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名宁南英雄下葬(1954年特殊葬礼周公带头执绋)

作者:东旭

1954年11月11日,从新街口外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到西郊的八宝山,路上出现一支特殊的送葬队伍。

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抬棺的人很不一般。

棺木左侧抬棺的,依次是彭、贺、陈、聂、叶5位元帅及其他叱咤风云的将领;左侧有两位副委员长彭真和陈叔通,还有”延安五老”的”两老”吴玉章、徐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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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牵头的则是周公。

这种送葬仪式,古代叫”执绋”,《礼记.曲礼上》:”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意思是说,执绋是对逝者最崇高的敬意;一般来说,只有晚辈和下属才会为他执绋。

那么,逝者究竟是谁?

逝者到底做出了什么功绩,让这么多大人物为其执绋送葬?

(一)设计一面军旗

1927年8月7日,是个非常的时刻,南昌起义刚过去一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在汉口举行。会上,主席提出了“枪杆子”思想,并且决定举行秋收起义。

起义前,主席发现,我军还缺少一面旗帜。

他说,秋收起义应“高高打出我们的旗子”。

设计军旗的任务,落在了陈树华、何长工、杨立三身上。

何长工我们都知道,不用多介绍。

陈树华,湖南人,黄埔四期生,后来叛变。

杨立三,湖南人,1900年11月18日出生于长沙郊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一贫如洗。

在亲友的资助下,他才上了私塾和小学,也是半个秀才。

因此,他1920年加入湘军后,被安排当了文书,还当过团司务长和军需官。

他是主席的老乡,参加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主席的演讲,加入了组织。

对于设施旗帜这一光荣的任务,3人感到非常荣幸。

但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他们心里没谱,加上情况紧急,只能加班加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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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县城商会会馆,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三人开始了军旗的设计。

何长工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他认为,既然都是红色的队伍,不妨借鉴其元素、样式;因此,一个设计方案就出炉了:

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我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人和农民,在旗左边白涵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杨立三不但参与了设计,军旗白涵管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也出自他的手笔。字体苍劲有力,和军旗的威武相得益彰,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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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看了设计出来的军旗,连声叫好。

从此,在军旗的指引下,红军勇往直前,不断夺取胜利。

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样式,后来经过几次修改,但组成军旗的基本要案:五角星、镰刀、斧头以及鲜红的颜色一直保留。

杨立三的贡献远不止于此,红军时期,杨立三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历任军需保管处处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为打破敌人封锁,巩固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拿破仑说过,军人是靠胃打仗的;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和杨立三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为了做好后勤保工作,他还发明一个字。

(二)发明一个字

杨立三还发明过一个汉字——饻。

众所周知,1940年前后,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加上百年不遇的旱灾、水灾和蝗灾,粮食歉收,粮价扶摇直上,成倍增长。

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八路军军工人员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他们除了工装是供应的,伙食和花销要靠工资维持。

要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很多人是有家属的,要靠工资养家糊口。

八路军总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寝食不安,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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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工人吃饱,怎么能造出好的枪弹,怎么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杨立三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再给军工工人发钱,而是发实物。

即把原来以货币为单位计算工资的办法,改为用实物为单位计算。

上级研究之后,批准了杨立三的方案。

杨立三就发明了一个字——“饻”,取代货币,作为工资单位。

当年 ,一“饻”所代表的实物有:中等小米二斤、中等小麦一斤、油盐各五钱、外加中等白土布一方尺……

以饻为单位计算工资之后 ,工人的生活不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他们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工作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这就确保了军事物资的供应,为抗战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这种“实物分”制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实行了一段时间,直到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

(三)想四个高招

不光是军工人员,八路军前线将士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八路军真心抗战,得到百姓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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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进行,加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发展很快。

最初,八路军只有4万多人,到1940年以后,八路军的兵力增加了7倍,达到了30万左右。

然而,蒋氏只认可在编的4.5万人,多余的部队不发枪弹,也不发军饷。

即便在编人员的军饷,也不能按时发,有的时候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灾害频发,物价飞涨、部队扩编、拖欠军饷,八路军处境堪忧,举步维艰。

