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深度解析（新信诞生）

1593年7月22日，亨利四世进入圣德尼城准备弃绝仪式该城是王军在1590年奋力攻下的，选择此处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这座城市临近巴黎，另一方面，这里是先王墓地所在，“是君主制与王朝回忆之地”其中许多是雕有亡者卧像的陵墓，多数君王特别是亨利四世先祖圣路易也长眠于此。

因此，在该城进行弃绝仪式便于吸引巴黎人观瞻，也为此仪式增添权威与肃穆的色彩。同一天，波旁红衣主教询问准备仪式的天主教教士与神学博士：“不经教皇裁决能否有效承认国王并接受他入教会?”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

罗志杰说根据皮埃尔·德·莱图瓦勒的记载，亨利四世在改宗前派人致信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声明有意参观仪式者可以前往圣德尼，“无需通行证也不必有任何顾虑”而教皇特使则发声明严禁法国教士在内的所有天主教徒前往观看或参加，指出违反此令的教士将受到教规惩罚，普通天主教徒将会被逐出教会，天主教同盟首领马延公爵也下达禁令，除非有他的允许，否则任何人不得离开巴黎。

不过改宗盛事的吸引力还是让一些巴黎人不顾惩罚而冒险参加受亨利四世邀请观瞻改宗仪式的六七位本堂神父如伯努瓦等人请求教皇特使批准遭拒，伯努瓦作为代表反驳说“改宗仪式顺应所有善良百姓的意愿”，参加者不应因此被禁止或被逐出教会。

此外，作为神父，他们有义务去了解改宗的真实性；一位巴黎市民购买了教皇特使反对参加改宗仪式者的声明，看过后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将其撕掉并用脚碾碎，大声说它一文不值。根据同时代两份主要史料，改宗仪式当天围观者众多，“国王万岁”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法兰西需要一位有能力的“笃信王”，亨利四世改宗顺应多数民意。

根据帕尔马-卡耶与皮埃尔·德·图瓦勒的记录，弃绝仪式于1593年7月25日正式开始，随同亨利四世行进的有许多亲王、大领主、王国官员、贵族侍从及护卫队等，队列壮观，鼓号齐鸣，来自各地的围观者不断高呼“国王万岁”。

在圣德尼教堂入口，亨利四世与静候在那里的数位高级教士相遇，他与布尔日大主教之间一系列的问答是西方学者普遍引用的细节之一：您是哪位?我是国王；您因何事而来?我来请求回归天主教会；您是真心的吗?我是诚心诚意的。

接着利四世跪下发誓：“在万能的上帝面前，我宣称并发誓，永生信仰天主教，用鲜血与生命维护该救，拒绝任何反对天主教的异端邪说”；随后，在众多神职人员引领下他进入教堂，再次重申誓言，进行忏悔，完成弥撒后，亨利四世命人向人群抛撒钱币并返回住所，“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再次响起。

对于改宗细节与影响，西方学者有不少评价。历史学者文森特·J·皮茨点出“我是国王”这一简单答复的重要意义：“利前来并不是要借改宗成为国王：他是国王，来此目的在于与教会和解”。

巴黎第八大学历史教授若埃尔·科尔内特指出悔结束后，利四世来到缀满百合花的金线锦缎华盖下方，“忏悔者在这一刻成为笃信君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直言：完成改宗仪式后，亨利四世能够确信“巴黎已然属于他”。

美国科尔比学院历史教授拉丽萨·泰勒评论美国历史学者迈克尔·沃尔夫有关亨利四世改宗一书时强调，“其对改宗进程的细致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是公众接受表面信奉成为宗教事务中的新标准。迈克尔·沃尔夫指出一种新政治文化自那时起开始将法兰西王权推向更加绝对的形式。

当然，还有一个公认的直接影响即加速归顺。弃绝仪式在促进天主教派归顺方面取得了效果。改宗仪式结束几天后，亨利四世与马延公爵方面达成休战协定，大多数天主教同盟三级会议代表离开巴黎。

从1593年7月改宗结束至1594年2月利四世加以前，费康利勒博讷、康布雷、布尔日、奥尔良莫城等多地上尉与督军主动归顺，里昂市民则自下而上推翻军内穆尔公爵归顺了国王。

军内部的分势力“第三派”也很快瓦解，至1594年初，国王拥有一个王牌几乎所有法国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今后归顺于他，在高级贵族方面，亨利四世作出惊人举动，结束王国陆军统帅军事审判权长期空缺的状态。

自1567年以来还无国王敢于如此”，陆军统帅之职被授予长期追随他的天主教显贵蒙莫朗西公爵。由此可见，西班牙方面希望利用三级会议夺取法王之位的企图破产，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中的城市显贵等王国主要政治群体都在向亨利四世靠拢。

同时，任命陆军统帅一事凸现出宗教战争后期法国政界一个重要变化，即威胁王权、长期与波旁家族争权的吉斯家族衰落，亨利四世具有可信赖的军事大臣，绝对君主制发展又具备了一个条件为加速巴黎等地归顺，亨利四世及其随从积极筹备国王加冕仪式。

