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通史和编年体断代史的区别（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如何逐渐成为史家主流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不仅有着无间断的历史，而且还留存一脉相承的史籍。在古代，“史”的地位极高，是仅次于“经”的学术领域。古人认为“经”中蕴含了内圣外王之道，偏向理论；而“史”则是经世之学，偏向实践。在《四库全书》里，共收录了2136种史籍，可谓汗牛充栋。

就像文学有诗、词、曲、赋的体裁分别一样，史书中也存在体例上的区别，这是因为人们在用文字来表述某一对象时，总是需要运用一定的写作技巧。例如诗歌便于抒情，散文助于说理，词曲适于吟唱等等。当我们用文字来记载历史时，也需要考虑体例上的选择。如果按年份来记载，则有利于描绘全局，使读者能从纵向看清历史的发展大势；而如果按人物来记载，则有助于细化内容，让读者能从横向深入地了解历史。唐朝人刘知几在研究古籍时候，发现在史书的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六种体例，它们都有着各自的代表性作品。经过漫长的发展，在优胜劣汰的选择之后，才确立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主流地位。

在《史通》里，刘知几将这六种体例称为“六家”，根据它们的代表作来命名，分别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和《汉书》家。

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中国人修史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上古时期，根据《礼记》的说法，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三坟》和《五典》这类史策。其中《三坟》记载伏羲、神农和黄帝之事，《五典》则收录少昊、颛顼、高辛、唐尧和虞舜之时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所以唐尧之前的史籍都失传了，只剩下一篇《尧典》。在春秋时期，孔子删定六经时，把《尧典》纳入《虞书》里，然后又采集夏商周时的文献，陆续编出《夏书》、《商书》与《周书》，定为《尚书》百篇。

《尚书》里记载了许多周朝之前的史实，例如大禹治水、太康失国、伊尹摄位、盘庚迁都和武王伐纣等。但《尚书》记载历史的方式不是旁观者的叙事，而是当事人的言行。它将古代帝王将相的诏令、言论汇编起来反映历史，因此内容多为典、谟、训、诰、誓、命之类，故而其体例也被称为“记言体”，属于最原始的第一手史料。

在周朝灭亡后，从秦汉到三国这几百年中都没有再产生具有影响力的记言体史书。晋朝时，有个叫孔衍的人试图恢复记言体的传统，于是对汉魏时期的史书进行精选，将其中的“美词典言”挑出来编成了《汉尚书》、《后汉尚书》和《魏尚书》。隋朝时又有个叫王劭的人将隋文帝当政时期的诏令汇总起来，编成《隋书》八十卷。然而这些书影响甚微，不久就失传于世了，这说明在有新的体例出现之后，记言体已经不适合用来编写历史，因为它有语焉不详、言不尽意的天然缺陷。

《尚书》兼有“经”与“史”的性质

上古三代的人注重先王的言行，所以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记言的书籍称为“尚书”，而记事的则叫“春秋”。

根据《汲冢琐语》的记载，早在商朝时期就有“春秋”了，当时史官们编了一部《夏殷春秋》。而到了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各国也便出现专门记载本国事迹的史书。在晋国称为“乘”，在楚国叫作“梼杌”，而沿用周礼的鲁国则继续称为“春秋”。

孔子之前，晋国有过一本专门记载晋献公事迹的《晋春秋》，在鲁国则有一部记载隐公以来的《鲁春秋》。孔子晚年编订五经后，又对《鲁春秋》进行了改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包夏、举秋兼冬，采用微言大义的笔法，写成上至鲁隐公、下终鲁哀公的孔子版《春秋经》。这本书将244年间发生的大事情全部记载在内，成为记事体史书的代表作。

因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儒者们都认为续《春秋经》乃是僭越之举，导致《春秋经》之后没有续书。

孔子之后无人敢续《春秋》

《春秋经》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一般人读不懂其中的深意，这就需要一些有名的大儒来进行解释，其中最早解释《春秋经》的书籍便是《左传》。

《左传》沿用了《春秋经》里的编年结构，但它不再局限于春与秋二季，而是具体到了月份，有时甚至精确到日期。因为《春秋经》具有大事记的性质，许多事情都是一笔带过，对人物和事件缺乏介绍与交代。所以，为了让人们能够读懂《春秋经》，《左传》对事件的内容进行了增补扩充。后人在参考《左传》来阅读《春秋经》时，就会发现《春秋经》具有纲的性质，而《左传》则是具体的细目，后者才将编年叙事的方式给发扬光大了。

