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玛利亚（红色利曼的女人）

在俄联军红色利曼失利之后.我在前线采访了许多小人物，还有这些女性。

不要去拒绝繁忙，因为它是一种充实；不要去拒绝挫折，因为它能够产生坚强；不要拒绝微笑，因为它是女人最大的魅力。

女狙击手 伊洛娜

女狙击手伊洛娜·巴内维奇娜， 她的战场呼号“鳄鱼”。

实际上在俄乌战场上，两军成员基本上都有呼号，用中文说白了就是外号。

短短近九个月，我就认识了几乎占我知道的俄语名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男人一般取虎豹或者小的攻击动物名词；女性就取名兔子小猫小狗小鱼。

但是叫“鳄鱼”的只碰到了伊洛娜。

巴内维奇娜于1975年出生于顿涅茨克。

在平民生活中，她是市场里的小贩，从罗斯托夫向顿巴斯倒腾从莫斯科转运的中国小商品。

“鳄鱼”盯着我说，杀了多少，不想说。

“在伊洛瓦伊斯克附近和机场附近，它就像一个射击场。当时，我们被包围了。在范围内，我没有看到人，也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者，我只看到了目标。狙击手不会被俘虏。”

“自 2014 年以来，如果可以指望留在我们营里，如果坚持到今天，你可能就是战神，我出生在顿涅茨克，我自己是乌克兰公民，战前一直参加体育射击运动，后来又进入体肓学院运动射击专业，硕士毕业，但是战争爆发了，先在一家糖果厂工作，后来成为了一名私营企业主。”

“2014年，我去斯拉维扬斯克加入了民兵，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不适合问我，在斯拉维扬斯克和谢苗诺夫卡我有很多亲戚，他们被乌克兰民族极端分子用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压得粉碎时。总之，一个正常人不会坐在家里。我在加入民兵之前有射击经验，但我不能谈论它。”

“我进入民兵第三连第三营，我们的指挥官是弗拉基米尔·科诺诺夫，呼号“沙皇”。起初，有十个人指挥我：一个独立的侦察和破坏小组“雷霆分队”。”

“然后，我开始了指挥一个营。”

“八年来，参与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行动：斯拉维扬斯克、伊洛瓦伊斯克、国际机场、斯捷潘诺-克里姆斯克等，我有一个爱人，他死了。我有一个孩子，他也会打架。”

“我有三个伤口，在第三次负伤之后，参加了洛格维诺沃的德巴尔采沃战役又负了伤，然后前往罗斯托夫顿河畔接受治疗。他们还把我送到了圣彼得堡、莫斯科，但我选择回顿涅茨克，在家接受治疗。”

“在这个月里，我将恢复我以前的职责。”

“老实说，我的良心并没有打扰我。我没有杀老人，我没有杀孩子，我杀了那些带着武器来的人。我个人的狙击只是让法西斯远离我的房子。我的祖父也与纳粹打过仗。我们没有发动战争，是他们不让我们说俄语，如果说就杀我们，任何民族都不会为此屈辱。长期以来，没有人相信会休战。战争将要么基辅吃掉顿巴斯，要不顿巴斯干掉入境的纳粹分子，没什么好后悔的。”

“红色利曼却让我留下许多特别珍贵的记忆，就是如果我杀掉他们，他们就会杀掉我，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她叫索洛米娅，呼号“卡尔帕”（亚速海一种鱼）。

索洛米娅1994年出生于乌克兰利沃夫地区，是大学医院妇产科的助产士。

现任顿巴斯民兵第一军总院护士。

“卡尔帕”说，我不支持现任乌克兰政府，因为向民众提高关税，格里夫纳通货膨胀，更不用说前总统波罗申科有生意了。

战争也是一门生意，世界是由西方和美国统治的。但是当我的祖国面临危险的问题出现时，我自愿选择了参加了战争。

我认为在战线的另一边也有正常的人，年轻的，有家庭的，但他们自己也选择了战争，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战前，我在利沃夫的一所大学担任护士，并积极参与了自治奥皮尔运动。

那里的人都是利他主义者，总是帮助老百姓。然后我决定去打仗。

我并不害怕。

2015年1月，寒假去了乌克兰内政部下属的Luhansk-1营。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战士，站在路障上。

