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最神秘的穴居部落（贵州毕节发现套头葬）

考古发掘现场图。摘自网络

华夏远古先民在创造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厚重的中国墓葬文化史。伴随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同步发展，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神州大地，留下了很多不解的中国墓葬文化之谜。

在众多知名的墓葬历史文化中，贵州省毕节市夜郎遗址可乐发现的套头葬文化，因夜郎古国(液那古国)这个曾经充满各种历史谜团的历史古国而显得尤其神秘。

可乐“套头葬”是极为罕见的一种丧葬方式，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作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2002年以来，各地烽争夜郎文化品牌炙手可热，但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却一直是未解之秘。深锁于铜釜中的“液那魂”，更是难于为人们所识。

2000年可乐考古发掘现场。摘自网络

数千年来，在乌江北源流出的可乐河畔，那些千古蒙冤“夜郎自大”的尸骨静静地躺在墓穴中，它们头顶套着一件铜釜，或是铁釜、铜鼓的大型金属器，有的足部也套一件铜釜或铁釜，或垫一件铜洗。在无声地期待着有灵慧的“液那竹子孙”来触动它们，一诉衷肠!

专家们感到震憾： 这种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顶的埋葬方式。虽然与过去所见相同。不同的是在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垒砌一圈。然后用一件大铜釜套头，另用一件大铜釜套脚，脸上盖一件铜洗，双臂上也放置有铜洗。其三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用一件大铜洗垫于脚下，右臂垫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套头葬”铜釜内基本都保存了一部分头骨，可看出均为仰身直肢葬。另外都发现使用木棺的痕迹。 这就是可乐考古最重要的现象——套头葬。可乐发现的套头葬，在国内外可谓比较独特的了。

贵州赫章可乐地处乌蒙山腹地，平均海拔1990米，可乐河自西向东流过。可乐遗址(古墓群)幅员9.4平方公里，由3个遗址和15个墓群组成，约有古墓上万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该地进行过多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71座，出土文物近2000件。目前发掘的墓葬尚不足4%，有“贵州考古圣地、夜郎青铜文化殷墟”的美誉。属于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108座，在许多重要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特的“套头葬”等特殊葬式。

专家们发现，使用套头葬的墓只占一小部分，这类墓中有较多随葬器物，有某种威严或神秘的气氛。由此，专家推断，死者的身份定与常人不同——他们是夜郎民族的中下层巫师，还是地位尊崇的氏族首领?

除了套头葬，可乐出土的几千件文物，为复原夜郎文化提供着丰富的线索，镂空卷云纹的铜柄铁剑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铜戈提供着夜郎文化在地域分布上的重要信息。“干栏”式陶屋模型，则展现了中原建筑文化和夜郎建筑文化的融合……

“套头葬”铜釜。摘自网络

赫章可乐有20座以铜釜、铜鼓、兵器为葬具，套头而葬。“套头葬”是极为罕见的一种丧葬方式，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作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称为“贵州考古圣地，夜郎青铜文化殷墟”。

“套头葬”使用了两类铜釜。一类是辫索纹耳大铜釜，宽沿外侈，鼓腹，圜底，腹上部纵向安置一对硕大的辫索纹环状耳。

274号墓出土的一件大铜釜肩腹部装饰一对圆雕立虎，立虎昂首扬尾，呲牙长啸，十分威武。这类铜釜共出土3件，外壁都附有较厚的烟炱。

另一类是鼓形铜釜，出土3件。这种形制的铜釜最早出土于云南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可乐套头葬墓使用的鼓形铜釜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在云南滇文化墓葬中也曾发现过，但滇文化中没有套头葬。铜釜套在死者头顶部，发掘时部份头骨及牙齿尚存，看出人脸部基本露在釜外。

赫章可乐先后已发现这种铜釜10余件，都用于“套头葬”墓。此类墓是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时代可上溯至战国。

“套头葬”铁釜。摘自网络

广西西林普驮曾发现一种“铜鼓葬”，尸骨全部放在倒置的铜鼓中，另用铜鼓为盖。专家认为这与可乐的套头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葬式，“套头葬”为贵州独有，很可能是“古夜郎人”的坟墓。

资料显示，“套头葬”及这些特殊葬式在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过，属夜郎民族特有的葬式，所反映出的丧葬意识和宗教观念很值得研究。

据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向媒体介绍：“套头葬”最早是在赫章可乐的墓中发现的，后来考古工作者把1976-1978年的发掘资料整理成《赫章可乐发掘报告》，编写者认为在清理的168座乙类墓中，有20座墓葬的葬式较为特殊，墓底一端侧放一釜(铜、铁釜均有)或一铜鼓，头骨置于其中，躯体则放墓底中部。其中M58葬式尤为罕见，在墓底一端侧放一铜釜，内放人头骨;脚端侧放一铁釜，内有脚趾骨。他们把这种将死者头部用大型铜器罩住的特殊葬俗称之为“套头葬”，其实，时至今日，这种奇特的葬

揭开夜郎神秘面纱并精准定义人类“文化”的中国记者“夜郎一哥”说：人类利用金属只能从铜开端。那么，追寻铜釜的由来，也应该从铜的冶炼史开端。

由于历史上中原地区不甚了解西南夷，加上中原学界又都把“西南夷”称作夜郎，故而对“夜郎文化”，学说不一，多年来搅绕不清。后来，夜郎青铜文化出现后，人们就在何为夜郎文化上，更加摸不着北!

