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皇制度（教皇权力的扩张并非因宗教的传播）

11至13世纪的欧洲正是教皇权力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教权逐渐取得了凌驾于世俗皇权的地位。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非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宗教思想，而是欧洲政治格局裂变的结果，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切皆是利益使然，在欧洲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天主教会从来没有和政治势力相分割，它们时而联合时而敌对，在“相爱相杀”的过程中推动了历史的前行。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就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时刻遭受着法兰克人和伦巴德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又面临东罗马皇帝对教会管辖权的诉求。后来法兰克人的当权者矮子丕平曾咨询教皇圣扎加利：“是继续辅佐被架空的国王还是由掌握实权的宫廷大臣直接当国王？”结果教皇选择了掌握实权的人，这让加洛林王朝的诞生具有了合法性。而作为回报，丕平率军帮助教皇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占领了埃克萨尔哈特，并将其送给了教皇。没过多久，教皇就投桃报李亲自来到法兰克为国王涂抹圣油。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教权与皇权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个时候教皇虽然可以赋予皇帝神圣的权力，但在政治上而言教皇依然只是一个受到世俗皇权保护的对象。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虽然非常重视基督教的诉求，赋予了他们许多特权，但在从未在政治上给予教皇独立的地位。

查理曼大帝去世以后，他的法兰克王国迅速分裂，这导致教皇于皇帝之间、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就皇帝有没有权力任命主教，教皇能不能对皇帝下断语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矛盾。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宣布废黜格里高利七世，而后者也不甘示弱宣布开除皇帝的教籍。由于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世俗官僚体制，宫廷内的大部分国家事务都有主教们掌管。因此格里高利七世可以轻而易举的利用支持自己主教指责皇帝通过出卖受俸牧师的职位而犯下亵渎圣职的罪行。

这说明当时罗马教皇的权势早已今非昔比，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干预国家行政事务。而这场由宗教事务引起的冲突也最终演变为政治叛乱。格里高利七世通过承认鲁道夫为神圣罗马皇帝来对抗目中无人的亨利四世，要不是鲁道夫兵败如山倒，自己也战死沙场，教皇就已经取得了对世俗皇权的优势。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教皇究竟在什么基础上开始有了挑战皇权的能力呢？这除了教皇的主观因素以外，当时德意志皇帝和诸侯们对于宗教的狂热并期望自己能建立一种有序的教皇制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格里高利七世开除皇帝教籍的时候，德意志的诸侯们在特雷布尔举行的帝国议会上表示，如果亨利四世不能在一年之内恢复教籍，他们就不再承认他的合法性。这才会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悔罪”事件。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当时教皇的权力早已不再是世俗皇权的依附品。

尽管亨利四世曾经向教皇服软，但野心勃勃的他依然率军攻入了罗马，赶走了格里高利七世，并致其郁郁而终。不过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搞不清楚谁是赢家，亨利四世的儿子，后来的亨利五世预感到父亲的行动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教权的崛起已经无法阻挡，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皇权被彻底颠覆，于是他站到父亲的对立面，投靠了新任教皇乌尔班二世，并迫使父亲将皇位让给了自己。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与亨利四世斗争取得胜利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人认为这次军事冒险是西方基督教对穆斯林世界的一次掠夺，但事实上这次军事行动的背后却隐藏这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表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领袖的不再是皇帝而是教皇。当年穆斯林军队席卷罗马帝国的故土时，如果西方封建领主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么北非、小亚细亚和西班牙的领地就不会沦丧，然而乌尔班二世却做到了这一点，1099年基督教军队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并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此外欧洲的一些传统贵族因受到十字军东征的鼓舞开始接受了教皇所推行的僧侣等级制度，并且与大领主封臣、贵族阶层、城市居民等阶层结成了同盟，让教皇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尽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让教皇的权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皇帝依然有机会能够扭转颓势，只要他可以获得诸侯们的支持就依然可以占据上风。然而结果依然让人遗憾，德意志诸侯的分离主义倾向再次帮了倒忙，腓特烈一世陷入了与强势贵族狮子亨利的斗争之中而被意大利北部城市所击败，不得不想像教皇表示屈服，承认自己的统治就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

