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战友刘国鋕的就义诗（陈然战友刘国鋕的就义诗）

解读四川革命烈士尘封的诗文，感知红色生命忧国忧民的情怀。大家好，记得在向大家介绍革命烈士陈然和他的诗歌《我的“自白书”》时，我们曾经提到过陈然的一位长时间没有谋面的战友。中共重庆市委于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负责这份报纸所有工作的有两位共产党员。一位是陈然，他负责最机密的刻板、印刷工作，而收听广播的任务由另一位陈然不曾见过面的共产党员承担。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同办一张报纸的两位战友却不能谋面，他们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礼”和“紧握你的手”。直到上刑场时，两位亲密战友才第一次见面。

刘国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证书

那么，陈然的这位亲密战友是谁呢？他叫刘国鋕，生于1921年，四川泸县人。中学期间深入阅读马列主义书籍。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大学毕业到云南陆良县开展工作。1947年7月《挺进报》创刊后，先后做过筹集经费、收听广播等工作；不久担任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1948年4月由于其直接上级被捕叛变，被特务抓捕。

大家都知道，陈然在狱中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我的“自白书”》。其实，他的战友刘国鋕在狱中也作过一首《就义诗》，我们来听一听：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沾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共产党员刘国鋕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呼喊。虽然身陷囹圄，却能想象解放军如同滚滚春雷般的胜利之声。他全然忘了自己即将告别这个世界，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欣喜和期望。自己经历了肉体的折磨却未放弃对党的忠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无所畏惧，无所愧疚，坦然赴死，正是一个革命者的真实写照。

刘国鋕被捕后，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像刘国鋕这样出身豪门望族的公子哥儿骨子里是不可能相信共产革命这一套的，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只要政府稍加规劝一定能“浪子回头”。无论徐远举如何威逼利诱，刘国鋕都丝毫不为所动。徐远举恼羞成怒，对他施以酷刑，并将其投入监狱。

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动员方方面面的关系向军统施压，要求放人。时任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等官员打电话、送信函给徐远举，请求对刘国鋕“网开一面”，刘国鋕的一位宗亲哥哥、四川经济交通厅厅长刘航琛，也密电何应饮,务请刀下留人。

后来，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专程从香港回重庆营救刘国鋕。兄弟俩在徐远举的办公室见面了。一见面，刘国錤说：

“国鋕，我特地从香港回来看你，自从你被捕后，全家人日夜思念着你，我这次专门回来营救你，指望你早点出去，一家人团聚。”

徐远举也凑过来说道：

“过去我要你登报脱离共产党，现在不要你登报了。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我就释放你。”

刘国鋕毫不犹豫地答道：

“不行，要我脱离共产党，办不到。”

当着刘国鋕的哥哥，徐远举也不好发作，他继续诱骗说：

“你这样的家庭，有钱又有地位，怎么去当共产党呢？你签个字，我才好将你交给你哥哥，你哥哥就可把你带到香港去，这有什么关系呢？”

刘国鋕毅然起身对刘国錤说：

“五哥，我理解你和家里人对我的关心。你走吧，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念，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见刘国鋕软硬不吃，徐远举只好叫人把他押出了办公室。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刘国鋕从容不迫，一路高声吟诵自己的《就义诗》走向刑场：“……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人民、向组织、向祖国发出的最后呐喊！牺牲时年仅28岁！