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州真实故事(一名七零后在霸州的少年)

长发飘飘

(本文所涉及村名、人名皆为化名)

  我从小就不如代兵招人喜欢,仅从长相而言,代兵眼睛大,我眼睛小;代兵皮肤白,我却黑得像地里成熟的野蘑菇。母亲说这叫遗传,代兵的母亲代大娘年轻时是柳子屯最标致的媳妇,光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就让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羡慕不已。

霸州真实故事(一名七零后在霸州的少年)(1)

  我叫代军,和代兵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伙伴。

  小时候村子里的人常问,代军,你和代兵谁管着谁?我说不知道,孰不知我们的名字是两位母亲的杰作。当我和代兵都在襁褓里时,代大娘就经常抱着他到我家串门,有一次她问母亲我叫什么名字,母亲说想叫代军。她便一笑说你家叫代军,那我们就叫代兵,都是官,两个孩子长大了都有出息。这就是我和代兵名字的由来。

霸州真实故事(一名七零后在霸州的少年)(2)

  但代兵的名字小时候却没有叫响,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那过了头的聪明。乡亲们跟他叫“小闹五”,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绰号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的雅号。换成柳子屯别的小孩,要是有人这么叫他,肯定会哭闹一番。代兵却笑嘻嘻地应着,似乎叫起来很好听,就像水浒传里好汉们的诨号。

  夏天的时候,村子里多数孩子都爱到大队部去乘凉,因为那里有全村唯一的一台电风扇。我不爱去,一则是当会计的二叔不让我去,怕打扰他的工作,那是队里的规定。二则是我讨厌那个电工组长柳大民,他一见我就逗我,“疙瘩头,疙瘩头,前边喝酒,后边打油。”这是我最不喜欢听的话了,有几次我还告诉了母亲,母亲说那是你柳大哥逗你玩呢。我可不信,心想柳大民就是柳子屯的大坏蛋,特别是他喝多了提着酒瓶子满街乱转的时候。

  代兵是大队部的常客。他最喜欢到那里去读报纸,要是有人夸上他两句,他就更高兴了,有时还会摇头晃脑的念出声来(没有人听得懂他叽哩呱啦的在念什么)。很多乡亲被他顽皮的样子逗乐了,“代兵是村子里的神童!从小就是小大人。”喜欢代兵的那群婶子大娘们更是当着他爸代维成的面夸他,代兵听了,当然就更神气了。

  有一天代兵从柳大民家门前经过,柳大民又提着个酒瓶子在门口转悠,远远地就招呼他过去,说是有很重要的事。大人们有重要的事情总爱和自己商量,这可是代兵在孩子群里炫耀的本钱。柳大民就更别提了,他可是村子里的电工组长,干部跟自己商量事,那还了得。

  “有事吗,大哥?”代兵小大人似地走上前去问。

  “哦,小兄弟,大哥告诉你一件事!”柳大民晃了晃手中的酒瓶子,吓得代兵一个劲地往后缩。

  柳大民一把拉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指着上面倚里歪斜的几个字,一字一顿地说:“小兄弟,你看这几个字写得怎么样?”那样子像是请教他。

  代兵受了抬举,一下子来了劲,“挺好,有功力!”他像个老教授似的,一只手还抚起了下巴,似乎那里有胡子。“嗯,不错,不错。”

  代兵的这一套,全是跟他爸代维成学的,代维成是柳子屯能说会道的秀才,给别人评字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柳大民趁机用嘴贴着代兵的耳朵,小声的耳语起来,代兵不住地点头,一幅狡诘的笑挂到脸上。

  代兵一蹦一跳地往家跑,一进门就冲他爸喊上了,“爸,你快看,我写的字。”

  “你写的?”代兵还没有上小学,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出息,代维成接过纸来,脸一变,“这是谁写的?”

  “我写的呀!”代兵摇晃着大脑袋说。

  “你个小兔崽子。”代维成上去就给了代兵一巴掌,代兵委屈地躲到一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张纸上赫然写着“代维成,大鷄捌!”。

  这是柳大民使的坏,又成了代兵在村子里的笑话,代兵“小闹五”的外号叫得更响了,我对柳大民更是敬而远之。

  上了小学,代兵变得有心计起来,柳大民再想调笑他,可就难了。

  分队了(生产队解体),停在村南麦场上的那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似乎没人管了,它便成了我们这群孩子的乐园。转轮子、捉迷藏,那可是现在幼儿园里都找不到的超大型玩具。我们去了只是傻玩,谁也没有在联合收割机上动过脑筋。有一次我却看见代兵拿着扳子吃力地卸一个轮盘。

  “代兵,你在干什么?”我走上去问。

  代兵吓了一跳,急忙把扳子扔在地上。转过头一看是我,便又把扳子抄起来,扣在那螺丝上,使劲地拧起来,一边拧一边说:“哼,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好像因为我在场,他拧得更带劲了。

  谁教给代兵说这些大人话,我不得而知。我把代兵拧收割机轮盘的事告诉母亲,母亲摇摇头,说代兵这孩子学好是块好料,要学坏真不知会怎样。她极郑重地告诫我千万不要学代兵那样做。母亲的话我记在心上,对代兵的所作所为再也没有说什么。但很快,联合收割机上只要能拧得动的附件都被人拆走了,那个半间屋大的装料斗也全都脱了钉,用手一摸咣咣当当的响,好像随时都会摘歪下来,吓得我们这群小孩不敢在下在经过,更别说爬到上面去玩。

