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马克思论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

摘要

从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来说，道德既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全人类性，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道德的全人类性并不等于道德的抽象性，也不等于道德教条的永恒性。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的全人类性不是独立于阶级性之外的抽象道德，而是与阶级性密不可分、贯穿于物质生活实践始终的现实道德。道德的全人类性指的是道德所体现出的全人类的利益诉求，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道德观实际上是将道德的全人类性抽象为脱离阶级性的纯粹理念，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动机，并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在正确认识西方普世道德观所包含的全人类性的同时，更要深刻认识其隐藏的阶级性本质。

[关键词]马克思；道德；阶级性；全人类性；西方道德观

道德的阶级性与全人类性问题，是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关键问题之一。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1] 98那么，道德是否只具有阶级性，不具有全人类性？在当代中国，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普世道德观的社会影响？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厘清道德的本质属性，以期为我国的道德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道德既有阶级性，也有全人类性

对道德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分析诠释。

第一个问题：道德是否具有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受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2] 524-525。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道德服务于不同的阶级，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性。以道德范畴中的“良心”而言，马克思曾这样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资格以外没有别的本事的陪审员，他的良心也是受资格限制的。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3] 152也就是说，没有超阶级的、普遍的道德（良心）存在，不同地位（阶级）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良心）。在每个阶级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两个（或多个）对立的阶级，如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农民与地主的对立、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对立等等，因此必然存在着两种（或多种）服务于对立阶级的道德——纵观人类历史，道德的阶级性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对立的阶级总是利用本阶级的道德来作为斗争工具，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因此历史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都竭力掩盖、否认道德的阶级性，而将道德粉饰为超越阶级、国家、民族、宗教的永恒正义或永恒真理，从而将本阶级道德粉饰为全人类的道德。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说，承不承认道德的阶级性，是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认识和说明道德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区别于一切旧道德理论的根本标志之一。

第二个问题：道德是否具有全人类性？

对于道德的全人类性，恩格斯曾这样表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1] 99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共同的历史背景必然产生许多“共同之处”，道德除了具有阶级性之外，还具有对立阶级所“共同的东西”，这就是道德所具有的全人类性的基础。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道德是具有全人类性，具有其内在必然性的。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但与阶级斗争的联系并非贯穿始终。阶级产生之前有原始社会，阶级消灭之后有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两个并不存在阶级及阶级斗争的社会中，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仍旧存在，道德的全人类性也仍旧存在。而且，即使是在阶级社会中，除了阶级性之外道德也有全人类性，因为道德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其他广泛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关系，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它并非社会关系的全部，社会关系还包括其他广泛的方面，如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亲戚关系、乡亲关系、民族关系等等，尽管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打上烙印”并不意味着其属性被阶级性全部覆盖，甚至被抹杀。换言之，道德所反映和调整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关系具有较强的阶级性，但是道德所反映和调整的家庭等关系虽然受到了阶级性的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并不能掩盖其所包含的全人类性。

具体而言，阶级社会之所以存在全人类性的道德，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第一，对立阶级的共同生存和发展需要共同的道德原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尽管阶级社会存在两个（或多个）对立的阶级，它们在阶级矛盾尖锐化时期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不会贯彻整个阶级社会的始终。甚至在某段时期内（如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对立的阶级能够共同生存和发展，而维系这种共同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共同道德原则（以及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法律）对社会的调节。换言之，共同生存和发展是对立阶级的共同诉求，为了实现这一点，客观上就会要求社会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维持对立阶级之间的平衡和张力，从而达到某种和平或和谐（避免两败俱伤的斗争）。这种秩序的维系依靠的是各阶级共同遵守的道德（及法律）。第二，人类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决定了道德的延续性。除了极少数社会变革之外，人类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决定了道德在不同时期的共通性和延续性。例如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儒家道德文化并没有断灭；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虽极大打击了中世纪天主教文化（及其道德观），但随着宗教世俗化运动的兴起，天主教文化仍旧存在（及其道德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立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的道德，也有共通的道德，统治阶级需要以此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第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道德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上层建筑所包含的诸多因素对道德也具有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发展对道德观念的变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对道德阶级性的弱化。第四，道德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道德反映着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程度，经历着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步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道德中的一些（落后）成分逐渐被抛弃，但也有一些（进步）成分被不断继承下来，这些被继承下来的成分标志着人类对社会伦理关系认识的深化，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并不被阶级性所遮蔽。

