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大汉雄风和盛唐气象（古侠雄姿之古道热肠）

古朴的年代与强悍的民风是侠萤以生存发展的人文环境。侠行往往与古道热肠分开。

春秋战国时期，周的礼乐制度崩溃坏解，周天子早已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实际上只保持着一个虚名。列国之间政令不一，兼并不断，弱肉强食，是一个混乱无序、剧烈变动的年代。不仅陷于战火之中的普通百姓需要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和获得救助，就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亦须借助敢死之士为其效命，以图进取。于是，侠客便应运而生，而且侠风日炽，王宫侯门和街头巷闾都有侠迹出现。

“侠以武犯禁”。行侠需要出众的本领，高人一筹的武艺是行侠的有力保证。当时，武精神已成为一种席卷列国的社会风潮，专以剑术为能并藉此来找事了的带剑之客多如过江之鯽。这些人差不多成了职业剑客或专职杀手。《庄子.说剑篇》有如下的记载：赵文“昔赵王善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找事干居然以死相拼，甚至用生命作代价，可见当时剑客之间竟争的激烈程度，及尚武精神在社会上蔚然成风的汹涌态势。

习武角力并不只是猛将和剑客的专利。上至诸侯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或骑射，或格斗，都有些许功夫，决不可小觑。就连给后人留下文弱形象的儒家鼻祖孔子，实际上却是个颇有膂力的壮士。他能拉得硬弓，射得一手好箭。

强烈的自尊精神和视名节信义过于生命，以及恩仇必报的观念，乃是先秦社会的时代风尚，而在一些侠士身上反映尤其鲜明。

齐国游侠冯騅，在孟尝君田文门下为客，虽无尺寸之功，却怨孟尝君待其甚薄，弹剑而歌：食无鱼肉，出无车马，归无家舍。孟尝君知道后，一一满足了冯騅的要求。冯出身寒微，乃布衣之侠。他面对的是声名赫赫的齐国贵公子，社会地位的悬殊反而更增强了他的自尊意识。而孟尝君礼贤下士，亦懂得维护和敬重布衣之侠的自尊人格。

自尊不仅是对个人价值的自我认定，也是仗义行侠的一个价值取向，就如豫让所言：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

魏国侠士侯赢，是个看门守阍的老头子。魏公子信陵君闻其名，乃置酒设宴，亲自驾车拜请侯赢。回来的路上，信陵君将上座让与侯贏，而侯嬴却要信陵君绕道前往巷闾中一同看望他的朋友屠户朱亥。侯嬴与朱亥坐在肉铺子里神聊，海阔天空，没完没了，好像忘了外边还有个信陵君。身为宗室大臣的信陵君屈驾来到贫民区，好比金枝玉叶插在破衣烂絮之中。一时观者如云，市井中挤得水泄不通。信陵君面不改色，坐在车里耐心恭候，毫无尴尬或恼怒之意。

在这里，焦点完全聚集在双方的自尊上。享有好客盛名的信陵君是否敬重“夷门监者”（指侯贏）的人格，“夷门监者”正借此考察贵公子在布衣之侠面前是否真的折节下士。

自尊精神和人格意识不唯侠所独有，亦为时人所推崇。而以此为内驱力的重名节、讲信义、恩仇必报等行为模式，在春秋战国之际大有蔚然成风之态。

名节和信义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坚贞品质和理想的人格风范，恩仇必报则是与之相关涉的派生物。先秦时代任侠之风大倡，与重名节、讲信义、恩仇必报的民风密切相连。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专以趋人之急，或借交报仇而不矜其能。许多著名的游侠均出自市井、街闾和乡曲，无疑饱受民间风俗的影响和古道热肠的熏陶。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曹沫、侯嬴、朱亥，以及将要涉及的田光、毛遂、唐且、蔺相如乃至荆轲等等，无不如此。

现代常有论者讥中国人性情持重柔弱（此论颇有分歧），但先秦民风之强悍却是已成定论。

“秦国之俗，贪狠强力。”．秦国位于华夏西部边鄙之地，多险阻，近羌胡，又与关东诸国相持数百年，民俗勇敢善战，当属以《诗经》中《秦风·无衣》一诗，有这样几句：“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史学家班固曾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对此评价说：“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韩、赵、三晋之民，四面被敌，烽火连年，民俗刚强豪爽，任侠之士层出不穷。尤其赵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剽悍之风益涨，任侠之气愈炽。顾颉刚先生说：“燕、赵、秦之士居太行、崤函，迫近戎狄游牧之区，非斗争则不足以自存。其性悍，多为侠。”