西南丝绸之路千古沦落后，沿线历史上表现出低下的生产力，与赫章可乐、威宁中水、贵州普安的考古发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多年来，面对眼前的秦砖汉瓦，人们对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更多感到的是神秘。不约而同地产生的下意识是：先进的青铜器，秦砖汉瓦，显示中原文化进入夜郎。但这个青铜文化，却又被称作夜郎的青铜文化。青铜文化由谁传入?多年来，学界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在贵州，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长期从事夜郎考古发掘与研究，著有《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张合荣曾对媒体这样总结“夜郎青铜文化”的特点：“第一，在古夜郎文明的分布地域虽然早在距今3000左右的商末周初相继进入到了青铜时代的初期阶段，但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该地区的青铜文化却并未得到多少发展，处于春秋至战国早期这一阶段的遗存发现少，不少地方还存在较大的缺环，因而在青铜时代初期到晚期遗存之间好像还找不到青铜文化发展壮大的明显轨迹。

“但到了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在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已然衰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这一地区却迅速发展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这一时段才是古夜郎国真正形成并发展的时期，甚至是整个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兴盛期。”张合荣说。

第二，在这一地区，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器以兵器和装饰品为主，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容器，但少见大型礼器，乐器不发达但各具特征。可能和当时不同族群之间复杂的矛盾有关，青铜文化遗存中，最典型的器类就是兵器和装饰品，几乎几个小区域都是这样，显示出当时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夜郎”等西南夷诸族群尚武而爱美的文化特质。相反，作为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象征的青铜礼器却在这一地区始终未发展起来，我们虽然也在一些地区发现较大型的青铜器如鼎、簋、壶、釜、洗(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曲靖盆地均有出土)等，但数量少而单一，而且极有可能是从外面传入或是当地仿制的东西，不构成该地区青铜文化的主体。

第三，几个小区域的的青铜文化各具特征，各自具有一些独特的代表性器类。赫章可乐墓地中的镂空牌形首铜柄铜剑、镂空牌形首铜柄铁剑、饰虎铜釜、琵琶形带钩、簧形首发钗、铜铃等均是该地域很独特的青铜器类。铜鼓山类文化遗存中的风字形铜钺、一字格曲刃剑、直内人物图案戈、斜刃刀、三叉形器等又是黔西南及紧邻的桂西北、滇东南一带存在的独特器类。威宁中水则以直内仿蜀式三角援戈、牛头形带钩、鱼形带钩等为特色。紧邻滇文化核心区的曲靖盆地及相邻地区受滇青铜文化影响，青铜器就基本以滇文化青铜器为特点。

第四，在青铜文化比较发达时即开始出现一些铁器，尤其是在北部接近巴蜀文化的地区，铁器出现时间更早一些。由于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发达要晚到战国至西汉早期，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甚至巴蜀等地已进入到早期铁器时代，因而受周边其他文化重要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伴随着青铜器的铸造和生产，一些铁器也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早期铁器主要是锸和削刀之类，以后逐步发展，出现斧、刀、凿等工具，戈、剑、矛等兵器，还有三脚架、釜、带钩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在许多遗存中，常见青铜器中伴出少量铁器的情况，因而可以说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纯粹，青铜器与铁器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早晚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共时关系。不过，青铜文化中伴出一定数量的铁器是由于该地区在青铜文化发展之路上比较滞后，并不表示云贵高原没有发展出青铜文化或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

第五，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在较为发达的时候因受到外来的中原汉文化影响迅速中断，大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西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时期，正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除在滇池周边地区形成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外，在贵州西北部至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东西两侧，南、北盘江上游的曲靖盆地和黔西南山地均发展出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地域性青铜文化，这些地域性青铜文化对应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夷”族群，不过随着开发力度的不断深入，汉中央王朝对云贵高原的控制得以加强，郡县制的相继建立，外地官吏和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就使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铜文明在汉帝国文化体系的和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就使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铜文明在汉帝国文化体系的强大压力和强权政治干预下走向衰落，云贵高原也结束了原来小国寡民式的众多“君长国”时期，被纳入到大一统的汉帝国行政和华夏文明体系中。”

“夜郎一哥”注意到张合荣所提出观点的灵魂：“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发达要晚到战国至西汉早期，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甚至巴蜀等地已进入到早期铁器时代;到了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在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已然衰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这一地区却迅速发展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

滇东黔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在较为发达的时候因受到外来的中原汉文化影响迅速中断，大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西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时期，正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除在滇池周边地区形成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外，在贵州西北部至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东西两侧，南、北盘江上游的曲靖盆地和黔西南山地均发展出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地域性青铜文化，这些地域性青铜文化对应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夷”族群。

学界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表明：云贵高原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滇池周边地区形成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司马迁著《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楚苗裔的庄蹻极善用兵，秦楚相争之时，其率兵沿长江而上，克且兰定黔中，向西平定西夷众国。后归楚之路被秦所断后，“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他当机力断，带领楚国苗裔兵马在云南称王。为了长久立足，改变楚人服装打扮，融入西南风俗习惯，以做长期立足发展的打算。因此，时庄蹻为王的滇国，实为楚国灭国后的一个改变了楚国服装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之遗国。”

“夜郎一哥”注意到，可乐考古遗址的年代，权威认定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20年)。楚将庄蹻于顷襄王二十年(前279)经黔中西征西夷地区，正好处于这一时期之中。

从苗族迁入贵州的时间、发明创造、丧葬习俗、语言文字，历史迁徙考察，在我国历史上，西部方言苗族主要聚居在川黔滇结合部，可乐考古遗址正好处于中心地带。楚庄王苗裔庄蹻西征，苗族需要以军人的身份进入，至今威宁赫章一带的苗族，尤其是赫章纳雍一带的小花苗依然保持着色彩鲜艳的盔甲式服饰，跳自由的芦笙舞，可说是楚风犹在、苗族来自中原大地的古老记忆尚存。