  我知道,这事绝不是代兵一个人干的。

  在村子里,二叔能写会画,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是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但我却最佩服代维成,他不但能写会算,能说会道,更重要的是,他家里还有全村最多的藏书,什么《名城史话》、《袁世凯的故事》之类,一帙一帙的。有一次到代兵家去玩,正看见代维成从古铜色的书橱里把那些“宝贝”往外搬,那书都保存得整边整角,打开雪白的扉页,里面还有一幅幅精美的图画,像是集邮册里的邮票,着实吸引人的眼球。特别是那几本线装书,湛蓝的颜色有如过去的历史,让人看了神往。我倚在门槛上,注视着代维成小心翼翼的把那些东西托起,一本一本地翻动着,又轻轻的放回原处。代兵说这样可以防霉防蛀,以前代兵跟我说的话我大多数不相信,但这话我可相信。回到家我便学着代维成的样子,把父亲的书从那只老花梨柜子里取出,挨个地翻一翻。父亲的书是当村干部时存下来的,有薄有厚,但统一都是白皮红字,什么《批林批孔文件汇编》、《爱憎分明,做祖国的好青年》之类的,我看不懂,也懒得去看。代兵家的书成了最吸引我注意力的东西,其乐趣甚至超过到大苇塘里去捡“咋咋七”的蛋和到村北的藕坑里摸鱼。

  一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代兵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那是一本如砖头般厚实的东西,这个教室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没有见过,我们是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的。代兵眉飞色舞的显摆起来,我央求了半天他才不情愿的让我看五分钟。我把书铺在桌子上,认真地翻起来,原来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很快我便入了迷,而读到李白的那首“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的诗时,邻居黑猫哥却想看,代兵便一把从我手里抢了过去,极虔诚的递给了黑猫。黑猫比我大3岁,是村子里的孩子头,代兵溜他,是有好处的。不是我教你学骑车的时候了——我气不打一处来,连看都没看代兵,抓起书包就跨出教室。

  我把那一句李白的诗用正楷写在我家的土墙上,尽管字看上去不美,却是我们家里最有份量的装饰,父亲没有批评我,我便有些心安了。下一句是什么我想不起来,去找代兵,他是肯定不会把那本书再借给我看了,好像我会了这首诗,我的学问就比他多了似的。以往我们之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毕竟在班里只有我们俩在学习上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

  村子里经常停电,一停就是大半夜,到代兵家围着蜡烛听代维成讲故事,成了我们这帮孩子最大的喜好。特别是代维成一讲起早年在大苇塘我们老代家祖先的那些英雄事迹时,更是听得津津有味。那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事了,柳子屯的代姓始祖,一共有九个儿子,个个生得五大三粗,武艺超群,甚是了得。在放鸭子时,邻村楼上村的人偏偏趁他们不注意偷我们代家的鸭子。那个村子的人真坏,偷了第一次还偷第二次,最后真把老哥几个给惹恼了,抄起枣木鞭和磨龙杵就找了去,一套代家鞭法把个村子全给镇住了,整个村子的男人们被撵得满天飞,像是撵着几十只鸭子,最后还拆了几间房,才出了胸中这口气。楼上村的人给治服了——九个大汉打跑了一个村的男人,这在孩提时的我们看来是极英雄的事,有如今天在收音机旁听单田方讲《七侠五义》。这种近似完美的英雄故事从小就在我们心里埋下了种子,是典型的爱村爱祖教育。每听完一个故事,代兵总是趴在桌子旁,双眼炯炯有神的问代维成:“爸,我长大了能像祖爷爷那样吗?”“能,当然能。”代维成肯定地说,又扭过头看看我们:“你们几个也都能。”

这可是极让我自豪的事,像我这小身子骨,都11岁了,才50来斤,和小伙伴们赛跑每次必得倒数第一,居然也能像祖爷爷那样痛击偷我们代家鸭子的人,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但代维成是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人,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村子里的四年学习结束了,代老师语重心长地又嘱咐我们五人一遍后,就送我们到泊村中心校上学了。那所学校各方面都要比柳子屯学校正规,可我们却赶上了六年制,代老师路上说转年你们就可以毕业了,我才知道原来六年制就是让我们留级。这怨不得别人,我们五人的成绩都不怎么样,我还是考得最好的,数学65分,语文59分。

  刚到泊村小学,就让我们认识了真实的自己,这从我们作业本上那一个个大红叉就可以看出来。代兵能说会道,同样的话从他那小嘴里说出来,比我们几个加到一块都要好听得多,尽管如此,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班主任也没有让他当班干部。

  一个个大红叉像一根根针刺痛我的心,特别是在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张宝莉面前,我感到自己很猥琐,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总让我胡思乱想。我在上课时开始认真听讲,认真地解每一道题目,再也不敢笑话回答不上问题来的同学。作业本上的错题由五道减到三道,又减到一两道,最后竟一道也没有了。那个通红的“优”字,是我在泊村小学上了三个多月以后才获得的,我端祥着这个字感动极了,这可是我在同学中最珍贵的东西,我发现张宝莉也开始用那种眼光看我了,看得我心里挺自豪,我感觉到自己在进步。

学校里的第一次数学测验,我竟考了92分,全班第二。代兵考了80分,尽管比我差一大截,但是他确实也进步了不少。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心情舒畅极了。父亲从泊村回家,在后面撵上我们。“七叔,小洪考了全班第二,回家你怎么奖励他呀!”代兵嘴快,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但从他的声音里我明显听出有异样的东西。

  代兵妒嫉我!那些日子放学后,我们总爱在泊村南边的沙土坑里玩一会儿,大家乱反一通。可自从我考了92分之后,代兵和黑旦专门“拾掇”起我来,开始我没在意,但后来他们竟下黑手,发起狠来,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情。我很快明白了,代兵欺负我,是因为我学习比他好;黑旦和他合起伙来,则是因为父亲当村干部时得罪过“老黑旦”,是两家的家族恩怨,这小子记仇。