故此，才有了慷慨悲歌之士均出自燕赵，悍将劲卒皆产于山西（秦）的总结性名言。当然也不绝对知此，不能一概而论。北方民俗固然粗犷豪爽，南国亦有勇烈刚毅之士。吴楚之民好用剑，剑侠之辈不可胜数，留名千古的刺客专诸、要离，都是吴楚英杰。此外，濒临大海的齐鲁之地，其民风很有意思。他们“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如此看来，齐鲁之民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表现欠佳，然而却敢于使气任侠，以性命相搏，也算是民风勇烈。

总之，古朴的年代孕育了强悍的民风。列国的地理位置虽各不相同，但因处于同一个时代，民风民俗的总趋向还是大同小异的。关于先秦民风之强悍，司马迁在《史记·地理志》中曾有精采详尽的论述。先秦时代，恩仇必报的现象也同样风靡了列国，形成一种浓郁的社会氛围。恩仇必报是一种行为表象。它的深层含义仍然是自尊与人格，为气节、信义所驱动。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离楚投吴，几经周折与策划，刺王立僚，杀庆忌，立阖闾，请孙武，终于率兵攻入故国；虽然仇人楚平王已死。他还要掘坟鞭尸，把楚平王的骸骨打得稀巴烂。复仇意识之浓烈，由此可略见端倪。其他如勾践卧薪尝胆、范里逃生、孙诱敌马陵等仇，难以尽述．而最动人心的则是晋国侠客程婴与公孙杵臼仗义救孤的故事。

岸賈是晋国的奸之臣。晋灵公时，屠岸贾派鉏麑去杀晋国的贤相赵盾。鉏麑是个

胸怀大义的士，他深更半夜潜入赵府，见赵盾仍在秉烛伏案为国事操劳，心中极为感动，便上前对赵盾说：“有恶人派我来刺杀您，您是个好人，我不能置天理良心于不顾而妄害您的性命，但请您多加防范，以备不测。” 鉏麑 说毕，便一头撞在大树上，殉义而死。

像鉏麑这样的刺客，虽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却具备顺应天理与主持公道的侠士胸襟，他为后世那些受顾于人的刺客树立了明辨是非、自掌正义的榜样。

屠岸贾行刺赵盾失败，并不死心，一直等待机会策划更大的阴谋再下毒手。果然，时机终于被他等到了。晋景公继位，屠岸贾就勾结这个昏庸残忍的暴君，将有功于晋的赵氏宗族不论男女老少满门抄斩，只留下一个怀有身孕的赵家媳妇庄姬。

庄姬是晋景公的妹妹，因为这一层关系，才得以躲在母后的宫里幸免一死。但屠岸贾并不就此罢休，他专等庄姬生出儿子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和公孙杵臼是赵家的两个门客，他们决心拼死也要救护这赵家的孤儿。不久，庄姬果然生了儿子。为保住这唯一的根苗，庄姬对外只说生了女孩儿，而且一生下来就死了。程婴和公孙杵臼自然明白庄姬用心良苦，就把孤儿赵武从宫里偷偷转移出来。公孙杵臼问程婴：“养育孤儿与舍命赴死谁难？”程婴说：“赴死容易，养育孤儿太难了。”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待我们恩重如山，你就承当养育孤儿的重担吧。我先舍身赴死，以存赵氏孤儿。”于是，他们暗中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先以另外一个男婴替换了赵武，公孙杵臼和这假孤儿藏匿在深山老林中；程婴则向屠岸贾告发，说是公孙杵臼藏匿赵氏孤儿。屠岸贾立即派兵跟随程婴至山林里将公孙杵臼及婴儿拿获，并当下杀死。程婴骗取了屠岸贾的信任以后，含辛茹苦扶养赵武，一晃就是十五年。到了晋悼公执政的时候，屠岸贾失宠，被诛杀，赵武重见天日。程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但他却视之如粪土，出人意料地拔剑自刎，往报公孙杵臼于地下。

在这个凄迷惨烈、酸楚悲壮的故事里，恩与仇相交织，情与恨相错落，感人肺腑，动人心魄。以此为蓝本的诸多戏曲千百年来长演不衰，就连当今的欧洲舞台上，也有《中国孤儿》的演出。程婴和公孙杵臼身为赵氏门客，迫于情势，虽不能为赵氏复仇，但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存活赵氏孤儿，全赖信义与气节。如若远遁江湖置赵氏孤儿于不顾也未尝不可，但何以对得住赵氏先君的厚遇？知恩不报，还算什么侠客士？必将为天理所不容，世人所不齿。

毫无疑问，时代风尚和民情习俗促进了任侠之风的高扬与发展。用水涨船高来比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是较为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