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战争，第一次炮击。

我记得死去的平民。被炮弹击中的房子。

我记得车里的尸体。

我在三月离开了战地；四月，我进入了乌克兰志愿军的训练营，在那里我们接受了一个美国人的教练，一个退休的登陆专业的军官，一个专业的狙击手。

在训练中，我们学习了射击的基础知识，并在五月向东进发。

那时，我已经通过了大学硕士考试。

在前线的另一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无论是女孩或男人。

自 2015 年 ，我一直在乌军 Skhid 营。

被列为狙击手。

有很多危险的案例，士兵死了，但我们组没有人死亡，只有轻微的弹片伤。

在秋天，我在射击场射击了很多，几乎每周都有步枪练习射击。

冬天也一样。然后我开始病得很重，我患上了慢性肠炎，结果我不能在地上冻伤。

后来连长知道我病了，让我去了后方。

在路上，我被俘。

我是俄罗斯族，在顿巴斯我见到了我的叔父，那年他75岁，他来看守所看我。

他走后就响起了重炮轰击，叔父死在看守所大门外。

就这么简单，我要求加入顿巴斯民兵护理队伍，为叔父报仇。

“红色利曼失利告诉我，谁在前线的另一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或者女孩或男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变得暴力，久而久之，我习惯了和这里的人一起生活，我后悔我再也回不去原来的状态，死去的人也是。”

一个女人的自信是她最好的妆容。

达丽娜·阿尔达诺娃

达丽娜·阿尔达诺娃，呼号-“护身符”。

阿尔达诺娃1995年出生于俄罗斯莫斯科，住在基辅，乌克兰音乐学院戏剧专业的学生。

“护身符”说，当我还小的时候，我想参与一些伟大的、重要的事情。我没想到生活中的事情会变成这样。

起点是颜色革命的事件。

我不是活动家，但出于某些目的，比如说，我在那里。然后去了卢甘斯克。

起初，他们批评我，特别是因为我的基辅居留证。然后民兵检查了我。

在卢甘斯克，我开始在军队后勤里的伙房帮忙。

我很快意识到我不会在那里做任何事。我和街垒的人一起从事第三检查站路障任务，在教堂附近，居民有时会受伤。

晚上，冲锋枪手来找我们增援，然后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小型武器。

夏天，斯拉维扬斯克战斗开始了，我们检查站的许多人都去了那里。

然后我被分配到卢甘斯克民兵的军事指挥官办公室担任助理，与此同时，开始在卢甘斯克地区的流动检查站工作，有时前往乌克兰境内收集信息。

所有的乐趣都从那里开始。首批死亡病例之一就是发生在 5 月底。

一名来自顿巴斯的男子来到了乌克兰艾达尔营的检查站，乌军杀死了顿巴斯男人并虐待了尸体。然后一个人从我的检查站直接冲向对方检查站，他被一辆乌军坦克直接击中，这个人是英雄，他以生命为代价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有时间进入掩体。

我有一个选择，我真的很想参加机场的战斗。

我很健康，没有对父母的责任，我没有孩子，我可以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

有的指挥官以为我年轻漂亮就是来追我，当然，战争中的生活是艰难的：没有灵魂，没有一切的日子。

感谢上帝，爱情与情欲完全是不可替代的。

总是让我反感的是：一些女性——工作人员、护士——穿着高跟鞋和连衣裙，他们和指挥官在一起，试图以这种方式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对此没什么兴趣。

而且，我还有一个选择——在地方行政部门任职，或者继续战斗。

秋天，我开始从事人道主义工作。

我认为，乌克兰军人是有价值的对手：他们有一些值得尊重的，至少他们不会坐在沙发上。但是乌军也有好人，我有那方面的朋友。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但我们正常交流。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采取行动，而不是理性，其中没有对俄罗斯恐惧症。

最初，我带着崇高的想法来到顿巴斯：我不想杀人。

为了您理解，我们就这样释放了许多武装部队的俘虏，你俘虏了一个人，他忏悔并承诺不再有第二次，几个月后你又把他俘虏了，然后你就会明白有些人只能用来阉割治愈。

“包括红色利曼战争中，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杀戮没有那么浪漫，很混乱，但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生活，无可选择！这就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