  一次我急了,捡起一块砖头便向代兵掷去,尽管他已跑出去很远,但那砖头还是不偏不斜的砸在了他的脖子上,一时我吓坏了,这砖头要是真把他砸坏了怎么办。还好我使得劲头不是很大,砖头砸到代兵脖子上时已是强弩之末。代兵扭过头正步向我走来,狠狠的冲着我的肩膀就是一拳,黑旦也凑上来,趁我还没有醒过神,照着我的肚子就是一记黑虎掏心。我痛苦地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他们几个却扬长而去,小孩欺负小孩,那叫一个狠,这俩王八旦。

  童话中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我却成了求学路上的普罗米修斯。每次放学回家,在泊村的那个沙土坑里,是必然要上演两个男孩欺负一个男孩的闹剧的。我开始为这种求学感到痛苦,乃至回到家拿起笔来写作业,那种挨欺负的烦恼就堵在心头。我把这些事告诉母亲,母亲说:“少搭理他,当摊臭狗屎臭着他。”可我是男的,我哪里受得了这些,我寻机要报复,我由不会打架变成打架了,但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代兵和黑旦是两个人,我却是一个人。

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年终考试时数学只考了79分,代兵考了81分,名列第一,还当上了班长。

  代兵对我的欺负越来越升级了,他和黑旦有时在学校里就对我动手动脚。一天早晨下课时代兵又跟我胡闹,我失手打在了他的脸上,那巴掌并不重,可他的鼻子却流出了血。一下了我就吓慌了,他和黑旦打了我那么多次,我都没有流过血,我只轻轻的给了他一下,他竟这样,要是真把他打坏了怎么办。半个班的同学都围上来看,似乎是我的无礼,我坐在椅子上,哭了。代兵用手一抹鼻子,那张白皙的脸上就划出了五道血印子,像是刚吃完老鼠的猫,样子阴森可怖。他一边抹着脸上的血一边对我说,你盯着,等放学的时候我再拾掇你。说着还用那一往得胜时的眼神冲我一挑。黑旦在旁边也会意的一笑。我想,今天放学后那顿猛揍我算是挨上了。

  泊村学校里上午九点钟吃早饭,可那饭我哪还吃得下去。我想起了从小就疼爱我的奶奶,她和爷爷到天津郊区去放鸭子了,这是祖传的营生。如果她在家,我准不会挨欺负。空荡荡的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台阶上,望着奶奶送给我的那个大铝饭盒,母亲给我装了满满的一饭盒米饭。只吃了一口,便想起这些天来受到的委屈,不禁抽咽起来。那饭沿食道滑到胃里,像是刀子在刮我的肚子,比黑旦那一记黑虎掏心还要痛。

  不知什么时候,表哥站在了我身后,“你怎么了,小洪?”他问。

  表哥是泊村的,和我一个班,我从来就没有把我和代兵、黑旦之间发生的事情告诉过他,因为那是柳子屯姓代人的事情。但此时我再也不想那么多了,我不知道代兵和黑旦放学时会怎么样收拾我,委屈如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倾泻开来。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和表哥说了我的事,那泪水滴到米饭里,湿漉漉的浸了一大片,这饭,我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听完我的哭诉,表哥气得一跺脚:“这两个王八旦,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表哥让我放学时像往常一样走,别的事不用我管。

  我的心舒服了一些,这么多天受得委屈哭出来了,还有了表哥的撑腰,我觉得有了力量,心里暖暖的。

  放学时我一如既往地骑上车回村,代兵和黑旦早就在沙土坑里等着我呢。我不慌不忙地把车靠在坑边的一棵大柳树上,径直向坑底走去。

  “你真的来了。”代兵迎上来,用手狠狠地抹了一把鼻子,那鼻子还有些红。黑旦嘿嘿地冷笑着,紧握黑虎掏心拳凑上跟前,那双小眼睛里闪着一丝奸亮。

  “怎么着,你们?”我的声音比平常高了八度。

  “怎么着,你说呢?”代兵竟狞笑起来,那呲着的牙,更像电影里的汉奸、特务之类的人物,让人看上去就腻歪。说着,他卷起胳臂就要动手。

  一枚拳头大小的土坷垃从代兵背后飞来,重重地打在他的脖子上,那份量,比我那一记砖头要重得多。

  “谁?”代兵捂着脖子,不禁一扭头。

  表哥突然从另外一个坑里跳出来,一下子从那个坑里跳出三十来号人,大部分是我们班的男生,还有几个是泊村村干部家的孩子,我认识,代兵不认识。

  黑旦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他跑到坑边,推上那辆自行车,一溜烟的向柳子屯逃去,看样子是追不上了。

  代兵被突如其来的场面惊愣了,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一屁股坐在沙土坑里,看了看表哥,又看了看我,声音稍微有点软:“君子动口不动手,怎么着。”

  表哥带着一群人把他团团围在中间,一人一脚,准能把代兵给打残了。我想起了前些天他和黑旦揍我的情景,心一横,也豁出去了,我要把这些天代兵加在我身上的拳头,连本带利地还给他。

  “干什么,你们?”一个大人把车扔在坑边,叽溜滚蛋地从路上跑过来。我一看,是柳大民,他现在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关键的时候他来救代兵,而我挨揍的时候你在哪呢?

  表哥毫不示弱,任凭柳大民苦口婆心地解劝。泊村几个村干部的孩子认识他,也和他论起理来。柳大民终于明白了问题的原委,最终把眼光转向了我,用商量的口吻说:“小洪,算了吧,你们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小洪是我的小名。

  从来没有一个大人在我面前这样求我,我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从嘴里迸出那几个字“我—要—揍—他!”,我指着代兵狠狠地说。

  “你这个混蛋,从小我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柳大民生气了,冲着坐在地上的代兵的屁股就是一脚,然后扭过头来对我说:“怎么样,小洪,大哥替你出这口气。可说好了,不许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再打代兵。有事找大哥说。”柳大民像个江湖侠士,竟拍起自己的胸脯子,这不是他喝多了酒后的一个反应。代兵坐在沙土上,低着头一声不吭。

  人群中响起了口哨,表哥征求我的意见:“小洪,你说怎么着?”