第三个问题：道德的全人类性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就形式上来看，道德的全人类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被最广大人群所接受的一般道德准则，是道德全人类性的社会基础。所谓最广大人群，也包括对立的各个阶级，一般道德准则也并非就是某个具体的、一成不变的道德诫命，如“不得杀人”“不得偷盗”“孝顺父母”等，这些具体的道德诫命在社会变动中，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剧烈变动。但无论如何变动，总有一些相对长期不变的道德准则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因为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平的基础。显然，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第二，道德情感具有共通性，是道德全人类性的心理基础。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准则、道德要求、道德评价、道德戒律等具有较强的阶级性（也包含有全人类性的成分），但实践这些道德要求之后产生的道德情感却是共通的。换言之，良心的谴责、羞愧、悔恨以及人们感受到的崇高、神圣、贞洁等情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之间是共通的。这也是道德具有全人类性的心理基础，否则，人们根本就无法理解和感受别人的道德体验，道德就只会成为失去社会性的“孤岛”。

就具体内容来看，道德的全人类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类的传统美德。相对于某一社会的社会公德来说，传统美德具有更大的全人类性，诸如善良、正直、诚实、热情、谦逊等，是人类美好人性的体现，其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他人、对社会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是人类在历史进步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并为不同阶级所共同承认。甚至那些并不具有传统美德的剥削阶级，在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并宣扬这些美德。第二，社会公德。这是维系一个社会和平稳定的基本道德原则，如遵守公共秩序、遵纪守法、文明礼貌、尊老爱幼、保护环境，等等。任何社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都必须有社会公德，任何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体系中都必须包括这些内容，否则就很难维护人们的正常生活，更谈不上维护阶级统治的秩序了。第三，民族和宗教道德中包含的具有普遍性的内容。除去民族、宗教中的某些极端思想所倡导的道德诫命以外，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宗教是两个极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社会范畴，因此，根植于民族和宗教传统中的某些道德规范有较为广泛的全人类性。历史上，无论是东方的汉民族儒家伦理（如“仁者爱人”），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伦理（如“爱人如己”），都无一例外具有稳定的传承性，历经阶级斗争而影响至今。第四，先进阶级在道德发展上留下的积极贡献。和人类历史一样，总体而言道德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道德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上先进阶级通过自己的特殊道德，对人类道德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先进阶级在反对旧道德的过程中，往往会提出新的更符合广大人群利益诉求的道德规范，如反对压迫、人人平等、团结友爱，等等，这些道德规范经过历史的检验，最终会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全人类性。

综上所述，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既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全人类性。道德的阶级性往往代表的是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而道德的全人类性代表的是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反映的是最广大人群的利益诉求。那种仅仅承认道德只具有阶级性，或只具有全人类性的观点，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二、道德的全人类性没有独立形态，与阶级性密不可分

在理解了道德既有阶级性又有全人类性之后，对二者关系的深入分析是应有之义，这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是对立统一关系。

道德的阶级性与全人类性的对立是明显的。扼要而言，道德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阶级社会的一切道德，都是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的反映，体现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道德规范的制定、道德评价的标准等，都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要求；在阶级斗争中，一切道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既然道德是为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并且在阶级斗争中是重要的斗争工具，那么道德的阶级性与全人类性就必然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阶级性对全人类性是一种否定或排斥。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然宣扬有利于自己的道德原则，如宣扬“君权神授”，宣扬谦卑、服从、忍耐是崇高美德；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为了反抗压迫，就必然宣扬有利于变革的道德原则，如宣扬“天赋人权”，宣扬民主、自由、平等是崇高美德。在这里，不论是统治阶级所宣扬的谦卑、服从、忍耐，还是被统治阶级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看起来似乎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道德的全人类性，但在阶级斗争中却都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性。这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全人类性的道德准则并非一成不变的道德诫命，而要在阶级对立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可以说，虽然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既有阶级性，也有全人类性，我们不能把二者完全、绝对地对立起来，将其看成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但必须注意的是，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在统一体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总体而言，道德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的任何道德中都处于主要的、核心的地位，道德的全人类性则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一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的。

