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学霸学习分享会 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

一批老教师不见了，年轻新秀也源源不断地分配到我校来充实教师队伍，他们中除了家庭出身之外，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精神负担，这是后来学校教师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例如化学教师王毓英、方汝盛，物理教师谢公宪，俄语教师宋世礼等等，都是胸怀伟大抱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

“化学之王”王毓英

那时候高考试卷规定每门课的满分都是一百分，我的化学高考成绩就得了九十五分，这完全得益于年轻有为的化学老师王毓英。他的传道方法与众不同，有其独特地教学艺术。

王毓英老师出生在兰州市，听说是毕业于原西北师院化学系，大概是1956年分配到民勤一中任教。自从程子俊老师离世之后，他一直担任高三班主任，并且教授高三、高二两个年级的化学，特别驰名，堪称民勤一中的“化学之王”。

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精干，穿着讲究，十分得体，上衣和裤子什么时候都是熨得平展展的，有棱有角，干干净净，大有一尘不染之势；中山装的风纪扣经常扣着，整整齐齐，不像我们衣领上的风纪扣只是一种装饰，一种陪衬，从来也是懒得扣的；黑皮鞋擦得铮亮；小风头梳得溜光；走起路来风流倜傥；举止言谈十分讲究，一派文人秀才的模样。

在学生面前神色威严，一本正经，从来不开玩笑，更不胡言乱语，你要是不小心随意说句开玩笑的话，他就像一个大姑娘似的，脸马上红了，这其实是他不乐意心态的一种表达方式。给我们的感觉是风度翩翩，清高气傲，俨然是大城市出来的公子哥儿，生活习惯与农家子弟大相径庭。

他讲课可是一丝不苟，干净利落，课堂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上每节课的前几分钟，他就站立在教室门外，等到上课铃声一停，便立即缓步跨入教室，与此同时，同学们便整齐地起立向老师行注目礼，他走上讲台放下教本立定，便非常严肃而迅速地向全场扫视一眼，示意满意。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请坐！”

与此同时他又向全场再扫视一眼，把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他的脸上，这时他才开始讲课。

王老师一上课，同学们也习惯了那种严肃认真的紧张气氛。上课前，课本、笔记本及钢笔等学习用具，早就摆放在课桌的左上角。此时一个个挺胸拔背，坐得笔直，两眼全神贯注地盯着老师，不得有一丝懈怠，一改别的课堂上那种伸懒腰、打呵欠、整理书桌等小动作的陋习。

倘若有谁低头偷看桌内书物，或是不小心弄出一点响动，就惹下祸了，王老师立即停止讲课，双目直视那位同学。他从来不指责弄出小动作的学生，可是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表情严肃得十分吓人，好像他很为这位同学的行为害臊似的，大家愤怒怨恨的目光也同时转向那个同学。所以，也极少有人发生这种现象。当他讲到重点归纳之处，侧身在黑板上书写板书的时候，你才能开始记笔记。

遇到化学实验课的时候，他安排得更加周密紧凑。课前十分钟做好上课的一切准备，分组拼桌，搭建成临时的实验台。各组派人到化学实验室取来他早就准备就绪的实验器材，每组一套，摆放在各组拼好的实验台上，讲台上也放一套。这一切准备工作，在课前安排得井然有序，从来不占用上课时间。上课时王老师在讲台上一边讲，一边很熟练的亲自实际操作一遍，给同学们做个示范，尔后各组同学都要挨个依次操作一遍。课讲完了，大家也都记住了，迅速抄下简要的板书，当堂消化了知识。

每当下课的铃声一响，准时下课，从不占堂延时。化学实验课上得紧张有序，趣味横生，干净利索，印象深刻，同学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轻松掌握了知识。他把化学课真的讲活了。

物理主讲谢公宪

谢公宪老师是主讲物理学的，是我校该门学科的权威。他好像也是四川人，讲课很认真，别看他个子不高，嗓门可不小，声音非常宏亮，咬字清晰，用词恰当，没有废话，对课本上的知识传授得清清楚楚，使学生轻易得“道”。在课本之外还新增添了一些当时最新鲜的物理知识，如卫星上天所必须具备的第一宇宙速度和第二宇宙速度，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原理，以及原子核分裂或聚变所产生的巨大能量，等等，使我们大开眼界。

强将手下无弱兵，此话一点不假，“理化”课，我们大家都学得很轻松。

化学新秀方汝盛

方汝盛老师生于1935年，据说也是毕业于原西北师范学院化学系，比王毓英来民勤一中要晚一些，是1958年秋天分配到一中任教的。

当时民勤的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是压倒一切工作的头等任务，搞得如火如荼。民勤县征集的各路人马，不论是从哪儿调来的，一律实行军事化编制，学校师生也不例外。我们学校倾巢出动，高中生上红崖山大炼钢铁，初中生到黑山头兴修水库。

我们一中高中的三个年级新编为一个连，二中编为一个连，还有几个公社的十几个炼铁连队，都驻扎在红崖山的南坡下，拉开了长长的一条阵线，背靠山峰，坐北向南而居，面对平展展的湿草地，沿山坡向东走不到十里地便是黑山头。水库的拦水坝是个大工程，就是从黑山头起头向西南方延伸过去的。