  我轻蔑地打量了一下坐在地上的代兵,“今天放你一码,看我以后怎么拾掇你。”“拾掇”这个词以往只有代兵跟我说的份,今天我说出来,比他说的要狠上三分。

  那天的天空真是睛朗极了,我的心情也痛快到了极点。我和柳大民骑车走在前面,代兵一声不吭地低着头跟在后边,像是一只战败了的狗。打这以后,代兵完全跟我老实了,黑旦就更甭提了,这俩王八旦。

  一切回归正常。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五年级期末考试时,我数学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9分,平均成绩99.5,全校第一。我成了学校里的新闻人物,同学们还推选我当班长,但在校长眼里,代兵的形像仍比我好。这我并不妒嫉他,代兵能说会道,干事有眼力,还会跟校长套磁,是个从政的好苗子。

  乡里要组织书法比赛,校长点名让代兵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一趟,代兵拿着毛笔和墨汁欢天喜地的去了。代兵的毛笔字比我写得好,我承认,因为他临帖,我不临帖。代维成曾评价说代兵的字有功力,我的字有笔力。不大一会儿代兵就回来了,他告诉我说校长请我到办公室去一趟,因为比赛的内容变了,改成硬笔书法了。校长听说我的硬笔字写得不错,就想把那个参赛的名额让给我。

  我想起校长让我和代兵在黑板上解数学题,他给我打了100分,给代兵打105分的事情,主要原因就是代兵的字写得清楚,当时我想其中还掺有一定的感情因素。我才不去呢,心想校长既然看代兵什么都好那就让他去吧。我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依旧解我的数学题。代兵盯着我,我视而不见。他在我跟前站了大约10分钟,见我仍没有动静,便从文具盒中取了钢笔,向校长室走去。

代兵满心欢喜的拿了一个三等奖回来,“你要去,肯定取得的成绩要比我好。”代兵在回家的路上跟我说,我没想到代兵会这样评价我,后来我才知道,是代兵在校长面前推荐了我。那件事我做得有点左了,觉得心里有点对不住代兵,这也成了我们后来和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小学毕业我和代兵都考上了区里的重点中学,代兵是以零点二分的优势被柳镇重点中学录取的。(我不知道是哪个评分的老师这么缺德,只要心狠一点,代兵就考不上重点中学,也不会有以后的那么多事情。)这一次泊村小学创纪录的考上了五个人。我后悔没有把那份“区优秀学生干部”的加分名额让给宝莉,如果那样的话,她也能上重点中学,而那5分,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语文和数学加在一起,我考了199分。

  村子里出了两个重点中学的学生,这在柳子屯也是历史纪录,代老师笑着祝贺我们。我和代兵商量好一起去柳镇中学报道,可就在报道的前一天下午,我去找他,代维成说他已经走了,“他听说你去报道了,才走的。”代维成低着头干着手里的家具活,不冷不热地说。代兵的二姨在柳镇上住,他随时都可去报道。

  第二天母亲帮我把行李准备好,我便一人去柳镇中学报道。在学校代兵见到我,就过来帮我卸行李,这时小邱也来了,在泊村小学他比我们高一届,去年考上的柳镇重点中学。代兵急忙迎过去,帮助小邱背行李,把我丢在了一边。望着代兵和小邱说笑着远去的身影,我想眼前的代兵我怎么不认识了。

校长宣布考试名次,小邱全校第二,而我们乡张村的小张却是第一,很快,代兵便又和小张打得一片火热。

  代兵这个人,有点浮。

  我在初一(一)班,代兵在初一(二)班。代兵在班里折腾得火热,尤其是我们在荔枝浦上学路上常唱的那首《一剪梅》,代兵在二班的联欢会上唱出来,连一班的好多女生都为之鼓掌。代兵是个帅小伙,大大的眼睛,白晳的皮肤,很像小虎队里的吴奇隆,在女生中颇有人缘。但在二班他是当不了班长的,那是柳镇学生占大多数的年级,和我一样,他只是班里的一名课代表。

  代兵竟踢起足球来了,这是小学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代兵不但踢,而且还和那群踢得好的初二的小叫驴蛋子们踢。那帮小子虽然才初二,可在全校联赛中却屡屡踢败高三联队,在学校里没有人敢小瞧他们。我却不这样认为,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是学生中的一群不良青年。尤其是那个跟头黑骡子似的薛大个子,踢起球来,更像是个流氓。那次是代兵当守门员,薛大个子在三米之外点球。代兵双后扶着膝,猫着腰蹲在球框门口,一双大眼睛机警的盯着射球手。薛大个子轮圆了脚,照着皮球就是一下,那球便呼呼地带着风射向代兵,好像可以把代兵身后的房山触倒。球重重的打在代兵的膝盖上,“扑”的一声给挡了回来。围观的几个小黑驴发出“嘘嘘”声,他们似乎看出了薛大个子有意踢那样的球。代兵却拍了拍牛仔裤上的土,对那群人说,来,接着来。

看来我还是不了解代兵。

  二班兴起了集邮热,那花花绿绿的邮票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一下课,二班的同学们便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讨论邮票。这让我们班的很多人都很羡慕,有时,他们也会拿了自己的集邮册到二班同学那里,很是投入地交流一番。