道德的阶级性与全人类性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道德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在物质资料生产，并服务于私有制下不同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道德毕竟有全人类性的一面。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经济学时，曾这样说：“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4] 226这在间接地说明国民经济学具有深刻资产阶级烙印的同时，也有为所有人共同接受的一面，其提倡的自我节制的要求具有某种程度的全人类性特征。对于国民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而言，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谋生、劳动和节约”，而“道德的国民经济学就是富有良心、美德等等”，似乎“道德用一种尺度，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不过马克思还是认为两者具有共通性，“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也只是一种表象，它既是对立，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4] 226。这段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道德的全人类性（“道德的国民经济学”）与阶级性（“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既是对立的，又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激烈的阶级斗争并非贯穿阶级社会产生发展的始终、因此，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其道德中不能不包含一些全人类性的内容，其中，维护自身利益的阶级性必然占主要地位。被统治阶级（往往是劳动阶级）的道德作为劳动阶级利益的表现，具有自身的阶级性，劳动人民在任何社会都是人民群众这个群体的主体，其道德无疑具有较大的全人类性。因此，无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对被统治阶级（劳动阶级）而言，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都同时存在，并表现为对立统一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承认并遵守全人类性道德，但只要私有制下的剥削阶级还存在，社会中还会存在阶级斗争，那么这种与阶级性纠葛在一起的全人类性道德就必然会遭到破坏。统治阶级虽然口头上承认并宣扬这些全人类性的道德准则，但在阶级斗争尖锐化时往往对此肆意践踏，而被统治阶级，由于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某些时候也会违反全人类性道德。总的来说，广大人民群众是最遵守全人类性道德的群体，他们的道德在本质上也最能体现出全人类性。

总而言之，在阶级社会中，一方面，对立阶级在道德上是根本对立的，都把道德作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斗争工具，这是阶级社会里道德的本质和主流。另一方面，对立阶级并非处处对立、时时对立、绝对对立，并非总是处在无法调和的尖锐冲突之中。在更多情况下，对立阶级必须在同一社会中共同生活，共同交往，维持社会的生产和发展，这种情况反映在道德上，必然形成道德的统一性。可以说，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既对立又统一，由此组成阶级社会的道德活动，不断推动阶级社会道德的发展。

第二，道德的全人类性没有独立自存的形态，且与阶级性密不可分。

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在阶级还存在的一切社会中，道德的全人类性没有独立形态，与阶级性密不可分，不存在任何超越阶级、国家、民族、宗教的抽象的所谓“永恒道德”。当然，道德的阶级性并不排除每个道德体系包含着全人类性的成分，只有形而上学的僵化观点，才会把每个阶级的道德看成是某种与其他道德体系毫无共同之处的、彻底封闭的领域。道德的全人类性和阶级性，不是互不干涉、相互隔绝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然而道德的全人类性并不是作为某种独特的不依赖于阶级性而存在的东西，而是作为对立阶级的道德体系的某部分内容，在阶级性中或明或隐地表现出来。幻想存在脱离阶级性的全人类性道德，这是不现实的。

道德的全人类性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规范，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格脱离了人，当然只是一个抽象，但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是人格的现实的观念。”[5] 36在人类（阶级的和非阶级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抽象的人格，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道德而言也是如此，没有一个脱离现实的抽象的道德规范，所有的道德规范都与实践密切相连[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的全人类性不等于道德的抽象性，更不等于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的超阶级的道德教条的永恒性。对此，恩格斯曾这样说：“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服务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1] 99-100正如恩格斯所说，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道德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受物质资料生产的制约，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始终是道德的主要属性，根本不存在所谓“超出阶级”的道德，那种“真正人的道德”（全人类性的完全实现）只有在消灭阶级、超越阶级对立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即使在似乎看起来最远离现实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中，道德的全人类性也不能与阶级性脱离开来。马克思曾这样告诫革命青年，“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能否定这类教诲呢？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7] 459-460。这段话明显指出，不应一心为己，而应“为他人的幸福”工作，这是一种崇高的美德，这种美德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世人的赞美。然而即使是如此崇高的道德理想，最终也要与现实实践联系起来，而当时的现实状况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幸福完全被剥夺。因此，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道德理想，就必须投身到伟大的革命（阶级）斗争中去，不怕流血牺牲，誓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生——这不就是共产党人的追求吗？