5000年前的九黎部落时代，苗族已经掌握了铜铁冶炼技术，并发明了兵器。炎黄蚩尤之战，历经重大挫折后，苗族又于2000多年前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民族，铜铁的冶炼及兵器制造得到更好的提升。苗族作为一个懂得冶炼铜矿铁矿的民族，发现和开采铜矿铁矿有着重大史实，苗族古歌可加以印证。苗裔庄蹻西征平定西夷众国后，楚国灭，庄蹻回滇称王并变服、从俗以长之，这段记载，与学界研究成果：西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时期，正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与这一时期在滇池周边地区形成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高度吻合。

苗族是一个深信入土为安的民族，丧葬习俗主要是土葬。楚国灭，庄蹻回滇称王并变服、从俗，从四川兴文对僰苗文化研究结果看，当地苗族与可乐考古遗址有着密切的内在文化基因上的联系。

“套头葬”铜釜。摘自网络

据张合荣向媒体介绍：“套头葬”最早是在赫章可乐的墓中发现的，后来考古工作者把1976-1978年的发掘资料整理成《赫章可乐发掘报告》，编写者认为在清理的168座乙类墓中，有20座墓葬的葬式较为特殊，墓底一端侧放一釜(铜、铁釜均有)或一铜鼓，头骨置于其中，躯体则放墓底中部。其中M58葬式尤为罕见，在墓底一端侧放一铜釜，内放人头骨;脚端侧放一铁釜，内有脚趾骨。他们把这种将死者头部用大型铜器罩住的特殊葬俗称之为“套头葬”，其实，时至今日，这种奇特的葬俗在国内还仅见于赫章可乐，因而“套头葬”也成为可乐墓地的标志性文化特征。

庄蹻西征，苗族部队以军人身份进入夜郎。唐蒙献策取夜郎十万精兵浮船牂牁以收服南越。贵州纳雍、赫章、水城、威宁一带苗族的服饰以盔甲式服饰保留下来，赫章小花苗肩上的黄色等印记，分别代表着黄河，长江、大城等民族的记忆，根据《史记》，进入西夷的庄蹻部队，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庄王后裔无疑。

2000年以来，对于夜郎文化的研究，主流的学术方向，大多集中于对夜郎青铜文化的破解。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在没有可乐考古发掘之后的再发掘成果出现之前，夜郎之秘不可攻破。而“夜郎一哥”多学科、多方面采集神秘夜郎，从晧如烟海的史籍中发现证据，发现夜郎的存在，其最强力证据在于我国最早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条价值最为重大的线索。

《史记——西南夷列传》完整、巧妙地记载了西南丝绸之路的最为关键节点夜郎。以西南夷众国灭国的经过，告知人们：夜郎古国在“五尺道”旁，为“牂柯红线”所牵系。

古代僰族与楚苗历史性生态融合，形成了南丝路上特有的“僰苗”。四川兴文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僰族“上不顶天，下不辱地，立于山水间，追求生灵的自由与天造人化、天人合一”。苗族喜土葬，从可乐考古发掘情况看，“套头葬”铜釜内保存了一部分头骨，均为仰身直肢葬，也符合僰族这一习性。也可说或是创新了的古僰葬俗。而从使用的青铜器作葬品看，或是唯僰苗的王公贵族才能有经济实力享受此天长地久的葬俗。

目光还得转到这里来：可乐 “套头葬”使用了两类铜釜。一类是辫索纹耳大铜釜，宽沿外侈，鼓腹，圜底，腹上部纵向安置一对硕大的辫索纹环状耳。

274号墓出土的一件大铜釜肩腹部装饰一对圆雕立虎，立虎昂首扬尾，呲牙长啸，十分威武。这类铜釜共出土3件，外壁都附有较厚的烟炱。无疑，这些都要王公贵族才玩得起!

“夜郎一哥”找到的巴蜀大铜釜，外形酷似可乐套头葬!摘自网络

不管你认不认，西南夷历史上，僰族与苗族进行了文化大融合，这是不争的事实。 “套头葬”使用铜釜，铁证 “套头葬”应与苗族有关。“套头葬”均为仰身直肢葬，符合僰族“上不顶天，下不辱地，立于山水间，追求生灵的自由与天造人化、天人合一”这一自由自在的生态习性。故而“夜郎一哥”判断，夜郎古国鼎盛时期，或已由僰苗“主持工作”。进入西夷的庄蹻部队，在回楚国的道路被阻断后，从军事的角度看，不可能放弃今夜郎中心昭通彝良奎香这一带以作机动，与秦抗争。最古老的精英僰人生态文化——夜郎生态文明，较早就融入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血液。

然而当我们这样看待楚苗后裔主宰夜郎故里之时，乌蒙山彝族的历史也同时出现了!

千百年来，乌蒙山一直是彝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之地,是孕育发展彝族古代文明的摇篮。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崛起与发展对贵州古代的民族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彝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比较,历史文化悠久,有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字,大批的彝文典藉、金石碑刻传流至今。虽然西南地区史前史和族源迁徙,限于汉文文献资料的残缺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聚讼纷云,难于定论。但是,据彝族文字记载的大量典藉， 近年以来已经翻译出版了相当的史料说明,彝族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十分悠久,它曾经历漫长的原始社会,以后又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由君臣师匠的产生直到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斑斑青史在彝文典藉中均可梳理探求。彝族古代社会,曾形成过称“米”的统一的社会政治体系,历数“武米”、“武哲米”、“笃米”的时期。并曾使用过统一的天文历法、统一的文字。

