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牒和菩萨戒牒的区别（戒牒与度牒）

受戒结束后,由传戒寺院发给受戒者戒牒。戒牒是出家受戒者的证明书,只起证明出家人身份的作用,不可与度牒混为一谈。戒牒实际上常常充当僧人云游四方的“护照”,每逢遇到关津隘口,僧人都可凭戒牒交验通行。如果僧人到其他寺院挂单安单,只要把戒牒交给寺内知客查验后,就可在该寺任意去留。而无戒牒的僧人,最多只留一宿两餐,第二天就会被打发上路。

与戒牒相应,僧尼出家受戒,还有所谓度牒。度牒是政府部门对于依法批准出家的僧尼所发给的僧籍证明。在发放程序上,度牒是僧尼出家之前向政府部门申请领取或买取,而戒牒却是僧尼出家之后由寺院发给,不准买卖。戒牒与度牒有相同之处,其作用和来源都与寺院登记僧尼的名籍有关。现在日本仍旧保存有最澄入唐时得到的一轴度度牒。上面详细登录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隶属的寺院、师名以及官署有关人员的签名。戒牒除了僧尼的俗名、原籍、年龄、师名、所属寺院名外,还要注明所受戒名,有的还有三师七证的签字。

度牒产生的原因是封建朝廷想通过度牒来控制出家的人数,因为如果僧尼的人数过多,必然要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僧尼有了度牒,能享受许多特权,如免除地税徭役等,因而趋之若鹜。度牒必须交钱,朝廷也有了一笔收入。富豪人家常常先买好空白度牒备用,如《水浒传》中赵员外劝鲁达往五台山文殊寺出家,用的就是以前买下的度牒。又有私下买卖死和尚的度牒给活人冒用的情况,如《水浒传》中武松的度牒就是冒用的。朝廷一到财政紧张,要钱花,往往就想到大卖度牒。

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起兵叛乱。朝廷为了平定叛乱,需要筹措大量军费,于是采取右仆射裴冕之计,于各府置戒坛度僧,收取“香水钱”。仅在太原一地,通过卖度牒,十天左右竟得到100万缗mín。安史之乱平定后,出现了藩镇割据局面,地方军阀势力通过大量发放度牒的方式来搜刮钱财,谋取暴利。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在泗州设置戒坛度人出家,用大减价的方式大批度牒。人们成群结队地渡过淮河,只要每人交两缗钱,就发给度牒,根本不用举行传戒仪式。

宋代的田赋、徭役、杂税比唐代更重,但只要获得度牒,就可以免去大部分负担,因而度牒的身价也就越来越高。在四川地区,一张度牒的官价是1000贯,而黑市价格是1600贯。有的人为了得到度牒,竟干起了杀人劫牒的勾当。据《涑水纪闻》记载:有一人与一位僧人结伴同行,途中杀僧而劫取度牒、僧衣,自行披剃为僧。

宋代曾发行纸币,由于通货膨胀而大幅度贬值,而度牒的信用却很好,朝廷有时就用度牒来开支各项费用。如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为了兴修西湖上的堤岸,曾向朝廷上书,奏请发给度牒万道,作为治湖筑堤的经费。朝廷批准了苏轼的奏请,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苏堤春晓”的美景。度牒在宋代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既可以用它直接购物或出卖后转购货物,又可以兑换钱币,放债收息,朝廷官府也用它替代纸币或硬币开支。由此可见,度牒在宋代社会经济中部分担当了货币的职能。

这种度牒制度,元明清三代沿袭未改。由于这种制度弊病很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诏令废止。从此以后,僧尼只有戒牒而无度牒,寺院传戒也就漫无限制了。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度牒制度是佛教与王权(朝廷)之间复杂关系的体现,王权(朝廷)通过度牒利用佛教为其谋求经济利益,巩固政权,佛教又由于度牒而与政治、社会经济发生了广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