道德的全人类性及其实现与它所代表的阶级是分不开的。不同阶级的道德既有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特点，也有使它们分离的特点；既有共同的东西，也有特殊的东西。一个阶级越先进（越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越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它代表的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就越深刻越广泛，在它的道德中所表现出来的全人类性就越充分。反之，一个阶级的利益越带有自私性和局限性，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分歧越大，那么这个阶级的道德所包含的全人类性的成分就越少。例如，在封建地主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道德中，“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1] 98-99。在当时，无产阶级道德之所以最接近真理，是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无产阶级道德最具有先进性。换言之，无产阶级道德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因此包含着最广泛的全人类性成分；在这里道德的阶级性与全人类性就实现了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全人类性”指的是道德所体现出来的最广大人群利益诉求的属性，其代表的人群越多，就越具有全人类性。无论在阶级社会还是在非阶级社会，最多的人群都是人民群众。因此全人类性可以简单表述为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体现。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无产阶级道德具有最广泛的人民性，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道德具有最广泛的全人类性。

既然道德的全人类性并不是独立于阶级性之外的抽象的所谓“永恒道德”，而是与阶级性密不可分、贯穿于物质生活实践始终的现实道德（无产阶级道德也是如此），那么道德的全人类性是否永远不能彻底实现呢？也并非如此，阶级性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造成的阶级对立，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道德的全人类性才能完全实现。

第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道德的全人类性。

道德的阶级性与私有制及阶级对立密切相关，存在于阶级斗争的任何一个社会中，道德和正义都不可能在剥削和压迫中实现。例如，偷盗、卖淫行为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被看作是有道德的，那么如何消灭这些不道德行为？这表面上来看关涉的是国家律法，但实际上关涉的则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所有制形式）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女工状况》中说：“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些消灭卖淫现象的努力全都是徒劳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想抓祸害的根源；而这种祸害主要是产生道德问题的经济问题，只要人们还靠行政的措施、警察的镇压、某个法律条文的修改或感情用事的声明来铲除这个祸害，它就还会继续存在，因为它的根源照旧继续存在。应该善于干预，而且要大胆地干预现在在所有制和劳动方面普遍存在的经济混乱，对它们进行整顿，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任何人都不丧失生产工具，使有保证的生产劳动最终成为人们早就在寻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基础。”[8] 184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任何人都能拥有生产工具，能够通过劳动占有生产资料，自食其力，那么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自然就会消失。相反，“如果男人拦路抢劫或是破门偷盗，女人偷窃和卖淫，有谁可以怪罪他们呢？但是国家才不关心饥饿的滋味是苦还是甜，而是把这些人抛进监狱，或是放逐到罪犯流放地。如果国家把他们释放出来，那它会得到满意的成果：它把这些失去工作的人变成了失去道德的人”[5] 418。当统治阶级只满足于自身的统治，而不从根本上改善被统治（劳动）阶级的状况时，道德的全人类性就变成了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要想彻底消灭这些看起来似乎违反了道德全人类性的不良现象，根本的途径只有一种，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2] 690。

从根源上来说，道德的最大破坏者是所有制造成的阶级对立，或者说，私有制所导致的人的异化。“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2] 72-73。资本主义提倡的所谓“自由竞争”加剧了这种异化，为了争夺共同的利益，社会变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要想重建道德的权威，让所有人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让道德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毫不留情的猛烈攻击，并将其彻底推翻，以建立一个真正人民民主的社会。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征程中，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请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社会主义联盟以协助。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9] 570。

因为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道德的全人类性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彻底实现，换言之，共产主义道德才能体现真正的全人类性。“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10] 275。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阶级对立的消失，道德的阶级性完全让步于全人类性，所以“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根本不需要资产阶级宣扬的各种“永恒的道德戒律”，人们自然而然地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经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1] 99

综上所述，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道德的全人类性并非独立自存，而是与阶级性密不可分，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非抽象的现实形态，并最终得以在共产主义社会彻底实现。

三、对西方普世道德观的批判性分析

在阐明了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我们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对西方普世道德观进行深入剖析。