法国当代政治家贝鲁指出加冕对于强化王权正统性的重要意义：“加冕，发生在六个月之后，是改宗的延续。通过弃绝新教，亨利已经恢复了与君主制传统的联系”，而“通过让亨利成为法兰西真正的“国王教士”，加冕这一世代相传的仪式向世人揭示：必不可少的宗教正统性终于和毋庸置疑的王朝正统性相连”。

受宗教内战的影响，传统加冕所必需的兰斯教堂、圣油、权杖等或为天主教同盟所控制或已丢失不见踪影，为让此次加冕具有传统规范性与神秘色彩，王军方面不遗余力寻找解决办法。鉴于先祖路易六世曾经在奥尔良城加，那么亨利四世也可以选择别处，最终沙特尔教堂被定为加冕之所，敷圣油圣事所需的圣油也在被天主教同盟控制的兰斯大教堂内。

历史学者们在马尔穆捷修道院找到被图尔主教圣马丁（公元316-397年)祝圣过的圣油瓶，比法王克洛维当年使用的还要久远；亨利四世新选出在俗与教士重臣各6名，以符合加冕仪式的要求；王军方面还加紧定制一系列已丢失或毁坏的王冠、权杖、国王礼袍、马刺、佩剑等圣器。

一切准备就绪，1594年2月27日，亨利四世完成隆重的加冕仪式，身着盛装、头戴王冠的他登上宝座，“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教堂内外，他成为从“血缘、民众认可及加冕三方面”来说无可挑剔的国王。

“笃信王”亨利四世逼近巴黎，进城指日可待。“和巴黎高等法院及上层市民一样，巴黎各区所有上校如今已站在国王一边，反对派除马延公爵、教皇特使西班牙特使费里亚及其军队外，还有一小撮誓死反抗的极端人士，他们自知不会得到宽恕。”

1594年3月6日，认识到难以守住巴黎的马延公带若妻子儿女离城，自称为百姓安宁出外联系洛林家族人士，虔诚派巴黎十六区委员会对此既不满又恐慌，开始武装，而受马延公爵委托守城的上校与城市显贵则暗中准备为亨利四世打开大门。

亨利四世如愿实现有效改宗，完成加冕仪式，获得“笃信王”的荣誉与神化权威，一系列归顺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改宗加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即法兰西诞生了新的“笃信王”。

这不仅是指“笃信王”的简单更替，更在于亨利四世这位新任“笃信王”与以往的存在重要区别：首先，他不再仅是法兰西“笃信王”，而是“法兰西与纳瓦尔信王”，其次，这位“笃信王”不再如其先祖路易九世、亨利二世等般仅是天主教徒的保护人，他虽然宣誓保护天主教拒绝异端但却力图保护所有信奉广义基督教者，或者说所有忠于王权的法兰西人。

改宗仪式一结束，亨利四世就经各高等法院昭告皈依之事。法兰西是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王国，“笃信天主教”已是法王的重要标志与荣誉，在这样一个国度，亨利四世的新教徒身份对其今后统治的确不利，而这一身份在内战背景下又成为国内外反对者的重要借口。

从表示会考虑接受天主教教化到正式改宗的数年间，亨利四世虽然明白天主教对于法王权威的意义，但拒绝被动和不被承认的改宗，他审慎地观察局势，在关注自身权威与王国利益的基础上考量改宗事宜，顺应并促进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最终在确信改宗能够促进王权强化与臣民认同后，迈出改宗的关键步伐。

因此，天主教与法兰西王权的关系、亨利四世树立自身威信的努力与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是亨利四世改宗的三个重要主客观因素。历史也证明其改宗是有效的，他最终结束与传统“笃信王”身份背离的不利局面，扩大统治基础，在依旧获得新教派支持的同时，瓦解了天主教同盟，加速内部各封建势力的归顺效忠，西班牙方面也失去干涉内政的借口。

当然，统一大业依然面临诸多困难。悲伤无奈的新教派自1593年10月起不间断集会直至次年的1月，要求国王对其安全作出保障，因此，宗教宽容共存的救令有待进一步商议与切实推行。此外，罗马教皇还未赦免亨利四世曾经叛教之罪，不甘心失败的马延公爵等天主教同盟领导者与西班牙方面仍抱着侥幸心理作最后抵抗。

结束内外战争成为亨利四世继改宗之后呕待解决的问题。不过，成功实现改宗加冕的亨利四世已完成强化王权与统一王国的起步阶段。在被教派分歧普遍困扰的法兰西，作为一国之君的他解决了新教身份与法兰西传统国王宗教身份的矛盾，彻底实现身份认同与自身使命的双双统一，即他成为法兰西与纳瓦尔这一广阔王国的“笃信王”，立志保护所有忠于国王的法兰西臣民。

他因此顺应王权与民族意识发展的时代需要，能够集结法兰西臣民于王权之下，带着臣民的期望率众结束内战混乱，实现和平统一。同时，与瓦卢瓦王朝末年几位国王相比，经过长期内战艰苦环境的磨砺，他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与可用之才，将威胁王权近半世纪之久的封建势力洛林家族推向衰落，使法兰西免于分裂及被西班牙侵吞的厄运，为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再度发展莫定重要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