“米”即是"天"，彝语称为“米”，意即为“天”，是地位在直摩君长之上的王。

早在先秦时期以前,彝族先民的足迹即已活动遍及今川滇黔境内。有学者这样认为，彝文文献著述的几个古代的主要部落国家,如武贾部落，其生产力和文化都比较发达,从事农耕、冶炼、制陶、制皮革、丝绸等经济活动,其最早建立的政权,可能是曾在今天四川宜宾、以及云南昭通地区的“古英侯国”。“武米”的支格阿鲁部落，在今云南滇池流域，曾建立有古滇王国。彝称“吐苏”之祖的仇娄阿摩部落,曾以今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为中心,建立政权,其后裔有名阿朱提又泽“阿佐赤”、“阿仲赤’、,以后南迁云南曲靖一带,又建立“掌扎俄勾”政权。

此外,彝文典藉载有希慕遮‘即孟遮氏 自耗牛激外入居“工传之卤气卤与卢通,为彝语“龙”之义。

《括地志》载“戎府以南告卢地 ”，戎府即今四川宜宾之地,古有“卢夷”之国,其君称“徽”,或蒸,应读为“扯乃”，彝语方言称君长为“扯慕”的君字,说明在周初的卢国族属,即为今之彝族先民称“夷”。

套头葬出土现场。摘自网络

其次,彝族进入贵州高原的历史,根据彝文典藉的记述先秦时期的英侯国、古滇王国、古卢夷国、古蜀国的彝族先民都有在今贵州高原活动的蛛丝马迹。

据《彝族源流》记载,古英侯国的武僰部落后来受到六祖部落的攻击而衰落,汉文献也记载其部民常被掳掠作为奴隶,称为“僰憧气”转卖他方。在贵州黔西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晚期的一批墓葬器物,青铜器受滇文化的影响,兵器有蜀文化的柳叶形青铜剑,都可反映古滇王国和古蜀国与贵州高原彝族先民间的交往史迹。

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南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贵州境内的淡人势力衰落,夷人崛起雄据,百越向北迁徙,南蛮向西移动,皆在贵州高原会合。

祺人在分化,融合百越为“僚人”，融合夷人则称“夷”。

当时入境汉人不多,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渐渐“变服易俗”亦被同化,与夷通婚者称为“逞耶”。

夜郎是战国晚期即已出现汉文史藉记载由夷人和祺人所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滇黔毗邻之地,其统治民族当为夷人,被统治民族的居民中有大量淡人即杜预《春秋释例》所称“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称百璞”的族群。

夜郎的国境和族属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从没有停息过争议。但近年来彝文古藉的翻译出版和贵州境内的出土文物,为夜郎族属夷淡说,提供了新的论据。

据《彝族源流》记载《液哪源》说武英氏后裔的一支“液哪气”即夜郎的译音。泽文称“武英同时出现，武英同时形成，武贾为液那之先，液那是武英氏裔，液那竹子孙，液那发祥于水，泰液水为液那根”。其早期的谱系是“哭雅蒙一代,蒙雅液二代,液那朵三代,液那朵时代,称液那勾纪,代表天掌权,代地守基业,液那是天地之子,兴起君长制,液那主一方”。

彝文的记述说明“液那”兴起与竹和水有渊源关系,并指明液那朵为液那兴起的第一代君长。参证汉文典藉有竹王兴于豚水,竹王雄长一方,后竹王被杀“夷淡咸怨”的传说记载,所称“液那”即是夜郎,夜郎族属实为夷与淡也。

如此看来，关于可乐“套头葬”，究竟起源于液那古国的何族，是彝族?苗族?还是布依族?还是那神秘的僰族?

崇山峻岭，森林幽幽，岩崖峥嵘，群峦簇拥，千峰竞秀，万山笋立，地下溶洞多而奇，这里自商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然后造物主却偏偏让一个文明的传承，在经历了繁华之后又复归沉寂，究竟是什么样的宿怨让一个民族在它狂妄的纪年里忽地就变成了废墟?是什么样的诅咒打碎了他们原本就负荷沉重的梦魇?

僰族，一个把历史沉淀在悬崖上的民族，一个在华夏边陲开疆拓土几千年却又突然间销声匿迹了的民族。 僰人悬棺，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见证，一部被历史的风霜冻僵了的民族文化史。高悬在千韧绝壁上的具具棺木，那些承载过刀光剑影的古战场遗址，那些经历了岁月的摩挲依然色彩鲜艳的僰人岩画，那些当地人妇孺皆知的有关僰人悬棺的优美传说……

僰人是我国古代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因为他们最早栖身的地方荆棘丛生，虎狼出没。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开拓荒野，建造家园，被赞誉为披荆斩棘的人，所以他们的称呼要在“人”字上加上“棘”字。僰人的称呼不是一成不变的，据典籍记载，他们先后经历了濮人、僰人、都掌人等称谓。

就葬俗而言， 僰族的人死后，既不用土葬、火葬，也不用天葬或水葬，而是将棺材置于悬崖绝壁之上。

关于悬棺，史书上有不少记载，最早见于南朝梁、陈之际学者顾野王所记，《四川通史》记载“珙县有座棺木山，昔为僰蛮所居，尝于崖端凿石拯钉，悬棺其上，以为吉”。在僰人的心目中，祖先应该永远活在后人心中，先辈的遗体保存得越长久，就越是能荫佑后人兴旺发达，因而悬棺葬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其实，悬棺葬在我国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北、陕西、重庆、四川、云南、台湾等省市都有分布，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也先后发现过悬棺葬。在我国古代的南方民族中百越、干越、夔越、百濮、僚人、僰人(都掌人)民族都有悬棺葬的习俗。

两千多年前，正当纣王与苏旦妃沉于逸乐、朝政日渐荒废、战争频频、群雄角逐之时，西南少数民族──僰赫然崛起了。它控制了3000多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疆土囊括了今天的川南、滇西、贵州部份广袤的土地。

古僰侯国人口稠密，商旅发达，繁荣富庶，礼法整伤，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形成初步的体系，境内文化独特，风俗奇异，强盛一时。

