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身在异乡人最向往的地方（独在异乡者的家国情怀）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当你身居海外碰到了来自祖国的同胞、当你自驾在遥远异乡遇到了与自己同样车籍的牌号、当你在陌生城市里听到了久违的乡音……这样的情形下，我想大多数人心里都会萌生出一种亲切感；如果这时候对方向你求助，想必是没有人会拒绝的。

这样的助人动力就来自于籍贯带来的归属感、往往无需任何额外的附加条件。

“他乡遇故知”是独在异乡者的美好幻想

我国自古就重视籍贯的管理，因为古代王朝的“籍”就代表着个人需担负的徭役种类、“贯”则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一个人在哪里出生、需要对朝廷担负什么徭役，在国家层面上，这样的“籍贯”就形成了王朝统治力量的根；在个人层面上，“籍贯”则成了自己家族及故乡的根。

“籍贯”所产生的归属力量可分广义和狭义：当你身居海外，所有黄皮肤同胞都能让你产生归属感；当你身居省外、家乡之外，相应的“乡亲”概念也会随着产生广义和狭义的变化，但与之而来的归属感却都会出现，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独有传统，西方人对此往往就甚难理解了！

“叶落归根”源自六祖惠能的一句禅语，因为六祖大师也是一位漂泊者。据《景德传灯录》载，公元713年，已从洛阳南归漕溪的六祖忽然对门人说：“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作为出家人，国恩寺就是六祖惠能在新州最后的根

新州就是今日的广东新兴县，惠能正是在那里出生长大。虽有证据显示惠能原籍河北(其父是河北人，毛主席也这么说过)，但古时候对于籍贯是“从祖还是从父”尚无统一说法，惠能显然是将新兴当成了自己的家乡。当代确立籍贯“从祖”后，往往又将惠能定义为河北人，不过这似乎是违背六祖意愿的。

当时，六祖门人以为他还会回来，于是惠能答道：“叶落归根，来时无口”(无口：来和去都没有说法，正如叶落始终要归到树根下)，最后，六祖圆寂于家乡新兴县的国恩寺。唐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王维)、宋有“云闲忘出岫，叶落喜归根”(陆游)，明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冯梦龙)，渐渐地，“叶落归根”就成了客居他乡游子们最强烈的心声写照。

在唐代之前，我国的户籍管理非常严格，《隋书·经籍志》说：“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不过到了唐代，由于人们皆喜四处游历漂泊他乡(我们的李白大诗人就是著名典型)，最终引发了唐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括户工程。

开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年)，由宇文融主持的该工程要求各漂泊者要么“所在附籍”、要么“牒还故乡”，其中大量“附籍”者就相当于今日拿居住证的人口，他们也成了对“叶落归根”最为盼切的群体。

唐代有一种“团结兵”，主要由地方政府征发入军、不登记入正规军军籍；军事任务结束之后，随即遣返回乡。作为一种奖励，这个“回乡”是可选回”附籍“还是回原来故乡的，这大大促进了同一乡籍的漂泊客居者“抱团从军”的积极性，毕竟这给了他们“叶落归根”的机会。

安史之乱后，以各地藩镇为单位的“团结兵”扩张迅速，在中央正规军以外，他们也成了唐代中后期最主要的社会稳定力量。

明代“戚家军”家兵也是仿效唐代团练兵的模式

由于行政需要，古代大臣们因各种原因被外派或“贬谪下放”的情形非常普遍，在治理地方的同时，他们往往也给当地带去了来自自己家乡的文化与风俗。

这情况在偏远落后地区尤为常见，韩愈、苏东坡、包拯都曾在广东留下了来自中原及其家乡的文化习俗，文化融合上的贡献，使这些独在异乡的为臣者们也成了当地“先贤”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客居他乡的“异客”，古人们都非常重视自己的籍贯来源，哪怕是在异乡生活了大半辈子，“籍贯”这标签跟他们自身始终是如影随形的。古人经常在自己的别号上冠以籍贯地名称，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乡缘情结，比如“韩昌黎”(韩愈)、“柳河东”(柳宗元)、“苏赵郡”(苏轼)、“孙中山”(孙文)、“梁新会”(梁启超)等等。