别说抗日,这样下去生存都成了问题。

人们把目光投向八路军的“管家”,八路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

但大家也知道他有难言之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立三又不是孙悟空,并不能变出粮食和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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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拖欠军饷的问题,杨立三就向周公、朱老总反映,让他们通过关系去催要军饷。

周公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门生遍布各地;朱德参加过同盟会、护法战争,人脉也不是一般的强。

这二位一催,果然要回了几个月的军饷,解决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

拖欠的军饷只能算杯水车薪,因为八路军人马太多。

杨立三的办法很多,一共有以下几种。

其一,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

每次八路军打了胜仗,杨立三都会不失时机举行发布会,庆功会;联系记者采访发文。

如此一来,爱国人士都会踊跃捐款、捐物。

抗战期间,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其中一部分捐给了八路军。

比如,陈嘉庚就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会”组织,共计捐款6万多元。

据不完全统计,爱国人士的捐款达到八路军总经费的十分之一。

其二,是向边区求援。

边区有工厂,有商人,可以收工商税;还可以面向社会发公债;边区也有自己的贸易,收入还算可以。

杨立三向边区申请之后,援助源源不断到来。边区的到底给八路军多少经费,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边区财政支出的92%都用于保障军队。

其三,自己开银行,向银行贷款。

谁最有钱,当然是银行。

八路军在1940年向各大银行贷款2185万,次年贷款3358万,这些贷款对八路军渡过难关起了很大作用。

除此之外,八路军还在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冀南银行,网点遍布根据地,一共有880个信用合作社,对困难时期的生产自救和活跃革命老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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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开银行这个金点子,就是杨立三想出来的,他本人就担任了冀南银行董事长。

不仅开银行,而且还印钞。

冀南银行在前后9年时间里,共发行本币47种,本票9种,累计发行冀钞2012.7亿元。

如此一来,八路军就“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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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鼓励私营经济,小河有水大河涨。

杨立三明白,要想八路军有钱,必须根据地人民富裕起来。

因此,杨立三与滕代远提出了“滕杨方案”,在根据地鼓励私营经济,大张支持根据地人民致富——“生产有报酬、劳动有报酬,允许拥有合法收入”。

这一来,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很快调动起来了,各根据地先后实现了自给自足。

其中晋察冀豫的部队不但实现了自给自足还上交了总部9000万元。

杨立三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他召集军工部的同志们设计出“八一式”步马枪,弥补了八路军武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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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兵工厂还生产研制出掷弹筒、地雷等军事装备。

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门在抗战期间,制造了9000多支步枪,维修了1万多支,1500多门炮,生产了2560门掷弹筒,制造枪弹230万发,生产投掷弹19.8万发,手雷58万颗,地雷1100多万颗。

解放战争时期,后勤部长杨立三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淮海战役能打赢,除了粟裕等人指挥得当,我军将士作战勇敢,还有后勤保障到位,

有句名言:“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小推车推出来的。”小推车里面推的是什么?是军事物资,即军粮、武器弹药、攻城器材。

没有这些物资,再好的战略战术也打不了胜仗。

淮海战役的后勤主管是谁?杨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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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三出色的工作受到了上下肯定,赢得一片叫好。

1953年5月上旬开财经工作会,主席还专门致信杨立三,就会议议题以及一系列准备工作与其商讨。

在5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主席更是语出惊人:军费问题,没有杨立三参加不行。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杨立三在主席心中的分量。

杨立三还做了一件事,跟后勤无关,但是也算奇功。

(四)抬过一个人

1935年8月,红军开始过草地,首长也身体力行,和战士们一起走过了草地。

然而周公却要搞“特殊化”,这是为何?