  事极必反,二班这两天却很少再看到同学们讨论邮票的事了,不是班主任黄老师插手,而是二班召了“小偷”。那些“天安门”、“长城”之类的稍好一点的邮票,接二连三的丢。有小偷,肯定有小偷,二班像炸了马蜂窝,再也没有人敢把那些东西放在自己的书桌里了,那股集邮热似乎也被浇上了一盆冷水。

  一天中午午睡,代兵来宿舍找我。自打进了柳镇中学后,我们俩很少像在泊村小学读书时那样同来同往了,代兵有了自己的新圈子,他总是跟张村的小张同来同往。我睡得有点迷糊,却蓦地看到二班那个长得比薛大个子还要魁梧的满洪正拿着一本集邮册,黑着脸站在代兵身后。满洪今年18了,是我们这一届最厉害的男生,在学校里没人敢惹。满洪的手伸出来有如蒲扇般大小,就连我们班最操蛋的刘大个子,在他面前,也老实得像只兔子。不过满洪跟我同宿舍的小华要好,有时还买来大饼、藕夹给大伙吃,所以我不怕他。

  “有事吗?满洪?”我一下子坐起来,因为代兵的所作所为,我和他有些疏远了。

  “小洪,你看,这些天安门的邮票是不是我上小学时的那几张?”代兵从满洪手里拿过集邮册,指点着给我看。

  这我哪里知道,上面又没有写着你的名字,但一下子我明白了,满洪丢了邮票,怀疑是代兵拿的,在这个年级里,他是谁都不怕的。

  我揉了揉眼,当着满洪的面对代兵说:“你原来集邮我是知道的,但有没有天安门的邮票,我可不知道!”这么说话谁都不得罪,但我还是有意无意地偏向代兵这一边,因为我们都姓代,是灰就比土热。

  “你看,怎么样?”代兵更理直气壮了。我知道,代兵说瞎话,向来是不带眨巴眼睛的。

  “好,小洪,过会儿我再单独跟你谈。”满洪嗡声嗡气地一扭头走了。他这句话让我有些怕,因为我知道,代兵上小学时从来就没有集过邮,哪里还会有什么天安门的邮票。包括代维成在拾掇他那堆书时,我也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

总之我说了谎话,我不知道这样做是救了代兵还是害了代兵。

  代兵似乎对我亲近起来。一天他找到我,说在我们乡中上学的黑旦几个很想见我,大家在一起聚聚。这话要是放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准胆小,可现在我不怕了,我知道,黑旦早就被沙土坑里的阵势给慑服了。

  我们约好在泊村的那个小饭馆里吃顿饭,在泊村上学时我们经常光顾那里。那天我们破例要了三斤包子,这是我们在泊村上学时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是因为学校“五讲四美”教育得好,而是我们家里实在不富裕,哪容得我们大吃大喝。宝莉笑着进来了,那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垂在肩上,显得很是光亮。她一说话,就露出一嘴小白牙,站在我们这群人中,像一朵春天里绽放的白梨花。我们请她坐下一起吃,她不肯。

  那天我们都很高兴,消除了上小学时的所有隔阂,还见到了班上最漂亮的副班长。我们又团结得像兄弟一样。

  满洪没有找过我,我明白他不找我一定是拿不准邮票是不是代兵给拿走的。当时在宿舍里说那样的话,是出于面子考虑。

  我又好几天没有看见代兵了,我不知道他整天干什么。一次上体育课,见代兵骑着自行车要出校门,我便问他:“你干什么去?”

  “我到乡中找黑旦他们。”代兵说。

  我一怔,明明二班的同学都在上课,这不是明摆着逃学吗。

  代兵要转学,转到黑旦所在的我们乡中去。母亲告诉我这句话时我很是吃惊,放着重点中学不上,偏偏要到乡中去,别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吧。代维成死活不同意,他也有和我相同的观点,但更多的还是关心儿子的前途。代大娘找到黑旦家里,以一个婶子的身份厉声把黑旦训斥了一顿。黑旦受不了,顶了几句,说我和代兵确实是朋友,他非要转学,跟我有什么关系?代大娘这下更急了,他说是黑旦引诱代兵不学好,代兵才转学的,并当着那么多围观的乡亲们的面,说黑旦抽烟喝酒。

这可是我们村子里骂小孩最狠的话,谁家的孩子要是被冠上这个词,就会被看作街上穿着奇装异服的阿飞,成为整个村子里的另类。黑旦一气之下,和代兵的友谊也掰了。代兵被父亲押回了学校,又开始了在重点中学的求学之路。

  代兵失踪了,一连几天,都没有踪影,这是令整个柳镇中学震惊的事情。但二班丢邮票的事情却再也没有发生过,班里的学生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瞄向了失踪的代兵。代维成带着十几个叔伯兄弟气势汹汹地满学校的找,这哪里还找得着。班主任黄老师紧张得战战兢兢,这个书生样子的人在代维成的质问下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自己刚上班一年,就摊上这样的事,要是代兵真丢了,那饭碗还不得给砸了。

  代兵同宿舍的几个高中学生围着代维成诉着苦:“大叔,代兵走时,拿走了我们放在宿舍里的钱。”他们不敢说出那个难听的“偷”字,那样有辱斯文。

  “代兵借我们的钱还没有还呢?”

  听到这些,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代兵,跟他在一块这么久了,却不知道他干这种事。但很快,小时候拧收割机轮盘的那组镜头,又浮现在我面前。可那毕竟是小时候呵,这个代兵!