僰人的生产力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两千多年前，他们就掌握了较高的冶炼技术，汉晋辞赋家杨雄和左思在各自创作的《蜀都赋》中说：“东有巴賨，绵自百濮(僰)”，“左绵巴中、百濮(僰)所充”。汉晋时期，僰人还是一个人口众多，强大的族群。他们以拥有铜鼓的数量代表财富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隋书·地理志》载：“自岭南二十余郡……诸僚以铸铜为大鼓”或用于鸣鼓聚众，或用于储藏宝货，比权量力。《明史·刘显传》刘显带兵政下九丝山后，“……，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集，今已矣。鼓失，则蛮运终矣”。拿今天的话来说，僰人的铜鼓就相当于传国玉玺，是权力的象征，是财富的象征。组织体系内部以铜鼓少的服从铜鼓多的，没有铜鼓的就为平民。

僰人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的民间歌舞和口头文学艺术发达。僰人具有能歌善舞的天赋，其歌舞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夏则龙星见而始雩，以壬日祠灵于东南”。龙星出现的壬辰这一天，僰人就要集聚在东南方供奉炎帝的地方，举行“乐于赤帝”的大型歌舞仪式。僰还常常化妆跳神求雨、赛神等大型歌舞活动。

据明朝瀚林院经筵讲官任瀚《平蛮碑》记载：“明兴二百年间，王师西下讨罪，前数百战，迄无成功。盖九丝天险，大军每望而不敢进。”记录了僰人英勇善战击溃了明王朝的“数百次征剿”。

僰人英勇善战，不畏强权，富有正义感。据历史典籍记载，从西周到明朝万历元年的长达2600余年的时间里，僰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民族自由平等，不知付出了多少艰难万险和惨重的代价。

明朝隆庆年间，明朝廷强行在僰人聚居区“改土归流”，汉族官员对僰人施行民族歧视政策，巧取豪夺。四川命官汪浩诱杀了僰人270个寨主(头目)，僰人在反亦死，不反亦亡的两难境地下，揭竿而起。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起义遭到以张居正、曾省吾等封建地主官僚实力派的血腥屠杀。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官军先后攻下灵霄山，奇袭都都寨，激战九丝城，僰人终被明朝所灭，时僰侯国已存世2500余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抗争与炫目的灿烂之后，僰人的黄昏传奇般地降临了，留下了一曲悠长而凄美的挽歌和后人难解的谜团。

考古发掘现场图。摘自网络

僰与“白”同音。《水经注》卷33《江水一》引《地理风俗记》谓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所谓“仁”，指文明、进步，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华阳国志》卷3《蜀志》记载：公元前400年左右，蜀攻青衣(今四川芦山县至雅安市一带，相传为青衣羌居地)，“雄长僚、僰”。《汉书》卷28上《地理志》犍为郡僰道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僰侯国”(今宜宾市)。《水经注》卷33《江水一》“僰道县，本僰人居之，《秦纪》谓僰僮之富者也”。三国时，在僰道县西南，今云南东北部昭通地区的平埧中，住有不少僰人，那里有千顷池和龙池，僰人用以溉田种稻。汉武帝时，从僰道往南开了一条经过僰族聚居区通向益州郡味县(今云南曲靖市)的道路。味县是蜀汉庲降都督和建宁郡的共同驻在地，其附近僰族人口也不少。今云南峨山、石屏、建水等县及滇西的楚雄州也分布着僰人。当然，僰人最集中的居地还是在滇池周围的平埧地带。

僰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拥有铜鼓的数量代表财富的多少和权力的大小。这些，似乎说明可乐出土“套头葬”与僰族有直接关系。但僰人却被指指没有文字，僰族的人死后，既不用土葬、火葬，也不用天葬或水葬，而是将棺材置于悬崖绝壁之上。难到这一点不矛盾吗?

王莽天凤元年(14年)，益州郡发生了以僰人为主力的反莽大起义，王莽调动大军前来镇压，并把胜休县改称胜僰县，说明滇国的主体民族正是僰人。由于僰族居住在宜于农耕的坝子地区，所以与汉民接触最多，逐渐融合，后来僰族在史籍中越来越少见。

据彝文古籍记载，滇国由彝族先民所建。历史缘何会留下如此众多的疑问?

5000年前的九黎部落时代，苗族已经掌握了铜铁冶炼技术，并发明了兵器。炎黄蚩尤之战，历经重大挫折后，苗族又于2000多年前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民族，铜铁的冶炼及兵器制造得到更好的提升。苗族作为一个懂得冶炼铜矿铁矿的民族，发现和开采铜矿铁矿有着重大史实，苗族古歌可加以印证。苗裔庄蹻西征平定西夷众国后，楚国灭，庄蹻回滇称王并变服、从俗以长之，这段记载，与学界研究成果：“西汉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时期，正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滇池周边地区形成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高度吻合。

苗族是一个深信入土为安的民族，丧葬习俗主要是土葬。楚国灭，庄蹻回滇称王并变服、从俗，从四川兴文对僰苗文化研究结果看，当地苗族与可乐考古遗址有着密切关系。

但彝族古代的丧葬习俗，据彝文献记载有土葬、石棺葬、铜葬等各种葬俗,火葬显然是接受氏羌文化影响而兴盛起来的。因此,“套头葬”的葬俗也不排除其为夜郎境内夷人的某种特殊丧葬习俗的可能性。

可乐考古已发掘墓葬共271 座,战国晚期 108座, 其中20座墓是套头葬。一是用辫索纹耳大铜釜釜套在人头部, 再就是用用鼓形铜釜套在人头部。战国晚期“套头葬”主要用鼓型铜釜作葬具,不用铁釜。西汉前期的“套头葬 ”主要用铁釜作葬具。夜郎灭亡以后,西汉晚期即无规律, 以后“套头葬”的习俗逐步消失。但后来柬埔寨波黑考古，却出现了东汉时期的“陶罐套头葬”。僰人神秘消失为一说，那为啥后来会在波黑发现“陶罐套头葬”?