这一时期，教皇已经拥有左右欧洲政治格局的实力。英诺森三世支持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在布汶战役中击败了英国约翰王、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和佛兰德伯爵斐迪南的联盟。而这场战役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加速了法国卡佩王室的中央集权进程，教皇也是最大的收益者之一，英诺森三世从此时起建立了决定性的优势，他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权几乎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使得奥托皇帝无法在得到英国人的帮助，权力被限制在萨克森地区狭小的范围内。而教皇新扶持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不是著名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尽管同样来自霍亨施陶芬家族，但他却让世俗皇全的独立性丧失殆尽，甚至不得不向教皇做出承诺，一但自己有了儿子就让他做西西里岛的国王，割裂与德意志地区的联系。

然而腓特烈二世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君主，与生俱来的骄傲注定使他不愿意永远都做英诺森三世的傀儡。于是他利用自己在西西里岛享有的特殊地位以及撒拉逊的支持，一举拿下了伦巴德地区的许多城市，曾经不可一世的教皇英诺森三世狼狈不堪的逃出意大利。然而腓特烈二世还是太小看教皇的号召力了，缓过劲儿来的英诺森三世立刻宣布开除腓特烈二世的教籍，而意大利也掀起了一股强烈反抗他的浪潮，这位皇帝最终死于1250年的骚乱，而英诺森三世也重新成为了欧洲的主宰。这些历史事件都告诉我们，教皇优势的建立并非通过宗教精神的广泛传播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使然。英诺森三世巧妙的运用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嫌隙，为天主教会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13世纪的欧洲可以说是教皇权力的巅峰。过去很多人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宗教思想的广泛传播，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实则经不起推敲。因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就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国教，为何罗马皇帝就能牢牢的压制宗教势力，此外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们也能轻而易举的干预和控制宗教事务。事实上，教权与皇权就像是天平的两极，一端压下去，另一端就必然会被弹上来。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权从兴起到强盛再到衰落的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理论。

伟大的查理曼大帝凭借超强的能力几乎统一了欧洲。在此期间，教权只不过是这位伟大的君王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可以说没有法兰克王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做保障，教权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本，所以在当时教皇根本无法动摇查理曼大帝的权威。而在查理曼死后，欧洲进入了长时间的分裂状态，无论是德意志皇帝，还是法兰西国王都被地方诸侯的强大势力所掣肘。地方分离主义精神已经渗透入贵族们的血液里，这也让教皇可利用皇帝和地方诸侯们的离心力大做文章，或利用贵族们的军事力量抵御外敌，或扶植他们来对抗桀骜不驯的皇帝，因此13世纪也被认为是教皇权力的黄金时代。

13世纪后，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民族意识在欧洲人的心中开始渐渐觉醒。随着强大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形成，教皇权威也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对欧洲君主们来说，宗教势力已经无力在政治上对他们形成威胁，甚至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教皇。比如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拥有美男子之称的腓力四世，为了维护法兰西的利益，就曾连续让两位教皇在自己手下不明不白的丢了性命，还造成了著名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所以影响教皇权力强弱的从来都不是宗教思想的传播，也不可能是底层民众的意愿，而是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皇权强则教权弱，皇权弱则教权强。

最后想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教皇权力占据优势的时代，艺术和科学领域也受到了宗教因素的渗透和影响。象征着基督教精神的哥特式风格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艺术方面的最高峰，而且这种风格不仅仅属于某个国家，而是风行整个欧洲大陆。而在文学领域也体现着这种趋势，比如中世纪有关圣杯传说的史诗，实际上就包含着古老的基督教传统和观念。

参考文献：

《欧洲中世纪史》

《企鹅欧洲史：中世纪盛期的欧洲》

《文明的故事：信仰的时代》

《世界文明史纲要》

《德国通史》

文：兰台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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