柳宗元文集以籍贯地“柳河东”自称

古人别号有以官职冠名的、有以供职地冠名的、有以籍贯地冠名的，其中的最后者就多数长期”独在异乡“。以近代梁启超为例，他自家乡考取功名进京之后，就鲜有时间再回故乡，不过在对外活动中，他就终生不遗余力地宣扬源自广东的近代新民主思想。由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主导的“新民主思想北伐”，也是近代南北文化融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当代明确了一个人的籍贯地应以其祖父的户籍地为依据，从该定义来看，当代许多地方由于行政合变更合并等原因、经常将本不属于当地籍贯的名人“归为己有”，这其实是一种违背传统的做法。

比如朱熹是婺源县人，在宋代，婺源是属于安徽的(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后来的婺源县虽被划入江西省，但论其籍贯，应还是明确归以“安徽”为妥。同理，梁启超应是“新会梁启超”而不该称“江门梁启超”，因为清朝时还不存在“江门”这行政区域，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梁启超印章里的“新会”标签

在古代战争中，项羽以“江东军”所向披靡，在后来的“四面楚歌”中，这些江东军又因思乡情结全线崩溃，由此可见、基于籍贯的“乡土情缘”力量有多强大了！明朝末年最后的“有生力量”就是陕西军、清代更是有“淮军、湘军”，抗战时期有“川军”……这些军队都具有普通军队所不具备的高度团结性，其共同的力量核心正是“同一籍贯、同吃一方水土”。

以同一籍贯地士兵集结而成的军队，由于“同声同气”、文化与生活习俗更趋一致，因而更易于统一管理和指挥、也更容易拧出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

尤其在他们集体远征的时候，他们对外象征的就不仅只是一支军队的威望，还担负着家乡所在地的声望。

四面楚歌，书写着一支楚籍军队的荣光与悲歌

近代粤军的北伐、云南新军的护国战争、川军的“出川抗战”，这些地方籍贯烙印明显的部队都在历史上打出过自己的威望，川籍士兵说“川军没一个孬种”，这说法同样适用于各地方部队，因为基于故乡声望的籍贯情结是同样的强大、也是我国几千年来凝聚出的优良民族传统。

抗战时期美国的援华“飞虎队”当中，最大的华人群体都来自广东台山这个地方(九成兵员都是美籍华裔，绝大多数都是广东台山、恩平、开平三邑赴美华人的后裔)。作为这支异国部队的士兵，这些华裔士兵正是不折不扣的“独在异乡”者，不过由于共同的籍贯乡缘因素，他们高度团结、在援华抗战中打出了让美国政府自豪的战绩。

其中的台山籍飞行员陈瑞钿，更是被美国空军誉为“中国战鹰”、”美国第一位二次大战的空战英雄“。在谈及“为何而战”时，陈瑞钿曾说“为家乡同胞、为人类正义而战”，在他心目当中，“籍贯”带来的家国情怀和归属感就是他赴华参战的最大驱动力。

香港的亚洲电视曾推出过一辑《寻找他乡的故事》，描述了当代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拼搏奋斗的经历。海外华人分“侨裔、华裔”两种，其中的“侨裔”就属“侨居他乡的中国人”，他们的国籍乡籍都没有变更。广东台山之所以说“海内外两个台山”，是因为籍贯台山的侨胞总数与国内人口数量相近，故有“两个台山”之说。

近代百年以来，客居海外的华侨们除了将华夏这巨树的枝桠不断延展向世界各地，还基于乡缘情结往国内输送过难以数计的物资、金钱与文化财富，人们都说独在异乡时“最美是家乡”，作为乡愁的根，籍贯，正是这些侨胞们与国内最坚实的纽带；实体上它也许已是虚无，不过侨胞们给国内带回的一切却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

海外华人背后的坚实依偎

今天的年轻人们多已不怎么重视籍贯、甚至将籍贯与户籍混为一谈，这其实已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割裂了。我曾在刚过去不久的重阳节中回到故乡，村中锣鼓喧天、从海内外归来的侨胞与家乡同胞们亲如一家的情形让人看了实在感动。当时有侨胞就说：“当海外华人遭受屈辱之时，真正感人的依偎力量其实正来自祖国！”

如果将地球上的“籍贯华夏”的古今人们都联合到一起，这棵华夏巨树上将能结出有多丰富的“异果”？随着国内外各种交流合作的发展，基于各地籍贯的华夏枝桠必将延展无止境。

籍贯还会是乡愁的根，不过当中的“愁”也许已不复曾有的忐忑愁坏，而是化作了一丝丝殷切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