再来看，僰指喀斯特地区，贵州古称黑洋大箐。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僰”。司马迁在其《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僰道”、西南夷，靡莫、氐类、僰僮、楚庄王苗裔庄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由此看，在此段重大历史中，楚苗应与彝族进行了大融合。但彝文古籍却没有这段历史记载。

虽然苗族没有文字记载，但其语言中“旧城”，指可乐(彝语柯倮洛姆)还有土葬习俗，青铜文化等，都说明苗族与“套头葬”有关。

那么，在彝族与苗族之外，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也就是金贵州金沙，四川叙永这一带，是白马国，民族为氐族。

据资料，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说：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 第一说认为，殷和西周，氐族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尚书牧誓》提及商末期周率“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伐商，有羌无氐。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非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灵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注：“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一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氐人”存在。

但在先秦史籍中往往氐羌连用或并称。如《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逸周书·王会篇》曰：“氐羌以鸾鸟”;《竹书纪年》提及：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 由于羌先见于记载，氐羌又往往连用或混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等。

再据《大荒西经》，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裔，炎帝为姜姓，氐人酋帅与羌人同，亦多姜姓。因而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明云：“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

宋丁度等《集韵》亦云：“氐，黎都切，音低，羌也”。或云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单一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 第二说认为，氐、羌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民族。由于古代氐与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看，两者差别很大，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

氐族先人究竟来自何方，鱼豢《魏略·西戎传》称氐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獂道者”。街、冀、獂道均属天水郡，街，即街泉县、治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冀县，治今甘肃甘谷县东;獂道县，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鱼豢所云氐先人为街、冀、獂道地区诸戎，正与氐族的传统地区相符。

上述诸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载前361年(秦孝公元年)秦孝公西斩戎之獂王事，獂王疑即是氐王。可知街、冀、獂道之戎，似为氐族源流之一。

另外，或认为，氐与古老的三苗有渊源关系。三苗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重要部落集团，与华夏族先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尚书》的《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禹贡》、《吕刑》诸篇中均记有三苗之事迹。三苗最早分布地带北达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与作为华夏文化来源的仰韶文化分布区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华夏集团向南扩张，三苗不得不向西向南迁徙。一支沿汉水向西北迁徙，即《舜典》提及的“窜三亩于三危”，迁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的地区，亦即后来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而另一支向南迁徙至鄱阳、洞庭湖之间，后复向西移，逐渐分布于湘西、黔东一带，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苗族的先人。因此，或认为三苗西徙和南迁的两支分别成为氐族和苗族的渊源之一。

从氐族和苗族都有相同的创始传说，与以服色为部落区分标志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农耕方式、氐族地区留有苗族的遗痕等方面均可得到证实。

据《魏略·西戎传》载：氐人“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而在三苗后裔的武陵蛮中也有盘瓠为始祖的传说;同书又云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而苗族亦以服色分为黑苗、白苗、红苗、青苗、花苗等;氐人从先秦以降就是农耕民族，三苗的后裔武陵蛮也是农耕民族;据《水经注·渭水》条云：“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孙星衍云：“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清水县所属略阳郡正是氐族比较集中的地带。苗谷之来源，可能与“三危三苗所处”有关。因此，氐与三苗似有渊源关系。

氐族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其来源可能与三亩及街、冀、獂道之戎有关。同时，由于与羌族相邻，又杂居共处，也吸收一些羌族成分。汉魏后，氐族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共同体。 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氐人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约相当于魏晋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邻，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起初主要聚居地区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此外，还与它族杂处。正如《史记·西南夷传》所云：“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一此制始于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提及：县“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亦云：“凡县主蛮夷曰道。”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吻合。

从西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迁徙。第一次是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南境，遣中郎将郭昌等攻灭氐王，置武都郡。创郡立县后，氐人受排挤，便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前108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魏略·西戎传》概括之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应为‘禄福’)，或在、陇左右。”一部分移至河西禄福，一部分迁至关中水、陇山之间。汉武帝出兵镇压氐人反抗，迁徙一部分氐人于酒泉郡，即酒泉禄福之氐。

第二次迁徙是发生于219年(东汉建安二十四年)。东汉末，群雄割据，争战连年。氐区介于曹操、刘备两集团之间，往往成为两者争夺人力物力的对象。氐族豪帅亦乘机而起，在武都地区形成四股势力：一是兴国氐王阿贵，居兴国城(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二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居仇池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一说成县西北);三是下辨(或作下辩，治今甘肃省成县西，时称武街城)等地氐帅雷定等七部(各氐王皆拥有氐众万余落);四是河池(治今甘肃省徽县西银杏镇)附近氐王窦茂，拥氐众万余人。四者各自称雄，不附汉、魏。211年(东汉建安十六年)，阿贵、杨千万等随马超反曹操。越两年，操命夏侯渊西征。次年，灭阿贵，千万率众投马超，随超南入蜀，投奔刘备。其部落不能去者皆降于操，操对被征服之氐人区别对待，“前后两端者”，徒置于扶风、美阳;“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 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曹操领兵征讨汉中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被操遣将击破之。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窦茂率众据险抵抗，为操攻灭。次年，夏侯渊“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至汉中，以夏侯渊已被刘备所杀，武都孤远，恐氐部为备军所用，遂令雍州刺史张既至武都，徒氐人5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未几，刘备占领汉中，进逼下辩，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民、氐、傁(或作氐傁)万余户于京兆、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县之内。从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至240年(曹魏正始元年)，武都郡的氐人被强制迁徙或归附曹魏者又有3000余落及6000余人，被安置于关中。在魏蜀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