  代维成急了,“呸,说什么呢,明明是你们欺负我们家代兵,你们还有理了?”几个高中学生被他说得面面相觑,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这东西还要吗?”代二叔端出一个塑料脸盆,那是代兵上学时新买的东西。

  “不要了。”代维成一挥手,说。

  代二叔把脸盆丢在台阶上,上去就是一脚。“叭”的一声,那家什顿时粉碎了,溅得满台阶都是,晶莹的塑料片在阳光下闪着光。

  几个高中学生吓得一哆嗦,躲进宿舍里不敢出来。

如果找不到代兵,这所学校肯定就得让代维成哥十几个给砸了,校长早已远远的躲了出去。

  半个月后,代兵找到了,是代维成哥十几个在新市火车站找到的。十几天的工夫,代兵游览了周边的几个城市,花到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在新市火车站驻了脚。那里每天有几万乘客川流不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倒是一群惯偷盯上了代兵,他们中的老大像大哥似的安慰他,给他提供吃喝,还安排住宿,而且一切都免费。也就是代维成发现他的前一天,代兵在新市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被老大安排了“盯稍”的工作,这是进入惯偷系列的第一步骤。如果发现晚了,代兵会做出什么事来,没有人敢去想。

  那天在火车站候车室,代维成哥十几个沿着对面的几十排座位实行地毯式排查,一拉溜十几个人几乎是并排着走在候车室里,很是显眼。代兵手捧着一张报纸,正在瞄着几个惯偷作案。

  “好小子,你倒出落得像个人了。”代二叔一眼就瞅见了代兵,大步上前,一把薅住了代兵的脖领子,硬是从座位上把他给提了出来。

  代兵想跑,哪里挣脱得开那张蒲扇般的大手。

  代维成哥十几人呼啦一下子凑上来,把代兵紧紧的围在中央。代兵从里到外穿戴整齐,远比在学校时光鲜。

  “哎,干什么,你们?”惯偷老大凑上前来,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干你娘的屁。”代二叔抡圆了那足球般大小的拳头,冲着那汉子的肩膀就是一锤,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一张嘴他就知道那汉子是干什么的。那汉子趔趔趄趄地往后一退,差点倒在地上。

  代维成按住代兵,其余哥十几个围上去就要揍那汉子,和表哥在沙土坑围代兵的阵势一样。

  “哈,误会,误会。”汉子拿出了在江湖上的那一套。他们一共七、八个人,哪里是代维成哥十几个的对手,再说在这种地方闹事,自己以后还干不干这项营生,他太会审时度势了。

  代兵找到了,代维诚一家的心都放了下来,柳子屯全体乡亲的议论停了下来,柳镇中学校长的日子也安稳了下来。

代维成摆了几桌酒席,犒劳自己的一班兄弟。代兵也结束了游浪生活,重新做人,那身衣服早就被代维成扔进灶堂里烧了。他按父亲的吩咐,恭敬的给伯叔们敬酒,通过这次演练,他看到了自己家族势力的强大,倒让他更自信起来。那天代兵也喝了酒,那一杯二两的白酒他一饮而尽,还当着父亲和伯叔们的面很是悲壮地吟了一句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不是《唐诗三百首》里的诗句。

  柳镇中学的书是念不下去了,代维成把儿子转到明庄中学,那是和黑旦所在的乡中距离很远的一所学校。半年后,代维成又把他转到邻县的一所工校学工,看得出,在代兵身上,凝系着代维成的全部希望。

  代维成的家具厂,犹如柳子屯上空的太阳,每天从东到西平平淡淡地转着,支撑着他们家的日子。

  我有一年多没见着代兵,母亲说代兵这孩子学坏了,以后少跟他在一起,不然的话你没看到黑旦的下场吗。就在代兵在柳子屯臭名昭著的时候,宝莉却到村子里看他,她没有上初中,已经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宝莉手里端着一盆刺球,那是小学毕业时代兵送给她的留念,当时也就只有乒乓球大小,现在却大得像代二叔的拳头。在她的伺弄下,刺球长得挺快,就像有时我对她的思念。

  代兵没在家。远远的我看见代维成送宝莉出来,热情得像是在送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让我的心咯登一下,就发起堵来。宝莉推着自行车,长发飘飘的样子,浑身充满了青春气息。说实话,我很喜欢宝莉,但我是班长,宝莉是副班长,以前在她面前,我严肃得像宝莉的哥哥。可今天看到宝莉的样子,我却很心痛。

  由于师资和管理的原因,柳镇中学要把我们两个班的学生统统转到当地的乡中去,我们头上重点中学学生的光环被取消了。我真恨当初代二叔为什么没有一拳打死那个混蛋校长。柳镇中学本来就是一所高级中学,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办起了我们这届初中班。

  就在我们集体转学的前一天,黄老师把我叫了去,吩咐我把代兵入学时的五十元押金转交给他,那是初中三年的公物押金。我接过那五十块钱,觉得手里沉甸甸的,这是代兵那消逝的青春呵。

在乡道上我远远的看到代兵背着一只喷雾器从地里上来,我便把钱拿出来给他。他一年半的学工历程结束了,回到家做起了兼业农民,平时在自家的厂子里帮忙,农忙的时候到地里干活。代兵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我把钱给他的时候,才发现他长得比原来还要结实,脖子间的喉节突出老高,像个大小伙子的样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钱,像接过了那段不光彩的往事。

  我很少再和代兵见面,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柳子屯爆出了新闻,代兵发财了。

  那一年柳子屯来了水。在来水的三个月前,代维成从北京的家具店里偷偷背回了一件高级转椅,这东西能上下升降,在整个柳镇家具市场上是新产品,而且还是专利。转椅的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但那点把戏到了代兵手里,就成了小菜一碟。第一天从北京背回来样品,第三天代维成的厂子就生产出了成品。代维成算了一下,每件成本200元,而客户一见到这个产品时就给出了251元的价格。一件椅子可以兼51元,这在柳子屯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在整个柳镇家具市场上,也是除了代维成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秘密。

  代维成雇上十几个人,开始没日没夜的生产了,代兵家一天可以生产50件转椅,就柳镇诺大的家具市场而言,那绝对是供不应求。

  要不是来水,没有人知道代兵家发财的事。水满满的注到淀里,村子里的工厂也是搬的搬,关的关。有了水,许多原材料运不进村,不搬到淀外面去,就没法子生产。

  代维成竟花了一万元买了一艘半新的机帆船!柳子屯的乡亲们都不相信他家从哪里一下子弄出那么多钱来。那船在辽阔的水面上驰骋,满载着成品和原材料往返于柳子屯和柳镇之间,成为天水间的一道风景。更让人想像不到的是,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头上的代维成父子,腰间都别着一板半拉砖头子大小的“大哥大”,那时候村子里电话都没有几部,就别说那一万多的“大哥大”了,况且,代维成一买就是俩!