原来,周公每到一地,总是不顾路途劳累,坐下来研究敌情、回复电报。

周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连续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难以承受,染上了疾病。

本来只是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当时条件艰苦,不能补充营养,部队又缺医少药,所以周公病情加重,难以进食,导致高烧,还几度昏迷。

杨立三焦急万分,不由分说将周公扶到担架上,让他休息。

当周公从昏迷中清醒,看到自己躺在担架上后,立刻挣扎着起身,要下来步行,但是杨立三极力阻止。

周公急了,和杨立三吵了起来,他严肃地说道:“现在征途艰险,担架是留给最需要的人用的,我坐担架太不像话。”

听到这里,杨立三只好服从。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出乎意料,周公还是身不由己地坐上了担架。

因为他的病情开始恶化,肝脏肿大,皮肤也发黄,被随军医生确诊为肝炎和阿米巴肝脓肿。

红军缺医少药,警卫员只好跑到几十里外的雪山取冰块,给周公降温。

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周公的身体日渐虚弱,走路摇摇晃晃,即使搀扶着也迈不开脚步。

彭德怀得知后,大喊一声:“抬!”

这个时候,周公怎么能出问题?无论如何都要把周公抬过草地。

彭德怀对参谋长萧劲光说:“恩来同志生病,无法行动,我要你马上组织一个担架队,不惜代价把他抬出草地!”

接到任务,萧劲光马上选人组成担架队。

干部团团长陈赓得知后自告奋勇,愿意担任担架队队长。杨立三当时身体也不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但是他知道后,也坚决要加入担架队。

陈赓对他知根知底,立即摆手阻止道:“杨部长,你也患病好久了,就不用参加了,你一个人能过草地,我就谢天谢地了,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但杨立三固执己见,他坚定地对陈赓说:“一言为定啊,我不仅要走过草地,我还要抬着首长过去呢!”

陈赓听了哈哈大笑道:“杨部长,好样的!到时候我一定请你喝酒,让你喝个痛快!”

于是,他们抬着周公出发了。

抬人在平地上不是个事,但是到了草地,就艰难多了。

草地地势低洼,道路泥泞不堪,很容易陷进泥沼。

这时候正值雨季,走着走着就会下雨,周公身体虚弱,当然不能雨淋,杨立三和陈赓把油布和斗笠全盖在周公身上,不让他淋一滴雨。

如此一来,他俩却只能任凭风吹雨打,淋成个落汤鸡。

这时候已经是秋天,雨过之后,气温下降,冷得他们直打战。

但他们还是咬紧牙关,没有叫一声苦,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一步一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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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

杨立三本来就是书生,当时又患病,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抬周公过草地,艰难可想而知。

没有几天,他的肩膀皮肤就被磨破,一片血红。

不仅如此,他的脚和小腿刮出了一道道口子。

加上细雨霏霏,伤口发炎,很快红肿溃烂。

双脚长期泡在水里,伤口也继续恶化,让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

但杨立三却一声不吭,一直默默坚持,为了不让大家看出来,他还一直给大家讲故事,谈笑风生。

纸里包不住火,他的伤情还是被发现了,大家劝他不要再抬了,可杨立三还是那么固执,不肯让位。

周公看着杨立三和大家为他受苦受罪,忐忑不安,他一次次想从担架上下来,怎奈身体不争气,只能躺下来。

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行军,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走出草地,周公有了代步工具,不用坐担架了,杨立三如释重负,他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见此情景,周公心疼不已,他后来对杨立三说:“是你们拿命把我抬出草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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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不顾身体多病,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

1949年以后,他历任总后部长、食品工业部部长、财经委委员、财务部长等职,废寝忘食,积劳成疾。

1954年秋,杨立三头痛难忍,无法工作,被爱人拖到医院检查,遗憾已是脑癌晚期。

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终年54岁。

骨灰运回北京,国防部于12月5日和6日举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动。

12月7日上午,在追悼会上,周公致悼词,声音几度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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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为《杨立三年谱》做序

杨立三逝世后,送葬队伍庞大。

一路上,周公非常悲痛,到了八宝山,依旧眼含热泪。

遗体告别仪式上,周公动情地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无义。当年是杨立三同志把我从鬼门关抬回来的,不亲自送杨立三同志一程,我良心过不去,他在九泉之下也会不高兴,有人会说我无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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