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公传第二十五回（诳语济公二十二）

中国古典小说不但承载着古代文学和文化传播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这种写作传统从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红楼梦》就已经非常盛行，而其它的各种小说中也有着相当程度的体现。在《济公全传》中，剧情上是以济公云游四方和扶危济困为主线的，在具体的情节中却反应了清朝中期的很多社会形态。这里面不但和有很风俗习惯的地方，也有折射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其中镇山豹田国本勾结杭州的权贵鱼肉乡里的故事最为典型，故事中也反映了古代社会治理中的很多弊端。

中国古代的民间的治理向来有着行政不下乡的传统，将社会最底层的管辖权委托给了当地的乡绅富户，这便是所谓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治国方式随着隋唐时代的门阀政治终结，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崛起后，便逐渐在古代的民间开始形成。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社会形态已经相当成熟，知府和知县处理行政事务对当地的乡绅富户依赖很大。明清两朝在民间的治理上沿用了宋朝的体制，乡绅富户在当地有很大的话语权，因此在地方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而这些势力一旦与官员和权贵勾结，将成为祸一方的土皇帝。

济公的故事虽然以南宋为历史背景，可在社会形态和人文描述上都来源于作者生活的清朝中期，因此故事中的很多情节的原形其实是在清朝社会。清朝在乾隆年间发展到了顶峰，进入清中期后经济发展放缓，社会上矛盾越发严重，官场的吏治越发腐败。再加上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逐渐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无力再对地方上的民间事务进行管辖，于是地方上官绅勾结鱼肉乡里的事情越发严重。故事中的田国本便是这样的土豪劣绅，危害曲州府一方的土霸王。他勾结杭州城的权贵花花太岁王胜仙，利用其权势无恶不作，连当地知府都轻易拿下。

田国本本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盗，外号叫做镇山豹。他与结拜兄弟鹞子眼邱成、金眼雕杨庆做了大案，劫掠了一大批金银逃出西川。到了曲州府后利用金银购买了大批田地，将自己洗白成了当地的富户乡绅。他手下聚集了一大批江湖上的匪类，鱼肉乡里作恶多端，成了远近闻名的土霸王。为了不重蹈被赶出西川的覆辙，他勾结了杭州的权贵王胜仙。这王胜仙是丞相秦桧的小舅子，外号花花太岁，在杭州的时候就仗着秦桧的势力横行霸道。田国本听说这人及其好色，便在青楼购买了当红头牌玉仙，包装成自己守寡在家的妹妹，嫁给了王胜仙。

如此一来，王胜仙就成了田国本名义上的妹夫，田国本也因此与秦桧攀上了亲戚关系。有了这层关系，田国本在曲州府更加横行无忌，就连当地官府也不敢管他的事情。曲州府的前任知府是个清官，本来想除掉这个恶霸。可田国本通过王胜仙走了秦桧的路子，一张调令便将那个知府发配到山沟里去了。新来的知府张有德也不太给田国本面子，田国本便派手下的人在曲州府和安西县做下种种大案，杀人抢劫无数。根据田国本的谋划，将这些大案的脏水泼到张有德身上，再通过秦桧将其贬官发配。

这种操纵地方的手段在清朝中后期相当的普遍，因此很多原理行政中枢的地方都出现了严重的官绅勾结的现象。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这种官绅勾结便是建立在此之上的。外来的官员要治理地方，就必须取得地方士绅的支持，否则是两眼一摸瞎。而地方的士绅想要在当地刮地皮，巧取豪夺获取更多的利益，又不受到国法制裁，自然需要地方官的配合。清朝中后期的官场流行着"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风气，因此为官者与地方士绅勾结谋取私利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故事中的两任知府算是清官设定，没有与田国本同流合污。而绝大多数清朝官员都有严重的官绅勾结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眼前利益，更多是可以通过士绅的人脉网与中枢的权贵拉近关系，打通自己步步高升的前途。如果小说中的知府张有德愿意，他完全可以与田国本勾结瓜分曲州府百姓的财富，而且可以通过田国本与秦桧扯上关系，让自己的官场之徒一帆风顺。实际上故事中的秦桧一直都在做着这个生意，比如他派管家秦禄在杭州开酒楼就是为了这个。秦禄的酒楼不是为了餐饮服务，而是政治掮客和官商勾结的场所。

当然田国本一切的谋划最终在济公面前烟消云散，这一家为祸乡里的江洋大盗最终被投入了官府的监牢，等待他们的是刑场上的断头饭。然而这也从侧面反应了中国古代百姓在面对欺压时无奈和懦弱，他们无力反抗这些地方恶势力，只能祈求满天神佛出手帮忙。故事中他们自然可以获得济公的帮助，以大神通剿灭了这帮土匪。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绝大多数情况只能忍受和人人气压。等待这股长期忍受的怨气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必然爆发。然而这种农民起义的受益者最终不会是农民，而是利用这样的动乱和风波觊觎皇权的各方权贵、土豪、军阀、士绅家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