家学者对于未来中国可能的五种走向预判。但是，更引起我关注的是封面配本文的大幅漫画，一双硕大的筷子正夹着几面美国国旗当菜吃。我于3月1日写信给该报总编，表达了不能同意这样一幅漫画的寓意和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我想声明的是：中国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国家当菜吃的习惯，恰恰相反，任何一个熟悉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中国确实曾被世界上的一些列强当 作一道好菜瓜分过。如果认为哪个发展中国家一旦强盛了就要把其他国家当菜吃的话，这将是一个荒谬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世界只能维持现状，穷国只能当穷国，富国永远是富国。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画出这样一幅漫画，即一个超级大国的叉子正把其他国家也当作一道道菜肴吃掉呢？

我这封信后来刊登在1996年3月8日出版的《波士顿环球报》星期天专刊上，并加了标题：中国不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格局。信发表后，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来信说，这是他们见到的在美国报刊上第一次出现驳斥“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中国威胁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学界和新闻界好好研究的课题。谁最先提出来，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发展到底威胁了谁，欧洲、美国、亚洲？现在美国国内反华派也在叫嚣“中国威胁论”，那么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应对，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从来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世界不要误读和扭曲我们的发展？我们缺少这样的人才在世界上有效发声。英文水平好的媒体工作者不应该局限于报道某些事件，应该同时分析前因后果并 做有效深度探讨，在国际舆论场上发挥更大作用。

基于国际舆论时刻在变化，我们要敏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了解国际对中国的观点。如我一直指出的，国际上的中国舆论和中国形象，比我们中国的实际低了很多。除了外面对我们的曲解，这里面也有内部原因。

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共存与沟通，必须借助语言的翻译。我们需要造就强大的翻译队伍，通过翻译准确传播国家关键话语， 而外宣媒体从业人员的外语水平提高更是迫在眉睫。

首先，我们的母语是中文，我们大多数记者的英语水平达不到人家的高度。我们的媒体从业人员在用英语做新闻报道的时候语言驾驭能力没人家用英语作母语的人那么强。

其次，我们记者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式的。我们的表达风格， 外国人是不是能够理解？是不是看了第一段以后就很高兴地又要往下看？这些值得反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外国的新闻报道，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第一段往往从一个小故事开始，讲一个引人入胜的让你兴奋起来的开头，然后你就有兴趣往下看。而我们可能讲一个很宏观的描述，然后再进入细节。我 们需要思考给外国人看的东西和给中国人看的东西，文体上应该有些区别，而我们的记者要具备这么一种转换能力。

2019年9月6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以“如何增强中美互信”为主题的演讲。他首先与大家分享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场景，这部叫《火星救援》的电影他前前后后已经看了三遍。

托马斯从电影里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国际救援切入，讲述为了不让困在距离地球2.49亿英里的火星上的美国宇航员马特·达蒙饿死，中国航天官员自发开展了国际协助救援合作。在中国国家航天局与NASA的共同努力下，载有补给的火箭成功发射，与美国宇航员成功实现太空对接，使他们能够返回火星进行救援。

影片最后，观众们看到中美两国的航天局领导并肩而立，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庆祝这次救援任务的成功。一篇评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充分证明了外太空合作可以促成的利益与友好。”托马斯这时候水到渠成转换到他本次演讲的主题：它向我们表明，当中美双方彼此信任时，我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甚至可以成功拯救火星上的一个人。他进一步提出：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把《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精神重新注入现实的中美关系里。

这种就是国际一流传播学者展示的讲中美故事的典范。我们从政府官员到媒体从业人员，都需要好好学习，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在现实中，我们的官员还是不敢放开刻板的讲稿，不敢讲生动的故事，拘泥于生硬的数字报告，传播效果就不会太理想。

的确，我的各项经历都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的。如果说 我们国家没有发展国防工业，如果我们没有决定对外开放和浦东 的开发开放，如果我们没有决定和世界建立更密切的一种舆论的 联系和传播，我就没有机会参加这些工作。我觉得年轻人生长在 一个新时代，这也是个幸福的时代，可以随着我们国家的进步， 自己也得到发挥、得到进步。

我们国家的需要是很多的，你有哪些特长，在哪些方面有兴趣？同时正好有那方面的机会，这你就是幸福的了，你就能够为国家做贡献了。将来回忆起来，你的每年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不 是虚度了。

我们那时候没有自己去选一个职业的想法，当时也没有这种做法，可以说国家需要你到哪里就到哪里了。今天我们大学生多了，国家需要的领域多了，因此选择的自由度也高了。这很好，可以发挥你的特长，发挥你的志愿，满足国家。当时我们选择的职业和国家需要是密切又密切，完全不可分的，我们是顺潮流而动。在一条大河中，我们努力又努力地划船，向着我们共和国的方向，也向着自己的志愿努力去做，所以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做贡献的机会。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我和共和国的故事》，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