因而，至魏晋，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二郡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一是以京兆、扶风、始平三郡为中心，尤以扶风郡为多，集中在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美阳(陕西省武功县西北)、(今陕西省陇县东南)、隃麋(今陕西省千阳县东)等县。另一分布中心是陇右的天水(今甘肃省天水市)、南安(治今陇西县东南)、广魏(治今秦安县东南)三郡。广魏郡晋时改为略阳郡，其中最著名的如略阳蒲(苻)氏、吕氐，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十六国时，汉国、前赵、后赵、前秦等多次将氐人迁往关东河北等地，氐族分布地区日益扩大。如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两州，苻坚将关中氐族15000余户迁于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坂等地。氐族强盛时，人口将近百万。 氐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其定居农耕生活可追溯到东周。板屋是古代。西部汉族和氐族住宅建筑的普遍形式。《诗经·秦风·小戎》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有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武都郡春秋以降为氐族聚居区，“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氐人在内。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提及氐人传统分布区上邽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南齐书·氐传》亦云：“氐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

在汉代，氐人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鱼豢《魏略》亦云：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华阳国志》谈到武都郡的情况时又云：“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傁常依之为叛”。瞿堆百顷即指仇池山，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南，“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仇池山上土地丰饶，聚集人口达数万户，为氐人重要农业区。 南北朝时，除了外徙的氏人逐渐被汉化外，秦岭以西、宕昌以东的氐族农业也有发展。《梁书·诸夷传》云：武兴国“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紬、绢、精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随着农业的发展，纺织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早在东汉时，氐人的纺织品已输往内地。《说文》云：“絣，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也”。氐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漆、蜡的生产，亦说明氐人的手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前秦时泾水渠的开凿及区种法的推行，均有助于氐、汉等民族农业的发展。

关于氐人早期社会组织情况，西汉初，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长”，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人物的“王”、“侯”已经形成。《魏略·西戎传》提及：“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即氐人虽大量移入关中或留居原地，受郡县统辖，但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豪帅或小帅的支配。 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又兼通汉语。《魏略·西戎传》云：“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又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疑有讹文。《通典》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似较确切，说明氐语虽属汉藏语系，但与汉语及羌语等还有不同。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甘肃省文县境内的白马藏人或即氐人的遗裔。由于长期受汉、羌、藏等民族的影响，语言已十分混杂，但仍保留了本民族一些语言的特点，如野兽、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细、看、说、给、砸、逃跑、身体、屁股、尿等基本词汇，与藏、羌语有所不同，可能沿袭了古氐语的某些因素。 氐人的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魏略·西戎传》云：“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南史·武兴国传》亦提及氐人“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

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魏略·西戎传》亦云：“其嫁娶有似于羌。”也许与《西羌传》所记相似。不过至5—6世纪，由于与汉族等杂居，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与羌族的习俗相去甚远。 魏晋统治者从封建阶级的利益出发，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支配下，对内属氐族的统治上层，一方面封官赐爵，予以羁摩拉拢;另一方面置护西戎校尉，驻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并派汉人司马、护军等加以监督。氐族人民除了受本族大小帅统治，还受晋朝官吏的压榨。晋初规定：“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祖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较曹魏时的田祖多了一倍。并规定“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近夷“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负担甚重。而且，“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更加深内迁各族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内迁诸族人民往往沦为依附农民或相当于依附农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卖为奴婢。残暴的统治，引起内迁诸民族对晋王朝的反抗，294年(元康四年)秋八月，秦、雍的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

僰族、彝族、苗族在文化上的共同点，交集性，排异性，似可排除可乐考古套头葬为这几个民族所为。古白马国与夜郎国距离仅百余公里， 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又兼通汉语。与夜郎为近邻，极易通过枸酱从民间商道上互通来往， 这是否说明，可乐考古套头葬，为氐族所为。

让我们回头细看互联网上可乐“套头葬”左边是铜釜加露脸的头骨，右边是套脚的小釜。从左边铜釜到右边小铜釜，以位置看，仅有一个正常成年人头部到肚腹位置长。右边小铜釜处，脚趾骨等不是很明显可以看到。其中部位置，没有胸腔、腹腔，骨盆、大腿骨等人类应完备的遗骨。

套头葬显示的人脸骨与铜釜关系。摘自网络

这足以说明，“套头葬”墓里，埋藏的是首级加脚趾骨等，并不是一个装有人类完整的尸骨的墓葬。身首异处，是可乐“套头葬”的最大特征。

然而专家张合荣的说明，“无情”地否定了我们单从照片上看到的情景。

回头思考僰族、彝族、苗族、氐族等少数民族在生态文化上的共同点，交集性，排异性，可排除可乐考古套头葬不是这几个民族所为。夜郎故里的各民族古朴善良，讲究“天造人化、天人合一”，敬奉祖先，敬畏天地神灵，绝不会将祖宗尸骨身首异处再行土葬。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才会有“套头葬”出现?