每个班就是一个排，我当时在高一二班，被任命为这个班的副排长，正排长由教导主任潘生良兼任。

方老师来红崖山上报到，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下到连队来的第二天早上。那时候他躺在一堆碎矿石堆上小憩，我还以为是哪个公社的民工在此偷闲哩，后来同学们告诉我这就是新调来的副连长。

他一到工地还没顾上向大家打招呼，就混杂在连队里去后山背铁矿石了，和学生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干劲十足，着实能下苦干重活。此时赖洋洋地躺在矿石堆上，想必是经过一晚上的苦战累坏了，在此打盹哩。

他是民勤湖区人，家住红柳园复成村，出生在农村，土生土长，很接地气。虽然受了高等教育的熏陶，是正经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却没有鹤立鸡群的派头，没有一点儿文人秀才的架子，穿着也不怎么讲究，很随便，俨然就像是一个农民。

他在民勤一中一直教化学，号称化学元老。站在五尺讲台上语言生动，吐字清楚，没有任何做作，有时候还多少捎带点家乡土音，听起来很亲切的，同学们听着也十分顺耳，非常喜欢。他在教育战线上教书育人，奉献了青春年华，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奋斗数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然而家庭出身是地主，始终不得重用。文革中大概是在1969年，被下放到三雷公社上雷大队劳动改造一年之久，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他想换个工作地点和生活环境，但是他毕竟是民勤一中化学课的一张王牌，王毓英老师早调往白银市中学，现在化学权威非他莫数，民勤一中说什么也不肯放他。直到1979年，他曾经的学友常生荣，从旁助了一臂之力，这才从民勤调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一中，仍然教他的化学。

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这位才子如获珍宝，给他以充分的空间施展才华。方汝盛老师在新的工作环境中真是如鱼得水，开启了谱写他后半生工作生活的辉煌篇章。这里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故待若上宾，给予他崇高的荣誉。评授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并历任阿拉善右旗政协副主席，中国化学教学研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化学教学研究协会会员，为内蒙古各族人民重教育才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阿拉善盟名声显赫。退休后定居在阿右旗达来库布镇。

俄语教师宋世礼

在中学时代让我们最头疼的课程就是俄语。语法复杂而多变，堪称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文字之一，大概汉文、藏文下来，就数它了，据称比英语还难。完全靠死记硬背，耗时费力，收效甚微。

我们班俄语学得较好的同学是极个别的，也只有王淑云一个。她的经验是早起晚睡，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死记硬背，俄语不离口嘛，她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最终考入西北师范学院的俄语系。还有初中学得好的女同学总结的经验是：口不离单词，多写多勤记，什么“白天划地皮，晚上画肚皮”等，都是功夫性的活儿，我们不行，做不到。也有人总结出了不易忘记的小窍门，把一单词复杂难发的语音，牵强附会地改换成方言，一劳永逸。例如“革命”一词，俄语发音是“列瓦留此牙”，他换称“劣娃了六次了”，好记，至今记忆犹新。劣娃，民勤村妇口语，原义是孩子未达到目的，使性子耍小脾气的一种表现，这里只借用其发音。

高中三年的勤工俭学把人害苦了，挤占了我们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上课时间，所以在保证完成语文及数理化等主要课程的教学时间之外，视情况再相机安排其它课程，俄语也是受排挤的。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俄语的宋世礼老师可是下了大功夫，想了不少的招数。

当年一中的俄语教师有好几个，但水平都差，好像都是大舌头，好多发音不准，唯独宋世礼教得最出色。他是东北人，哈尔滨大学俄语系的高材生，能说能干，在大学时代就差点儿背个右派的头衔出来。学识渊博，专业底子扎实，俄语发音、口形非常标准，会话流利，本来是当高级翻译的人才，只是在校不小心嘴巴惹祸，政治上多少留有些污点，没有打成右派分子就算是万幸了，于是把他发配到大西北，算是光荣支边。然而他的能耐再大也不行，不给他安排足够的授课时间，怎么个教法！

我们高中三年，俄语课本共有六册，应该是每学期学一册。那里面的俄语单词近两千多个，加上初中三年的，总起来不下三千。老师没有时间讲，学生没有时间学，不要说把三千个单词全部背下来，就连一半儿都没有学上。

我们班高一只学了半本，高二阶段的两本俄语，只选讲了其中的四五节，下剩的没有动。再加上那么多复杂多变的语法知识，大部分没有时间消化。拿每个动词来说，就有八种发音、八种写法，例如“走”，就分动词不定式、命令式、我走、你走、他走、我们走、你们走、他们走这样八种说法、八种写法。每个形容词又有性、数、格的变化，等等。这些知识不管是教是学，都需要付出必要的时间。高二的时候，我们对这门课几乎就放弃了，但又不能不学。

到了高三毕业班，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一年碰巧高考积分方法变了，俄语在高考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做参考分，而是正式列入总成绩，和语文、数学及理化一样，它同样在总分中要占一百分的。我们有三分之二的课文没有学，欠下那么多的债，一时还不起，怎么办呢？