对爱你的女人，你可以让她哭，让她受委屈，但不要让她沉默，因为无言是一种最深的伤痛，是一个女人最悲伤的哭声。你要知道，女人最爱倾诉，不管生活有多苦多难，不论她有没有心事，她都想和你讲述关于她的一切，这是她爱你的最好的方式，不要让她如果有一天突然安静了。

博格丹偌夫娜

奥尔加·博格丹偌夫娜。

1987 年出生于顿涅茨克，记者。

她因间谍罪被乌军囚禁了七个月。

我参加了战争始于心爱的人。因为他在我背后做了所有的文件，好吧，我决定为他工作。所以我最终进入了战区呆了几个月。而当我手里已经有回程票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把我交给了乌克兰安全人员。

直到现在，他都无法解释他的行为动机。他只是拿走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然后把它带到了安全局的总部。他们对我说，哦，间谍！然后是地下室——一、二、三层的房间。

我被指控犯有间谍罪。

首先，他们将我安置在地下室；然后他们将我转移到哈尓科夫秘密监狱。

我在那里度过了十七个月。

他们很仔细地向我解释：姑娘，如果你想离开这里，那你就需要坦白。

但他们爱我，奥尔加·博格丹诺夫娜，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积极向上的人！

好吧，我录制了一个视频，我承认了间谍活动。

然后我被转到了一个审前看守所，一个关押着特别严重罪行的女性的牢房：共有三个人，一个是抢劫，一个是谋杀，另一个是精神病患者。

但我也没有在那里呆很长时间，我发脾气了。

说我什么都不吃:你们将我这个受过两次高等教育的人与这些人关押在一起？

我已经意识到我是一个很好的交换材料，然后我被转移到一个没有固定住所的女人的牢房里。没有热水。我必须和她在一起！

有这样一个叫玛莎·瓦弗洛梅耶娃的顿巴斯人，这位不戴胸罩的年轻女人讲述了她是如何被同性强奸的，他们用手指来完成虐待，这个女人很恶心，她想博得我同情，然后成为她的同党！

空时，她写诗画画，画在在所有的墙上。

在我获释前几周，一名来自克里米亚的男子在审前拘留中心出现了，他是特种作战部队的人，想和我建立关系。

嗯，你懂的。

作为一个女人，我对他很感兴趣。

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普通的牢房，有一台电视可以使用两周。

但是，他常常一个人来到我的牢房，这是个混蛋。

他说，战争不是女人的事，女人不应该开枪，这是一场人为的战争，方便两个阵营的敌我双方大家一起在上面赚钱。莫斯科和基辅政府都会感到很舒服：基辅从欧洲获得了分期付款。有利可图；俄罗斯人赢得了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美国人赢家最大！

我拒绝为乌克兰安全机构服务，很奇怪，最后我被当作间谍战俘交换了，莫名其妙地回到顿巴斯。

民兵安全人员问我，你为谁服务？

我说我男朋友某某是我的领导，他又把我告密交给了乌克兰人。

民兵安全官哈哈大笑说，他是乌克兰间谍，你也是！我们也把你抓起来！

当然这是在开玩笑！

我现在从事网络媒体工作，写过一些专栏文章。

“我这次也参加了战场报道，可是我更多地将关注投向民众受苦受难！我对战争本身胜负不感兴趣！对杀人不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恳求上帝让战争在下一秒结束！”

北顿浧茨克河依旧波光粼粼，不禁又读起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金句：

同类的人在生死场上的相遇，怀着恐怖欲望的心情互相拼杀肉搏，乱砍乱刺，血肉模糊；听到杀人的枪声惊恐万状四散奔逃；等到散开的时候，精神上都带着重伤，这就是所谓的功勋；格里高里自酌句酌，试图唤醒大家的民族的自豪感，但是，在哥萨克的眼睛里，并不是敌人的军旗刷刷地倒在了脚下，而是血肉相连的一切都在旋转：在老婆情人面前走马灯似地复制着，在没有收割的庄稼和荒凉的乡村面前重复着。

格里高里终于明白一句话：能够保持最好的，其实就是你坚持你原来在做的事情。

卢宇光 2022年10月5日于北顿涅茨克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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