老百姓告诉“夜郎一哥”，除有充满深仇大恨，才会将人身首异处。在夜郎故里的赫章，当地群众传承千古丧葬习俗，老人去世当天，脸用白纸蒙上，胸部还得压上一块铁铧口。棺木下葬当天，墓坑里是绝对不得放置铁等金属的。这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可乐“套头葬”，非当地群众所为。地面没有成型的大墓，当年发掘时乃深埋地下。

那么，墓内死者是谁?可乐是汉武驻兵驻防之地。回头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情况：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这足以证实，公元前135年，唐蒙结盟夜郎后，从巴蜀四郡修建通向西南夷的道路，经过几年，道路修不通，修路的士兵还饿死逃亡病死了很多，这个时候，西南夷又发生数次反叛，汉武帝就发兵兴击，汉朝耗费了大量资财，没有大的收益。

这是否意味着，“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由此还足可证实，汉武在据河逐胡的时候，必须“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时候，他在西南夷采取了保留夜郎两县一都尉的策略，让犍为暂时作自保，这个时候，对反抗汉王朝的僰人进行残酷镇压，是为要务。

“金缕玉衣”。摘自网络

接下来，我们似乎就应看到了这样一幅幅悲壮而残烈的历史画面：那些反抗者的头领等，被抓到“汉阳县”斩首剁足示众，尸身被抛至荒郊野外喂了虎狼。同时，也会有汉之官吏士兵，被僰人斩杀，而死于非命。

可乐“套头葬”的死者，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垒砌一圈。依身份，头部被套上一件大铜釜，用一件大铜釜套脚，脸上盖一件铜洗，脚下也被有大铜洗垫着，双臂上也放置有铜洗。右臂垫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后葬于墓坑，死者头仰视，似在遥想着那久别的故乡。

从这个墓葬形式看，僰人信风水鬼神，这样的墓葬方式，深埋于地下后，灵魂从此就飞不出铜釜，足被套上小铜釜后，到了阴曹地府，既不能行走，灵魂也飞不出去!查苗族、彝族、僰族、氐族，其生态文化，几乎与“套头葬”俗无缘。

那么，他们是谁?我们想起了，那些早年为开发西南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在可乐任职的西汉官吏。似乎，“套头”这样的葬俗，与历史上的“金缕玉衣”，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关系!

那么，当我们渐次排除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青铜文化，感觉可乐考古发掘的“套头葬”似应出现在非少数民族的汉族身上这个应用后，我们才会更加的感到人类“文化”精准定义中生态智慧链思维公式的极端重要。其实，后来柬埔寨波黑考古出现东汉时期的陶罐“套头葬”后，我们的大脑中就应有这个反应：汉族也可应用你僰地的青铜文化啊!

其实，《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记载着一大群汉族，他们是秦官常頞，汉使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张骞、唐蒙、王恢、蜀郡人司马相如、公孙弘，还有汉朝的八个校尉。还有那样大一群汉朝派往西南夷拓土开疆的官吏，军士等。对于夜郎故里来说，汉人是公元前135年后新增的一大族群。

这一大族群，在有人死亡后，他们就用你西南夷的青铜文化，进行对中原“金缕玉衣”的移植，生态改造，那么好的液那青铜重器，不用是傻子，汉族就用了，变成液那故国的“金缕玉衣”。从中原到夜郎的人，初来乍到，他就不信你夜郎僰族的风水。他就用液那青铜套了汉族的头，盖了汉族的身，这样就造成了神秘的“套头葬”。或换句话说，从中原过来的人，他是把中原的文化，带到夜郎来，对夜郎文化进行改造的，在他们眼里，夜郎生态资源虽好，但“文化”落后，他们来夜郎的目的，就是要用好资源，是新的开发者。所以，在青铜文化之秘的破解上，我们把夜郎青铜文化与巴蜀青铜，与滇青铜，还有中原青铜文化反复作比较后，越发摸不着北!就是因为一看到哪种文化体现形式，马上就对号入座，好比苗族就不能说拉丁语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生态智慧链思维公式出了问题。缺乏理性、生态、链式传动、互联互通的思维理念。

“农民是干啥的?当然是种地的!”

农民，就不能当记者。六十岁的老大娘，就不能嫁给21岁的男人。这几乎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习惯思维方式。

研究“文化”，看来必须得用好用活“文化”的灵魂，来进行学术研究。“夜郎之秘神秘不可攻破”说明，人类精准定义“文化”之义何等重要!又是何等的关键!

任性而固执的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都不曾想过，放下过我们的想法。所以说，性格决定成败。成功，方法，就是放下。就如“夜郎一哥”从记者，放下自己不是研究夜郎文化的专家的想法，到最后成为能研究夜郎秘题的土专家。就是放下。

今天，可乐“套头葬”墓的主人，他们的是非功罪，留给历史评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液那被称作“夜郎”，最先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大略就是这个谜。司马迁公元前111年随军征讨西南夷，何不知西南夷中最大的“液那”?故而巧妙地借“滇小邑，最宠焉!”来为“液那”鸣不平!

翻阅史籍，液那僰人与历代王朝的抗争，从未停息。然千古沉冤，总要得雪，这是自然规律，更是社会发展规律。进入新的世纪，僰族后裔盼来了大救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夜郎故里，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苗族人民大力支持工农红军，支持中国革命，最后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永远站立起来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僰族后裔永远站立起来了!

揭秘夜郎，揭秘僰人悬棺，揭秘套头葬，挖掘出“汉源僰根”，精准定义人类“文化”之义，我们走的是党指引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站在乌江北，真想大声唱起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抽敌人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

“新时代，文物与互联网的相融相生，焕发着蓬勃生机与活力。”今年11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乌镇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外部长高峰论坛”上表示。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以“互联网 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推动文物与互联网跨界融合，使丰富的文物资源借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活起来”。

在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互联网 中华文明”的成果得到了集中展览。利用分层影像虚拟叠加技术，配以特效展示的全息剧目，展示了服饰、体育、灯火、舞乐等方面的古今变迁，让观者感受中华文明的演变和发展。

“文物凝聚过去，连接未来。”刘玉珠说，互联网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让文物的价值义理、思想文化、多元之美、精神品格“活起来”，成为国与国的“通用语”，世界认知中国、中国交往世界的“解码器”。

他建议，要搭建国际对话交流新平台，开创价值挖掘新模式，打造智慧网络新矩阵，构建全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打造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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