《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在进入战国之后，编年体便后继无人。西汉时期，又出现了《公羊传》与《毂梁传》两家，但它们更偏向于经而不是史，其主要作用也是释经而不是叙事。直到汉献帝时期，荀悦才模仿《左传》来写了一部西汉的编年史。荀悦领命后；之后晋朝人袁宏又续写了《后汉纪》，而乐资则追续《左传》，写成一部从周贞王到秦二世的《春秋后传》。至此，从春秋到东汉的编年史便连在了一起，从此以后，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编年史。如干宝的《晋书》、裴子野的《宋略》、吴均的《梁书》和何之元的《陈书》等等。在北宋时期，司马光博采众长，将这些编年史全部统一为一本《资治通鉴》，标志着编年类史书达到了顶峰。

《通鉴》上起东周，下至五代

周朝时期，封建诸侯，各自为国，每国又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对于尊王的人来说，他们都同属于周朝。因此，有人便采诸国之史，编成一部总的国别史，这便是《国语》。《国语》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分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

而战国时期，小国覆灭，强国林立，纵横之士遍布天下，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因此，西汉大儒刘向便模仿《国语》的体例，编成了一部汇集东西周、秦、齐、燕、楚、韩、赵、魏、宋和中山的《战国策》。

在秦汉一统之后，国别体类的史书逐渐衰落，有名的只有一部《吴越春秋》。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分崩，晋人司马彪便写了一本《九州春秋》来记载袁绍、吕布等诸侯割据的历史；而陈寿的《三国志》也有国别史的性质在其中，它从魏蜀吴三个角度来记载三国的兴衰。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沦陷入胡人之手，先后建立起来了十六个以上的国家，北魏人崔鸿为此写作《十六国春秋》。

国别类史书的最后一部代表作当属唐人李白药父子编的《南北史》，它将南北朝至隋朝的所有朝代全部囊括入其中。从这《南北史》之后，国别史逐渐融入纪传史里，仅在《旧五代史》中又复活过一次。

司马迁所编的《史记》出现在记言、记事、编年和国别四家之后，所以它能够博采众长，成为集大成者。《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为了将这么多不同体例的史料统一在一起，司马迁发明了一种叫做“纪传体”的新体例。

在《史记》中，“本纪”部分实际上就是模仿《左传》而作，将三皇五帝到汉武帝之间3000多年的历史事件全部记载在里面；而“年表”部分则是模仿《春秋经》和《世本》，用简练的语言来记载这段时间的大事记以及王侯世系的传承；“世家”部分则模仿了国别史，将各诸侯国的历史梳理清楚；最后，“书”与“列传”是司马迁的首创内容，他将《甘石星经》《封禅册文》等官方史料汇编起来，分成《天官书》等内容，又通过采访纪录等方式，获取古代著名人物的历史资料，为他们单独列传，记叙其生平。

《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而且它具有通史的性质。夏商周秦汉是不同的朝代，但却被它记载在一起，没有进行特意的断代，从远古传说一直记载到当代为止。在南北朝时，梁武帝也命人修了一部《通史》，上自太初，下终南齐，共六百二十卷。北魏常山王元晖也集合写作班子，编了一本《科录》，起自上古，终于刘宋，实际上是模仿《通史》的作品，这两部书现在都失传了。

班固的《汉书》是在《史记》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作品，它也采用了纪传的体例，同样有纪、志、表和传。不同的地方在于汉书对记载的年代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它上起汉高祖，下终于汉平帝，孺子婴及王莽部分则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最末尾。

《汉书》编于东汉时期，但它不止于当代，而是止于西汉灭亡，实现了断代，为前史所未有。《尚书》终于秦穆公，《春秋》终于鲁哀公，《左传》终于鲁悼公，《史记》终于汉武帝，实际上都是“未完”之作。《汉书》则终于王莽篡汉，将西汉王朝如何兴起、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灭亡的历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世人能够完整的窥见一个政权兴亡的全貌。这种断限方式为后世正史所采纳，使中国的历史具有了朝代史的特点，能够隔代修史，更便于记载与阅读。

从《汉书》以后，断代的纪传体与编年体逐渐发展成为史学的两大主流。前者为《二十四史》，后者为历朝实录。此外又以纪事本末、纲目体等为补充，使中国的史学蓬勃发展，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