  柳子屯又有人开始议论代兵了,不过这次,是对他刮目相看的语言。代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我倒越来越读不懂他了。至于发了财的代兵,我就更读不懂了。我已经有八年没有和代兵说过一句话。

  水退了,去柳镇的公路上暂时通不了机动车。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干活,代兵推着一辆山地车来打气。

  “小洪,去给哥拿气管子去,我打点气。”他站在院门口,拍着腰间那黝黑的“大哥大”,笑着对我说。

  从小到大,代兵没在我面前自称过“哥”,他仅比我大两个月,他这么叫我,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把气管子扔给代兵,懒得和他说话。代兵的个头没怎么长,只是比原来又结实了许多,脸上写满了成熟,全不像我,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总像个黑姑娘似的。叫我忍俊不禁的是,代兵竟梳起了小辫子,长长的搭在肩上,随着那打气的动作一甩一甩的,外人看上去,很难分清他是男是女。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心里有些腻歪。

  “兄弟,改天哥哥请你喝酒,结婚的时候,还得请你去落忙。”代兵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一边打气一边对我说。这些给人戴高帽的话我也会说,不过从代兵那笑着的嘴里出来,却格外好听。我觉得自己有些失礼,毕竟我们还是小学同学。

  代兵真的是要请我喝酒,那是他的喜酒。就在我到单位报到的前一天晚上,代兵到家找我,喜滋滋的说他要结婚,请我去落忙。我没有应,也没有不应,只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第二天一早就到单位报到了。在友谊和前途面前,我选择了后者。

  代兵的新娘是泊村的,但不是宝莉,这多少让我觉得有些失落。婚礼举办得很隆重,是柳子屯二十年来最气派的一次。新房装修得比县城里的楼房还漂亮,流行的电器都买了个齐,乡亲们说至少花了十万块钱。因为闹水公路还没有干,若是通了车的话,还要考虑买一辆小轿车,后边的话是代维成说的。

  我知道,如果参加代兵的婚礼,我充其量就算是锦上添花。我虽然没有钱,但在柳子屯,我是第一个出来到区里上班的人。

眼见着高级转椅赚钱,柳镇一下冒出一百多个生产厂家,代维成赶上了头水,很是没有少赚,但竞争激烈了,利润就要缩水。

十一

  第二年,代维成在柳子屯大兴土木,一下子盖起了上下十二间的二层楼,原来的房统统折掉。这在柳子屯又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大事,就像代兵的婚礼一样。代维成站在楼顶上,描绘着他的梦想:不出几年,我的工厂就要实现楼房化。那气度就像区里的私企老板收购倒闭的国有企业。话一说出来,立即在柳子屯引起了轰动,以代二叔为首的那十几个叔伯兄弟,连说话都高出了三分声调。他们掷地有声的话语中补充了代维成进一步的想法:如果这个厂子干大了,就叫代氏集团,不光是代二叔那帮叔伯兄弟要加入,整个村子里姓代的都要加入,到时柳子屯必将是一个新面貌。

  可扣除了代兵婚礼和盖楼房的挑费,代维成还剩得了十万块钱吗?听到代二叔的话时我想。

  代兵花两万多买了一辆铃木王,那发动机“噔、噔、噔”的十分有节奏的声音,听上去很是精神。再加上豹身一样的车型,代兵骑在上面,不但获得了速度,还获得了威风。

  “代兵是一个过日子的好手,也是一个将才。”柳大民说。不光是他咂吧着代维成的酒杯时说(完全不是当年在沙土坑拦架时的那副样子),就是背着代维成,他也这样说。村子里的人忘记了代兵过去的各种不是,似乎那些事是英雄成名前的必然经历。他们以热情、开朗、机敏、能干的词修饰着代兵的名声,其实这一点连我也承认,现在提倡思想解放,而代兵,是柳子屯思想解放最快的一个人。唯独我二叔不能接受柳大民的说法,“臭柴头根子,有什么出息,你瞧他走路的那个样子。”转而他又忿忿地说,“这年头,鬼头蛤蟆眼,小脚大屁股的,都他*的发达了。”二叔这些年在村子里不得志,我是知道的。

  代兵走路时是什么样子,我想不起来,但他骑铃木王时的样子,整个柳子屯的乡亲们都清楚。天热时常见代兵赤着上身从村外奔驰而来,那赤裸的上身就像铃木王油箱一样光滑,加上那头披散的长发,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不良青年。唯独腰间那板黝黑的“大哥大”,才真实地标明他爆发户的身份。铃木王在乡道上疾驰,圈起一阵阵土烟,弄得十里八村的人嗤之以鼻,“柳子屯从古至今都出这样的人!”他们说。

  这话说得我都不爱听。

缺少新产品,竞争又激烈起来,代维成的厂子又进入维持状态,但他已完成了为父、为子的人生任务,就把厂子交给代兵,退居二线。偏偏这时候代兵出了事,一次从柳镇回来的路上飙车,他撞死了一位老太太,代兵连赔偿再料理后事,挑费了十多万。这一下,代维成家的日子,犹如那熊熊燃烧的火苗被浇了一大桶水,渐渐的熄了下去。