宋世礼老师不愧是名校出来的高材生，他出了一个绝招，走捷径，猜题，通过“备考题”应付高考。所有的章节面面俱到、全面开花地补齐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紧紧抓住高三下册的最后一节课文咬定不放，让我们每个人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反复背诵、默写，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每节课堂提问，都必须让全班同学挨个儿地背诵，小考、月考、期末考试和毕业考试，就默写这篇课文，俄翻汉，汉译俄，大都是在这节课文上做文章，不厌其烦地下大功夫，这叫做非对称的重点突破。

这节课的题目叫“我的理想”，我们每个人都背得滚瓜烂熟了，都能一字不错地默写下来，还能变通运用其中的语法知识，熟能生巧嘛。此外还熟读了其他几节课文，像“列宁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学习学习再学习”等；还摘录了二百多个单词，特别是动词、形容词的应用变动实例；又教了一首用俄文演唱的《东方红》歌曲，等等。这里边融会贯通了许多语法知识，到时候可以仿效变通，灵活运用。这一切都是为了应付高考。

1961年甘肃省教育厅在武威一中设立了一处高校招生考场，周边的有关中学包括民勤、高台、永登等县的学子，都集中到这里来参加考试。

临近考期的前三天，我们全班包了一辆老桥车奔赴武威一中。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非常兴奋。然而那汽车也太老旧了，走起路来马达轰鸣，不停地喘着粗气，车身上包括车门在内，到处噼哩啪啦地乱响。一路上坏了好几次，走走停停，修修补补，没完没了，太不争气了。

当时路面也不行，那是利用以前延用下来的那条走武威县城的牛车土路改建的，也就是在祖传的弯弯曲曲的牛车古道上，稍加拓宽修饰，铺一层大沙料凑成的，到处可见黄土扑面。汽车、马车、牛车共行，微风吹过，尘土飞扬，扑面而来，所有乘客的身上都落上了一层微尘，蓬头垢面，不到一百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大半天。

你可别小看，在当时来说，这个社会就算进步多了。五十年代初期租乘骡马车到兰州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来往要走一个月的时间哩，我们今天本来两个小时的车程延长到大半天，不算什么，比起当年的考生来幸运多了。

到了武威一中，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来自各路的学子，汇集在这里熟悉考试环境，我感觉到十分新鲜。那种紧张备考的气氛，也使人眼花缭乱，胆战心惊。其中武威一中的学生最多，本届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有85名，两个班。相比之下，我们民勤一中小家小户，才只有43名，是他们的一半。

武威一中的考生毕竟生活在一个中等城市里，相对于我们来说是见多识广，所以和我们交流起来也总是带点居高临下的表情，显得底气很足，我们和人家比起来好像带点儿傻气。

带领我们参加高考的王毓英老师，经验十分丰富，他不断地给我们解释，打气鼓劲。说不要让这种阵势把你们给吓住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每年如此，中等城市生活惯了的人们比较善于炫耀，喜欢表露，真本事到考场上才能见到高低。

然而看他们复习俄语的阵势确实比我们强多了，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厚本油印的俄语复习资料，行住坐卧都在喃喃地背诵。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那上面光高中三年的单词就罗列了近两千多个，看傻眼了，深感望尘莫及。他们看我们复习俄语的方法，便流露出鄙俗的笑脸，不屑一顾。

倘若我们临时改弦更张学习人家的套路，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也只好安身立命，按照宋世礼老师的既定方案和部署，在“我的理想”上下功夫了。虽然复习资料偏居一隅，但也只好如此这般了。高考前三天的时间如此珍贵短暂，你能改出个什么新花样呢？

一个月以后，高考结果公布了，考中的学子陆续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当年武威一中共计考中25名，民勤一中考中33名，近乎75%的得中率，考得非常出色，这是上好的造化。据说我们班俄语的平均分数考得最好，取得了六十六点多的好成绩。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当年俄语考场的情景。当试卷发到手中以后，我从头至尾粗略地扫了一眼，把人高兴坏了。果然不出宋世礼老师所料，试题中的一大部分内容基本上出自我们的复习范围，近乎一半就来自“我的理想”。

俄文译成汉文好办，只要断断续续地识得几个俄语单词，便能猜出个八九成来；可是汉文译成俄文就不那么简单了，既便是知道些单词也不成文章，它主要是考你的语法知识，要真本事，蒙骗、猜测是绝对不行的。然而，我们的运气真好，汉译俄全部出自“我的理想”。我比较轻松地完成了答卷。

宋世礼老师也由此出了大名。

当然，在民勤一中驰名的老师还有好多，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赘述了。

作者简介：方勤学，笔名潇生，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蒙族，生于1938年。1961年肄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无线电子学专业，曾长期在牧区从事基层工作，后任职于阿拉善盟统计局综合科，统计师，期间编辑、审订过数年的《阿拉善统计年鉴》。一生致力于统计、会计专业知识的研究，服务于社会经济工作。1995年退休，2014年动笔回忆，历时八载，于2022年春长篇回忆录《驼乡风云》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