西方道德观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产生日益巨大的影响，与它所提倡的“普世”观念是分不开的。按照西方国家的说法，西方所提倡的道德原则是超越一切阶级、国家、民族、宗教的普遍真理，所以必须被所有国家接受，西方国家也有义务将“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究其根源，“普世伦理”或“普世道德”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神学家孔汉思的《全球责任》一书中。孔汉思认为：“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共识。没有这样一种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和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11] 12从词源上来说，“普世”（ecumenism）一词源自希腊文oikoumene，意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最早由天主教会提出和使用。自孔汉思等神学家提出普世伦理之后，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全体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受“全球伦理”运动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建立了“普遍伦理计划”，并将此运动推向全世界。

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来看，西方普世道德观存在两方面错误：

第一，普世逻辑并不普世。

客观来说，西方普世道德观包含有全人类性的成分，这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道德的全人类性并非脱离阶级性的抽象的永恒真理。可以说，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普世的、永恒的道德。“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有这样的人，他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出现过成百上千次，如果现在还有人竟如此轻率地认为，别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做到，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1] 95。正如恩格斯所说，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宣扬的正是所谓的“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这只是旧瓶装新酒的伪善宣传而已。“普世伦理”的理论基础是“纯粹理性的人”，超越历史的普遍理性孕育出普世道德。其实此种论调马克思早就批判过，“对于封建时代的‘纯粹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地产关系的发展就表明这一点；但是（2）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12] 59。显然，这种脱离现实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抽象道德是不存在的，在私有制存在的西方社会，否定阶级性的全人类性道德也是不存在的。

在西方普世道德观中，似乎是某种神秘的、永恒的道德理念（而不是现实生产关系）统治着社会。“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4] 552这正如当代西方思想家所宣传的那样，他们认为荣誉、忠诚、自由、平等等概念是永恒的，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是可以独立于、超越于一切的永恒真理。然而，这只是统治阶级编造出的幻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 552。

在西方思想家将道德的全人类性抽象为某种永恒理念的时候，真实的状况却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4] 552。可以说，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本不具有纯粹的独立性，其全人类性只能通过阶级性体现出来，道德并非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的“抽象的”“永恒的”脱离尘世的永恒存在，而与基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婚姻家庭道德中也是如此，谁都无法否定婚姻家庭道德具有全人类性的成分，但是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婚姻家庭道德也会打上深刻的阶级烙印，因为道德归根到底受生产关系的支配，并为不同阶级服务。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为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4] 247

第二，西方国家宣传普世道德观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

从西方国家宣传普世道德观的动机来看，看起来似乎是西方国家把文明之风吹到了全世界，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福音。实际上并非如此，“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往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并减少了战争次数吗？”[12] 62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然而你们是怎样做的啊！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所有权，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但这是盗贼的兄弟情谊；你们减少了战争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战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们什么时候做事情是从纯粹的人道出发，是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而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呢？”[2] 62这就是西方国家宣传普世伦理的真实动机，这个动机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法律、道德、宗教所具有的普世性、永恒性的鼓吹并没有两样，“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13] 42。即便从普世伦理起源的基督教教义来说，这种伪善也是昭然若揭的。“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14] 218。可以说，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伦理（普世价值），实际上是用西方的话语权主导世界，让中国接受西方道德观（价值观）从而达到阻碍中国崛起、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这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5] 45亨廷顿的论述清楚地表明，“普世文明”“普世伦理”“普世价值”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西方国家宣传的普世伦理（普世价值）在当代中国正在产生日益巨大的影响。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状况并非第一次出现，当年马克思就曾经这样说：“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16] 281事实上，西方国家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观看起来似乎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但实际上仍有着强烈的阶级烙印（或许被压迫的美国黑人最能体会到这种“普世性”）。马克思曾经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道德的全人类性，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8] 398。只有在一个消灭了阶级压迫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道德，而这需要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革命）实践。例如，就民主而言，“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17] 664。

综上所述，西方道德观所宣扬的“普世伦理”实际上是将道德的全人类性抽象为脱离阶级性的纯粹理念，其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并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因此，我们要认清西方普世道德观的本质，在承认其有一定全人类性的同时，更要看清其背后代表的阶级本质。要不忘初心，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周扬洋.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J].决策与信息,2017,(6).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 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普世宣言[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原文引用：徐瑾，张雨晨.马克思论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 兼论对西方普世道德观的批判性分析,2022,（08）：25-35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08期

作者： 徐瑾（1976-），男，湖北蕲春人，哲学博士，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大学农村社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研究；张雨晨（1998-），男，湖北蕲春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李利林

编辑：邓汝濛、倪杰（实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