  代兵家赚的钱折腾得差不多了,来水那年生产了8000件转椅,扣除淡季和商业竞争等市场因素,赚了30来万,这点钱哪经得起他家这几年的折腾。实际也正如此,那一年元宵节,我到柳镇去看灯,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代兵,辫子早就铰了下去,留起了学生头,“大哥大”也不使了,腰间明显的瘪下去。但说话的声音仍然是自信的,只是声调远不如从前高。看得出,代兵老实了许多,也谦虚了许多。

  “这是他军叔!”他把妻子介绍给我。

  我礼貌的叫了一声“嫂子”,那女人也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像年轻时的代大娘。

  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可代兵的日子刚从河西捱到河东,没有三、两年,就又返回了河西。那片简陋的厂房,失去了以往人来人往的喧嚣,变得冷清起来。

  以代兵的性格,他绝不能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办起来的事业就这样低沉下去。毕竟这十来年,他有关系,有客户,这些都是商业资源。

  元宵节后不久,一笔大买卖降到了代兵头上。山西的一家客户在代兵的厂子里订了一万套高低床!我去过山西,从柳镇进货,一张高低床是一百元左右,可到了侯马,可以卖到两百多,销路是没问题的。一张高低床在柳镇市场上可以赚十元,对于已是冷清生产的家具厂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代兵厂子门前堆起了擀面棍粗的钢管,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小山。他又找了十几名工人,像来水时那样没日没夜的干起来,迎接着厂子的第二次复兴。

人倒霉的时候,喝口水都塞牙。拉走一万套高低床的山西老板,只付了一半的货款就不见了踪影。那些给代兵提供原材料、平时和他称兄道弟的厂长们,眼见着代兵干不下去了,也翻脸不认人,天天堵到代兵家门口要账。代兵只好单身前去山西讨债,这哪里好找!他从山西追到西安,从西安追到昆明,又从昆明追到深圳,转了大半个中国,还是没有好消息传来。一晃半年过去了,连代兵,都没有了音信。

  代兵又一次失踪了。代维成的十几个哥们,早已没有了十几年前的力气,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去找代兵了。

  一家人整天生活在对代兵的挂念中,村子里有人背后说代兵是在追账的过程中,被恼羞成怒的山西老板给害了,这更让一家人胆颤心惊起来。就在代兵出门快一年的时候,代维成却接到了南方某地公安部门的通知。原来代兵在追账无果的情况下,两个月前,加入了当地的黑社会组织,在对当地一名富商实施绑架时,被警方抓个正着。代兵不是主犯,可以监外执行,但必须得交25万保释金,不然的话就得服三年刑。

  代维成家的日子都到这种地步了,欠柳镇厂子的50多万元原材料款都远没有着落,上哪里再去找这25万?

“这孩子啊!”看着那通红的公安部门的印章,代维成仰天长叹,两行浑浊的老泪沿着面颊流了下来。  

十二

  在区大院,我用农村人的勤恳,换来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十年的工作时间,我学到了上学时学不到的许多东西。在大院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我被领导安排到柳镇任管文卫的副镇长,工作量比大了很多,光上下班就得开一个小时车。那辆崭新的桑纳塔,湛蓝的车身,明亮的玻璃,开起来又快又稳,工作不忙的时候,让人有种清风车影的惬意。

  一天黑旦打来电话,说代兵要出来了,约我一起到新市火车站去接他。这两年黑旦在邻县办起了胶合板厂,赚了不少钱,远比代兵辉煌时腰包里鼓胀。在代兵趁钱的时候,黑旦还在给人打工,代兵没少接济他,这年头真是风水轮流转。

  我们扶代维成上了黑旦那辆广本,又让代兵媳妇和两个孩子为学、为政上了我的车,便向新市疾驰而去。

  五月的柳子屯一派春光,车窗外绿油油的田野吹来饱熟的麦香。两辆车在柳子屯黑亮的公路上奔跑,像绿地上飘起的两朵云。

  在新市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我们见到了代兵。那是他少年时第一次迷失方向的地方。见我们来了,他提起行李,稳稳的向我们这边走来,眼里原来那种自信的光黯淡了许多,新长出的头发茬子密密匝匝的在头上炸着,代兵黑了很多,配上那双深沉的眼睛,有点像《暗算》里的安在天。

  代维诚蹒跚着迎上去。

  女人的眼泪早已顺着脸蛋流了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滴滴答答地浸湿了胸前的那一缕秀发。

  黑旦接过代兵手里的行李包,“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吗?”他问。

  “没有。”代兵淡淡地回答。

  “没有就扔了吧。”黑旦使劲一抡,那包被弃到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好像有代兵用过的饭盆,着地的一瞬间,发出了金属碰击水泥地的“咣”的一声响,引得周围的好多人都把眼光转向这里。

  上了车,代兵问,“去哪儿?”

  “去饭店!”黑旦说。

  我们在新市最大的一家饭店预订了房间。黑旦安排了满满的一桌子菜,还要了两瓶五粮液。这些都是我们在荔枝浦上小学时想都不敢想的饭食。

  代维成,代兵,黑旦和我,每人都满满的倒上了一杯。

  代维成坐在上座,满脸的皱纹远远超过了他的年纪。

  代兵盯着父亲和老婆孩子,一脸愧疚。

  蓦得他抓起酒杯,那手有些颤抖,酒溢出来,挂在杯壁上,缓缓地往下流。

  “对酒当……”我知道他又要吟那句诗,但下面的几个字他已是哽咽着吟不出来。

  一扬脖,他把整杯的酒周到了嘴里。

我和黑旦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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